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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卡罗琳·汉弗莱 著
袁剑 刘玺鸿译
摘要： 本文作者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系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著名蒙古学家和内亚研究专家。本文原名“Concepts of‘Russia’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Border with China”，刊载于Franck Billé，Grégory Delaplace，Caroline Humphrey等编《边疆的遭遇：俄国、中国和蒙古边境的知识与实践》（ Frontier Encounters：Knowledge and Practice at the Russian，Chinese and Mongolian Border . Open Book Publishers，2012）一书。该文通过具体的分析，展现了中俄边疆社会形态以及跨界群体（cross-border populations）的特征，关注他们身上诸如转瞬即逝的社会网络以及非民族化（non-national）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对俄国边境相关状况的分析，探究其与中国接壤的国境在影响“俄国”作为一个政治形态的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反过来讨论俄国这一观念的演进历史，从沙皇帝国（Tsarist Empire）到苏联（USSR）、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对这个国家如何看待边疆所造成的影响。该文的研究对于我们进行相关边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然，其中的一些看法也跟国内的某些研究有不同之处，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辨析。
关键词： 俄国观念 中国边疆 身份认同
译者简介：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刘玺鸿，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如果人们思考俄国东部与中国毗邻的边疆相较于俄国其他边境地区有什么不同的话，有两点十分明显：第一，东部边疆处于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后帝国（post-imperial）国家之间，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第二，这一边疆上的居民，比如布里亚特人（Buryats）和埃文基人（Evenki），经历一个（尚未完成的）融入过程后，被纳入两个不同的“文明”中。在很多方面，他们与边境周边的群体而不是那些身处中心的人更为一致。 [1] 这篇文章将会展现边疆社会形态以及跨界群体（cross-border populations）的特征，关注他们身上诸如转瞬即逝的社会网络以及非民族化（non-national）的身份认同。但这篇文章还有另一项更重要的任务，也是本文的核心，即由于这一边疆是17世纪由俄国和清朝两大政权而不是当地族群确定的，所以就需要了解这两种具有支配性而又差异明显的政治文化各自如何构想国家本身并建构他们的边疆。本文聚焦于俄国，首先说明该国国境线的存在及其位置，尤其是与中国接壤的部分，在影响“俄国”作为一个政治形态的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反过来讨论俄国这一观念的演进历史，从沙皇帝国（Tsarist Empire）到苏联（USSR）、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对这个国家如何看待边疆所造成的影响。
边疆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orders）已经在两个方面广泛展开，其一是关注边疆地区民众生活以及跨境迁移，其二是国家的权力在场如何影响对边疆的构想。
[2]
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的丰硕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被国家所利用的政治边疆在具体实践当中，仍然会由于地方行动者利益的多样性而形成差异。他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疆事例中指出，在政治上对边界两边生活的族群做出区分的行为，“使得国家建构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3]
——此外，在边疆“双语文化”的地区塑造法国或者西班牙公民的进程，又牵涉到边疆居民的主体性和中央政府的规划。
这一观点对于经历过帝国时代的俄国和中国尤有助益，它们两者在边疆地区都有着大量而又多样的少数族裔人口。
