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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整个“文革”期间都非常重视文物保护。“文革”一开始，虽然文物局瘫痪了，但还有总理啊！在文物被破坏得很厉害的时候，总理做了一系列的保护文物的措施，红卫兵一上街，就派兵保护了故宫。1968年北京要修地铁，打算把观象台给拆掉。我就跟罗哲文、崔兆忠，还有文物局新来的大学生包世盛，后来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们文物局的四个人，加上北京市天文台的伊世同一起写了报告。罗哲文自己掏的钱照了相。我们写好了材料，附上照片，通过刚刚成立的北京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报告给总理，总理就看到了。正好北京市全市的造反派头头开会，总理接见。总理就问大家：“北京有个古代的天文台，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回答说不知道。总理说：“中国人不知道中国搞天文的地方在哪，那怎么行啊！观象台很重要，不能拆，不能移，一移就完了。”结果第二天几乎所有人都去参观观象台。总理做了批示，批给地铁局：“这个天文台不要拆”，让地铁绕过去，还批了二百万元经费。那时候二百万元是很大一笔钱，好家伙！ (18)
九大以后，从“图博口”成立到成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一直到周总理去世，文物工作主要都是他亲自抓的。1966年王冶秋被关进了牛棚，到1969年底他被下放到咸宁，半个月以后，周总理打电话叫他回去。王冶秋离京去咸宁之前，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写了封信，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小组抓文物博物馆事业。结果总理批了，总理派人把王冶秋又接回了北京。 (19) 周总理让王冶秋回北京，就是让他来恢复工作。197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跟王冶秋说，国务院要成立“图博口”，把文物事业恢复起来。总理让王冶秋抓好故宫重新开放的事，有事可以找吴德商量，吴德当时既负责北京市的事，又管国务院文化组。几天以后，周总理宣布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王冶秋当副组长，组长是军宣队的朗捷。“图博口”这三个字，是图书馆的“图”和博物馆的“博”，它的业务范围和“文革”前图博文物管理局一样，还是管理全国的图书馆事业、博物馆事业、文物事业。周总理亲口跟王冶秋讲过多次：“文物工作过去是康老关心的，现在康老病了，我来关心你们的工作。” (20)
当时，有一个法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参观了故宫，看到故宫保存得好好的，就跟周总理说：“我们在国外听说你们破坏文物，故宫都砸了，而我们看到了你们没破坏。你们何不拿些文物到国外去办展览，给大家看看？说明你们对文物不是破坏的，而是保护的。”总理觉得他说的很对，就委托王冶秋主办文物出国展览，以粉碎谣言。王冶秋借筹备出国展览的契机，通过国务院下通知，全国各地选调文物参加出国展览，最后加上一条，各地文物考古专业人员，除了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应予以使用。这样一大批文物干部，除了敌我矛盾已经定性的，即使有问题，也一律回原单位归队重新工作。然后王冶秋把下放到五七干校的文物干部陆续全部调回北京，我回来得也早，1971年就回来了。这些文物干部回来以后，就马上重新恢复工作，所以文物工作恢复得最早。王冶秋还从五七干校抽调文化系统其他部门的干部到文物系统来，很多人当时在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被当作“五一六分子”受审查，被“四人帮”放在一边不能用。王冶秋就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说，抓“五一六分子”是“瞎胡闹，搞派性”，引起了文化系统干部很大的震动。在文化系统之外的教育系统、公安系统的很多老干部，也纷纷设法调到文物系统来工作，认为我们这里是个避风港。所以，王冶秋在“文革”后期保护干部方面也是很有贡献的。
有了总理的关怀，“文革”一开始文物虽然被破坏得不轻，但是最早恢复的是文物保护工作。周总理首先抓了故宫重新开放的工作。1971年，故宫经过“文革”期间的几年关闭，要重新开放，为此，总理亲自抓《故宫简介》，请郭沫若牵头组织撰写，最后由他本人亲自逐字逐句修改审定。他还要求《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大文博类刊物复刊，这是“文革”以来全国最早复刊的学术性刊物。在总理指示下，在故宫武英殿成立了展览室，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为了打破国际上的谣言，周恩来决定搞文物出国展览，由国务院吴庆彤任文物出国展览筹备小组组长，王冶秋任副组长，夏鼐、王仲殊为成员，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文物展览的目录都是他亲自审定的。 (21) 刚开始的筹备展览工作我没参加，1971年我从咸宁回来以后，参加起草了部分展览的文字说明，英文的翻译是我去请钱锺书翻译的，法文的翻译是我请朱广才翻译的，他们都是当时最好的翻译家。展览先是到英国、法国展出，后来我们又组织了展览到日本、美国，一共去了十几个国家，在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被称为继“乒乓球外交”之后的“文物外交”。可以说，那时候我们文物工作已经走出国门了！
