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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我们也有问题，也跟着“大跃进”的风气干。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说“九个人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还有些个什么“人人”，都是些文化活动，文化部还要求每个县都出个郭沫若。现在看起来可笑，但确实表现了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状态。可你别说，“九个人人”还真出了些好诗，很有气派。我还记得一两句话，大家认为真了不起。安徽巢湖一个农民写了首诗，里头有两句太有意思了，“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你说这多大的气派，多浪漫主义，这是什么劲头儿？这反映了人民战天斗地的朝气。那时候的人是有这种精神，一个人没精神不行，所以有这个精神还是很重要的。那时候“大跃进”，人人积极，我也很积极。1958年我下放到河北省丰润县唐坊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还写了诗词，一首《菩萨蛮》：
开渠打井勤芟刈，农村处处添生意。百计更千方，要能多打粮。
当年盐碱地，渠水穿流急。人力可回天，荒田变稻田。
还有一首《调笑令》：
插柳插柳，老少一齐伸手，插遍海角天涯，真个村村绿化。绿化绿化，装点江山如画。
“大跃进”是过了，但马上纠正了。有人说毛主席这个那个的，但毛主席搞“大跃进”就搞了一年啊，而且也不是全年都搞“大跃进”，没多久就收了。有错了就赶快改，首先提出纠正“左”的错误的还是毛主席，他马上发下来指示说这不行。他亲自写信给各生产队，说这指标这么高不行了，他自己承认错误。一个人哪能不犯错误？
我们也搞博物馆跃进，提出来“县县办博物馆，社社办展览”，甚至还有“一车黄土一头牛，就办一个博物馆”，很荒唐了。考古工作还提了“群众搞发掘”“群众写报告”，考古搞“边发掘、边整理、边写报告”的“三边”。结果当然是不行了，哪儿来那么多文物啊！依靠群众保护可以，但是群众搞发掘，这哪可能呢？我们提的目标虽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做的事情还是好的，像发动群众保护文物，普及文物知识，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等等。我们按照1956年“国二文习字第6号”文件，《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的要求，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物工作，搞群众性业余的保护文物组织，还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像燕下都的发动群众保护的经验，也是那时候形成的。 (1) 文物保护工程按照《通知》的要求，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永乐宫搬迁工程，不仅实现了这处元代古建筑群的整体搬迁，而且成功进行了壁画的揭取和复原。“大跃进”时候是急着想把事情办好，这是认识上的错误，后来觉得过分了，要纠正。但是那时候是好心的，所以我说有时候不能够彻底否认那个阶段。
按：谢辰生先生1960年3月7日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坚持政治挂帅，积极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对“大跃进”以来的文物工作有这样的表述：
1958年以来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主要表现在，各地博物馆打破陈规，上山、下乡、下厂矿，大办流动展览，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在宣传总路线、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群众自办了成千上万的展览会。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具有鲜明政治方向和现实内容的小型博物馆、展览馆。这些馆的特点是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生动灵活，效果显著。如大量的“今昔对比”“十年成就”“技术革新”“三个十年”等展览，都能够及时配合中心任务，密切结合政治、结合生产，提高了人民思想觉悟，鼓舞了人民劳动热情，推广了先进技术和经验。群众说它是一个“指方向、学技术、表扬成绩、歌颂光明的重要场所”。在文物工作方面，两年来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文物工作，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全国各地大办训练班，普及文物知识，广泛征集革命文物，涌现出大量群众性业余的保护文物组织和保护文物的积极分子，并且在有些地区还组织了群众业余文物发掘队。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有些资产阶级专家认为文物、博物馆事业只能搞古，不能搞今，只能专家办，不能群众办，只能慢办，不能快办，只能小办，不能大办的谬论。从而使文物、博物馆事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并为今后的发展开拓了崭新的道路。目前各地主要是公社和生产队，还办了不少宣传科学技术性质的展览室，有的叫作农业技术博物馆，群众有的说：“要学多面手，博物馆里走一走”。这种展览对于促进工农业生产、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将起巨大的作用。
也是在1958年，根据中央北戴河会议在天安门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决定，王冶秋暂时离开文物局，任两馆建馆领导小组成员和两馆筹建办公室主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只有24个博物馆，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主要是对旧中国留下来的博物馆进行接管、整顿和改造。到了1951年10月27日，文化部颁发《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使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这是郑振铎、王冶秋参考了苏联的经验提出来的。在改造旧馆的同时，各地建立了一批省级综合性的地志博物馆，主要分为自然之部、历史之部、社建之部，分别反映地方的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工作。在此背景下，1956年5月21日，文化部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王冶秋做了《发展博物馆事业，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报告，提出中国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与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简称“三性二务”。为了宣传博物馆事业，195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博物馆事业，为科学研究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我和上海博物馆沈之瑜、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共同起草的。 (2) 我们写的这个社论强调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提出来“首先应该认真地进行博物馆本身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提高博物馆工作质量的主要关
