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日常生活场景出发：街区邻里政治的实践域

城市基层的邻里政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政治。在受到国家政治的渗透和形塑之余，它并不失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为性，邻里日常生活为其生产和延续提供了智识资源和实践载体。事实上，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可以划分为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的日常生活。只要人们的社会生活存在群化和整合的秩序性问题，存在自主与约束的结构性问题，那么政治就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从一般意义上说，日常社会生活的政治性主要表现为“特定事件”得到表达、以“公共问题”加以表现、由“普通百姓”亲身实践。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是一种以公共问题为指向的邻里之间的日常关系政治。正如“街区”为这种日常生活政治划定实践场域一样，“邻里”为街区权力的日常运作确定了一个实践主体，而邻里政治的运作过程又以“后单位时代”为时间段。这些要素勾勒出街区邻里政治的基本轮廓。

简言之，作为邻里政治的意义之源，日常生活世界是邻里居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命绵延的家园，是传统惯习支配的行动体系和居民遭遇现实的具体场域。同时，邻里关系的日常运作并不仅仅嵌于总体性安排的支配之中，而且与社区成员日复一日的喜怒哀乐、轮回如常的生老病死等生活体验和生命历程杂糅在一起。因而，在对社区邻里政治的实践逻辑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时，必须转向日常生活层面的实践性“本体论”关怀，关注“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事实”（安东尼·吉登斯，1998：39）。基于这一论调，在邻里政治研究视域之中，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虽然重复、琐碎和杂乱，却是国家、市场与民众遭遇互动的“舞台”，是不同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汇成的“溪流”，是各种权力技术和行动策略演示的“银幕”。在此，笔者之所以将日常生活比作“舞台”“溪流”“银幕”，在于表征日常生活场域中的社会现象的可见性、主体关系的互动性、社会事件的连续性、事件过程的流动性、权力实践的策略性。

日常社会生活的本真状态始终是单调与丰富、线性与流变、确定与偶然等多维面孔的相互交织。在转型时期的城市基层社会，邻里生活世界所呈现的并不是理性哲学家所批判的平庸、平淡、重复的消极面，而是流动、新鲜、生动的积极面。这种日新月异的“流变”表露在可观察、可言说、可规则化的“事件流”之中。在日常“流变”中，正是由“公共问题”演绎的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将国家权力的运作、基层组织的动员、家庭利益的表达、个体诉求的重申，紧紧地勾连在一起，让它们成为一条项链上的“珍珠”，彼此分离而又紧紧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社会生活不在政治生活之外，相反，其恰恰是现实政治发生的社会原点（孟伟，2007：11）。因此，回归日常生活对于理解邻里生存方式、观察业主行动过程、解释底层运行逻辑的现实意义不容小觑。

然而，反思中国基层社区邻里关系及其权力运作的研究历程，我们不能不联系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过去150多年不断被批判、反复被否定的历史遭遇。一种可以心安理得、泰然处之，或者至少不受外力强行侵入的日常生活，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多少年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公共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政治社会生态的惯常现象，特别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伊始，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受到公共权力的持续冲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近代以来不再具有不受权力干预的正当性，这在过去是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共同参与制造的后果，这在现在也是中国社会科学要共同参与解决的问题。当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人民可以奢望一种自在、自得、自由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原来可以轻易被牺牲的日常生活领域正在成为重点关怀的对象。”（高丙中，2006）而这种自在、自得、自由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意指权力是社会公民共享的公共物，只有在这个时候，权力生产才真正融入基层社会生活，权力互动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空间——社区，其分化多元的权利主体、日益觉醒的草根意识、交错复杂的权力关系，使日常生活与权力实践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相关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因其成因与解决之道都与社区研究联结在一起，所以也为中国社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所幸的是，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开始重新关注常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从日常生活场景中抽取真实、生动、鲜活的日常事件，分析和考察蕴含其中的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孙立平在阐述实践社会学的研究立场时指出，“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因此，我们……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同时，“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面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也意味着对正在形成的底层社会的关注”（孙立平，2002）。杨善华等（杨善华、柳莉，2005）将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日常生活视为考察村庄政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他把农民的日常时间区分为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在村庄政治的运行中，礼尚往来、情感联系和关系网络的建构，会影响甚至改变村庄已有的权力格局。郭于华提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郭于华，2002）。吴飞认为，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人的命运在家常日用中的展开，中国的自杀就源于一个人会不会“过”日子。“自杀就是社会空间之外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公共政治领域以外的政治问题，所涉及的是私人的公正与冤屈，与私人的幸福生活有关。这样，理解自杀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吴飞，2009：13）故此，敞开的日常生活世界成为邻里政治研究想象力的来源。

总而言之，强调从日常生活场景出发，突出日常生活在当代街区邻里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进行关联，既非个人理论偏好的作用使然，亦非单纯的理论逻辑推动使然，而正是转型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实践逻辑所提出的“真问题”使然。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则更多的是嵌入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扎根于我们每日都在经历的日常社会生活本身，源自于我们对基层社会生活实践逻辑的揭示（沈原，2006）。因此，我们必须拨开各色理论流派的迷雾，从各种理论范式的空中楼阁中走出来，将研究眼光下移、重返普通人的生活现场，真正理解邻里行动者的生存状况和底层智慧。 SCxRmw8c+tzFIreHHa1m5+FkzOE1i8l8/EySJRv8B76/CGUkLkBpqoXPcOseuSU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