李白的两句诗曾道出四川早期历史的特点:“蚕丛及鱼凫(这是两位蜀先王的名字),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交代得很清楚,古代四川“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原因,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古代四川,巴、蜀是两个重要的古国,巴据说是周朝南土的封国,国君为姬姓(平民百姓则为“南蛮”)。蜀国则历史久远,在传说中,“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姻,资格不算低。后来,蜀国在四川盆地持续发展,但由于地势悬隔,不但不能参加中原列国的竞争,连消息也少通,以致中原人对蜀史了解甚少。四川这一块大地方,长期湮没在历史迷雾之中。
我们看四川的盆地形势,很容易想到一种封闭发展的模式。四川盆地土地肥沃,内空间开阔,是一个又大又好的人类生息摇篮。盆地里的人们似乎可以不理会外界的事情而过自己的日子。那里的历史可以局限在盆地之中,无须与外面通人烟。这种封闭的观念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要注意到,四川的封闭,蜀道的艰难,都是相对东方中原人而言,在西方、西南方,四川的交通地理概念则是另一个样子。举两个历史地理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西汉时期,有两条信息促使汉武帝向西南开拓,一条是唐蒙出使南越,吃到一种“枸酱”,一问,只有蜀地出产枸酱,所以料定有一条道路由蜀中通到番禺(广州);另外一条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一问,是从身毒(印度)转卖过来的,可见,有一条道路从蜀地通往身毒。这两条信息改变了四川是封闭死角的观念,汉武帝于是决定取道四川,“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并征伐南粤。经若干年的开发经营,汉朝最后在西南设立了七个郡。参与过西南事务的司马迁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西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蜀道难——江崖栈道
蜀道难——绝壁栈道
第二个例子是四川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显示,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属于甘青地区氐羌民族系统的文化,礼州遗址与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相关。著名的三星堆遗址文化也表现出与甘青地区的深刻联系。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蜀地发展的动能来源,似乎不是一开始即在丰裕富足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当是资源汇聚的集合处,蜀地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来自四方,而又以盆地西方的南北通道为吸纳传输的动脉。中国西南的横断山系,山高水急,然而其间纵谷平行,是南北的通道。”成都平原西侧的纵向山谷,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甘南、川西向南延伸的藏彝走廊。这条走廊上接青藏高原,下达云贵高原,连接了草原与西南山地。这一带文化面貌复杂,族群种类众多,文化碰撞多,物质交流的需求也多,“成都平原是诸种文化与经济资源辐 之处,取精用宏,自有其开展发达的动力能源”。“蜀地则是西南地区扇形的扇纽所在,东可与中原不相干涉。未与中原相通以前,蜀国已俨然雄长西南。无论在文化与经济方面,蜀地应是西南之首善。”
是秦国首先对蜀地的经营,使这个西南首善之区,超越山水阻隔,全面融入秦塞中华。为适应蜀地的多民族特点,秦国在这里创立了建立民族管理特区的先例,这种特区当时称作“道”,主要分布在藏彝民族带的东侧,大多是遵循一条河流延伸,与县的级别相当,“县有蛮夷曰道”。有学者认为,它们之所以称“道”,“当是从实际的交通道路转化”。建立民族特区的办法,一直为后世遵照,在多处地区施行,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特色。
“西南首善”在中华世界的地理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当年秦国之所以有力量统一“天下”,得益于蜀地“天府之国”的经济支援。司马迁说:“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在后代的历史中,四川在全国地理战略上,或为上游,或为后方,均不可轻视。
无论是多元发展,还是一统建制,在这对双翼齐振的中华历史中,四川的贡献是巨大的。今天,在开发西部的战略中,四川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西部的大发展,将导致新的地理格局的出现,西南四川明天会有怎样的人文地理景象,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