本文将集中于这一进程的一个特殊面向，国家想象的角色——作为一种文明的“俄国是什么”（what Russia is）这一不断改变的观念——在与中国接壤的东部边疆的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也尝试对这一边疆区域、其自我界定及其独特性之上的意识形态做出解释。很明显，这篇文章并不试图确立一个关于俄国的分析模型或者“理想型”范式 [4] ，而是要指出俄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尤其是在当下。这与政治决策存在关联，因为有无数的俄国（以及非俄国）作家、官员和政治家都曾对这一主题做出过规范性的解释，即主动介入到政治事务中。然而，我与萨林斯的意见一致 [5] ，认为对这些观念的地方性解释（local interpretations）通常要比在国家政权中心所作的解释更引人注目（至少是不亚于）。
在社会思潮中将俄国解释为一种文明，当然不是唯一的路径。不仅是西方，许多俄国评论家都拒绝这一理解俄国的方式。因为“文明”这一说法不仅意味着是依附于地理空间之上的可流动特质的聚合体
，而且还暗指一种基于特定基本价值观念的文化结构。有大量批评认为，那些试图将19世纪对俄国这一“理念”的争论延续至今的人，不过就是在搞学术腐败，而且早已过时，都是一些思想上的孤立主义者所为。但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在苏联解体和边疆发生巨大变迁之后，是什么构成了新生国家的统一体这一问题成为执政者当务之急——尤其是在习惯于以苏联视角来看待这一观念的那几代人看来。他们认为俄国所卷入的全球市场经济，不仅没能提供这样一种概念，而且还使之模糊不清。结果，正如卡甘斯基（Kaganskii）所观察到的，需要对“一个伟大的联邦”（a great united state power）提供新的方案和分类。
[6]
从人类学的视野来看，正是这些文明模式的规范特征使其变得有意思起来。
本文将首先对将俄国视作文明的几种历史和当代模式加以描述，并梳理俄国人对于这些模式提出的批评，即便这些批评依旧是处于文明范式之中。文章最后一部分则讨论这些观念在俄中边境中的内涵。
随着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俄国政界精英开始拒绝更早时期彼得大帝所提出的俄国本质上是一个欧洲国家的观点，并将注意力转向了乌拉尔山以西的亚洲腹地。甚至在此之前，俄国人就被认为肩负着一种“天命”（manifest destiny），即驯服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并推动东方停滞不前的亚洲社会文明化。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已经被描述为具有“人类的独特使命……俄国就是整个欧洲本身，一个介于欧洲和亚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欧洲：一个不可思议、不为人所知的全新国家”（巴拉索格洛，Balasoglo）。
[7]
这一对“俄国”的说法真是相当夸张，但与此同时，在战略和实践契机方面具有吸引力。在东方作战的穆拉维约夫将军一方面担心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会受到深入中国的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渴望加入他们，一起瓜分中国。他在1858年和1860年构想出一个庞大计划，那就是超越17世纪的边疆并决定性地进入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流域，最终吞并这一控制薄弱和人烟稀少的地区。
他并不满足于这一成功，军队依旧高喊着前进的口号，向南进抵中国东北。就像明确而又热切地提及美国的“天命”促其西进一样，这种情感使“你无法阻挡俄国的使命”。
[8]
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些以亚洲为视角看待俄国的方式都没能转化为明确的欧亚主义观。移居国外的作家将俄国既非欧洲国家也非亚洲国家，而是一个处于这两者之间独特的“欧亚”（Eurasia）文明的观念进一步推衍。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西方正在衰落，但是俄国，包括其多样的本土文化将会迅速崛起，并且在东方承担文明使命。欧亚主义者认为这片大陆必须在非海洋经济的条件下独立发展和自力更生；他们认为苏联将会变成一个和谐的乌托邦，并且有能力从无神论和无产阶级的教条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以东正教为信仰的民族国家。但这一愿望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消退，而由列夫·古米廖夫（Lev Gumilev）后来提出的“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
[9]
则影响至今。他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至今依然大受追捧。
与更早时期的欧亚主义者相似，古米廖夫也强调大陆陆地地理环境的“自然”决定因素。但他抛弃了之前对东正教的强调，改为颂扬伟大的草原帝国，后者的繁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则是建基于对特殊的生态—历史—地理的适应性之上的。
新欧亚主义的当代主要领袖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Dugin）已经抓住了这些基本观点，将其融入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东正教的救世观念，并将之外推到当前的全球性状况中。
杜金认为，俄国人就是上帝的选民，并且注定（obrechena）要代替西方成为新的世界（欧亚）领袖，并改变单极化的全球关系。
[10]
帝国（英文Emipre，俄文Imperiya）观念也是欧亚和俄国人的核心，俄国人的“本质就在帝国构建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因素则是在创造作为绝对理念的国家中出现的”。
