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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跟着谢国桢到了上海。到上海的第三天，徐森玉请我们吃饭，郑振铎作陪，他们都是老朋友，多少年没见了。郑先生是大学者，我那时高中还没毕业呢，对他很崇拜。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郑振铎说他现在太辛苦了，又要接收文物，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托他接收敌伪的文物；又要搞民主运动，搞上海的进步杂志《民主》，很需要人来帮忙。徐森玉说：“谢辰生刚到，他一年轻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是刚主的弟弟。这个年轻人给你帮帮忙不是正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太赞成了，那不等于给您当学生吗？”郑振铎说：“那好啊，就这样吧。”接着徐森玉跟我说：“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你还不能老在郑家。因为现在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要搞一个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的目录，拿这个目录追索、讨要文物。”这是徐森玉接的活儿，他对我说：“我也需要你这个年轻人。”郑先生就说：“那你明天就到我家来吧。”我那会儿没事儿，就上半天在徐家，下半天在郑家，一半儿一半儿。这是第一次见到郑先生，他谈笑风生，说话很痛快。那时候他名气很大，他能要我，我说：“那我一定干啊，我就是给您当小学生，帮您忙。”
这就开始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怎么编呢？就把所有出版的目录，日本出版的书，中国出版的书，只要知道在哪儿的，都编一个目录。一开始有三个人，我、吴静安、程天赋，他俩干了一个来月，觉得这个活儿太累，另外也没太大兴趣，就走人了。但我有兴趣，毕竟过去在家里知道些文物知识，字画也好、善本书也好，都明白点儿。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就留下来了，一个月以后就剩我一个光杆儿司令了。谁来管我呢？是顾廷龙，合众图书馆馆长，他来主持。我们就找各种书，除了合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找，上海四马路的书铺也找，私人收藏也找，弄了很多书。结果在这些书里面把这目录誊下来，注明哪年哪月哪本书出的。怎么写呢？就是写复写纸，因为人家要好几份，一次写四篇，得写两次。 (8) 那时候真是累得够呛，天天吭哧吭哧地写。可也有好处，对文物知识熟悉多了，目录里各种文物、善本书什么的都有。书完成后交给教育部，留下了几本。这部书前后搞了九个多月才完成。 (9) 当时做完就完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完了以后就在郑先生那儿管郑先生的事儿了。目录编好以后，交到教育部，最后文物索讨也没索讨成。 (10)
合众图书馆保存有一本目录，是复写的。到了1981年，顾廷龙给我写了封信：“这书在我手里就这么两本了，能不能想办法油印一下，留个东西，要不然都找不着了。你是不是跟文物局说说，搞一下。”他手上仅有的一份《目录》，因为是复写的，字迹日益模糊不清，难以保存。我说可以啊，我就找到文物局局长任质斌，他说：“这很重要啊，我支持，那就油印一百部。”结果用了两年多时间，重新油印了一百部，分发给各个地方的省博物馆、图书馆，还有些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这就散出去了。那是1981年，这到现在又是三十多年了。
前几年，突然间上海的中西书局知道了这事儿，觉得这太有意思了，应该出版啊，不然等于白扔了。他们就来找我，我就剩一部油印的，中西书局以此出了书，三大本儿。我请启功题的签儿，我写了前言，顾廷龙写了个跋。我进入文物工作的开始，就是在徐森玉手下编这部《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开始的，而且在65年后又经我的手把它出版了，这也太难得了。我是一走上社会就进入文物界了，打这本书开始，从1946年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文物界，七十多年了。
完成编《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的任务后，我就一直帮郑先生做事，就住在他家，在静安寺庙弄。1947年，郑振铎让我和孙家晋，还有个中央图书馆的人，一起去迎接王世襄从日本押运回国的善本古籍，一共107箱。后来这些书大部分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去了，剩下的几百本留在上海。 (11) 那几年，郑振铎太忙，有很多书和资料需要整理，就让我先帮忙把他的书都整理好，编成目录，他需要什么材料的时候再查一查，帮他找出来。他出书要下厂，我就去下厂。那时也没有什么薪金不薪金，就在他家吃饭，每个月给我点零花钱，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零零星星地在他家里干点杂事，后来他小孩郑尔康上学，还兼职给他孩子补些课。
