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冷战结束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某种意义上，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不同观念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全球秩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重构与演进的进程，而冷战对于人类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而言无疑如平静海面上掀起的一阵巨浪，当浪潮退去人们才发现这仅仅是一个片段性的插曲，人类历史的大趋势依然是全球化。从体系变迁角度而言，中国在两极格局中政治、军事上的“部分崛起”，使得中国成为瓦解与重构原有秩序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参与了冷战时期全球秩序的重构。当然，从经典“基辛格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冷战期间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是一个“回归常态”的过程，即从一个挑战二战后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重新回归到遵循势力均衡原则的现实主义路径。 ^[1] 但是在“基辛格主义者”讨论的这个过程中，中国更多被动地被全球秩序所塑造。有意思的是，“基辛格主义者”的这种将中国视为“他者”的二元视角，在冷战之后被西方观察者所承继下来。在他们看来，冷战后崛起的中国与全球秩序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中国重新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秩序之中。这种将中国视为对立于现有秩序的“他者”的二元视角，不仅带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也与全球秩序演进的实践相脱节，因为冷战终结以来崛起的中国已经日益成为塑造和重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之一。将中国视为与现有秩序对立的“他者”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荒谬——中国既事实上存在于现有秩序之中，但又在合法性意义上不是现有秩序的一员。

2008年是一个分割历史的清晰断层线，脉络有别，泾渭分明。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与金融危机的极大破坏性都在这一年上演，一正一反两大事件的交错构成了一种“剪刀差”效应，低调多年的中国直接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比人们预期的早了很多年。在超级大国美国为国内外治理难题焦头烂额之际，中国以奋发有为的自信姿态对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系统的新思路。对中国来说，全球化舞台既熟悉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自己内嵌其中，即使曾被边缘化，但也从来没有退出全球体系；而所谓陌生，是因为现在的全球秩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旧有全球秩序的短板与弊病，另一方面却也催生出新的修复力量。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加快了抛弃全球责任的速度，同时“美国第一”的价值观也隐含着反对全球化的意识与战略。面对失序的国际秩序与出现内顾（inward-looking）倾向的霸权国，中国积极扮演着一个崛起国应有的建设性角色，但是中国并不寻求破坏或脱离现有的国际制度安排，而是将自己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并发挥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一种延续与变迁共存的改革，改革的互补性与创造性将全面提升现有国际机制的活力、效力与包容性。

中国古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的矛盾总是孕育于旧有的矛盾之中，新的生命总是破土于旧有的根基之上。在原有国际秩序母体基础上，中国奋发有为、推陈出新，以创造性的方式供给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与规则，让国际体系运作更加顺畅。与传统的“创造性毁灭”不同，“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以温和柔性的方式对全球化进行升级，主张包容大多数人的共赢，而不是霸权支配式的单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有声有色。在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基础上，中国外交越来越“奋发有为”。但中国从来没有采取单边行动改变国际格局，中国对国际秩序的任何倡议与构想都强调建立“伙伴关系”，一起参与，共同应对。从国际多边经济与金融组织架构和平台（“亚投行”、“金砖银行”、“一带一路”倡议、“博鳌亚洲论坛”），到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香山论坛”），再到文化心理层次的共享理念（“亚洲新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建设，中国开始建设性地提出全球性改革方案。中国崛起所带动的新一轮全球化，是在对原有世界秩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协商治理、共商共建模式。这种多元、开放和网络协商的治理方式，没有固定中心与霸权，根据不同议题以“单边倡议、多边参与”为路径，发挥参与者的比较优势。中国之所以主张全球化的共同参与，正是因为既有全球秩序的二元化、集团化、碎片化，使得表面自由的国际秩序被少数国家操纵，甚至使得全球金融走势由华尔街一手操纵。中国作为从旧有全球化进程内部孵化出的新兴力量，有责任去修补、升级当前的全球结构。我们可以想象，中国这个大块头一旦运作起来，以前的全球化就必须扩容，如同以前的单一发动机，现在接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旦完成扩容，则全球化效能将得到质的提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

从中国视角看待全球秩序，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身份异质大国的中国，重新回归世界权力中心时，它所引发的全球化规则变迁如何影响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某种意义上，理解中国就是在理解全球化，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重要部分；而对“再全球化”的讨论就意味着思考中国如何重塑全球化和全球秩序这一问题。“再全球化”概念试图围绕全球秩序的新特征，重点阐释三个方面的问题：①扩容是全球治理改革的高级形式。当一件衣服不再合身时，我们是主张继续在上面“打补丁（Patchworks）”，还是正视现实，给这个已经长大的主人重新“量体裁衣”？新一轮扩容并非意味着扔掉以前的旧衣服，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延展扩容，这种旧衣服与新衣服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用二分对立思维来认识，相互之间不是简单的取代，而是共同融合成一件新旧兼备的特殊衣服，这就是扩容，是升级，而不是摧毁。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长期以来搭着全球化的便车，受益于霸权供给的全球公共产品。但是，如今霸权大树不稳，甚至开始破坏自己曾经建立的全球秩序，面对这样戏剧化的历史转型，新兴国家应该如何有所作为？新一轮全球化又该如何避免传统全球化的弊端？这些问题是对新兴国家提出的公共考题，可能不同国家有不同答案，但是中国作为最具潜力的崛起大国，对这些问题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③全球化浪潮成就了21世纪的中国崛起，让曾经“潜伏”在边缘地带的中国一跃而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当在与美国同纬度、逆经度的世界另一半球上，有一个西方世界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崛起时，这些西方大国如何调试自我，尝试着与中国共担全球责任？而中国又将如何避免崛起国的战略困境？世界秩序失衡与大国心态失衡的叠加，是否会再次引发历史上的大国政治悲剧？

