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再全球化”的概念界定

随着西方国家的孤立主义情绪高涨，全球化进程受挫，但是暂时的全球化低潮并非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在由新兴国家构成的全球化新兴力量中，中国无疑成为支持和促进全球化的新动能。全球化没有停止，更没有逆转，而是转换了一种形态，开始以新兴国家为中心，开始从底层即发展中国家立场思考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为了融入西方经济秩序，不断进行国内改革。而当西方经济体系出现危机时，这些国家又启动了对西方规则的再塑造，这是500年内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即全球化开始由发达国家推动转向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推动。这也是为什么金砖国家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能够如此吸引世界的目光的原因之一。尽管西方仍处于国际体系的核心位置，但是引领改革趋势的却不是这些核心国家，而是那些曾经处于体系边缘而今崛起为新兴力量的国家，这体现了全球化动能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化。

本文提出的“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传统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围”经济结构为基础，发达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贸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构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而当新兴国家全面崛起，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时，全球化的“二元格局”将演变成“三元格局”，即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外围国家相互联通的状态。这种三个世界的互联互通将超越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缩小中心—外围之间的等级差距。之所以用“再”而非“新”来界定当前的“全球化”进程，是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所推动的全球化扩容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通过内部改革来升级现有国际架构，是中国嵌入式崛起的一部分。

首先，“再全球化”的形态，由经济导向的全球化走向政治导向的全球化，由高层全球化格局走向低层全球化格局。自2008年以来，全球化的形态由以前的经济全球化为主导开始转向经济与政治全球化相互塑造的阶段。换言之，人们不能仅仅依据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型来理解全球化的力量，因为在每一个贸易数字增长的背后都隐藏着诸多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被掩盖的政治纬度，而今完全被暴露在聚光灯下，这也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以及法国年轻总统马克龙当选的重要原因。经济全球化撕裂的西方社会，造成了占据人口多数的底层民众开始“自我革命”，他们通过选票告诉传统的高层全球化受益者们，他们很愤怒，因为低层全球化的世界正变得满目疮痍。由此，高层（大资本家、财团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全球化与低层（小商贩、普通移民、蓝领工人、失业者）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被公开展示出来，处于低层全球化世界中的人们高喊自己是受全球化损害的“99%”，而那些处于高层的所谓精英们则是获得了全球化红利的“1%”。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我们回顾2016年美国大选时，不会忘记一位75岁高龄的美国老人伯尼·桑德斯。作为民主党的非典型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毫不掩饰地表示：民主党是时候该做出一些改变了。而民主党无法与美国工薪阶层有效对话的事实也让他这个草根出身的民主党人深感羞愧。桑德斯被认为是与另一位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者克林顿·希拉里完全不同的候选人，他反对精英统治，主张对高层全球化进行彻底改造。在竞选中，他坚决抵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和富人垄断民主，因而从来不接受大财团捐助的竞选经费，而是从普通支持者那里接受小额捐款。桑德斯近一亿美金的竞选经费里，平均每人捐款34美元，和希拉里的人均2700美元形成鲜明对比，掀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草根运动”。

桑德斯极力主张公立大学学费全免，降低学生债务并阻止联邦政府从学生的助学贷款中获利。同时，他提倡更加广泛的全民医保，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会的影响力。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减税、贸易保护等方式引导产业回迁本土，增加就业岗位。民主党的草根代表桑德斯与共和党的竞选人特朗普都代表了全球化经济导向的褪色，代表了长期处于被剥夺感中的中下层民众终于站出来发声了。桑德斯与特朗普所采取的施政纲领就是维护草根阶层利益，将全球化由完全的经济主导，转变成政治主导。因此，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国内的种族冲突、保守思想也随之沉渣泛起。简言之，“再全球化”不是推倒全球化，而是翻转全球化，将由大资本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格局转变为由底层草根民众主导的政治全球化。现在我们看到的西方乱象，就是这两种全球化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我们用思维图示来展现，那就是99%的人希望“变革”由1%的人主导的全球化利益分配结构，而“变革”这个简单的词语却能将一个黑人第一次推上美国总统的位置，这个黑人总统就是奥巴马。但是遗憾的是，奥巴马的变革计划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击，因此一个升级版的、更加反建制、非主流的总统特朗普开始接手美国，他想让“美国再一次强大”，其实他的真实含义是“让底层民众再一次强大”，让底层全球化再一次强大（参见图4）。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次，西方大国参与全球化的意愿与能力下降，再全球化的动力由传统大国转向新兴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孤立主义泥潭之中，自顾不暇，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种“一降一升”给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异常明显，这些国家曾经长期处于全球化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带，如今开始走向舞台中央，与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高层全球化不同，这些新兴国家代表整体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因此是低层全球化在国际关系中的映射。2001年，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了“金砖国家”这一概念，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09年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2010年，金砖国家将南非纳入，首次完成扩容，由“金砖四国”（BRIC）变成“金砖五国”（BRICS）。金砖国家在经济、金融、安全、环保等全球治理各方面的合作成果显著，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根据数据统计，2010～2016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速为4.2%，中国平均对外贸易增速高达8.4%（美国为5.2%），印度为7.3%，俄罗斯为5.6%，巴西为3.7%，南非为3.5%。2016年，金砖国家贸易总额达5.2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7.7%，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得益于金砖国家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额中的比重稳步提升，尤其是中国对外贸易额2016年占世界的12.4%，已超过美国（12.3%），印度占2.1%，俄罗斯占1.6%，巴西占1.1%，南非占0.5%。随着未来金砖国家经济转型，其对外贸易将进一步稳步增长。 根据预测，2026年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将达到12.8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比重将上升至24.8%，10年平均增速达到9.1%，仍高于全球贸易平均增速6.0%，将继续发挥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作用。

