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重两利”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文物事业的基本工作是颁布法令，设立机构，培养干部，对外是禁止盗运，对内是严防破坏。恢复时期首先是做这些工作，在整顿旧中国留下来的极为薄弱的文物事业的基础上，开创新中国的文物事业。国民政府在1930年公布过《古物保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保护的法律。1928年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设立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但这个机构并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管理实体，地方上也没有配套的机构，文物实际上仍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文物外流现象非常严重。 ⁽⁹⁾ 《古物保存法》跟我们保护文物的理想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国民党时期想弄没弄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于1950年在禁止珍贵文物出口、保护古建筑、考古发掘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文物保护行政机构。中央人民政府有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有考古研究所，都是郑振铎管的，地方上也有各级文化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省一级建立了很多由省政府副主席或者省政协副主席兼任主任的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一些文物丰富的城市也建立了文管会。这样，从中央到地方有系统地建立了文物保护管理的机构，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在郑振铎、王冶秋、梁思永、夏鼐等人的主持下，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国家进行的大规模文物保护管理和考古发掘工作开始展开了。

1953年，中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在全国铺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又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从物质财富来说是不行，但精神财富是丰富得不得了。这种精神财富包括了文物，文物本身是物质的，但文物不是作为物质本身值钱，而是它反映了精神的财富。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里，马上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肯定会涉及文物保护问题，所以必须要想办法，未雨绸缪，事先要有所准备。郑振铎、王冶秋知道要搞五年计划，就想到要搞一个保护的文件。他们说，在中国这么大一个从未经开发的土地上搞建设，肯定跟地上地下文物有矛盾，必须要政务院出一个文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这两个领导人是很有远见的。

这段时期，我们确定了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为中心的全面文物保护管理工作。1953年春，西安灞桥火力发电厂施工现场发现了半坡遗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陕西省文物部门一块儿发掘的，成为基本建设中的一个大发现。1956年，郑振铎到西安考察，陈毅也路过西安，他们参观了半坡的发掘现场，还有其他一些遗址。陈老总在西安当即做了两个决定：一、在半坡建一个遗址博物馆，国家拨款30万元；二、丰镐遗址上的砖窑厂要限期迁出去。可以说，是陈老总拍的板，在半坡遗址建设了中国第一个遗址原址上的博物馆，这是很了不起的！1953年10月，为了配合基本建设，政务院下发《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是郑振铎亲自起草的。新中国成立初，很多文件都是郑振铎亲自起草，起草完了再“会”有关处室。这真是大学者的风度，也是对事业极度负责的态度。

这个文件是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签的，文号叫“政文习字第24号”。文件一开始，就提出文物工作和建设工作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文化部门和基本建设部门共同的重要任务。《指示》对基建工程中怎样保护文物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确定施工路线、施工地区之前，要和文化部门联系；对于地面古迹及革命建筑物，除非确实有必要，不得任意拆除，拆除要经文化部门批准；对于地下文物，发现大量地下文物或古墓葬、古遗址时，应立即停工，报文化部门处理，有重要的发现，还要报中央文化部。在重要古遗址地区，如西安、咸阳、洛阳、龙门、安阳、云岗等地进行基本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研究保护、保存或清理的办法。这些原则今天来看也是正确的。这个文件发得很及时，说明了郑振铎、王冶秋很有远见，预见到了基本建设中必然会在地上、地下遇到文物保护的问题。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关系。在建设中怎么保护文物？郑振铎和王冶秋就考虑，在保护中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政策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政策问题，1953年的“政文习字第24号”文件解决了，下面就是干部问题。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时候，搞考古的人没几个，搞文物的人也没几个，现在文物界的那些大名家那时候还不是老头儿，还是年轻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该怎么办？郑振铎就想，在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展之前，成立一个考古人员的短期培训班，用三个月时间训练。从旧中国留下的考古专家人数很不够，现在大规模基本建设，光靠这些屈指可数的专家根本不可能。但是他们可以当老师，在短期内培训一些人，来适应形势。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产生了分歧，夏鼐认为，考古学是科学，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这么多符合考古学要求的专业人才，对能不能办好培训班表示怀疑。郑振铎说，不指望三个月能解决那么多的大问题。因为考古是系统的，有技术问题，要学怎么考古，就要学绘图、懂测绘、会照相，在发掘的时候应该怎样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这都是技术问题，先把技术问题解决了。王冶秋说，现在情况紧迫，你不这么办，就解决不了矛盾，必然会造成损失。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

