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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瞭望》采访我，我提出一个观点，90年代文物的破坏比“文化大革命”时候还严重。我是这么说的：在“文革”期间，虽然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文革”的主要方向，是毛主席要发动群众斗所谓的“走资派”“当权派”，不是让你搞这个“扫四旧”，让你破坏文物，而且“扫四旧”就持续了几个月，然后到1967年“一月风暴”，他们就忙着夺权了。“文革”期间文物不是没有破坏，的确有破坏，而且相当严重。但是破坏主要集中在红卫兵上街造反“破四旧”这一阵，乱砸东西，持续时间短，一阵儿就完了。也不是说“文革”期间什么文物都破坏了，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没被破坏，只有西藏被破坏了一处甘丹寺，其他基本保持完好。而且西藏被破坏的这个甘丹寺，是“文革”后期军代表弄的，不是红卫兵破坏的。其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还可以，总体上文物保护单位损失并不是太大。“文革”期间，破坏厉害的是抄家，字画什么的，主要是在城里。还有庙里的菩萨、建筑上的砖雕，红卫兵看到了也给砸了，但没有把庙给连锅端了的，他们也没那个本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周总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文革”一开始，总理就派了一个营的解放军部队进驻故宫，不让红卫兵冲击。 (1) 各地的红卫兵也有些要保护文物的，他们没办法就打电报给中央、给总理，总理就回电报，哪个哪个文物不能拆。像杭州灵隐寺、成都宝光寺、山东泰山和曲阜“三孔”，等等，都是周总理下令保的。 (2) 红卫兵不都是铁板一块，他们也分成两派，两派之间有分歧，搞不到一块儿。比如西湖灵隐寺，一派红卫兵说是“四旧”要砸，另一派说是文物不能砸，要保护，两派就在那里对峙。要保文物的就打电报给中央找总理，最后总理说，灵隐寺不能砸，要保护。 (3) 当时红卫兵互相串联，消息传得很快，大家很快都听到周总理要保护，认为中央有这个精神。那时候，地方政府也有保护文物的，也发了文件，还有许多文物专家也想了办法保护。保护的人很多，红卫兵跟红卫兵也打架呢，不是都去破坏了，好多老百姓也是保护文物的。
1966年下半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红卫兵跑去曲阜想砸孔庙。曲阜的孔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红卫兵还是讲理的，曲阜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要在孔庙“破四旧”，但他们不敢乱来，跑到文化部问怎么办。那时是“文革”初期，“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这“三旧”已经作为“文革”的重点对象被砸烂了，文化部、文物局都瘫痪了，文物局的领导都进了“牛棚”，就剩我们这些普通人还待着。人家红卫兵来了，总得跟他们见面啊，我就跟他们见了。他们要砸东西，我说：“别砸啊！”他们说：“有地契、水牢这些压迫老百姓的证据。”我说：“这正好可以做反面教材，你们把这些都砸了，不是毁赃灭证了吗？”他们觉得有道理，就不砸了。 (4) 后来又有一批红卫兵到了曲阜，谭厚兰领着北师大的红卫兵又要砸。可是他们不是想砸就砸，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说孔庙不能砸。 (5)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喜欢文物的，而且王力、戚本禹、关锋也没说要砸文物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感觉到这样砸有问题。
我觉得“破四旧”这样下去不行，文物要遭殃了，得想个法子。可是，从“文革”一开始，文物局跟着文化部一块儿瘫痪了，局长王冶秋被关在牛棚，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逍遥派”，上班还是上班，但是局长在牛棚，靠文物局没法儿办了。这怎么办呢？我想起来，康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吗？是不是给他写信？为什么给康生写呢？人家告诉我，他对文物特别感兴趣。1956年，我给他写过信，要求保护朝阳门，他回信说“所见甚是”。我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时候，跟他是一点儿都不认识，后来也从来没有见过面。50年代，康生是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直管文物方面的事。文教小组是书记处底下的，所以他是中央单位的副组长。他最早在山东，后来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最后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我在《往来书札》里，给康生的信都原原本本地留着，我这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我跟康生什么关系都没有，根本没见过面儿，完全不认识他。我跟今天什么人写信都一样。这一点我坦荡得很，我对事不对人，这人好不好是你的评价，但如果这件事情是事实，该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我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宋木文，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说那个时代我敢于这么旗帜鲜明，令人折服。他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写了篇文章《管理“文革”选题图书的回顾与进言》，说我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往来书札》保留同康生的这些往来书信是对的。他赞成保留康生的名字，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因为提供研究资料，是出版的一项功能，如果一个人，当然是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因其后来的变化，就将其历史作为以及其后的影响在书中全部删除，使后人无从知晓和考证，不利于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我很赞成他的意见，谁对文物保护做过什么，应该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康生保护过文物，这是事实。
我在出《文集》的时候，问过宋木文意见。 (6) 他就跟我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内有毛泽东1959年、1964年致康生的两封信，均按原信保留“康生同志”其名；邓力群、程中原主持编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内有胡乔木1964年致陈毅（信中称陈总）、康生（信中称康老）信，以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邓小平年谱》等处理此类人和事均保留历史原貌，给我作为争取的依据。可是出版社还是不敢出现康生名字，致康生信就成了“致中央文教小组负责人”了。
康生是长期分管文物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这个是当时文物系统都知道的事实。总理后来就跟王冶秋多次讲过：“康老病了，文物工作我亲自来抓。”所以我就想给康生写封信，他管文物工作嘛。我想，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你不管怎样进行革命、大革命，都不该这样破坏文物，不该这样“革”文物的命吧！1967年初，我就写好了信，送到康生家，在鼓楼的小石桥胡同。我用的是文物局的信封，信送到门口警卫接了。以前我收到过他的回信，他的住处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