[11]
杜金的地缘政治观以及巴辛的观点都与战前的欧亚主义观念背道而驰，因为他们两人的理念是对冷战之后美国全球计划的反抗。其中一个时期较早也更为极端的看法是，设想在南部地区，也就是说超出苏联边界的地方，出现一次大爆发，从而确保“俄国的领土完整能够在自然—历史边界上都得到发展和保存”
，而杜金已经力图联合那些居住于欧亚陆地上的“兄弟”民众，去反抗在海洋上孕育出的大西洋势力的霸权。
[12]
新欧亚主义必须被视为对后苏联时代政治环境的战略性回应。
[13]
在同一时期，新欧亚主义中的一股势力则复归到19世纪的主题：文明使命，将俄国不同民族融合的“有机”和谐，反对重商主义，俄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在精神上保持纯洁的方式走向繁荣的观念。这些观点对当代的支持者都有所影响，比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Institute of Far Eastern Studies）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Mikhail Titarenko），他认为欧亚主义信奉的观念是：“集体主义（sobornost’）、保持独立、互帮互助、个体与民众之间相互合作、平权对话、共同发展、文明之间及俄国民众之间和谐互助，还有就是共同的历史命运。”
[14]
这一看法反对“西方”的理性主义、相互竞争以及个人主义的主张，并且其东部与诸如中国这样不同的地区形成区隔。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一学说在根本上对边疆——仅仅是对其中一侧——产生了重要作用。如果“地理就是俄国的命运” [15] ，如果“欧亚”首先是被其不是什么而定义（既非“西方”，也非“亚洲”），而且其还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专制的文明的话，那么，其外部轮廓在本质上也就处于“欧亚”这一概念中。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俄国人对这一观念的批评，以更深刻地洞察如何在一个更广阔的文明分析中构想边疆。
将俄国视为处于欧亚之间的位置，虽然不是欧亚主义者的共识，但是许多作家已经指出，整个俄国是一种边疆（pogranichnyi）类型的文明。
这种文明在两种相异的“野蛮”他者之间持续寻求均衡，因此边疆也就处于不稳定当中。由于其主要是以其位置上的“间性”（in-betweenness）来定义，所以这一间性优先于自然环境以及对其广阔空间范围的维持。由于这种间性（interstitial）特征，这一文明就具有持久的扩张趋势，超出其限度或者常常是极限。正是因为其内部由众多异质性因素组成，所以这一“边疆文明”自身就是一个世界，但在本质上是多样的，而且与其他类型的政治体相比，赋予了混沌（chaos）更为重要的角色。保守主义思想家伊林（Il’in）已经提到俄国就是一个宇宙——不仅是宇宙，而且是混沌的——即“混沌宇宙”（chaocosmos）。
在这种图景中，并没有一种统御性的文化渗透到整个社会。相反，正如谢米亚金和谢米娅金娜谈到的，边疆文明的理念就是解决现存问题不同路径的多元和共存。
即便如此，除了缺乏统御性文化和统一风格，俄国——即使从不同的立场来看——则一直在寻找一种绝对的善（absolute good）。先验理念的内容可能在历史中不断变化，但是对它们的评价却越来越高，并且尝试将其融入并固化到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这导致了神圣范畴被反复扩大，并且将仪式时间强加到日常事务当中。这一态度完全忽视了俄国生活的世俗领域。
那些并没有纳入到同一神圣目标中的剩余世界，则受到敌视，而对那些物质性的亵渎（materiality-profanity）加以自卫，则受到持续关注。正如这节所表明的，关于神圣空间的观念对于俄—中边境地区来说变得重要起来。
俄国不仅仅是一个“边疆文明”，而且也有自己的边疆，在这里，躁动性、扩张性和防御性兼具的“混沌状态”变得更加强劲。谢米亚金和谢米娅金娜指出，这在哥萨克人中就造成了一种矛盾。 [16] 他们最初是由一些反叛者和逃亡者组成的，体现了古代俄国的神圣价值观：自主（volya）、自治以及毫无约束的自由。正是哥萨克人最早侵入西伯利亚，并在随后进入中国东北。事实上，他们成为俄国最危险边疆区域中最重要的边疆人。与中国的边界划定之后，他们就沿着边疆建立定居点，并成为边疆守卫者。从作为可控制的劫掠者（freebooters）开始，他们无论是在象征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世代相传的身份，并成为专制国家最值得信赖的支持者——我随后的论述会返回到这一点。
许多冷静的俄国观察者更为严肃地对这一文明加以分析，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论述在政治态度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更为忧虑地指出这一观点的矛盾和缺陷。比如卡甘斯基就批评新欧亚主义是一种救世主义的、反西方的和本质主义的。他认为，之所以将欧亚这一概念视作一片宏大区域，不过是因为其巨大的体量和变化性适应了专制独裁的要求。但这只是一种通过占领某些领土和地区的空间自决观，并且无论做出怎样的主张，事实上都无法在历史中建立一种文明价值观（古米廖夫所提出的作为俄国原型的蒙古帝国，在卡甘斯基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两者在结构和文化上完全不同）。 [17] 那些先见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欧亚本身的内容，也就是其内部真实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于新欧亚主义者来说，其已经足以覆盖这一体现国家博大宏伟的巨大体量。欧亚空间是神圣化的，并且被赋予了纵向的神话结构（对于一种奇妙的权力层级的想象）。但是欧亚实际上只是横向的，是具有反复扩展性的。 [18]