短期考古人员培训班一共办了四期，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三家联合办学，培养了341人，是从全国来的学员。培训班请了郭沫若、夏鼐、裴文中等一批名家给学员讲课，裴文中是培训班主任，重点训练田野考古发掘的技术，都是在工作中可以操作的实用技术。学员在三个月之内先把这些技术掌握了，然后就可以去工作了。在做具体工作中边做边学，慢慢体验，现在只要你能把考古现场客观地记录下来，考古做了，记录也有了，就已经算是跑步前进了。我们也不要求你在这个培训班上就能成为学者，现在主要是把技术熟练，把考古发现客观地老老实实地记下来。以后集中力量推进基本建设的考古文物工作，就是依靠这支队伍。短期考古人员培训班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人把他们称为“黄埔四期”。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到1954年，《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发了一年多，全国已经有很大的收获，到处都发现文物，像旧石器资阳人等都是这时候发现的，非常了不起。郑振铎一直非常注重文物的宣传工作。1950年，经他的倡议，文物局资料室创办了《文物参考资料》，就是后来《文物》杂志的前身。他亲自主持在午门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像《伟大祖国艺术展览》《伟大祖国建筑展览》《敦煌展览》等。有时候，郑振铎会办小型展览，像1950年在团城办了表彰刘铭传后人刘肃曾捐赠的虢季子白盘特展，董必武、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等领导人和文化界名流都来看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也来看了展览，我跟他说虢季子白盘出土地为“郿县宝鸡”有误，应该是“宝鸡虢川司”。后来马衡给我写了封信，表示赞同我的看法。马衡在信中说：“辰生先生大鉴：顷假得刘氏所刻《盘亭小录》，载吴云考释，言是盘道光年间常州徐傅兼宰郿时所得，后载归其家。云盘出宝鸡虢川司地，则盘之出土实为宝鸡，且地名虢川司；而罗福颐《金文著录表》谓出郦县宝鸡，尤不可通。虢川司之名，当以西虢得名，俟假《宝鸡县志》一考之。此颂台祺。马衡上言二月廿四日。”

对于重要的反映全局的文物工作成果，郑振铎则会安排在故宫或历史博物馆举办大型文物展览。所以在1954年，他就下决心把一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出土的文物集中在北京展览。展览就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叫作“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这个展览一出来就取得很大的轰动。 ⁽¹⁰⁾ 首先是轰动了社会，很多历史学家都来看，很多东西过去没有啊。出土文物改写历史了，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学科提供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新资料。因此展览震动了史学界，也震动了社会各界。范文澜看过这次展览，就写了篇文章，谈过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三个作用。 ⁽¹¹⁾ 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一个叫“证史”，“证明”的“证”，是证明历史；一个叫作“正史”，“纠正”的“正”，有些历史记载说的是这么回事，文物出来后表明却不是这么回事，文物纠正了历史记载；第三个叫作“补史”，因为历史上有空白，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结果文物出来了，补充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所以文物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对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展览出来以后，几乎所有专家都看了，很受震动。很多出土文物过去没见过，历史上、文字上都没有过记载，现在文物出现了，所以专家们就写文章，看看这些文物对研究历史有什么作用。

展览也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很多中央领导人都去看了展览，从毛主席到刘少奇都去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看了。毛主席亲自来看了两次。他就在故宫城墙上遛弯儿，说午门这有展览就来看，那时已经下午四点了，没有电灯，就打手电看。后来没看完，天太黑了，就说再来吧，后来又来一次，看了第二次。他在看的时候，指着文物展品跟随行的人员说：“这就是历史，要好好学习。”这是他的原话。这次展览以后，过了两年，我们又搞了“五省出土文物展览”，都是陕西、江苏、安徽、山西、热河五省在配合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中出土的。 ⁽¹²⁾ 一边出土，一边就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宣传的效果很好。

那时候只要办展览，一定要搞图录。搞配合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的时候，我没有参加配合基建工作，主要在文物局机关工作，负责搞《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郑振铎委托我去上海，搞这个《图录》的制版和印刷。这边办展览，同时那边就出版图录，这都是郑振铎的高招。书非常好，珂罗版的，郑振铎写了篇长序，可惜现在这书都找不着了。 ⁽¹³⁾ 当时北京的印刷水平还不行，我在上海前前后后忙了一年多，专门找了鹿文波的做铜版的开文制版所制版，“申记”和“安定”两家珂罗版的印刷厂印刷，书印出来以后非常精美。

后来我把鹿文波的开文制版所和申记印刷所，包括设备和技工，全部搬到故宫去了，给故宫印。后来成立文物出版社，又划为文物出版社的印刷厂。鹿文波的制版技术非常高，文物出版社出的一些图录，印刷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¹⁴⁾

“两利”就是陆定一看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时候题词中提出来的，“既对文物保护有利，又对基本建设有利”。后来又加上“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就是“两重两利”方针，这是周总理归纳出来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两重两利”不是我国文物工作的全面方针，而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背景下，配合基本建设时期提出来的方针，后来有人认为这个是文物工作的全面方针，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来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是根据当时人力物力的实际情况考虑的，因为全面发掘不现实。我们在提出“两重两利”方针之后又进而确定，在国家基本经济建设时期，考古工作必须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的具体工作方针。为什么要强调配合基本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都是在基本建设中偶然发现的，你主动发掘的，反而毫无收获，可能也就妇好墓算是例外。像满城汉墓、马王堆、秦俑坑，哪一个不是在基建中发现的？哪一个是我们先订的计划？当时的实践证明了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回头看也是正确的，今后我们也应该坚持。