键，也是博物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基础”。
1958年筹建的这两个馆是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是党中央直接抓的，很多中央领导都直接过问了，陈列品都是经过周恩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审查的。两大馆的陈列品既没有照搬苏联，也没有模仿西方，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了全国的文物精华，贯穿唯物史观，办了“中国通史”和“中共党史”两个展览。两大馆根据中国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特点，以史释物，以物证史，史物结合，用博物馆语言来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像中国通史陈列，我们中国有这么丰富的文物，又有二十四史等历史文献，还有野史，哪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做一个通史陈列？现在回头看，陈列品当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也有不太妥当的地方，但是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创造性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在“大跃进”期间筹建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是中国文博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王冶秋在筹建过程中功不可没。
“两馆”办的“中国通史”和“中共党史”两个展览，是真正的中国自己办博物馆展览的重要探索，是很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不能随随便便给否定掉。中国人对文物的认识自古就有自己的特点。与西方人首先着眼于文物的艺术价值不同，中国人不仅重视艺术价值，更重视文物的历史价值。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里说过，“奕世相承的敬天法祖思想和推重史学的学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历史意识。中国古代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从多方面反映了这种意识”。现代中国的很多博物馆首先是历史博物馆，美国的很多博物馆其实首先是艺术馆、美术馆。而且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具有办通史展览的条件，美国自身的历史也不具备我们这样办上下几千年的通史展览的条件。所以现在有人认为当时的通史陈列是落后的，好像西方那种一种艺术品一个展厅的做法才是先进的，这想法是不对的。我建议现在国家博物馆应该按照“以史释物，以物证史，史物结合，用博物馆语言来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的原则，还是应该有这两个通史展览，作为主要的基本陈列，以通史的基本陈列为主，再搞其他的展览。
在“大跃进”的热烈气氛中，王冶秋能冷静对待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在江西，召开革命纪念馆馆长会议，王冶秋提出来对待革命遗址、革命纪念建筑的保护和恢复工作，要保护原状和环境。对领袖故居和革命活动的问题上，他说：“要特别注意到革命活动是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进行的，是同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血肉相连的，是同革命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他这是比较含蓄地表达了不要过度突出个人的做法。王冶秋对工作一直是实事求是，抵制极左的那一套。“文革”期间，中国历史博物馆搞通史陈列，学部历史研究所的那批“左派”说要打破“王朝体系”，陈列以“农民起义打头”，王冶秋就不同意。他找了周总理说了这个事，总理不同意。周总理说：“那岂不是成了农民起义失败史了吗？”这样就没有用“农民起义打头”的展览方案。
1958年，中央提出来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把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等几个单位的管理权，从文化部下放到北京市。文物局下放干部以后，就剩下18个人了，原来文物局的老人、老专家都下放了，就我跟罗哲文几个小年轻没下放。故宫博物院管理权从文化部下放到北京市文化局，过了不久又收回文化部。故宫博物院下放到北京市管理以后，就胡来了，竟然卖了故宫的文物。邓拓有一天在外面看见故宫的东西拿出来卖，他急了，就亲自去收，把东西买了下来还给了故宫，说“这是文物，你们不能卖”。这是邓拓保护文物的事。故宫面临更严重的问题，是北京市还在1958年提出了一个“改造故宫”的方案，大概是彭真的意思。北京市的理由有两点，一个是“地广人稀”，一个是“封建落后”，所以必须改革。他们计划在故宫里面修一条马路，东西向穿过故宫，把故宫一分为二。文华殿、武英殿也要改造，作为娱乐场所。
1959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故宫改造问题召集中宣部、北京市、文物局一块儿开会。王冶秋一听通知，听说开会是讨论改造故宫的，就拒绝出席会议。他后来见到我，说后悔了，那会应该参加的。他原来以为，中宣部开会是已经定下调子的，结果没想到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方案给否掉了。王冶秋对我说，陆定一在会上说他自己是“保皇派”，要维护紫禁城的完整和统一，保护好故宫的建筑和文物，故宫的陈列方针第一是保持宫廷史迹，第二才是文化艺术的陈列。陆定一提出：“故宫博物院就是要保留宫廷史迹的陈列为主以古为今用，不能搞成娱乐场所”，“故宫就是故宫，就是封建落后，就是地广人稀。故宫就是封建，不封建就不是故宫，在这个闹市里有个这么空旷的地方大家来游玩，不是很好吗？”“故宫不能搞现代化，一万年也不能点电灯”。 (3) 陆定一说得可厉害了，整个儿跟彭真的意见对着干，跟北京市提出的“地广人稀”“封建落后”完全是针锋相对。彭真是大人物，北京市市长、政治局委员啊，官儿比陆定一大。陆定一了不起，敢跟彭真碰。彭真听了陆定一的话就笑了，说“百家争鸣吧！”，就把方案撤了。陆定一向彭真力陈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彭真也能接受。所以开完会以后王冶秋才明白，本来陆定一叫他开会，是想得到他支持的，是要保故宫的，因此他连连后悔应该去开会的。