为此，本书写作的出发点至少有两个：首先，就理论意义而言，我们希望提出一个关于理解中国崛起与全球秩序之间关系的崭新视角。应该说，中国崛起是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话题，不是仅局限于中国国内，也是全球学术界关心的焦点。中国融入全球化30余年，以西方并不欣赏的渐进式转轨方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国家与地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崛起。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理解始终存在隔靴搔痒的通病，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政策界关于中国崛起与全球秩序互动关系的讨论，多是从静态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将其简单化为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必然矛盾。本书则主张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将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一个内在变量，注重分析中国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正在进行的再全球化进程定义为全球化扩容的过程，注重对于制度变迁和系统平衡的分析，以期在理论上取得突破。

其次，本书致力于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责任出发，探讨中国学者看世界的视角，将中国关怀、中国思维与中国方案植入对转型中的全球秩序的思考，主张以更加包容性的认识框架将中国看成全球化的“试验田”，从而超越零和观念，降低人为撕裂全球化进程的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试图围绕四大论点加以讨论。

论点一：全球化“内嵌”并脱胎于冷战的分裂进程。冷战终结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竞争，更意味着世界秩序的一次“扩容”，从局限于欧洲的国际秩序1.0版，发展为美欧跨大西洋共治的2.0版，再到今天中美跨太平洋合作的3.0版，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全球化进程中。某种意义上，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范围的不同观念与权力的博弈过程，是全球秩序重构进程中的“戏剧性”表达。从体系的变迁角度而言，中国在两极格局中政治、军事上的“部分崛起”，使得中国成为瓦解与重构既有秩序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冷战期间，中国以第三世界领袖之姿参与推动世界革命，推动了冷战时期全球秩序的重构。当然，从经典“基辛格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冷战期间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是一个“回归常态”的过程，即从一个挑战二战后由西方所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重新回归到遵循势力均衡原则的现实主义路径。但是在“基辛格主义者”的视野中，中国更多是被动地被全球秩序所塑造，这是一种将中国视为“他者”的二元视角。这种视角，不仅带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也与全球秩序演进的实践相脱节。

论点二：身份异质与规则同质，是中国融入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当西方领导人谈起国际秩序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的视角，仿佛他们拥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产权”。西方人在国际秩序表述中，一说起中国，明显带有一种排他的语境，“你是不是要挑战、推翻现有秩序”？他们认为现有的所谓自由主义秩序（Liberal Order）是在美国及其盟友主导下所建构起来的一套规范和规则秩序。他们看中国的时候，带有一种傲慢的心态：“你必须表现很好，这样才能有资格成为现有国际秩序中的一员。”显然，这样的心态本身就有一种荒谬性。好比量子物理一样，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是“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那么到底中国是否属于现存秩序中的一员？事实上，中国当然处于战后国际秩序中，至少中国经济的成功就是接受市场规则的结果；但是从西方自由主义叙事的合法性角度来讲，中国似乎不是主流秩序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在身份上被视为与西方大部分国家是异质的。因此，当西方决策者、学者用所谓自由秩序的概念审视现存国际秩序时，中国似乎是一个塌陷的“黑洞”，是一个需要教化与改变的“他者”，这种思维显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会加剧彼此间的不信任。

论点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在升高，但是中国的起飞正处于“爬升”阶段，犹如飞机从对流层进入平流层，正处于不确定性风险最大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开承认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大国，而且认为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领域表现突出，只不过在安全事务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客观来讲，从观念到能力，中国离真正的全球领导型大国尚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已经是国际秩序变革，乃至国际秩序重塑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但是要获得领导合法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犹如一架飞机，任何大国的崛起都要经历“滑行和起飞”的颠簸，然后进入“爬升与巡航”阶段。从起飞、爬升至巡航高度是新兴国家“崛起压力”最大的时候。在当前的东亚秩序中，中国的国际行为不仅受到“霸权压力”，也面临着周边地区的“小国牵制”，这种“双重压力”加大了中国崛起的成本，也压缩了以武力崛起作为理性战略选项的可能空间。一方面，由于中国与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存在战略互疑与矛盾，美国的盟友体系在维持现有秩序方面对中国产生挤压；另一方面，中国在软硬实力方面，尚难以完全符合周边小国的期待，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还难以真正获得国际社会全方位的支持。而美国作为东亚现存霸权国，却可以挥霍从他国那里轻易获取的战略性资源，甚至在超越意识形态意义上，美国可同时依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方面的资源，增加对冲中国的力量。相比而言，崛起国必须同时满足“霸权国”和“国际社会”的双重需求，因而崛起国也常常实行争夺小国支持与安抚霸权国的对冲策略。

论点四：中国需要在自我克制与适时对外介入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从战略目标设定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国际秩序战略设定偏向内敛与内顾，但是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矛盾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被缓和与掩盖了。当两国实力越来越接近时，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会出现回潮的可能性，因此双方都需要保持战略上的自我克制，需要对自身力量进行自我约束，这是很难的。战略约束、自我约束是国际政治中稀缺的美德，但中国和美国都要意识到这一点，做到这点对双方都非常重要。另外，从中国近年来关于“韬光养晦”的争论可以看到，奋发有为的外交策略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的偏好。增强资源汲取能力，扩大国际参与度，以大国之姿参与引领国际事务越来越成为中国国内共识。在全球化时代，将自身崛起嵌入现有体系，是降低崛起压力的优先选项。 ^[2] 这要求崛起国保有足够的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采用审慎与明智的战略，塑造资源汲取能力。

[1] Henry A.Kissinger， World Order ，London，U.K.：Penguin Books，2015.

[2]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Kai He and Huiyun Feng，“China's Bargaining Strategies for a Peaceful Rise：Success and Challenges，” Asian Security ，Vol.10，No.2，2014，pp.16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