卡甘斯基认为，这种基于欧亚位置并且依赖于什么不是俄国来自我界定的空间类型，与欧洲诸国以及中国的观念都相当不同。在那些地方，国家通过理念、功业以及特殊价值观对自身积极界定，空间并不扮演重要角色。比如，中国作为一个处于中央的王国（Middle Kingdom），从来不会以“非印度”来看待自己；并且其与草原民众的关系是一种凝聚的文明中心与模糊的野蛮周边的关系。换句话说，位于中心的中国不用在空间上界定自己；而是界定空间。 [19]
相比之下，新欧亚主义则强调俄国边疆的自然性（naturalness）。卡甘斯基认为这一自然性不仅是一种幻想，忽视了边界在历史中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并且其在未被承认的矛盾基础上成为一种神话：因为这一理论在主张国家空间权利的绝对法则的时候，同时认为这一法则在被用到其他地区的时候，欧亚又要高于甚至是取代这一法则。卡甘斯基发现，最终如果我们询问自己“欧亚主义下的欧亚空间对应着的是什么？”答案只能是一个地图上的空间。仅仅是一个地图上的彩色轮廓，会出现在学校课堂里、挂着杰出政治家画像的墙壁上，并成为电视节目的背景
[20]
，而所有这些由欧亚主义者添加到课堂中的事物，都是一种全球自然地理区位的概念，体现在上面的则是他们的地缘政治战略。
卡甘斯基认为，我们不能说这些地图是否曾被当作办公文件，或者它们仅仅是“情感地图”（mental maps）——十有八九是后者。即便如此，俄国在走出帝国的过程中所释放的情感自由，并没能导向一个非帝国性的俄国的建构。一种经由“自然”空间的系统性想象，压倒了对诸如人口、土地、族裔、宗派以及语言等“文化”空间的想象，造成了这一空间体现的到底是一个永恒帝国还是俄罗斯本身的混乱。与这种混乱局面相对应的则是当前的单中心主义，以及层级化的政治体系、资源寻租式的经济导向、地方的地位低下，而内外部边疆区域则地位更重要。 [21]
俄中边界的意识形态层面可以与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或者在这一案例中，可以将民族国家与后帝国合并起来。正如约翰·邓恩（John Dunn）所指出的，“这两者在政治生活中主要呈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都在描绘着各自的过去，成为（现任的或有抱负心的）政治领袖的策略，不同程度地扩散到民众之中”。
这里有欧亚主义对俄国近来外交政策所造成影响的大量文献
[22]
，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主要相关性在于，作为一个真实的地理范畴，巩固了俄国在东亚事务中的合法性。
[23]
我要指出，邓恩所说的民族主义的两种在地化形态，并不仅仅存在于政治领袖身上，也与我们的案例相关，因为当代俄国将专制和某种版本的选举式民主结合了起来，成了亨利·海勒（Henry Hale）所说的“混合体制”。公众舆论，评判着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在领袖的“受欢迎”程度中起着重要和与众不同的作用。
[24]
事实上，普京就设法在分散的国内民众（选区）中得到欧亚主义者的支持，同时与此相关的，又在国际事务中避开他们。
[25]
如果我们看看俄国那些欧亚主义呼声最高涨的地区，两类人最为明显：首先是军队和安保机构
[26]
，其次是亚洲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
[27]
前者关心的是俄国的大国地位，后者则有所不同，聚焦于非俄罗斯民族以及对于和谐关系的承诺。但是这两种差异甚大的选民群体都与边境关联在一起，因为这两个社会群体都是边疆地区的关键角色。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破裂的中苏关系的修复，俄国与中国相连的边疆已经不再完全是冲突地带。俄国与中国相关的政治和国家安全事务似乎也日渐转好。两国领袖——江泽民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意气相投，在2001年7月就广泛事务上的友好与合作签署了联合声明。这些条款包括承认现有边界的合法化以及批准更早时期的缩减边境地区军队部署的计划。虽然过境点（crossing points）的数量还相对较少，但是双方之间已经有了大量贸易活动。 [28] 如今，俄国和中国的边防部队已经就恐怖分子入侵、非法越境、枪支药品走私以及非法狩猎问题进行联合训练。
即便如此，边境上的俄国一方依旧重兵把守。邻近边界的地带是严格管控区，进出此地的公民需要手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签发的特别通行证。这一管控区的范围这几年频繁变化，有时宽达5公里，有时在某些地方甚至能将村庄和经常使用的道路纳入进来。俄罗斯联邦边防局（Border Guard Service）希望这一管控区范围更大，而当地居民则反对这种干预。
这一管控地带，一方面受到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境指挥部集中管理，另一方面，他们所掌控的各种意识形态则要依托地方进行实践和干预，所以中心与边缘之间有着复杂关系。将俄国视为文明，就要将秩序扩展到“他者”的蛮荒之地，比如通过部署边防部队（他们属于联邦机构而不是地方民众）。例如，一段在YouTube由边防士兵制作的视频就展示了：一开始出现的边疆画面伴随着太阳落山的镜头，并打出了“俄国边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字幕，画面中是荒芜土地上军事活动的场景，同时响起的是边防战士的歌声。歌曲在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着“永远驻守边境地区”，歌曲中还屡次出现对于回到“俄罗斯家乡”的渴望，即使所谓的家乡是一个与这些蛮荒之地有着巨大差别的文明地带。