周总理多次陪同外宾参观中国文物，对文物事业是很大的支持。1973年，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大同云冈石窟。周总理看到一些塑像已经损坏了，有的风化了，他在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说，云冈石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他说原来有个计划，云冈石窟十年修好，时间太长了，我们三年修好，三年后再请你们参观。参观云冈石窟后不久，总理又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去参观龙门石窟。在奉先寺，工作人员向总理介绍，这是武则天用脂粉钱捐造的。总理突然问，你们读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没有？他就背诵了很长一大段，一直背到“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1976年，云冈石窟修缮工程按照周总理的“三年修好”的要求，如期完工，可是总理已经去世了，很可惜没有看到。
1973年2月，周总理决定撤销国务院“图博口”，组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归国务院文化组领导，王冶秋任局长，刘仰峤任党委书记，他是从教育部来的。这时候文物局干部队伍、业务骨干差不多都回来了，而且新调来了一些人才过来，像金冲及、沈竹、彭卿云、朱天都是那时候来的。金冲及那会儿在文物出版社工作，任副总编辑。宋木文一开始也调到文物局来，后来恢复出版局，徐光霄又把他调到国家出版局了。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建立以后，马上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尽快使文物工作恢复到正常的轨道。在1973年文物局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护古窑址的通知》和《关于严禁将馆藏文物图书出售作外销商品的通知》，还有文物局会同外贸部、商业部发了《关于加强从杂铜中拣选文物的通知》，都是面向具体业务的很有针对性的文件。这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工作的管理通知》是我写的，一共六条，重申考古发掘必须按规定报批，发掘必须严格按照考古学要求做好记录，反对单纯“挖宝”思想，等等。
“文革”期间，特别是在“图博口”成立以后，考古工作取得了中山王墓、马王堆汉墓、秦始皇兵马俑等一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震动了全世界。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还有现在中国旅游的标志铜奔马，就是那时候出来的。经过考古发掘出来的马王堆文书、银雀山帛书、睡虎地秦简等古文书，都是很了不起的大发现。我也很奇怪，那段时间真是“地不爱宝”了，好多重要发现全出来了。在基本建设中每次有重大发现，总理都下令保护，如果没有总理，那就完了，全完了。我认为，我们否定“文革”，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及其做法，但并不是否定在“文革”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像“两弹一星”就不能否定。所以，就不能把“文革”期间文物保护的成果全否定了，要全面评价“文革”期间文物工作的成就，就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一刀切。这期间，有好的事情，像在“文革”之初的1967年，国务院批准了刘家峡炳灵寺的防护工程，拨了一百多万，在黄河边修了一道防护大堤。 (22) 这是周总理批的，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也有不好的事，比如北京市在拆西直门的时候，发现了明代西直门里面还包着元代的和义门的遗迹，郭沫若去实地看了，但是最后也没有保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 (23) 任何时候，好与坏都是相互斗争、相互比较而存在的，这件事情可能健康力量占上风，那件事情可能是错误力量占上风。我们从总体上看，“文革”期间的文物工作，还是在周总理支持下，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抵制了“四人帮”的错误，依然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就。这样的认识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感情出发，从概念出发。
1973年秋，谢辰生先生（后排右一）和沈
