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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读者看到的，在第1章，主要阐述了本书的问题意识、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重点从业主维权研究的“策略范式”和“权利范式”两个维度，评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本书认为，研究业主维权行动时，我们需要从理想宏伟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空中楼阁中走出来，回到城市邻里生活“场景”本身，回到活生生的“人”本身，正视人们真实而灵动的日常生活世界，只有考察各持动机的邻里行动者及其行动过程和行动结构，方能有效解读业主维权行动的逻辑，从而准确理解城市基层社会的变迁。
第2章阐述本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和转向。本书把业主维权行动视为街区邻里政治的日常表达。通过引入邻里“行动者”的分析范畴，关注作为各个行动者相遇、互动之舞台的日常生活，还原和激活基层日常社会生活真实、热闹、生动的本性，以对邻里政治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的关切，冲破“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藩篱，着手把握国家与社会在具体行动者身上体现的问题，并以行动后果可能存在的意外性和偶然性修正有关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预设。生活政治与制度政治、实践政治与文本政治之间的“缝隙”构成了邻里行动者的自由空间和选择余地，深层的制度和结构性矛盾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权力实践过程之中。本书认为，理解和解释邻里政治的双重运行逻辑，必须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强化观察者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在场”意识和“积极干预”立场。
本书的第3章，首先从物理意义和学理意义两个方面，介绍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名苑社区。然后，将业主身份的形成置于住房分配市场化和物业管理专业化的宏观制度变迁之中，从日常生活层面观察业主身份的“获得”过程。看房、买房和装修、入住的一系列步骤，就是“学做业主”的实践过程，也是业主自我身份的生产过程，更是业主身份认同的强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本书论述了商品房住宅空间的不同权利主体的利益边界和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商品房住宅社区并没有因为空间的封闭和隔离而成为孤立的城堡，而恰恰由于边界的明确和清晰，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下开辟了一个相对自主的行动空间。
第4章讲述了名苑业主因侵权而维权的行动故事。从2000年到2004年，业主由分散到聚合、由陌生到交往，维权由各自为政到集体行动。在正常渠道无法有效表达利益诉求的情况下，名苑业主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体维权浪潮。在此过程中，随着侵权问题的普遍化和业主对问题的敏感化，“各家各户的问题”逐渐转变为“邻里的共同问题”，正是在因居住问题引发的维权实践的“启蒙”和“训练”之下，名苑邻里关系得以生产和强化，业主的“家园”意识获得深度营造。
第5章介绍了金权主导之下的业委会成立过程，以及业委会与义兴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的争执和博弈造就出秩序缤纷的邻里空间。义兴物业管理公司声明退出、业委会出面挽留、部分居民力挺物业公司、物业公司自我投票表决活动、新物业服务合同在不知不觉中签订、社区居委会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签订过程出具证明、物业办为合同备案、维权业主的持续抗争和“逼退”、反维权力量的压制，等等，连续发生的邻里冲突事件，不仅展现出不同邻里力量之间的关系秩序，而且还预示着一种新型的权利格局正在孕育。
第6章讲述了名苑业主从2009年开始的依法诉讼维权故事。在依法诉讼过程中，维权业主采取了分头诉讼、密集诉讼的方式，与此同时，利用“问题”“事件”“间隙”，援引法外力量，实施“加码”策略，营造和拓展法外抗争的机会空间。由物业公司、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组织构成的邻里反维权派系，也积极采取反制措施和“解码”策略。由此，邻里维权力量和反维权派系展开了难分难解的“法外斗法”游戏。
第7章讲述了名苑业主选举新一届业委会的故事。名苑邻里派系之间的博弈、争斗和冲突，在新一届业委会委员选举过程中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力量的转变，邻里派系斗争的性质、目标和内容却发生了彻底翻转。从某种意义上说，房地产开发商、物业服务公司和相关部门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塑造邻里派系冲突格局的结构性力量。业主派系之间的恶性争斗，从消极意义上赋予了相关部门加强行政管制和组织管控的正当性理由，使本属于“市民社会空间”的小区增添了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使本属于“业主自治行为”的业委会选举打上了强烈的权力主导印迹。
第8章分析了业主行动的空间和限制，以及行动困境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业主在维权时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不但数量有限，而且效果难料。业主所能运用的“抗争剧目”也是极其有限的，在貌似多样化的行动策略背后，呈现的是前后一致的行动逻辑，“法”成为贯穿维权过程始终的中枢，守法逻辑构成了业主维权的行动边界。业主在护法维权过程中，非常善于运用各种行动策略，但从本质上来说，业主维权行动不过是在“用国家给定的手段维护国家赋予的权利”。
第9章阐述了业主行动的“国家框架”。研究认为，业主自觉“依法”和“以法”的维权实践，不仅是一种依托国家法律和政策权威的行动策略，更是一种依附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伦理。国家是业主诉求的中心和源泉。它从反面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权威，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国家”这一抽象的意义象征体，成为中国民众抗议活动的合法性来源。在业主的意识世界中，法律只是达成目的的工具，国家却是融入骨髓的伦理。
第10章考察居委会在邻里空间的运作逻辑，居委会动员群众参与、争取居民认同的技术与手段。邻里政治展现的不同行动形式和实践逻辑，从根本上彰显了邻里政治的二重维度，即以居委会为中心的“情理政治”和以物业运作为中心的“法理政治”。由居委会运作的“情理政治”呈现出“居委会-典型群众（积极分子）-居民”的传统二次动员路径，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子是面子、人情、互惠、信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
在第11章，本书分析了国家动员下典型社区的居民参与。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因此，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基层政府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之中。
第12章将颇具争议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中，进而探讨伦理本位的关系网络结构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和塑造。繁荣的社会资本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资本存量在社区管理体制行政化惯习的约束下，普遍呈现出缺失与脆弱的特点，需要通过组织行动和制度建构的途径进行重建。
第13章在制度变迁中探究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及其建构。作为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变革，不同历史时段的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具有不同的特征。单位体制所形成的“政府-单位”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已经不能满足转型时期社区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在单位制解体和单位功能弱化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区将替代传统单位，成为城市社会整合的又一种制度选择，构成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的基本单元。
本书的第14章试图从根本上回答“基层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住宅业主经由“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维权实践，实现了从“自在小区”到“自为小区”的转变，拓展了城市基层的新公共空间。就此言之，从行政化“社区”到生活化“小区”，不仅意味着群体生活空间和价值认同的巨大转换，更预示着一种社会整合方式的深层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从“整合社会”到“社会整合”的逻辑重组。如此这般社会自组织生长和公民权发育的过程，不仅回答了“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亦解开了“由谁来整合”的“结”。
第15章是本书的结语。本书虽然对名苑邻里维权与反维权历程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在历时态和事件流的情境下，对业主维权的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做了纵贯分析。但是，由于住房商品化的步伐仍在推进之中，业主维权亦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所以，书中一些论断的社会意涵及其发展演变尚不明朗，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