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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形下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以形而上下分别道器，成为此后理解实体与具体存有之间关系问题的主要范畴。一般说来，在中国哲学传统中，道作为形而上者，是不能用任何感官来把握的。而一切可以用感官来把握的具体存有，都以形而上之道作为其存在的根源和依据。
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形上和形下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张载有关“形”与“象”的分别的思考，可谓独具一格。张载根据《易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和“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的论述，在象和形之间做了明确的区分。
在张载那里，“形”指的是相对确定的形状，当然任何形状都在变化当中，也即张载所说的“客形”。而“象”则既不在感官能把握的形状之外，也不能被等同于可感知的形状。“象”应该是指具体存有的客形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在客形上的体现。具体存有之间的关系是感官无法把握的，但这些关系在具体的客形上产生的变化，却是可以感知的。比如两个人之间，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见的，但他们的关系在彼此身上引生的变化却是可见的。而在张载那里，“象”已经是形而上的了。张载的这一思考没有被吸纳入朱子集大成式的哲学综合，颇为遗憾。
将“象”作为形而上者，其中已经暗含了主导性或能动的形式的观念。“象”作为具体存有间的关系，主导着个别存有的变化。在太虚与气的关系中，太虚无形而有象，气与万物则有形有象。张载强调“太虚聚而为气”，“聚”这一表达有极深的元气论的印迹。尽管如此，“象”与“形”的强调性区分仍然提示出了这样的观念：无形之象作为更具能动性的形式，主导着有形的具体存有的变化。
由此我们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序列：首先是具体的有形的存有，亦即有形的形式，也就是形而下的“器”。这个层次的存有是可以为感官把握的。尽管我们总会受制于感知能力的局限，但可感知意味着我们至少能够设想某种感知的手段来观察和把握。其次是无形的形式。这是更具主导性或能动性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是无法用感官来把握的，只能通过可感知的存有的变化间接地把握。这个层面已经是形而上的了。最高的层次是无形式的形式。也就是我们不断强调的诚体或理本体。作为无形式的形式，诚体或理本体是无形的形式和有形的形式的根源，也是它们存有和变化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诚体或理本体也可以被称为道体。
道体生生不已，肯定的同时不断地否定，是一切形式的根源。作为无形式的形式，所有无形的形式和有形的形式都是它的具体体现，但所有的形式，无论是既有的还是将来的，都无法穷尽道体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