1972年我们发现了马王堆汉墓，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整个发掘过程总理都在关注，马王堆发掘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都是总理亲自点的名，由干部和专家结合起来成立领导小组，由当地的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振军当组长来负责，王冶秋、夏鼐任副组长。出土了什么东西，周总理随时关注，过问很细，有什么问题马上批示。总理批了好几次，每次批得都非常好，非常细心，考虑得非常周到仔细；要加强保护，用科学技术保护、化学保护，你们赶快找人处理等，这些都是总理说的。 (24) 整个过程他都掌握了，应该怎么样，找什么人来解剖，要做化学保护什么的。媒体也介入了，进行了宣传报道。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过问了。 (25) 那时候是集中全国的力量做这件事情，要不马王堆的那个“老太太”怎么能保存那么好啊？围绕马王堆汉墓也有过斗争，“四人帮”想拿马王堆做文章，目的是攻击周总理。1974年“批林批孔”，姚文元批评马王堆女尸影响推广火葬，有人说文物出国展览是以古压今，文化组刘庆棠指责文物工作搞历史文物是复古思潮，矛头直指周总理。
秦始皇兵马俑是继马王堆之后又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1974年，陕西临潼的农民在秦始皇陵边上打井，偶然发现了秦俑。村民报告县文化馆之后，县文化馆的人决定自行发掘，挖了一个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并自己整理修复出两个比较完整的陶俑。这么大的一个考古发现，县文化馆竟然没有向上级报告，后来江青对此提出过批评。一个新华社记者蔺安稳从北京回临潼探亲，偶然听说了这个事情，写了篇稿件，通过《人民日报》记者王永安、马炳泉上报，发表在1974年6月《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上。当时正在搞“儒法斗争”，江青看到内参上说发现了秦始皇的文物，非常感兴趣，就找了姚文元。姚文元又找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6月30日，李先念在这个内参上批示：“庆彤并冶秋同志：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那时候，毛主席重视出土文物，要了大字本的古代文书竹简去看。因为毛主席很重视，江青就跟着也过问了。江青对文物也有兴趣，但她也谈不上特别积极。李先念批了之后，王冶秋马上让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去陕西，与陕西省领导商定，由陕西省报请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文管会成立一个考古发掘领导小组进行发掘。考古队马上开始进行考古勘探，很快发现了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第二年又发现了二、三号坑。根据聂荣臻的建议，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决定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拨款150万元。王冶秋亲自去西安传达国务院决定，要求陕西尽快搞出博物馆的设计方案。1976年博物馆动工，谷牧副总理很支持，又追加了一笔预算。秦始皇兵马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2年以后，在马王堆、银雀山等重大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很多重要的帛书、竹简。为了清理这些出土文献，我们把学术界的大家、最顶尖的文物专家都集中起来，从全国各地调到北京。那时候是人才济济，像唐兰、商承祚、张政烺、裘锡圭、朱德熙、李学勤、顾铁符，全国的古文字专家都集中在红楼，成立文物整理小组，整理研究银雀山竹简、马王堆帛书、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文献，当时在文物出版社的金冲及也参加了一些工作。我们在红楼陆陆续续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居延汉简整理小组，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像失传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得以整理出版。毛主席对出土文书的释读很感兴趣，但是他眼睛不好了，要求我们三天内印出大字本，送到中央去。那时候社会科学界是万马齐喑，只有文物局还在做研究工作，一枝独秀，非常特别，大家都很羡慕。这主要是因为总理的关心。
整理出土文献一直进行了好多年。后来，王冶秋提出来成立一个永久性古文献的研究机构，来取代这些整理小组。1977年，文物局给中央打了一个《关于成立古文字整理研究机构的请示报告》，是我起草的。李先念做了批示，他批给乌兰夫、余秋里、张劲夫、刘西尧并王冶秋，他很谦虚，说他完全不懂，但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他的批语是：“我完全不懂这门知识，但真正懂得这门知识的人越来越少，建议将他们集中起来使用，生活上应当适当地照顾，并请他们传、帮、带，尽快培养出一批专业人员来。对那些有钻研精神、对这门知识又很热情的青年人，有关院校要积极培训，真正做到后继有人。为了搞好对文物的保存，必要时国家可拨点经费，给予必要的支持。”李先念同意建立古文献研究室，还给了50个编制名额。这就以整理小组为基础成立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请了对吐鲁番文书有研究的唐长孺当主任。那时候对于古文书的研究、整理，是在文物部门，现在清华在搞，文物部门不管了，其实，文物部门应该搞古文书的研究、整理工作。所以，那段时期是文物考古一个相当辉煌的时期。现在能集中那么多大专家进行研究吗？而且现在也没有那些人了。