在这阶段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郑振铎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党胡作非为的。他家是一个小楼，有个客厅，我就在客厅办公，来来往往的人都见过。郑振铎发起的民主促进会，就是在我待的那个客厅成立的，他是民进的发起人，后来倒是不怎么参加了。他搞民主运动，民进在家开会都在那个小客厅，我都在旁边听着，听他们讨论怎么实现和平，怎么搞建设。民进里面我最熟悉的就是周煦良，他是周叔弢的侄子、周学熙的孙子。政治倾向方面我受郑振铎影响很深，因为我想参加革命，在政治上我跟他是一致的。郑振铎来往的人全是郭沫若、翦伯赞等名家，我也经常给他们送信。我知道郑先生跟共产党有联系，好多往来的人我也叫不出来名字，那时候他们名字都是假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给郑振铎的民主事业工作，我过去一直没有强调这些经历，其实我参加革命工作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几年，我在郑振铎身边耳濡目染，加上我哥哥谢国桢是搞历史的，也喜欢字画什么的，在家读书时他也时不时地跟我说些相关知识，我就开始对文物感兴趣了。郑振铎的那些资料都让我保存整理，由上海出版公司给他出书。我帮郑振铎编辑出版了张珩藏品所集成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他编这两部名画集，都是因为中国文物大量外流，想通过出版图集作为我国文物被掠夺、盗卖的历史记录，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郑先生天天跟我说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情。别看他年纪很大了，但天真得很，激动起来非常生气、非常痛心。他写了很多文章，抨击文物走私外流。当时很多文物从北方出土，从上海流出国外，让他生气极了。他是国民政府接收文物委员会的委员，接收的时候他发现有些文物没了。到哪儿去了？就是被国民党很多高官拿走了！所以他就写了文章追问：这些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他写文章向国民政府要求他们赶快归还，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到1948年，中共中央通知郑振铎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当然这是极端的秘密，我一直知道他要走，但具体的时间一直不知道。一直到走之前三天他才说：“我就要走了，这是绝密，你不仅不能跟别人说，即使对你哥哥也不能说。”他给了我一个秘密通信方式，跟他联系。他的老母亲、夫人和孩子都在上海，他关照我说，他走后给他照顾一下家，同时让我帮他继续把一些资料搞好。这段时间，他编写的很多书中最重要的一本是《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是我在上海帮他弄完的。 (12) 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参考图谱，用文物说话，来说明我们的历史。他说：“这事还没有完成，你以后把这个书继续完成，整理好将来好再出书。”《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共24辑，直到1951年才全部出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我在上海继续给郑振铎搞《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在上海出版公司出。上海出版公司总经理刘哲民看我干得不错，就想留我干脆在他那儿干。后来郑先生给我来了封信，一方面让我继续搞《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同时叫我早点来北平，说北平还有事情，有什么安排来了再说。他也写信给刘哲民，意思是叫我来北平，不太想让我在他那儿干。这样就把我调到北平去了。 (13) 因为他挺喜欢他外甥女，就让我把这小孩也带上了。到了北平以后，他告诉我，新中国要成立文物局，以后他就要搬到北京了，叫我也跟他去文物局工作。我是9月份到的北平，还没开全国政协会议。政协开会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郑振铎的女儿打电话让我过去，说是赶快去报到。那时候还是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正在筹备建立文物局，王冶秋正在负责筹备的事。郑振铎就给王冶秋打电话，介绍说是有这么个人，是他带过来工作的。王冶秋同意了，郑先生就让我跟王冶秋接洽。那时候他们在中国大学的军管会那儿筹备，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那儿。我去军管会报到的时候是9月，具体办事的是罗歌，他告诉我文物局是要成立，但是现在还没成立，得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说：“那我得先回家。”罗歌说：“没关系，我们十一以后才能成立，那时候我们也搬家了。你的情况都是郑先生电话通知的，你回去以后可不可以让郑先生给我们写封信，说明个情况。”回来我就跟郑先生说了，郑先生后来写没写我就不知道了。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情，所以我离休的时候，就是从报到的1949年9月算起。
到军管会文物部报到之后，郑先生叫我赶快回去，把上海家里的事情弄一弄，准备搬家。我就又回上海搬家，过了一个多月回来。回上海搬家时，周作人托我带过一封信，给周总理的。周作人从监狱出来后，住在上海他的学生家。我认识他的那几个学生，也结识了周作人。11月，我已经在北京上班了，周作人给我写信，附上一封给周总理的信，请郑振铎转给总理，我记得信的最后写的是“附致吾家某公函，恳请西谛先生代转为感”。我就给了郑振铎，但是郑振铎第二天带着信上上海出差了，还没来得及给总理。郑振铎到了上海，把信给方行看了，方行当即就抄下来，然后就被人转抄散了出去，大家都知道了。郑振铎回到北京之后，才把这封信上交的。