在管控区的内部和附近地区有许多哥萨克人定居点，以前则是分布在外贝加尔、赤塔、阿穆尔河以及乌苏里斯克的安置点（stanitsa）。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定居点人口在1916年达到了265000人，其中145000人在军队服役。
在苏联时期，哥萨克群体遭到解体和镇压——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内战时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他们的边防职责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以及随后的克格勃所替代。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对哥萨克人的复兴表示支持，而650万自称哥萨克人的“手足情谊”则渗透到俄罗斯联邦的边疆地区。
[29]
在动荡的20世纪90年代，俄国领导人将内部和外部的安全聚焦到哥萨克人身上，允许地方政府任命他们为治安维持员，联邦安全局则雇佣他们为边防守卫和海关人员。
[30]
直到今天，很多哥萨克人依旧是兼职士兵，在他们居住的村庄附近巡逻。联邦安全局2006年在乌兰乌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就强调了地方军队的权利和义务，巡逻队和哥萨克群体则得到了强化和合法化。所有这些所指向的都是，国家需要边疆地区的居民不仅参与到边境安全的保卫中，而且还要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工作中去。联邦安全局对这次会议的官方评价是：“我们需要在当地民众广泛进行解释工作，并且返回到‘全民边防’的理念中。”
哥萨克人显然成了准军事部队，但是俄国与中国接壤的边疆的社会和文化也与这篇文章在两个方面具有紧密关联。第一，哥萨克群体得以复兴，而且成为同样恢复活力的俄罗斯的一部分，并且强有力地支持俄国及其领土完整。 [31] 第二，因为他们的人口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算作非俄罗斯人——大约10%的外贝加尔哥萨克是布里亚特人和埃文基人——他们就成为边疆地区以及多变的“欧亚”观念中的混合族群的遗产和实体。这种沿着边境沿线的复兴状态——对于俄罗斯民族政治上的混合以及后帝国时代俄罗斯联邦的高度忠诚——构成了这一地区的重要因素。
布里亚特以及埃文基人哥萨克并没有完全忽视他们并不是俄罗斯人，但仅仅只是外表上的不同，他们其实都紧紧依附于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俄国哥萨克的形态上。这样，他们就将自己与大多数的布里亚特人和埃文基人区分开来，那些人当然也不是哥萨克人（并且因为他们优越的定居点和财富被边境上的海关所剥夺而对哥萨克人长期怀有怨恨）。布里亚特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欧亚”观念与复兴的哥萨克人中流行的俄国“欧亚”观念大为不同。在地方精英的观念中，中心指的不再是莫斯科而转到了他们自己的领土，也就是卡尔梅克、阿尔泰或者贝加尔湖地区。 [32] “欧亚”的神秘主义面向，也就是杜金的版本中所提到的“世界观念”和一种“精神运动” [33] ，则转变为土著源于祖先的自然崇拜。边疆越发不是重点，而反过来，伟大草原帝国的“超族群”（super-ethnic）特征连同他们的当代文化遗产，都被这些作者作为一种来自于在一片广阔地理—生态区域生活的特殊道德而进一步传播出去。 [34]
让我们返回到关于“俄国”的观念。因为哥萨克的复兴先是基于族群性上斯拉夫掠夺征服者的角色，以及随后的边疆捍卫者的角色，所以当下的重点就落到了对于沙皇时代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召唤上来。社会、文化和道德三个层面是与军事同样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哥萨克人表达他们认同和骄傲的特殊方式。对于布里亚特人和埃文基人如何适应这一方式，我们所知不多。
修订家谱、穿上得体服装、持军刀进行马术训练、精心编排的合唱以及宣誓捍卫祖国，都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生活中流行起来。出现的还有，新加入的成员必须要在东正教牧师的主持下在教堂中举行仪式，每一位入伍新兵都需要亲吻福音书和十字架。
[35]
为了使这一趋势在整个俄国都得到保持，外贝加尔哥萨克人还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上举行仪式。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返回到神圣空间和基督教文明的主题，它们在新欧亚主义的好几种观点中都占有突出地位。
近年来，哥萨克代表们每年都会带着年轻人沿着构成大部分边境的河流进行1000公里左右的旅行，途经辛卡河（Shinka）、音果达河（Ingoda）和阿穆尔河，以此纪念17世纪时的开拓。他们像祖先一样，乘着自己做的筏子顺流而下，有时带上一名牧师，有时则在船头装上一门老式大炮。他们唱着怀旧歌曲，并被传授着哥萨克生活方式中的道德理念（荣誉、团结）。一路上，他们都在地方教堂中进行宗教服务。他们中的领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在今年这样说道（2010）：“俄国有着如此之多的杂质（mnogo nechisti），甚至使人们打算忘掉祖先的使命。但这最终无法成功”。这场旅行被称为“pokhod”，意为作战、行军或出征，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更是对边界的内涵进行当代的界定——重建一个纯粹通过军事防卫线划定的俄国。同时，中国那一部分的河岸则被完全忽视了。