按：谢辰生先生起草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成立古文字整理研究机构的请示报告》（1977年6月19日），节选如下：
建国后，文物考古工作密切配合各项建设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发现了大量重要的历史文物，其中包括一大批珍贵的古文字材料，如云梦秦简、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帛书及居延汉简、吐鲁番十六国至唐代文书等，自殷商以迄汉唐的古文字，如甲骨、金文、简牍、帛书等。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族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新疆出土的唐代文书有力地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这些大量古文字，绝大多数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而且在内容上大大超过了国外的资料。以居延汉简为例，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一万枚，已于抗战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盗运美国。这次只从三个地点试行发掘，就出土汉简一万七千多枚，不仅出土的坑位、地层关系比较清楚，保存比较完整，而且无论从数量上、史料价值上都大大超过了解放前发掘的居延汉简。再如新疆吐鲁番出土文书，时代从十六国到唐的汉文文书共两千四百多件，主要是官方文书、契约、书信。对研究我国古代新疆地区的历史和驳斥苏修反华谬论有重要意义。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些古文字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研究，用以批判帝修反的种种反动谬论，不仅仅是一项学术研究工作，而是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
1974年起，文物局先后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部门商借了少数专业人员对马王堆帛书、临沂汉简进行整理工作。三年来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由于人手少，加上种种条件的限制，进展很慢。有的既定整理项目，至今尚未开始，远远不能适应工作开展的需要。特别是一些竹简、文书，在出土时字迹非常清晰，现在已经出现字迹模糊的现象。在这种急迫的情况下，如不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抓紧时间，及时整理，将来工作更加困难，甚至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对子孙后代都难以交代。现在情况是，一些古文字研究的专业人员大部分分散在各地不同单位，而出土的古文字又集中保存在文物系统。如不将力量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开展工作，整理研究是有困难的。“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一些老专家对此项工作积极性很高，表示一定要把自己的专长，在有限的余年里贡献给人民。参加新疆唐代文书整理的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同志，年近七十，右目已经失明，左眼高度近视，且视力日益减弱。他唯恐在眼睛完全失明以前，完不成整理任务，日夜辛勤工作，迫切地希望增加整理力量，加快工作进度。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古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的意见，拟商请有关部门将现在参加古文字整理小组的部分专业人员固定下来，再配备部分青年，在我局增设一个直属研究机构，专门从事此项工作，编制暂定三十人，包括从外地调进少数专业人员（他们的户口请同意迁进北京）。同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有关高等院校协作，制订一个对这批古文字整理研究的全面规划。根据各自的研究力量，相互协作，分工负责，力争在五至七年内完成此项整理研究任务，必要时也可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样既有利于充分发挥老年专业人员的特长，也可以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一批新生力量，以适应今后古文字研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