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力挽狂澜的中共中央“158号文件”

信送出去没过多久，1967年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派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会议室召集全北京市的造反派，不管你是“保守派”“逍遥派”，还是什么派，每个单位都得去听报告。 ⁽⁷⁾ 戚本禹主持会议，传达陈伯达保护文物的指示，布置要保护文物。我们文物局的组织“图博文物局劲松战斗队”，听到是保护文物的会，当然参加了，还有历史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新华书店、中国书店等十几个单位的群众组织都参加了。我参加了这个会，历史博物馆的黄景略也去了。 ⁽⁸⁾ 我们在会上就说了，“破四旧”期间好多文物被砸了，书被烧了，必须加强保护。戚本禹就讲，红卫兵要砸孔庙，陈伯达说不行，这是文物，文物要保护，要分清文物和“四旧”，文物是文物，“四旧”是“四旧”，“破四旧”不要把文物也砸了，书也不能再烧了。戚本禹在会上，要求与会代表发一个保护文物图书的呼吁书，而且他会去宣传。 ⁽⁹⁾ 会上，我还跟戚本禹开了个玩笑。他说：“红卫兵要求烧书烧文物，我是双手赞成的，是为了鼓励红卫兵。”我一听急了，就说：“我是双手反对的。”他就笑了：“现在不是不烧了吗？组长不让烧，我听组长的。”现在有人说陈伯达破坏文物，是冤枉人家，不实事求是，陈伯达是喜欢文物的，是保护文物的。我说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会后，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我写了个《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然后以“图博文物局劲松战斗队”等十几个群众组织的名义，向全社会发出去了。 ⁽¹⁰⁾ 我就提出来，要划清文物和“四旧”的界限，有的文物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历史见证，不能砸。《倡议书》开头也用了一些“文革”的语言，那时候都是那么写的，但主要的都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里面的内容。“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我们组织四个组下去宣传保护文物，“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张海鹏找了我，我们开了个会，会上提出来要下去调查。 ⁽¹¹⁾ “中央文革小组”有这个意思，我们就每一个大区都去一个组调查宣传，到华东、中南、东北、西南，传达“中央文革小组”保护文物的指示。我和故宫博物院的纪宏章跟着华东组去了江苏、上海，包世盛去东北，刘巨成去四川。 ⁽¹²⁾ 我们调查小组的人下去看，军管会的人说：“你们赶紧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说：“你们赶快把那些造纸厂、炼铜厂的文物收回来，抄家的东西要保护，博物馆要保护。”他们是即刻就收、马上就办啊！

许多文物工作者，文物局的、文物商店的、出版社的等等，包括已经靠边站的都参加，我也在内，在北京成立了文物图书清理小组。这是个群众组织，但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之下成立的，还是很有权威的。这个小组的头叫贾书玉，过去是中国书店里学徒看门的，是工人阶级。他是领导，我们被领导，但这个人很好。康生还把存折交给了贾书玉，拿了什么书就从存折里面扣钱。这个小组把文物工作者投入到造纸厂、冶炼厂等，日以继夜地抢救了大量古籍善本和其他珍贵文物，至少还比较及时地抢救回来。文物抢救回来之后，集中存放在东城府学胡同清理小组的办公地点。这是成绩，是从虎口里面夺出来的。

这个倡议书出来不久，中央就开始要求保护文物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全国联合发布了一个通告，叫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广为张贴，满大街都有。这个通告要求保护国家财产，第四条就是保护文物，就是针对红卫兵“扫四旧”破坏文物。 ⁽¹³⁾ 当时的形势很复杂，因为林彪、“四人帮”就是整总理，造反派说“旧政府，新革命”，对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对过去的法令他们都不承认，所以才有这么个通告。

按：1967年2月15日，以文化部、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13个群众组织 ⁽¹⁴⁾ 的名义，联合发出由谢辰生执笔的《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节录如下：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保存在地上地下的革命和古代文物极为丰富。遍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建筑物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我国革命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最生动最具体的实物例证，必须坚决保护，积极宣传，向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的一代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对于古代文物，也是需要保护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古代文物大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保护它正是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但是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古代文物中，就有不少文物是剥削阶级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强迫劳动人民的创作的，它们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毛主席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要在同假的、丑的、恶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把这类文物保留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来进行批判还是必要的。只要我们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它们进行批判，就可以变毒草为肥料，“化腐朽为神奇”，使古代文物为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我们一定要把文物战线变成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的阵地，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我们一定要加强对文物的管理和保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高度警惕，担负起保护国家财产的责任，防止他们乘机进行破坏文物的活动，为此，我们向全国红卫兵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提出以下几点倡议：

一、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肩负起保护全国各地革命遗址和革命建筑物的责任，防止破坏。一定要在宣传中突出毛泽东思想的红线，使每一个革命遗址和革命建筑物都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二、各地重要的石窟寺、古建筑及其重要的附属物雕塑壁画等都要加以保护，不得损坏。不宜开放的地方应该暂时封闭。将来逐步使这些地方成为控诉历代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罪恶的场所，向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三、各地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古墓葬应当注意保护，我们建议凡是这些地方进行工程，都应当和当地文化部门革命造反派取得联系，共同协商具体处理办法。对特别紧急的工程，应当配合进行必要的发掘工作。