金砖五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五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加起来占到了世界的41.2%（参见图5），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更是一个广阔的新兴消费市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剧增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保持现有趋势，那么到2030年中国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将达到国内总人口的75%，这将是撼动世界的一个数字。美国全国情报委员会预测，到2020年全球中产阶级总人口将增长至32亿人，到2030年这一数字更将高达49亿人左右。 ^[9] 在这个迅猛增长的趋势中，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将占大部分份额。预计到2020年，中国与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合计将占世界总量的66%，其带动的消费也将占到全球的59%，而这一数字在2009年仅仅只有23%。 ^[10] 这种来自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释放将与中国走向全球的步伐一致，未来10年中国消费者的力量将进一步迸发，成为支撑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这些看似商业领域的巨大潜力，一旦对全球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偏好等产生影响，那么也将对全球治理带来深刻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不能忽视的力量。其二，金砖五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增长潜力巨大。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间及金砖国家与其他各国的贸易网络在进一步深化拓展，贸易额正在重新恢复快速增长态势，贸易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金砖国家与全球的贸易网络互动紧密度在快速增加，中国在金砖国家贸易网络中始终发挥着“领航者”的作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金砖国际联合统计手册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第46页。

最后，新兴国家通过主动供给公共产品，发挥全球治理的桥梁作用，填补低层全球化与高层全球化之间的鸿沟。在再全球化时代，世界权力转移的方式将越来越和平，获取世界领导地位的方式将是供给公共产品而不是大国战争。 ^[11] 当新兴大国主动欢迎弱小国家“搭便车”的时候，就在霸权国所主导的旧体系之外，开辟了一种新型供给公共产品的治理路径，这是一种新老治理结构共存并进、分工协作的模式，世界都将会在权力转移的公共产品供给竞争中获益。这是一种时代主题的转换，即崛起国与霸权国共同治理，和平共处，而不是以武力相互征服。近年来，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众多初级产品的最大买家，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2016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2%，超过美、欧、日贡献率总和，位居世界首位。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常常将霸权国及其伙伴集团描述成世界稳定的基石，认为在世界性危机面前只有霸权国才有能力与意愿主动供给全球公共产品。 ^[12]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就将霸权视为“世界政府”的翻版与替代品。 但是这种逻辑没有讨论国际权力转移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特别是低估了新兴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意愿。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出访蒙古时明确表示：“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在随后举办的APEC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多次阐明：“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就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2017年初说“（中国）为我们带来了阳光，……使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的时候，美国及其伙伴国正忙着“砌墙”将全球化挡在门外，于是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中国承诺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就显得格外难得。纵观历史，新兴大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事例并非少数，但是西方主流学界往往将目光聚焦在霸权国身上，却忽视了潜在的新兴国家的供给能力与意愿。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何全球实力最强的霸权国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新兴国家却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从供给动因看，欢迎他国搭便车既是维护自身利益，也是维护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将崛起红利分享给世界的积极行为。 6S0bmR7MOP55DJ03dwXsPnoOwuJN8KhYJv9+5z6mzz4GvD2geUIuJ0iWxGwNPry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