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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社会学理论，做民族识别时，有一条标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具有历史渊源的地域意识”。这句话很值得从地理学角度琢磨一下，要紧的是“历史渊源”“地域意识”这两项内容。
作为一个民族当然要有一份立足之地、一个生存范围，这是基本条件。但这不是“地域意识”的全部内容。“地域”不仅是一块供休养生息的地盘而已，那可能是他们英雄的祖先（后来常常升华为祖神）所开创的“圣地”，是他们在大地上的“根”，意识形态味道很浓，所以要说“地域意识”。我们看到，有些民族为了保卫圣地，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这里有实际的需要，但更多是出于一种神圣信仰。另外，“根”的内涵不是干巴巴的一两个地名，而常常展开为一部动人的史诗或神话故事，故事中讲述着祖先（祖神）如何战胜艰难险阻率领族人到达“圣地”。“圣地”都是来之不易，“地域意识”往往与英雄行为相联系。除了讲述历史的史诗，在其他精神活动中也可以发现“地域意识”。如我国古代乌桓人，无论到什么地方，行丧葬仪式时，都要“使二人口诵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魏书》）。意思是用咒语护送死者的灵魂安全返回圣地——赤山。这些都说明，“地域意识”已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民族问题，重要的是理解他们的“地域意识”，考察他们的“根”。然而，民族的地理之“根”与他们自身的生成一样，属于历史范畴，它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民族并非天生就有一块属于他们的“天长地久”的土地。流浪（无目的地）或迁移（可能有目的地）几乎是每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历史。史诗中充满苦难的流浪史，往往构成全部民族史的序幕。正是那段充满苦难的无地历史，才衬托出拥有“圣地”之后的无限价值。流浪、迁移是一个民族的地理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群的凝聚力和排他性不断增强，民族性才得以强化。当然，“选择”是今人的轻松术语，当时的流浪与迁徙必充满着今人承受不了的艰辛磨难，选择常常是被动的。
或以为只有“少数”民族才有选择（流浪）史，而像“炎黄子孙”这样老牌“正统”的民族天生就住在黄河流域，没有选择这回事。如果细观历史，看看华夏民族的形成期，可知这种想法不大符合历史事实。且不说所谓“华夏”民族是如何由众多古代民族一点点融合而成，就是依照华夏“正史”（我们常称少数民族的是史诗，却称汉族的是正史）的记述，夏人、商人、周人原来的团体都不大，都曾迁移。“夏墟”也好，“殷墟”也好，“周原”也好，起初都不是他们的老巢，他们都是由别处迁来，因驻扎生息得久，又开出一片文明基业，才把生地变为热土，热土变为“圣地”，然后埋祖坟、立宗庙，子孙磕头，土地才具有了神圣的民族性。后来大一统，夏、商、周从血缘到地域全部打通，在血缘上编出一套合一体系，如“五帝”，地缘上也编出一套合一体系，如“九州”，大家都是五帝的子孙，大家都住在九州之内，所谓华夏族的世系与地系才形成眉目。这个过程用了上千年。
有的民族，有发祥地，还有发展地，两者都很重要，但两者不必统一。商人的发祥地至今无定论，有人认为在北方，有人认为在东方，但肯定不是在大量出土青铜重器的豫北——那是商人的发展地。周人的发祥地可能在邰（今陕西咸阳市武功县），但他们真正的发展却始于周原，盛于丰镐。关于发祥地，因为隔世久远，言语简略，并常显怪诞，如古代的巴族“本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境内）是他们的发祥地，这个发祥地“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其余）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后汉书》）。
在《史记》《汉书》中，系统描述了我国古代主要民族群体的分布格局，中间是华夏，南边有巴、蜀、楚、越，西方有戎、羌，北方有胡、狄，各居其方。这一格局是各个民族在移动中选择、斗争、艰苦开发的一时结果，都是来之不易，所以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然而斗争和选择对许多民族来说并没有结束，大的民族移动浪潮在后来的历史中出现过多次。移动，造成一些民族的消失和另一些民族或“次生民族”的生成，这是民族历史中无法抹掉的地理特性。大地域、民族移动、民族兴衰，不懂这些，便弄不懂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