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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郑振铎先生给我这辈子定在了文物事业上。他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物保护法令。我一开始是想去搞学问的，结果郑振铎让我搞文物保护管理，搞政策法规，我就一直搞下来了。一开始起草禁止文物出口的那批法令，其实是他手把手带着我弄的。那时候我确实不懂法律，完全是郑振铎给我找的材料，有外国的材料，还有国民党时期的材料，还有从法国、日本翻译过来的材料。有些没翻译的，他就给我讲大体情况什么样，法律的精神什么样子，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他说先弄几个单独的文件，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古建筑不能拆、地下文物不能随便考古发掘，先弄这几个。我写完，他就改，改完以后，大家再讨论。像1953年《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是郑振铎亲自起草的，不是我起草的。他自己先起草，起草完了“会”文物处，你说现在有这样的首长吗？所以我在回忆他的文章，把这段历史写上去了。我在纪念他的文章里面写：“在文物局他主要是参与确定大政方针，人事安排和处理重大问题，由冶秋同志负责主持处理日常的具体事务。但是对方针政策等带全局性的问题以及一些重大的业务性工作，则往往事必躬亲，而且还一抓到底。”好多文件的底子是局长起草的，然后由底下人加工的。故宫改革方案，也是他亲自起草的。局长起草完了“会”博物馆处、文物处，请底下人提意见，提完了再改，现在哪儿有啊？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老想找机会去搞学问，但后来在工作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保护。我在文物处工作，文物处的王是非是大家，徐邦达、陈明达、罗哲文都是搞专业的，我不是搞专业的。郑振铎就让我搞文物保护的政策法规，起草法规文件。后来到“向科学进军”的时候，大家都攻专，要又红又专。他们搞考古的搞考古，搞古建的搞古建，搞这儿搞那儿都有专门的学问，但我不搞这些，我就搞保护的政策法规，这是给具体的文物工作做好后勤——这就是我提出的“后勤论”。那时候我们处里有很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老强调要搞学术，于是内部就发生了一些争论。他们说：“没有学问怎么管理啊？没学问怎么去指导人家啊？”后来我思考了一下，跟他们说：“我们要有学问，但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搞具体的学问，因为我们做的是行政管理。如果要搞具体的学问，那么你可以去写作去，我们既然在文物局了，你要有兴趣你可以搞，但不能以此为主。”我自己下定了决心，不再搞具体学问，就搞文物保护管理。我要是学点专门的学问去，我也能学出点东西，我不比别人差，但是我没搞，我专门搞宏观的政策法规。我要是玩命儿搞学问那也可以写几本书，但是搞学问可能是个人的学问，但搞好了保护则是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这不一样。
“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这是我刚进门时候郑先生说的话，我是牢牢记住了。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执行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当时提出“后勤论”，就是因为通过那些年的工作，越来越看到保护的重要性。你首先要认识什么是文物，掌握保护的政策法规，这样，具体的保护工作才能做好，才能有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文物到底是什么？认识文物的价值是有规律性的，怎样保护文物，怎样管理文物事业也是有规律性的。文物管理也是科学。为什么要管理？怎么才能管理好？你得说出个一二三来。你不光要懂一座古建筑、一幅字画、一个古董该怎么修复，还要懂它为什么重要。要懂得文物的价值有一般的规律，要掌握基本的规律。比如古建筑怎么才能算修好，怎么样保护文物的原状，这很重要。保护文物的原状，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原则问题。比如考古发掘，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不懂一点规律性的文物知识，那也不行。所以，我需要知道最基本的东西、宏观的东西，然后才知道应该怎么保护。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正确的原则，通过政策法规，通过加强法制，进行文物保护管理。我认为我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我有几十年的心得啊，心里有底，跟谁争论都不怕。比如说旧城该怎么保护，这有很多争论，但我就敢跟那些主张拆的人吵架。你得说出点门道来呀，这些门道就是我刚才说宏观的问题，它不是具体的，但又不能脱离具体。
我在起草198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时提出：“要加强对文物的科学研究工作，为各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资料。文物是实物史料，对于历史研究起着证史、补史和纠正文献谬误的作用。文物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只有通过科学研究，不断深化对文物本身固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发挥文物的作用。”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文物建筑的全部价值，古建筑里到底蕴含着多少历史信息，还是个未知数。比如2012年7月北京那场大雨，全城都淹了，可是，故宫雨停当天就没有积水了。北京崇文门草厂头条有一个晋商的四合院，在主人房间里，外面的人说什么里面听得清清楚楚，可是里面的声音外面却一点也听不到。有的人说，北京四合院都是碎砖砌的墙，破破烂烂的，说这话的人不懂，这是一种做法。碎砖垒墙，既冬暖夏凉，又废物利用，是很节约很环保的。再比如，四川汶川地震震倒了很多房子，好些新建的楼都震塌了，可是清朝的四合院就掉了几片瓦，一点儿事也没有。为什么老房子、古建筑反而有这么强的抗震能力？