四、各地在破四旧过程中没收的文物（如铜器、陶瓷、书画、碑帖、砚石以及其它工艺品等）都应一律归公，不要损坏。文化部门和有关部门的革命造反派要取得密切联系，把这些文物进行收集保管，暂行封闭，留待运动后期研究处理办法。

五、各地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工作队（组）、文物商店所藏文物都是国家财产，一律不要处理或销毁，应当妥善保管。

我写的这个《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结果引出了中央制定《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1月初，陈伯达派戚本禹召集文物界群众组织开大会，根据中央文革要求，我们弄出来保护文物、图书的倡议书，就有了保护的声音，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也宣传了要保护文物，国外的记者报道了。 ⁽¹⁵⁾ 我后来听说，毛主席看到《参考消息》上登了保护文物的倡议书，挺高兴，说办得好，应该这样。戚本禹向他汇报，开了大会，群众还发出保护文物的呼吁。毛主席还说了句话，我们应该向群众学习，中央也要发个保护文物文件。这个文件总理亲自抓，做了长篇批示，要求必须把这个文件发到最基层，没倒的要给，已经倒了的也得给，让大家都知道，要把这事搞好。总理说到这种程度啊！所以说“文革”期间，文物是有破坏，但不是共产党要干的啊，共产党是要保的呀！

2月的《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发出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来文物局找到我，他说：“我是中央文革的，叫杨松友，请你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我说：“群众组织的那个《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就是我写的啊。”杨松友说：“你们上次开会写了那个倡议书还不够，你们是民间的，中央还得表态啊！首长认为中央还得发个文件，才能起到作用。你们赶快写一个。”他也没说这首长是谁，是总理还是陈伯达，我也不知道。我想这是好事啊，就答应了。我就跟文物局的同事说了，甭管造反派、保守派，大家都来商量商量怎么写，大家说：“中央文革的人不是你接待的吗？就你写吧！”我就写了，写完了交给杨松友取走。我起草的这个文件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我一直不知道杨松友是干吗的，直到这两年我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人，我说当时是杨松友找的我，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个人，当时杨松友可是九级干部，官儿还不小。 ⁽¹⁶⁾

起草这个文件我可费劲了。在那时候，保护文物得怎么说呀？我就想了个办法，文件的前头用了很多“文革”的语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要扫荡历史上一切污泥浊水，要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彻底的决裂，但是对人类创造的一些精华还是要保护。后面有七条，全是原来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内容，我挪过来了。开头全都是大帽子，是“明修栈道”，都是虚的；底下都是《条例》的内容，这是我的“暗度陈仓”，才是实的。这个文件起草好了，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后来中央几乎是一字未改，就发出来了。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发（六七）158号〕（以下简称“158号文件”）发出去，一直发到县团级。这个在“文革”中以中央名义发的保护文物的文件，毛主席肯定是画过圈的，是同意这个意见的。这个文件里面如何保护文物的具体的规定，到今天看也是对的。可以说，文物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的层面，始终保持了正确原则，所以我说是一以贯之。文物工作坚持“保护为主”的方针，一直没有变过。

按：1967年5月14日，由谢辰生先生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下发，全文如下： ⁽¹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它将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还将要保留历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的精华，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创造出为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新文化。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保存下来的文物图书极为丰富。这些文物图书都是国家的财产，在文化大革命中，应当加强保护和管理工作，要防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为此，对保护文物图书，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全国各地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必须坚决保护，并且应当保持原状，目前不要进行大拆大改。一定要在宣传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使它们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

二、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雕塑壁画等都应当加以保护。目前不宜开放的，可以暂时封闭，将来逐步使这些地方成为控诉历代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罪恶的场所，向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三、各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注意保护，严禁以搞副业生产或其他为名挖掘古墓。地下文物概归国有，出土文物应一律交当地文化部门保管。凡是出土的古代金银器皿各地人民银行不要收购，已收购的应当交由文化部门进行保管。

四、对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要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

五、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当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

六、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

七、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文管会、文物工作队（组）、文化馆、文物商店、古籍书店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一律不要处理或销毁，应当妥善保管，并注意经常的保养工作。

在进行上述工作时，要进行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这个文件起大作用了。它不仅是“文革”期间的第一个文物保护的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一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保护文物的文件。所以，我写的是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前都是国务院的，这次是中共中央的。现在好多人一提“文革”，就感觉都是在破坏，但是他们不知道“文革”初期的1967年我们所做的事，还有这个158号文件，而且它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不仅破坏文物的事很早就得到了遏制，而且也没听说那时候有盗墓的、走私文物的。这个中共中央的文件一发下去，到底下可以说是坚决贯彻，说一不二啊！那时候人心齐，中央不让破坏就是不破坏了。个别不能说没有，但是大规模的破坏马上被遏制住了。别说不敢破坏了，那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要怎么做，底下人都听啊，人们都是由衷地、自觉地去执行，就都不砸了。所以后来哪有砸博物馆的啊？根本没有啊！所以文件一下来，就起作用，军宣队都是非常认真地执行，一点儿也不含糊，不像现在，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看看现在，对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如此大规模的拆除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 XWqI7FFOoDM18VbvPjsJnC535X16cktOSkPPlPIhYheoZJfUOQ1wDSsYywXs8mZ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