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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童年时期，大脑不断对突触进行修剪，根据环境的具体情况塑造自己。让大脑与环境相匹配，是一种明智的策略，但也伴随着风险。
如果大脑发育的环境，也就是孩子得到养育和照料的环境，并不是个“符合预期”的合适环境，大脑就很难正常发育。威斯康星州的詹森家族曾亲身经历过这种事。比尔·詹森（Bill Jensen）和卡罗尔·詹森（Carol Jensen）夫妇二人收养了4岁大的汤姆、约翰和维多利亚。这3个孩子都是孤儿，被收养前生活在环境恶劣的罗马尼亚国营孤儿院，这段经历导致他们大脑的发育受到了影响。
当时，詹森夫妇抱着孩子，打了辆出租车准备离开罗马尼亚。在路上，他们请司机翻译孩子们在说什么。出租车司机解释说，他们说的是些莫名其妙的话，不属于现有的语种。由于在孤儿院里没有正常的互动，孩子们自己创造出了一套奇异的混合语言。成长过程中，孩子们不得不应对学习障碍问题，这是正常的童年生活遭到剥夺给他们留下的伤疤。
汤姆、约翰和维多利亚对自己在罗马尼亚的经历都记不太清楚了，但仍有人对这些孤儿院印象清晰，那就是波士顿儿童医院儿科的教授，查尔斯·纳尔逊（Charles Nelson）医生。1999年，他首次探访了这些机构，他看到的情景十分可怕。年幼的孩子们被关在婴儿床上，得不到感觉刺激。每15名孩子只配1名照管员，而且院方还告诉照管员，不得把孩子抱起来，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们表现出关爱，哪怕孩子们在啼哭。因为院方担心，表现出关心会让孩子们想要更多，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这根本做不到。由于条件有限，一切事情都受到严格管制：孩子们排队在塑料盆里小便；留着相同的发型，不分性别；穿着一样，并按时间表喂食。一切都是机械化的。
啼哭的孩子得不到应答，很快就学会不哭了。孩子们没有人抱，也没有人陪着玩耍。虽然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有东西吃，有人给洗澡，也有衣服穿，但却被剥夺了情感关怀、支持和其他一切情感刺激。结果，他们发育得“不加区别地表现友善”。纳尔逊说，他走进一个房间，身边围着以前见都没见过的小孩子。他们想要跳进他怀里、坐在他腿上、抓着他的手、跟着他走动。这种不加区别的友善行为乍看起来似乎很贴心，但这是遭到忽视的孩子们的一种应对策略，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长期的依恋问题。这是在这种孤儿院长大的孩子的一种标志行为。
孤儿院的生活条件让纳尔逊及其团队大为震惊，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了布加勒斯特早期干预计划（Bucharest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他们对136名儿童进行了评估，这些孩子的年龄在6个月到3岁之间，他们从出生起就待在孤儿院。评估结果显示：首先，这些孩子的智商测试得分只有六七十分，而普通孩子是100分左右；其次，孩子们表现出大脑发育不完善的迹象，语言能力极度滞后；纳尔逊使用脑电图来测量孩子们的脑电活动，发现他们的神经活动明显较少。
在没有情感关爱和认知刺激的环境中，人的大脑无法正常发育。
令人欣慰的是，纳尔逊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一旦孩子进入安全和充满关爱的环境中，大脑的发育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恢复。孩子越早进入适当的环境，恢复得越好。如果孩子两岁前就进入抚养家庭，大脑的发育一般都能很好地恢复。两岁之后，他们能有所改善，但会残存程度不同的发育问题，其严重程度取决于年龄大小。
1966年，为增加人口和劳动力，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下令禁止避孕和堕胎。妇科医生成了“月经警察”，检查育龄妇女，确保她们生育足够的后代。孩子少于5个的家庭，要征收“独身税”。一时间，罗马尼亚人口增长率暴涨。
许多贫困家庭无力抚养孩子，就把孩子交给了国营机构。于是，国家又设立了更多孤儿院，以适应飞涨的孤儿人数。到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的时候，孤儿院里已有约17万名被弃儿童。
科学家们很快发现，孤儿院的经历给这些儿童的大脑发育带来了不良后果。这些研究对政府政策产生了影响。这些年来，大多数罗马尼亚孤儿被送回了父母家，或由政府找人寄养。到2005年，罗马尼亚制定法律，禁止将未满两岁的儿童送到机构托管，除非孩子有严重残疾。
世界各地仍有数百万的孤儿生活在政府设立的托管机构里。考虑到养育环境对婴儿大脑发育的重要性，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让孩子的成长环境能满足其大脑正常发育的要求。
纳尔逊的研究表明，充满关爱的培养环境对儿童大脑的发育至关重要。这说明周围的环境对塑造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对环境非常敏感。因为人脑采用的是现场接线策略，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置身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