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全球化的西方困境

“全球化”一词，据说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于1985年提出的，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当时全球化是指经济活动的一个国际化过程。人们曾经给它下过许多定义。其中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国内市场和国界进行扩散的现象。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红利”并未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公平分享，因此，在1999年1月底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29届年会上，又出现了“负责任的全球化”这一新概念。以往学者在讨论全球化时，多聚焦于已为世界所广泛认可的经济全球化。然而，人类学家关注全球化时，发现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映射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化全球化。他们批判以往的研究并没有认清全球化的多元性，呼吁将全球化视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交织过程。由此，不仅商品、贸易、资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经济领域的研究进入全球化视角，文化、社会组织、跨国性流动及全球性认同也成为当代人类学关注的新方向。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全球化是什么的争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认为全球化主要是经济现象的全球联通与流动，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某个“同一的”经济共同体；第二类把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或文化的趋同，认为科技进步压缩了时空距离，这种更紧密的互动带动了跨国认同扩散，最终形成国际社会的一体化，最终导向的是“大同社会”或“大同世界”。

首先，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而言，“流动性”与“扁平化”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的那样，世界各个角落的工人因为国际贸易的分工与相同的命运其实已经处于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网络之中，一旦工人们意识到了自己处于这个网络，就可以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抵抗被大资产阶级垄断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全球性的生产、贸易、商品、资本和市场等经济要素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和扩张，编织了一个无形的网络，每个人都在这个网络的不同位置上，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效应。但是当不同的国家被纳入一个规则一体的全球网络时，不同个体的差异似乎被磨平、不同国家的当地文化似乎被淡化，全球标准让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追求一种想象的、统一的全球化生活模式，这种模式不是简单地将各个国家的特点加总，而是呈现一种混合之后的多元嫁接，每个人都能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曾经熟悉的部分，又可能面临更多未知与不熟悉的部分。因此，经济全球化表面上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行为整合在一起了，但是并没有将人们的认同整合在一起。现在看到的西方社会内部，依然被两极化社会撕裂，整个全球社会内部也依然被分成南方国家（global south）与北方国家（global north）。这种断层线永远存在，不同的只是谁将成为“赢者”，谁将成为“输者”。美国东北部铁锈地带里凋敝的工厂，以及依靠这些工厂存活的蓝领阶层，他们的失去感与被剥夺感，在一个全球统一的市场中显得更加强烈。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抢夺他们工作机会的可怕黑洞，他们不仅在国内与精英阶层对立，而且对外与中国或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对立，他们似乎与全球化的每个部分都格格不入，他们发现自己成为全球化的“输者”。当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时，那些铁锈地带的失业蓝领激动万分，因为他们所期待的代言人终于能代表他们说话了。特朗普一上任就宣布驱逐非法移民、修建边境隔离墙，并威胁开启中美贸易大战把“被抢去的工作岗位”夺回来。因此，可以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彰显了全球化的自我矛盾。

