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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塑造世界的最好方式不是利用器物层面的实力对比，而是通过无数外交网络“管道”将自身影响力传递到全球各地。通过这种软性的关系治理，积极培育国际社会资本，让中国崛起有机地根植于国际社会。换言之，中国外交转型应该超越线性思维，以多维联系的思路将国家利益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衔接起来。
在这种视角下，“联结”（interconnectivity）本身被视为一种比权力（power）更加重要的战略性外交资源。必须看到，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崛起，发生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网格状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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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的进程几乎就是一个不断融入世界、与外部世界编织网络的过程。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其实已经开始主动编织与大国、周边国家以及多边主义舞台上的外交经纬网络，在网络中植入“关系”要素。新时期中国外交从多层次、立体化、跨时空的关系性视角对中国周边局势做出了基本判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网络新格局。
中国正着力建构自己的网络轴心联系（hub linkages），并且广泛与其他网络连接起来，借此产生辐射作用。
处于转型期的全球化需要新的动力，而中国的关系性思维与再全球化的互联互通一脉相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发动机，也构成了全球化发展的中国周期，一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或实现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以前由美国主导的“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化格局，如今陷入困境，而以中国传统智慧为核心的“关系性”思维，认为非正式的互动连带、非结构式的网络状格局，更有助于应对整个全球体系的所谓“领导困境”。这种困境是指：在霸权国充当世界领导人的历史中，世界发展完全依赖霸权国所建构的规则体系，一旦这些体系本身存在局限而霸权国自身缺乏改革意愿时，全球化进程就会陷入低潮，甚至出现紊乱。而如今，中国倡导的“再全球化”图景，则是一种以多元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流动式”模式。该模式不强调既定的中心与领导权，而是更关注于非等级制的、开放的、扁平的关系格局的构建。这也是中国式治理与美国式治理的重要区别，前者主张柔和与联结，后者关注强制与个体。具体而言，传统全球化强调“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具有实力优势的行动者通过提供恩惠或者惩罚控制另一个行动者，所以它隐含着诸如强力、压制、控制以及暴力等冲突性力量。然而，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互动中，优势不一定来自“强制性权力”，而是可能来自“关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
所谓“关系性权力”是指权力的同化与软性影响。它存在于社会交往网络之中，具有主体间性，不可还原为个体的属性特征。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指出，与其盟友间互惠关系的承诺是美国“宪政性国际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的权力基础。
实际上，权力实现的途径包括合法性（legitimacy）和资源（resources）。约瑟夫·奈（Joseph S.Nye）创造的“软权力”概念就清晰地从权力的合法性转向了“关系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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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关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是指通过关系连带摄取资源的能力。关系网络和其中流动的资源，正如血管之于血液，形式之于内容。就中国外交风格而言，这种“关系性”与“网络思维”比比皆是。例如在对外援助中，中国摒弃权力支配的交换取向，而是扩展关系渠道，强调“关系投资”的有效性，这有助于克服短期利益诱惑，赢取核心支持的可持续性。
此外，中国近年来还秉持“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与周边大部分国家维持良性关系，牵头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编织区域性、全球性“互联互通”网络关系。比如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参见图3）。
图3 “一带一路”的网络扩展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30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嘉宾齐聚北京。这些国家或国际组织都因为贸易、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对华紧密交流而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网络中的一个个“结点”。中国编织的“一带一路”网络在2014年至2016年三年内，已经促成超过3万亿美元的贸易订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演讲中不少于五次提及“编织网络”的思想。例如在谈到“一带一路”贸易成绩时，他说：“本次论坛期间，我们还将签署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各方通过政策对接，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谓“一加一大于二”，就是一种网络关系传递思维。
简言之，关系思维对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体现在提供信息与信任、培育公共产品两大方面。
首先，关系既可以传递信息，也可以传递信任。根据关系中的熟悉程度、感情依附强度，以及接触频率多少，网络关系有“强关系”和“弱关系”之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帕特南（Robert D.Putnam）区分了“桥梁”网络（bridging networks）和“联系”网络（bonding networks）：前者是社会包容和渠道开放的，因此异质群体之间能够建立联系，而后者却排斥外来者，会形成内聚力较强的认同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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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弱关系是与不同网络之间的松散联系。国家之间彼此互动的次数和时间越少，情感越疏远，相互亲密和信任程度越浅，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是一种“弱关系”。由于弱关系的主体是不同群体的成员（没有身份认同），行动者之间社会距离和链条更长，信息的异质性程度更高，所以通过弱关系传递的信息往往是非重复的，对个体而言也是最有价值的。国际社会上的中国具有三重身份，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多重身份可以使中国成为联系南北国家的桥梁，既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传递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又可以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全球治理义务。当中国处于世界网络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位置时，它联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时的弱联系就具备传递双方信息与资源的中间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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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那些交往时间长、感情强度高、亲密程度高且互惠的关系就是“强关系”。
