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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是中国哲学话语系统当中，一对至关重要的概念。无论是魏晋玄学，还是宋明理学，乃至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哲学体系，莫不以体用概念为思想结构的枢纽。与这种枢纽性地位不相称的是，如此重要的概念，在当代的中国哲学和哲学史著作当中，却少有真正深入的讨论和分析。体用概念被当成了某种众所周知的东西，是理解其他概念的基础，而其自身是无须思量的。
事实上，即使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中，体用也不是现成的、无须讨论的概念。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朱子为他的《太极图说解》所做的辩护的意义。
自从程子揭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以来，体用相即不离、浑沦无分便成了一般的观念。虽然我们不能说这样的理解违背了程子的本意，但过分强调浑沦无分也就消泯了体与用之间的分别。
至少在朱子的哲学论述当中，体用概念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比如，他讲：现在的是体，后来生的是用；水可流、可止、可激为波浪是体，水或流、或止、或激为波浪便是用；手可提掇是体，用手去提掇物件便是用。
从朱子关于体用概念的片断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体用关系既可以是一种时间中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关联。这样一来，似乎体用概念是以时空概念为基础的。但中国哲学历来特别重视体用，而非时空，这说明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体用是比时空更基础的概念。详味朱子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在朱子那里，体更多地着眼于可能性，而用则更多地着眼于可能性的实现。这为我们理解体用概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如果我们说可能性是体，可能性的实现是用，这至少是不违背朱子的思想的。当然，如何理解可能性，是问题的关键。朱子曾以“所当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来解说天理概念。对于陈淳将天理理解为“能然”“必然”“当然”和“自然”的完整统一，朱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从朱子的回答看，他更多强调的是天理“当然”的方面。在朱子看来，“能然”“必然”都可以包括在“当然”之中。朱子显然看到了“能然”“必然”与“当然”之间潜在的关联。
朱子以天理为生生不已的根源。天理使世界永恒变化，这在朱子那里，被理解为“天命之当然”。朱子的天理，在我们前一章的论述中，被称为诚体或理本体。理本体肯定的同时也在否定或限定，由此不断地产生出具体的分别和存有。而正如我们前一章论证过的那样，只有这样，永恒变化的世界才是可能的。所以，理本体不断产生出具体的分别和存有，由此形成变化不已的世界，这是唯一的可能性，因此也是必然的。理本体不断产生出万有来，这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是体；世界的生生不已实现的具体过程则是用。在这个层面上，“能然”“必然”是完全统一的。
在具体的分别和存有这个层面，必然性与可能性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比如，一切存有都有其终结，这是必然性。但具体如何终结、何时终结则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是必然性实现的不同过程和方式，并不是对必然性的违背。可以说，必然性是体，可能性是用。而在可能性的具体实现当中，可能性是体，可能性的具体实现则是用。
有体必有用，是中国哲学的一般原理。体不同则用亦有变。但用不同，体是否有变，则要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讨论。在诚体产生万有这个层面上，实然世界的生生变化每一刻都不相同，但本体却万古一如。而具体到有分别的存有的层面上，个别存有的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不同，即用的不同，也体现了体的不同。比如一张桌子，如果我们用它来写字，则其桌面之体成为体的重点；而如果我们踩着它去登上高处，则其桌体的高度成为体的重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用不同，体亦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