其次，对于政治全球化的支持者而言，“两极化”与“碎片化”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在经济学家看来，一个由科技、生态、通信和商业联系在一起的缩小的世界，会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整体福利。但是很多支持政治全球化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表面，而忽视了其本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论述全球化本质上正是不平等的世界扩散，它使得越来越多的无产者被卷入世界分工中，在一个相对底层的经济体系中没有尊严地劳动。因此，马克思认为全球化让工人阶级觉醒，但是要真正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还需要消除贪婪的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是：两极化社会中一方消灭另一方，是不是会导致胜利方内部再次发生两极化分裂？因为分配无论在何种体制下都是相对的，总有人分到的会多一些，有些人会少一些。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对全球化给出了复数式理解。他认为我们目前所理解的全球化具有多重所指，包括经济的全球化、空间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时间的全球化、问题（危机）的全球化等，但是政治全球化是全球化最重要的本质内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历史转向的重大节点。当前西方世界的孤立主义情绪与反全球化思潮日益高涨，在世界最需要全球化的危急时刻，传统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美国）却开始缩回国内，推卸全球治理责任。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报告显示，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使全球自由贸易陷入困境。例如，2009年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次数有120次，到2013年就猛增至741次，而到2016年则激增至1066次；同样，俄罗斯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次数也增长明显，从2009年的72次，增加到2013年的334次，到2016年已经达到559次。相比而言，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倡导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 这里 产生了第二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最积极维护者，为何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西方国家却渐渐关上开放的大门？对此，需要思考全球化的政治含义，即任何全球性的流动最终都需要落地，需要“在地化”（localization）。当经济问题在地化时，就涉及对当地利益格局的再洗牌问题，这时保守者不愿意失去更多，激进者要求获得更多，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在地化与“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将全球化看似和谐的外表去掉，剩下令人尴尬的政治分裂。著名媒体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把一体化的世界描述成没有差异的、平等的、平面化的世界。 但是他这里的“扁平化”仅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互联互通后的扁平，而不是政治与文化意义上的“扁平化”。恰恰相反，经济表面上的扁平，却导致了政治等级化程度加深。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以东方学的诞生为例，解剖了西方在建构东方学过程中的话语霸权。基于这种批判理论，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向中国的扩张，特别是文化上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扩张，指出第三世界在众多广告媒体宣传面前是如何接受“推销的消费指导”的，即来自“上层”精英的全球化与来自底层的“低端全球化”双轨运行、双重作用的结果。这种视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等级地位。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化曾一度被等同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西方化（Westernization），但是现在美国与欧洲国家都在忙着去全球化，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与回潮吗？长期以来，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为全球化的支持者描绘了乐观的前景：虽然贫富差距会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扩大，但经济增长最终会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然而，这个猜想在全球化时代却并未得到证实。事实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在大多数国家不断扩大。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 Capital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一书中对贫富差距扩大给出了有力解释。他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的收益率持续高于收入增长率，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的跨国避税能力更强，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收入所得税来支撑福利支出，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么，到底谁是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在《全球不平等》一书中，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仔细考察了全球化最鼎盛的20年间（从冷战结束前夕的1988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他发现处于全球收入排位40%～60%区间的群体获利最大，20年中平均收入增加了80%，这个群体是“全球新兴的中产阶级”，主要位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中；而最大的输家则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20年中几乎没有增长。由此，美国的中下层（收入后20%的人群）同中国的中上层（收入前20%的人群）之间的差距从1988年的6.5倍缩小到2011年的1.3倍。 ^[3] 如果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继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到2050年全球不平等将会主要表现为各国内部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体现的社会分裂是一个长时期积累的结果。精英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和投资收入，更丰富的商品选择，以及更国际化的生活方式，而底层民众则不得不因为跨国公司的离岸生产和外包而丧失就业机会和忍受贫困，同时还面对移民带来的日渐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这种全球社会的双重分裂，即在国内两极对立与国际上两极分化的情况，最终引发传统全球化走入困境，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作为旧全球化核心发动机的美国及其全球霸权陷入“内卷化”困境。2001年“9·11”事件是美国霸权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方面，“9·11”事件直接导致了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从而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另一方面，受“9·11”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开始仿效基地组织，自杀性恐怖袭击成为恐怖组织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为方式。例如，根据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的统计，1972～2012年全世界范围共发生了2456起自杀性恐怖袭击，共造成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24840人死亡、56448人受伤。 其后，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给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与心理创伤。它揭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弱点，破坏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使得“华盛顿共识”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与反思。许多西方民众对本国政治体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尤其是当银行家们为自己订制高额奖金时，各国政府却在掏出纳税人的钱为银行纾困。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上升，美国则相对下降，特别是中美实力有接近的趋势。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观察到，美国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国过去30年间每1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大公司濒临破产，导致美国等许多国家经济萎靡不振和失业率居高不下。 ^[4] 2011年10月，“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游行，并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这次运动的口号是“99%对1%的抗争”。这一口号深刻揭示了“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深层含义：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于华尔街的贪婪、银行界的腐败和企业干涉政治；希望创建一个人人平等，而不是1%的富人占有一切的世界。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2008年金融危机中诞生的第一个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高喊“变革”的口号，美国愈加关注自己的国内建设，愈加不愿在美国之外“背包袱”。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他奉行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宣扬和坚持“美国优先”。于是美国接连做出“退约”（退出TPP）、“筑墙”（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赶人”（移民禁令）等决策。二战以来，作为西方世界的核心地带，美国和欧洲自身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之高，可以说是前所未见。国际舆论对“特朗普冲击”也是一片悲鸣。