共处于一个网络中的国家之间通过彼此信任，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动员他国的资源来帮助自己，通过重复互动、信任建构与社会资本培育，一国的力量就可以被伙伴共享。生活中个人可以“借朋友的车搬家”，国际关系中国家也可以“借伙伴的力量办事”。朋友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良性的外交关系也可以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维系需要礼尚往来，其根本条件在于成员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其次，关系网络孕育社会资本。正如秦亚青指出的，中国外交的逻辑在于：只要合作进程得以维护，即便不能产生即时的预期效果，信任水平也不至于恶化到不可逆转的地步。
关系过程是自我执行的、流动的。中国儒家文化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面对不同的文明或利益冲突时儒家文化通常强调宽容与忍让，通过化干戈为玉帛，化冲突为和谐以实现整体秩序的有序与和谐状态。这种思想反映到中国外交哲学之中，便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倾向于注重长远合作。当互动双边被锁定在一种关系中时，为了维持长期关系，在危机面前中国宁愿克制对短期最大效用的追求，也不会进行苛刻的交易，目的在于维持积极关系，为应对不确定的环境留下空间。国际社会是关系性的，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方式是通过社会资本培育信任、规范与互惠。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成为一门新兴的分析范式。“社会资本”概念的创始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持久性的、机制化的关系网络以及其中蕴藏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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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这一思想被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所继承和发展。在国际关系领域，社会资本逐渐被引进和借用。主流学界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为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并不是倡导外交中纯粹的道德主义或理想主义，而是强调自身利益与他者利益之间的“共享”和相互促进。社会资本不是一种私人财产，而是区域公共产品。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一般来说都是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传统资本则是一种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在一个共同网络中社会资本越用越多，不存在竞争性与排他性。当我们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组织集团普遍具有的组织规范与和睦相处、合作信任的社会关系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集体资源就是“公共产品”。
[1] U.S.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Trends_2030. pdf，p.9.
[2] Eswar S.Prasad， Gaining Currency ： The Rise of the Renminbi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3] Yue Jianyong，“Peaceful Rise of China：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5，No.4，2008，pp.439-456；Bonnie S.Glaser and Evan S.Medeiros，“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hina：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90，2007，pp.291-310.
[4] 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1，No.3，November 1985，pp.481-510.
[5]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 Think Ag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2007，p.17.
[6] 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1，No.3，November 1985，pp.481-510.
[7] 国际关系的网络分析请参见：Margaret E.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Miles Kahler ed.， Networked Politics ： Agency ， Power ， and Governance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John M.Owen IV， 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 ： Transnational Networks ， States ， and Regime Change ，1510-2010，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Zeev Maoz， Networks of Nations ： The Evolution ， Structure ，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816-200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 Strategies of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
[8] Joseph S.Nye， Soft Power ：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Joseph S.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 Power ： Why the World ' s Only Superpower Go It Alone ，Oxford 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Joseph S.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Joseph S.Nye，“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Vol.80，1990，pp.153-171.
[9] Robert D.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10] Ronald Burt， Structural Holes ：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1] 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Greenwood，1986，pp.24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