为什么想起“两重两利”这个问题来呢？当时洛阳一开始没做好文物与基建互相配合的时候，有人没有经过文物部门偷偷地盖房子，没几天发现盖房子盖在墓葬上，房子盖歪了，建筑出问题了。后来觉得这不行，不弄清楚地下文物的情况没法弄。“两利”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后来工厂的建设方，特别让文物部门用洛阳铲勘探，不勘探他不敢盖了，因为洛阳到处都是古墓葬。可见你不弄，你也倒霉，弄好了，文物也能保护，你房子也能安全。这是很具体的东西，也没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实践当中发现问题而提出来的。这是大家的亲身体会，他们愿意，我们也愿意，“两利”嘛。

后来，我们一直采取这个“两重两利”的方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提出整个文物方针，是以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为中心的全面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郑振铎和王冶秋从1952年开始，就考虑确定以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为中心的全面的文物保护。那时候我不在文物局，是后来他们告诉我的。郑振铎和王冶秋既是“两重两利”决策的参与者，也是积极的执行者。王冶秋反对没有区别的“凡古皆保”“全面发掘”，也反对不愿配合基本建设而主动发掘大墓的单纯“挖宝”思想，他主张要重点保护、重点发掘。

“两重两利”的方针，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953年，北京打算建宽马路，拆四牌楼，拆许多街上的牌楼，像女三中（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也要拆。有些东西，像东四、西四牌楼，已经不是历史上真的原物了，是国民党时代改建的，已经是钢筋水泥建造物了。在政务院会议上张奚若提意见，说牌楼不能拆，都哭了。也有人主张全部拆掉。总理在会上就讲了，交通问题还是要解决。总理引用了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意思是你们也不要太过分，你们这样搞的话，什么都要保，是一种“黄昏”思想。他提出来，好的牌楼可以挪一挪，挪到陶然亭去。拆东四、西四牌楼的时候总理是主张拆的。 ⁽¹⁵⁾

没多久，北京市长彭真要拆北海团城修路，副市长吴晗也是赞成的。北京市政府的秘书长薛子正也赞成拆，我还跟他吵过架。当时的计划是，要么团城全拆掉，要么拆掉一半，可是团城是圆的，拆一半不成月牙形了吗？郑振铎听说北京市要拆团城，急了，他坚决反对拆。翦伯赞不同意，梁思成也写信给总理表示反对。1954年夏天，有一天下午三点来钟，总理亲自来团城考察。总理亲自来调查研究，这是多好的作风啊！他在团城这儿坐了两钟头，在这里来回转圈。当时，团城是文物局的办公地点，正巧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都不在，工作人员想打电话找他们，总理说：“你千万不要打电话，我就是来看的，用不着他们来。”正副局长都没见到总理，总理也没进屋，就在院里。有工作人员过来，总理就问问，该不该拆，就这样进行调查研究。总理来了两个小时，最后说：“团城不能拆。要下决心，拓宽马路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拆团城。”他决定把国务院的墙向南退了二十米，也就是拆了国务院的墙开马路，但不能拆团城。总理下决心把团城保下来，自己模范地遵守了自己提出来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该保的我非保不可。这个团城就是重点保护，非保护不可，四牌楼拆了就拆了吧。拆牌楼他批评了民主人士和专家，但要拆团城他就批评北京市了。这两个例子，相距不远，是说明“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具体例子。

周总理是一直非常关心文物工作的。解放前夕，他指示解放军，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古建筑，并且编印了梁思成的《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解放军各部队，请他们注意保护。50年代长陵祾恩殿被雷击起火，周总理正在国务院开会，听说后立即派郑振铎、梁思成去现场调查，并且做出指示，全国重要的古建筑都要安装避雷针。郑振铎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经过香港时听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正在银行抵押期满，收藏家无力赎回，打算出售。他当即要徐伯郊立即告诉徐森玉，请文物局迅速想办法收购。1951年，经过周总理指示，王冶秋、徐森玉和马衡赴香港，重金从香港收购回《中秋帖》和《伯远帖》。 ⁽¹⁶⁾ 那个时候我们经济还很困难，我们想了办法，花了48万港币，才从香港通过关系秘密地买了回来。在总理的支持下，郑振铎决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收购小组，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像韩滉《五牛图》、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徽宗《祥龙石图》、马远《踏歌图》等，还有在1955年收购了大藏书家陈澄中的藏书，像南宋世彩堂《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等宋元善本、明抄黄跋等。

共产党一进城，先不让出口文物，解决问题了。然后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候，出了这个基本建设中保护文物的指示。接着确定了“两重两利”的方针，提出全面的方针，即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为中心的全面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保护工作。新中国的前几年，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YRjzeY5VqdZnc+YByJ2Od25PL0RUYjNyenlTCQgyMGwGnoE5526+0C2H7kaUvF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