第二，旧有全球化的弊端日益凸显，但西方世界却很难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暴露出旧有全球化模式的弊病，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回归论、世界碎片论等悲观言论不断出现。不过，有学者认为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似乎既非全球化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向着无极、无序的方向转型。 用“非极化”或“无极化”的视角看待冷战后世界，也就是强调国际体系原有的大国“极”的结构正在分裂和碎片化，国际力量日趋分散。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最早提出“无极世界”（nonpolar world）的概念，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正在向无极转变，这是一个不是由一两个国家甚或是几个国家，而是由众多拥有并行使各种权力的行为体所主导的世界。” ^[5] 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莱默（Ian Bremmer）更是以“零国集团”（G0）形容冷战后世界权力的碎片化，“G0”格局是指一个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愿意和能够持续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世界。 “无极世界”强调传统大国政治开始向非大国转移。另外，旧全球化思维下的发展模式缺乏包容性。长期以来，世界经济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有了长足发展，各国都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包容性，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发达经济体凭借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依附地位，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包容性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失衡，导致经济全球化出现停顿和逆转。2008年以后的五年时间里，全球贸易的增速低于全球GDP的增速。根据统计，2016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数额为4.3万亿美元，仅为2007年12.4万亿美元峰值的1/3。 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或可被视为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

第三，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强，各国民众的焦虑感日益积累。全球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利益集团陷入国内外战略沼泽地，美国全球领导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尽管现存国际秩序为二战后美国所主导确立，但今天美国已经很难完全主导这个国际体系，更多的只是被动地应付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建构一个世界新秩序。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也在《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一书中认为当今世界正逐渐脱离美国的经济支配，迈进一个多元势力共同支撑的后美国世界。 ^[6] 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广的安全和防务会议，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的主题甚至被定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与会西方代表明确感知到旧的国际秩序难以维系，需要确立新的秩序，但他们却很难清晰判断世界将向何处去，会场内外可以感受到某种张皇和探求的情绪。这种不确定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逆全球化”声音高涨。全球化规则的不平等造成了“输者”与“赢家”的对立。利益受损者积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试图利用恐慌和不确定性为自己争取利益。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是指全世界各国及地区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相互依赖及经济一体化出现回退的过程。这一概念产生于2001年“9·11”事件对全球化造成的打击。在那之后逆全球化的观点日益增多，如“全球主义已经死亡”“正在沉没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外地结束了”等。 ^[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由反全球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瓦尔登·贝洛（Walden Bello）所提出的“逆全球化”概念也开始流行起来。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自2008年以来大国之间的不信任程度陡升，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危机、朝鲜核危机、美国“重返亚太”、中东恐怖袭击等传统地缘政治问题层出不穷，“新冷战”似乎正在打响。 ^[8] 而且一些局部战争或恐怖主义事件、民族主义排外运动、街头骚乱与移民歧视现象也日益增多。 正如基辛格曾警告的那样：“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地缘冲突的回归，使得它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lfZ5KSPB/2AHDnMJBSCPXgOjupiNQEyrvwA8hUXevGoMIRfgJIKAYcRPdCIA3B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