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古建筑有很多绝妙之处，我们老祖宗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了不起的经验，古建筑是这些经验的载体。古建筑在技术上，还有许多奥秘有待我们破解，很多蕴藏着的历史信息，我们还不清楚。我们祖先大量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些文物上面，这些文物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一旦被毁就不可挽回了。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文物？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断了根、丢了魂，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我们不能让我们民族断了根、丢了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有个非常精辟的论点，他说判断一个人的族别，并不是看他的血统，而是看他的文化。他说北魏的高欢，本是渤海望族，是地道的汉人，可是他胡化了，他的后代都认为自己是鲜卑人。他的后人高洋当上了北齐皇帝，召见高欢的旧部杜弼，问安邦治国该用哪些人？杜弼回答说：“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意思说鲜卑人没文化，只会赶马拉车，治国安邦还是要用中国人。高洋以为“车马客”是讽刺他这个鲜卑人，因此怀恨在心，其实他是汉人，后来竟借故把杜弼杀了。 (7) 这说明一个人的文化观念和整个传统都没有了，结果到底自己是哪国人都不知道了，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说，古今中外一个民族要生存，就必须保存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把保护文物的意义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来认识，就有说服力了。这些认识还是能够说服人的。
几十年来，我重点研究这些问题，如果说用个什么学来命名这些学问，我觉得“文物学”就可以。当然，“文物学”是一个体系，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里，比较系统地对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阐述。因为文物的保护管理，涉及社会不同职能的各个部门；文物的科学研究，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多种学科。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因此，文物的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是一项系统的综合性科学，这就是“文物学”。《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什么会有“文物”这一卷？本来是没有的，要放到考古卷去，是胡乔木支持了我们的意见，单独作为一卷。“文物”卷不能放到考古，是文物管了考古，不是考古管了文物，文物学本身就是一个学科体系，所以我们就顶回去了。 (8) 我那篇前言是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里的，所以现在国内很多人没看过我这篇前言。实际上现在国际上提的好多东西，我们早就有了，像20世纪遗产，我们早就有了近现代史迹。我们在文物的理念上是先进的，像我在前言里给文物的定义：“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由人类创造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遗存的总称。”这个定义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字也不能增加，一个字也不能取消，这不是我吹牛。如果要增补，我想在最后加上一句：“它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是说文物本身就是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现在从文物发展到文化遗产。
有些搞具体研究的人也不一定能从这些角度想到保护文物的意义，但是我不这样想问题，我就没法保护文物啊！实际上后来我们说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意思最早是郑振铎先生提出的，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候就说“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但他没有形成特别明晰的论述。可是他对我总是谆谆教导，“要把保护搞好，把政策搞好，否则一切都没有”，我一辈子都记住他这些话了。我一直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制定法令，起草报告，像1961年的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还有好些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的文件都是我写的，但那都不能写我的名字。我始终抓住“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六十几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文物保护的方针，排除了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在党和国家的层面、在中央的层面，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坚持保护为主从来没有动摇，依靠群众来保护文物，依靠法制来保护文物。我们今天在文物事业上取得成绩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即使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很大，但是仍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对此，我是很感到骄傲的，不是我个人的骄傲，是对文物工作的骄傲，六十年文物工作正确的方针没有变过，始终是对的，这多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