2014年7月22日，谢辰生先生在北京安
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除了抗美援朝，我没有离开过文物局。我的历史比较简单，就那段时间漂泊，然后就一辈子做文物工作。从1949年到现在，在一个国家机关、一个部委没动过的人，恐怕不多。像我这样干文物干一辈子的，太少了。我们家墙上挂着一面写着“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的锦旗，88岁生日时，曾一智代表全国文保志愿者送我的。我对这个“平生只做一件事”还是很认可的。
(1) 徐森玉主编，顾廷龙、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编著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2012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目录》是在抗战胜利后为向日本追讨自甲午（1894年）以来被劫夺珍稀文物和要求战争赔偿，于1946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的。由徐森玉主编，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承担编纂任务的则是谢辰生、吴静安、程天赋。编纂者倾注巨大心力，多方收集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图谱和目录以及张政烺等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共122种，收录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标出了高度、重量、口径尺寸、藏处以及所依据图谱的书名简称、页码等资料，编制了详细索引，方便各界读者使用。
(2)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谢愃，河南商丘县人，祖籍江苏武进县，历任新城县知县、平乡县知县（署理）、雄县知县、宣化县知县、蔚州知州，1907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委充天津地方审判厅刑事部长。［《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7），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48—749页。］甲午战争爆发前，1894年6月3日清政府驻朝鲜釜山商务委员李应畹请假就医，袁世凯遣差以谢愃代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71页。］
(3) 袁世凯隐居河南时，常与谢愃等宾僚酬唱。据《清稗类钞》载： （袁世凯）常乘小舟，清泉披蓑垂纶，自持篙，立船尾，宾僚皆从游，赋诗为乐。次子克文曾梓《圭塘酬唱集》一卷。所与酬唱者，贵阳陈夔龙、永城丁象震、汲县王锡彤、商邱谢愃、庐江吴保初、合肥朱家盘、汉阳田文烈、宜宾董士佐、番禺凌福彭、元和徐沅、吴江费树蔚、甘泉闵尔昌、桐乡严震、山阴沈祖宪，又女弟子二人，一静海权静泉，一江都史济道。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72页。］
(4) 谢宗陶19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政治门，1918年任北京大学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门研究员（财政学专业），是北大最早的一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孙家红：《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60页。］
(5) 谢宗陶先任徐世昌总统府秘书，他回忆“余家在豫时，与徐为通家至好，余又曾任其总统府秘书，与其亲信左右素稔，并曾为之创立四存学会及四存中学”。后任吴佩孚讨逆军军事参议处财政组主任参议、洛阳巡署财政科科长，为吴佩孚筹款。［谢宗陶：《徐世昌出任总统之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谢宗陶：《吴佩孚在洛阳之财政临时筹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
(6) 四存者，存人、存性、存礼、存治。徐世昌创立四存学校，谢宗陶任四存学校总干事，并参与创办四存学校。谢宗陶回忆： “徐生长中州，原服膺程朱之学，入仕后即觉理学空虚，无补实际，渐向往于北方苦学派颜元、李塨躬行实践之说。及任总统后，首先明令崇褒颜李，奉其入孔庙陪祀，继而编印颜李学说书籍行世，终则创立四存学会（四存者存人、存性、存礼、存治）于京师太仆寺旧址，标榜‘倡导笃实学术，端正风会’。四存学会原聘赵衡为会长，赵不就，改聘张凤台（鸣歧），又以李见荃（备聪）为副会长，徐居名誉会长，其总干事一职即由余兼任。附设四存中学，校长为齐树楷，后又增设四存小学。”“民国八年（1919）创立之四存学会附设之四存中学，在府右街，以齐树楷任校长”，“严明校规，精研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厉禁予闻外事，徐盖欲以所办之学校实现其教育理想”，“四存中学开办之初，齐树楷与余诣徐请示科目，徐意在国文课而外，必须注重历史课程，并畅论汉、唐、明、清统一寰宇之为盛世，指东周列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为乱世，谓：‘中国如为四分五裂之局面，则早被东西列强所蚕食鲸吞以尽。