哥萨克边地想象的特殊的基督教视角可以从另一些行动看出来：搜寻、挖掘和以东正教仪式埋葬那些被清朝在17世纪的阿穆尔河雅克萨堡垒中杀害的祖先遗骸。当代哥萨克人所要记住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是选择性的吗）？俄国冒险者在17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堡垒并吸引当地民众——比如达斡尔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埃文基人）——为沙皇服务；在这一时期，他们靠着达斡尔农民所提供的食物来存活。当时清朝才在北京确立政权不久，就受到达斡尔人的抱怨。结果，清朝同意将大多数达斡尔人迁移到嫩江以远离俄国人，随之而来的就是雅克萨的饥荒。后来在俄国人和清朝人之间你来我往的激烈战斗中，雅克萨两度被攻击、封锁和摧毁，直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才最终决定了其命运。根据这一边界协定，整个阿穆尔河流域都将归还给中国。雅克萨堡垒则被拆除，剩下的66名哥萨克人则前往涅尔琴斯克（Nerchinsk），他们最终于1690年抵达。 [36]
如前所述，穆拉维约夫在19世纪再次占领了阿穆尔河北岸。如今这里被明确界定为是俄国的领土，雅克萨的遗址（今天则是一个俄国村庄）则向考古学调查开放。正是其所呈现出来的宗教方面被当下的哥萨克人不断强调，甚至成为故事讲述的唯一方面。有趣的是，当时在与清朝作战中主动投降和被俘的部分俄国人则因为受人尊敬的战斗品质被带到北京，形成了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部分后代在20世纪还保持着东正教信仰。
[37]
但是哥萨克人在俄国的出版物并未提到这些有趣情节。相反，这些出版物都集中到了这一见解上，即那些保卫雅克萨的哥萨克人，包括妇女和小孩在内都被埋葬了，虽然戴上了十字架，但却没有进行东正教仪式。
所以最近要求进行二次埋葬。这些“朝圣”的会众从各个地区来到二次埋葬的地点，他们整晚站立，随后参与到持续一整天的丧葬仪式中。河岸边境的好几个地方都被放上了十字架。
让我们返回到在文章一开始所提到的边疆建构在大都市和地方两个层面上的纠缠。今天，莫斯科和北京在两国的双边贸易方面已经达成了高层协议。在当代的全球语境中，哥萨克仪式仅仅是一种地方风俗，一种陈旧的反抗，一种尝试了但又毫无意义的复古行径；哥萨克复兴行动因其对边疆的潜在干扰已受到莫斯科的关注。 [38] 事实上可以说，有些事物都是相似的，至少是在对待都市和边疆两种差异明显的态度上，以及有关17世纪哥萨克人的活动上。沙皇阿列克谢一世（Alexei Mikhailovich）在面对中国表达对哥萨克人入侵的不满时，甚至回信辩护道，哥萨克人进入这些地区时“不知道这些达斡尔人的土地是被你占有的”。 [39] 巴辛认为，俄国人在尼布楚谈判时就表达得很清楚，“如果不担忧任何一件事，而能够完全自愿牺牲对阿穆尔河的领土主张，那他们就可以加快进程，与中国达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协议”。 [40] 这似乎是一种实用主义，并且也出现在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高层协定以及与中国建立互利互惠的友好关系的宏大计划中。
诸如边防局、哥萨克人以及许多我尚无法描述的群体的地方性情感，都促成了边疆这一复杂集合的形成。我在民族志中所描述的是哥萨克人以其特殊形式所作出的贡献，而且我认为这与俄国作为“欧亚”的观念具有关联。基督教的二次埋葬仪式，尤其是“pokhod”——在不跨越边界和对另一边采取任何行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沿着漫长“自然”边界的旅行——反映的是“欧亚”的时空地理特征，并且它并不被想象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桥梁或者门户，而被看成是一个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专制性的精神壁垒。
俄国在边境上进行的情感投资并没有多少独特性——人们必然会想到《多弗尔的白色悬崖》这首歌，它在二战时期大为流行，如今则伴随着口号在YouTube上播出——“其伫立在那里，象征着永不屈服的英国骄傲”，所有这一切都与今天特殊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退役者的社团、保守者的宴会、飞行表演以及文艺演出。更一般性地，同时相比较而言，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些民族主义脆弱情感的社会分配，以及它们与政府多变的关系（鼓励、分离、抛弃和秘密支持等），而这些象征性的方式则往往聚焦在边界上。
[1] SayanaNamsaraeva，Ritual，Memory and the Buriad Diaspora Notion of Home. Frontier Encounters：Knowledge and Practice at the Russian，Chinese and Mongolian Border . Edited by Franck Bille，GregoryDelaplace，Caroline Humphrey. Open Book Publishers，2012. pp.55-70.