1964年，我参加故宫复原陈列的讨论，才第一次看到了陆定一的讲话记录，我在日记里写：“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好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辩证法。”前几年，我在无锡说了陆定一保故宫的事情。当时无锡讨论要不要保护陆定一故居，我就跟媒体讲了：陆定一的故居本身就是古宅，代表了无锡的建筑风格和特点，本身就应该保护；更重要的是，陆定一当年挺身而出保护故宫，反对北京市拆故宫修马路，就凭这一点，无锡的陆定一故居就应该保护。 (4)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看到了这个报道很感动，多方打听找到我，还请我吃了一顿饭。
也是在1958年，西安市想把城墙都拆了，留几个城门楼子就够了。到了1959年夏天，习仲勋接到报告说西安城墙要拆，他半夜两点钟打电话给钱俊瑞说：“看来北京城墙恐怕是保不住了。如果北京城墙拆了，可能会影响全国，听说西安也要拆，西安城墙一定要保下来。你们赶快给我写个报告来！”习仲勋没说毛主席有什么意见，也没说为什么北京城墙保不住。钱俊瑞连夜找到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王书庄又找到我说了这个事情，传达了习仲勋对文化部的指示。当时我跟王书庄住在一个院子里。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去找罗哲文，我俩是文物局业务秘书，还有文物局的古建工程师陈明达，跟罗哲文都是搞古建筑的。我们紧急整理出了一个材料，赶紧交给了钱俊瑞，建议西安城墙不能拆。然后文化部就给国务院打了个报告，要求保护西安城墙，绝对不能拆，报给了习仲勋。习仲勋马上就批了，国务院急电陕西省不能拆，要保护西安城墙。到了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就有西安城墙。
陆定一保了北京故宫，习仲勋保了西安城墙，都是立了大功。习仲勋大概是发现了毛主席倾向于拆城墙，所以他后来就说，“北京城墙可能保不住了，所以得保西安城墙”。可能是毛主席在哪次会议上说了一句，城墙可以拆，习仲勋参加了，知道了毛主席有这个意思。 (5) 但是毛主席没下要拆城墙的命令，我后来问别人，没有下过命令，但他是有这个意思。我们都不知道毛主席有拆城墙的想法，要不我就没法写保护北京城墙的报告了啊！文化部部长、副部长都不知道毛主席有这个话，他们要是知道了，就算我们文物局就是有保护城墙的意见，他们也不敢批啊！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城墙可以拆”这个话，在文化部门从来没有传达过，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下令一定要拆城墙的文件。1958年的所谓“拆”，也没有马上下指令，我们从没有见过文字的东西。大概是毛主席跟大家谈的时候有这些意见，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这都很难说的。除了西安城墙保下来了，南京城墙大部分不也保下来了吗？ (6) 我记得当时有个说法，原来毛主席主张拆是真的，可是后来到60年代初，有的地方因为水灾，城墙给挡住大水了。毛主席在这个前提下改嘴了，说城墙过去有打仗的作用，现在还有挡水的作用，有防洪的作用，不能随便拆，不是非拆不可。 (7) 毛主席60年代初就这么说不要拆城墙了，后来继续拆，那都是谁呀？现在有意见认为，是毛主席让彭真去拆城墙，也有意见可能是彭真想拆，他说服了毛主席同意他拆，看来后一种说法也有这个可能。
按：1959年7月2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直秘齐字189号），转发了由谢辰生等整理起草的《文化部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内容如下：
据我部了解，在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安城墙已有部分拆除。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据志书记载：“隆庆二年巡抚张祉甃以砖”“崇祯末巡抚孙传庭筑四郭城”。城墙东西长七里余，南北长五里，周二十五里，高三丈四尺，基厚六丈，顶宽三丈，旧有四门，并保存有城楼、箭楼、角楼等。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特报请批示。如同意，请转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
如果当时不是习仲勋的干预，恐怕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西安城墙了。习仲勋对文物保护真是做了很大贡献的。1953年，习仲勋任政务院秘书长，后来是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分管文化工作，那会儿我们递交上去的关于文物保护的文件，多数都是他批的。1953年政务院《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就是习仲勋批的。1956年，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高潮，国务院发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也是习仲勋批的，文号是“国二文习字第6号”，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习仲勋的意思。第二办公室是文教办公室，分管文物工作。 (8)
拆城墙的问题上，毛主席是犯了错误。人都会犯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毛主席在原则上是赞成保护文物的。解放军要进城的时候，给军队打的保护北京城、保护名胜古迹、保护清华大学的电报，就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啊！ (9)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考虑把袁崇焕的墓从城里迁出去，叶恭绰、柳亚子等几位民主人士联名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批示同意，要保护袁崇焕祠堂。 (10) 1954年，毛主席去午门看基本建设中出土文物的展览，不是说过“这就是历史，你们要好好学习”吗？1958年，毛主席去安徽，参观安徽省博物馆时说：“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些指示，当时就在文物系统传达的，我们文物局的同志都非常激动。毛主席是爱护文物的，是支持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