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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家的逻辑与邻里自身的逻辑同时在支配着城市基层社会的运作与变迁”（桂勇，2008：266），但在基层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自我选择的正当性、理所当然的自在性，从而促使包括公共权力在内的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生活予以应有的尊重。在此种背景下，国家权力不能再以简单生硬的方式干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社会的治理更加注重策略性和灵活性。个体的尊严、生活世界的正当性，成为社会治理不得不考虑的要素，贯穿在城市基层社区的权力运作之中。
一方面，正式权力在社区空间的柔性运作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实际上，居委会工作本身依循的是邻里生活的寻常逻辑，其工作目标又何尝不是为了维护社区生活的平静如常。在权力运作策略上，居委会往往运用“化公为私”“话语转换”“主动示弱”等日常技术，这些都是行政权力之外的生活智慧。居委会把指令、政策转化为邻里可以接受、理解的话语与表达形式，并使之纳入邻里日常运作的基本逻辑，从而消解掉外部力量，同时，还给下面的各种反应、表述和行动赋予合理的色彩。这仅仅是居委会干部的一种操作策略。正如朱健刚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政府的群众运动已经与改革以前的群众运动完全不同了，因为它本身是在邻里生活的常态中进行的。可以想象，一旦脱离生活的寻常逻辑，这种运动与动员本身将难以继续。换言之，行政权力者在基层邻里的呈现，渐趋脱离科层化、板块化的生硬面孔，化身为一个个活生生、懂人情的行动者，反过来说，这种变化本身也意味着政治精英对基层日常生活的自在性与自主性的认同和尊重。
另一方面，邻里权利主体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国家权力的影响和限制，其对国家权力的回应和影响也在日益加强。伴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行动能力的增强，一些社区居民善于“制造”问题、“建构”问题，并采用“问题化”策略将日常生活的“小问题”逐渐纳入行政机构的议事范围，依靠正式权力的支持解决社区邻里“少数人”的问题。就业主维权而言，在“问题”表达和化解过程中，邻里行动者根据“事件”或“问题”的具体情境，会策略性地做出相应的行动选择，这为“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拓展了空间。
关于饱受争议的社区邻里联结机制问题，在本书中笔者更愿意将其表述为以日常生活的公共性问题为导引而生成的邻里政治。邻里政治的行动者之间的参与和互动，以利益相关性和情感相连性为前提，受日常生活问题导引。当面临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时，邻里居民（包括住户、业主、商户等）可能采取三种行动：一是居民的无组织、碎片化参与，以个人身份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鲜有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二是由少数人组成临时性的合作共同体，在问题得到解决后再重新恢复为原子化状态；三是借助于具有国家代理人色彩的基层行政体制进行意见反映与利益表达。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行动者毕竟不是被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生活个体来刻画的，而是作为不分时空域限、不论男女老幼、不计惯习偏好、不看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处理的，研究者的目光习惯于停留在各种制度安排、一般法则、抽象结构上。这种悬置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结构化、抽象化、类型化的方法论，对邻里政治研究的想象力是一种损抑。
为了在研究中生产邻里行动者的形象，还原和激活行动者的本真状态，就必须引进现实的时空条件、特色的地域文化、具体的生活场景、日常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邻里主体。一句话，必须植入曾经被“科学规则”无情净化的各种有意义的细节，描绘邻里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沈原，2006）。如此这般，呈现出来的各种行动者就不再是那种被抽象掉具体内容的“类”，而是诸多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他们拥有思想、情感、个性，受到具体行动规则的支配，从事多种多样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抗争。并且，研究者应有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转换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的能力，强调在具体描述与宏观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细微处入手，宏观上着眼，将邻里现场的具体活动、斗争与邻里空间之外由国家和市场造就的各种制度安排联系起来，思考它们对邻里政治的实际影响。在这里，邻里空间的微观场景与其外部的宏观背景、邻里政治的行动过程与其背后的制度安排，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者共同生产着地方邻里的权力实践知识。此外，通过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献（writing culture）和民间口述资料（telling history），引入邻里政治的历史与变迁维度，“追求旨在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底层表述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对当事人讲述的研究，可以在民众生活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过程之间建立联系”。
故此，敞开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邻里政治研究想象力的来源，它既是邻里政治实践的土壤，也是邻里政治研究的源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性建构推动的经济、政治、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一种以现代技术和财富作为支撑，并混合古今中外之文化要素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逐渐改变近代以来被现代性所殖民的历史境遇，一改被政治精英、知识精英批判、改造的面貌，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兴趣的生发点和立足点。日常生活与社会科学直接、密切的联系内在地注定了它在社会科学中应有的位置，这必将带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路径的革命，朝向经验事实的社会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总之，街区邻里政治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实践的政治，与制度政治、文本政治相呼应，深层的制度和结构问题就隐藏在它具体的、动态的、繁杂的实际运作过程之中。理解和解释邻里政治的运行逻辑，必须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实践的智识空间和想象力源泉，强化观察者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在场”意识和“积极干预”立场。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日常生活思维”方法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了理性的地平线上。以社会学为例，这一过程是与帕森斯主义的幽灵所散布的“理论自治”道统和“科学主义”准则相伴随的。也是在20世纪，随着美国社会学中心地位的确立，以及成功的制度化和去历史化，社会学的理论关怀也开始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主性和封闭性，失去了社会学扎根于社会生活的理论传统。帕森斯式的研究道统树起了日常生活的一面屏障，使我们在获得专业地位的过程中漠视着社会学想象力的枯竭，使我们在精心构建理论象牙塔的同时放任着经验感受力的萎缩，使我们始终高居云端、傲慢地将理论的逻辑加之于生活的逻辑之上。另外，帕森斯主义者对实证科学的迷恋，导致他们有意隐藏自身的道德关怀。刻意标榜“客观中立性”和盲目崇尚“绝对科学性”无异于自我否定，丝毫不利于社会学的想象空间和生命力的释放。
社会学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和回应大众的需求，关注现实社会的变迁和重大问题，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品格。杂糅在日常世界并长期困扰个人的生活议题，与整体社会发展变迁的公共议题的交汇，便是社会学想象力的来源。换句话说，社会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对社会秩序和进步问题的洞察和预判，更在于对普通人安身立命之道的关怀与尊重。因而，转型社会的社会学应有直面现实的态度、扎根田野的精神、立足生活的情怀、敢于怀疑和批判的勇气。面对巨变的社会，社会学既要有高出云端的想象力，又要有低到尘埃的亲和力。而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关注基层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实践智慧。惟如此，我们才能找回社会学丢失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