[2] Radu，Cosmin. Beyond Border ‘Dwelling’：Temporalising the Border-Space through Events. AnthropologicalTheory . 10/4，2010. pp.409-410.
[3] Sahlins，Peter. Boundaries：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p.22.
[4] 参见Roberts Crews对这一历史书写模式的批评。Crews，Robert D.Russian Unbound：Historical Frameworks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sm. AbImperio . 1，2010. pp.53-63.
[5] Sahlins，Peter. State Form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atal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in Border Identities：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ed. by Thomas M.Wilson and Hastings Donna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pp.31-61.
[6] Kaganskii. V.1. EvraziiskayakontseptsiyaprostranstvaRossii. in Tsivilizatsiya. Vol 6. Rossiiya v tsivilizatsionnoistruktureevraziiskogokontineata ，ed. A.O.Chubar’yan. Moscow：Nauka，2004. pp.201.
[7] 引自Bassin，Mark. Imperial Visions：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86.
[8] Bassin，Mark. Imperial Visions：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16，218.
[9] Gumilev，Lev. DrevnayaRus’ivelikaya step ’. Moscow：Rol’f，1989.
[10] Dugin，Aleksandr. Osnovyevraziistva . Moscow：ArktogeyaTsentr.2002：13；Bassin，Mark. Eurasianism “Classical” and “Neo”：The Lines of Continuity. in Beyond the Empire：Images of Russia in the Eurasian Cultural Context . ed. Tetsuo Mochizuki. Sapporo：Slavic Research Centre，2008，p.249.
[11] Dugin，Aleksandr. Proekt “Evraziya ”. Moscow Yauza.2004，pp.348-349.
[12] Dugin，Aleksandr. Proekt “Evraziya ”. Moscow Yauza.2004，pp.222-233.
[13] Bassin，Mark. Eurasianism “Classical” and “Neo”：The Lines of Continuity. in Beyond the Empire：Images of Russia in the Eurasian Cultural Context . ed. Tetsuo Mochizuki. Sapporo：Slavic Research Centre，2008，pp.283-285.
[14] Titarenkor M.L. RossiyalitsomkAzii . Moscow：Respublika，1998. p.27.
[15] Dugin，Aleksandr. Proekt “Evraziya ”. Moscow Yauza，2004，p.272.
[16] Shemyakin，Ya.G. and Shemyakina，O.D. Spetsifikaformoobrazovaniya v rossiisko-evraziiskoitsivilizatsii. in Tsivilizatsiya. Vol 6. Rossiya v tsivilizatsionnoi structure evraziiskogokontinenta . ed. A.O.Chubar’yan. Moscow：Nauka，2004. pp.59-60.
[17] Kaganskii. V.1. EvraziiskayakontseptsiyaprostranstvaRossii. in Tsivilizatsiya. Vol 6. Rossiiya v tsivilizatsionnoistructureevraziiskogokontineata ，ed. A.O.Chubar’yan. Moscow：Nauka，2004. p.205.
[18] Kaganskii. V.1. EvraziiskayakontseptsiyaprostranstvaRossii. in Tsivilizatsiya. Vol 6. Rossiiya v tsivilizatsionnoistructureevraziiskogokontineata ，ed. A.O.Chubar’yan. Moscow：Nauka，2004. p.206.
[19] Kaganskii. V.1. EvraziiskayakontseptsiyaprostranstvaRossii. in Tsivilizatsiya. Vol 6. Rossiiya v tsivilizatsionnoistructureevraziiskogokontineata ，ed. A.O.Chubar’yan. Moscow：Nauka，2004. p.206.
[20] Kaganskii. V.1. EvraziiskayakontseptsiyaprostranstvaRossii. in Tsivilizatsiya. Vol 6. Rossiiya v tsivilizatsionnoistruktureevraziiskogokontineata ，ed. A.O.Chubar’yan. Moscow：Nauka，2004. p.213.