今所以犹屹然不被瓜分者，正赖于此统一国家耳！’” ［谢宗陶：《徐世昌出任总统之前前后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7) 剧宣二队，即“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宣传第二队”，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艺术组织。据田汉在《转战西北的剧宣二队》（原载1946年9月《新民报》）一文中介绍： “‘剧宣二队’为1937年在武汉成立的‘拓荒剧团’所改编。1941年5月他们以‘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二队’的旗帜在兴集各地演出《月亮上升》《一心堂》《演戏》《败家子》《反攻》《国家至上》《狂欢的夜》《祖国》及三幕歌剧《农村曲》等，给沉寂的吕梁山剧运放射出活跃的朝光。他们搜集了五百多首民歌，他们用地方话地方的习惯演着农村的戏剧，他们把艺术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联系得紧紧的。” 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山西文史资料》第50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剧宣二队在山西专辑”，内载“ 鲍文生，1942年同参加二队的谢莹、解华芳一同从北平沦陷区来山西，原想投奔延安，因交通不便，留在二战区政治部工作 ”（第108页），“ 这年秋天，北平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谢莹、解华芳，在爱国思想的促使下，从敌占区来到晋西，想到延安去，我们吸收他们二人到队工作 ”（第84页）。
(8) 1981年2月21日，顾廷龙在为《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所作的跋中回忆： “此目成，目录复写九份，森玉先生携往南京，计送教育部二份、张道藩一份、傅斯年一份、李济二份、森老自留一份、合众图书馆留一份、余亦留一份。余所留者，即刻印此书之底本。” （顾廷龙：《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跋》，《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9) 顾廷龙回忆： （徐森玉）先生乃延聘吴静安、程天赋、谢辰生诸君草拟体例，从事编纂，九阅月而蒇事。吴、程二君因事先去，编录校订则谢君之力为多。 （顾廷龙：《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跋》，《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顾廷龙之子顾诵芬撰文回忆： 当时徐森玉先生的办公地点就在富民路裕华新村，离合众图书馆仅百米之遥。因此徐老先生和我父亲商量编目的场地就在合众的阅览室，他们又聘请了一些大学教授，如王以中、沈文倬等，具体组织工作都是谢辰生先生做的。经过9个月的努力终于编出了《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 （顾诵芬：《纪念父亲诞辰110周年》，《顾廷龙先生纪念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页。）
(10) 顾廷龙回忆：“ 傅斯年盛赞此目不仅在外交上可供依据，而在学术价值上亦为重要贡献。后李济与盟军接洽，而盟军则以需要提供时间地点却之。” （顾廷龙：《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跋》，《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11) 王世襄回忆： “日寇投降后，我任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一九四六年冬去日本，次年年初把日寇从香港掠夺去的善本书一百零七箱押运回上海，受命交给西谛先生。他派谢辰生、孙家晋两位到码头接收。” （王世襄：《与西谛先生一夕谈》，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郑振铎纪念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518页。）
(12) 1951年5月11日，郑振铎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跋中写道： “方行同志和刘哲民先生却大力的鼓励我动手做这个工作。由他们邀集了十多个朋友们，各出资金，组织了一个《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立刻开始工作。谢辰生同志帮助我工作了一个时期。” （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跋》，《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36页。）
(13) 1949年8月30日，郑振铎致信刘哲民、康嗣群、李健吾、唐弢、柯灵、靳以诸友，商调谢辰生到北京工作：“ 最好在北平能有一位办事的人，以便联络奔走。谢辰生兄不知已进公司否？如未进，可否调他到北平来？每月薪水约四五百斤小米左右即可，如为三百斤，则不过六万元左右耳，谢君如不能来，则不能不在此找人了。诸兄以为如何？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16），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