[21] Kaganskii. V.1. EvraziiskayakontseptsiyaprostranstvaRossii. in Tsivilizatsiya. Vol 6. Rossiiya v tsivilizatsionnoistructureevraziiskogokontineata ，ed. A.O.Chubar’yan. Moscow：Nauka，2004. pp.211-213.
[22] Schmidt，M. Is Putin Pursuing a Policy of Eurasianism？ Demokritizatsiya . 13/1，2005. pp.87-99；Leonard，Mark. What Does Russia Think？ Prospec t. November 2010. pp.52-55.
[23] ParadornRangsimaporn指出欧亚主义不同内涵的细微差别都反映在俄国词汇中。在官方交流中所采用的实用主义的和实际型的内涵，则以Evroaziatskaya来描述这一国家，新欧亚主义者和在一些文明分析中则使用Evraziiskaya。参见Rangsimaporn，Paradorn. Interpretations of Eurasianism：Justifying Russia’s Role in East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 58/3，2006. p.373。
[24] Hale，Henry E. Eurasian Politics as Hybrid Regimes：The Case of Putin’s Rus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 1，2010. p.35.
[25] 例如，普京在2005年庆祝喀山建城1000年的庆典上公开称颂古米廖夫（Shlapentokh 2005）。参见Shlapentokh，Dmitry.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nd Eurasianism. Eurasia Insight . 1 September 2005. Available at：www.eurasianet.org/departmnents/insight/articles/eav080205a_pr.shtml （accessed 10.10.2010）。
[26] Rangsimaporn，Paradorn. Interpretations of Eurasianism：Justifying Russia’s Role in East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 58/3，2006. p.382.
[27] Humphrey Caroline. Eurasia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Provincial Russia. in Postsocialism：Ideals，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Euras ia. ed. Caroline Humphrey. London：Routledge，2002. pp.258-276.
[28] Davis，Sue. The Russian Far East：The Last Frontier ？London：Routledge，2003. pp.88-92.
[29] Galeotti，Mark. The Cossacks：A Cross-border Complication to Post-Soviet Eurasia. IBRU BoundaryandSecurity Bulletin . Summer，1995. pp.55-56.
[30] 戴维斯认为，俄国一些远东地区的地方民兵组织，过去都是为了应对犯罪率上升、低效以及腐败的警察系统才创立的（参见Davis前揭书第114～115页）。然而哥萨克人却很少卷入到犯罪和敲诈中（参见Galeotti前揭文， IBRU BoundaryandSecurity Bulletin . Summer，1995. p.58）。在20世纪90年代，哥萨克群体有一个权力集中的主要指挥部。因为承担边境防卫，他们获得了雇佣他们的多个部门的薪水和武器装备，包括边防局、国防部、地方政府或紧急情况部（参见Davis前揭书第114页）。
[31] Skinner，Barbara.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Russian Cossack Revival. Europe-Asia Studies . 46/6，1994，p.1019.
[32] Humphrey Caroline. Eurasia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Provincial Russia. in Postsocialism：Ideals，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Euras ia. ed. Caroline Humphrey. London：Routledge，2002. pp.258-276.
[33] Dugin，Aleksandr. Proekt “Evraziya ”. Moscow Yauza.2004，p.185.
[34] Urbanaeva，I.S. Chelovek u BaikalaimirTsentral’noiAzii：filosofiya i istoriya . Ulan-Ude：BNTs So RAN，1994.
[35] Skinner，Barbara.1994.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Russian Cossack Revival. Europe-Asia Studies . 46/6，1994，pp.1010-1022.
[36] Serebrennikov I.I. TheAlbazenes . Translated by G.Nekranov. VostochnoyeProsveshcheniye Company Printing and Lithographic Work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Beijing.1977 ［1922］. Available at：http：//www.orthodox.cn/localchurch/1922albazene_en.html （accessed 3.4.2012）.
[37] Serebrennikov I.I. TheAlbazenes . Translated by G.Nekranov. VostochnoyeProsveshcheniye Company Printing and Lithographic Work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Beijing.1977 ［1922］. Available at：http：//www.orthodox.cn/localchurch/1922albazene_en.html （accessed 3.4.2012）.
[38] 在许多苏联充满暴力和纷争的地区，比如摩尔达维亚、北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区域，哥萨克人要么确实有自己的吁求，要么声称与俄国政府存在复杂关系。Galeotti，Mark. The Cossacks：A Cross-border Complication to Post-Soviet Eurasia. IBRU BoundaryandSecurity Bulletin . Summer，1995. p.56.
[39] Russko-kitaiskieotnoshenya ，1，p.299.转引自Bassin前揭书 （1999）第23页。
[40] Bassin，Mark. Imperial Visions：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1840-186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