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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工作者的艰辛努力，哈尔滨市及其郊区附近的近代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包括村落、古城堡、墓葬以及漕运设施，等等），这些遗物与遗迹为我们勾画出了金王朝在这一地区生动活泼的历史画卷。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考古文化遗存的解释与说明却显得十分薄弱，因此，便产生在哈尔滨地名与考古遗存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未知的空间断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历史地理学入手，进行慎重的科学分析后，寻找出那些久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村落、古城堡的历史地名。这些人类文化活动遗存的客观存在，证明了哈尔滨地域曾拥有过众多的古代历史地名。揭示这些古地名的原貌，采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地名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本章主要讨论与哈尔滨地名有关联性的历史地名问题，为了弄清当今哈尔滨地名与金、元、明、清的哈尔滨地名之间的客观联系与沿革，本章从寻找金代的“阿勒锦村”的位置开始。
有人认为，“关成和先生把今哈尔滨香坊区的莫里街古城当作阿勒锦村，则是错误的”。
其实在关成和先生《哈尔滨考》的著述中，根本没有指出阿勒锦村的确切位置。然而，关成和先生却预见到，要想知道阿勒锦村的位置，非得依赖于日后的考古和发现不可。有关阿勒锦村的位置，他在《哈尔滨考》一书中精辟地论述道：“在《金史》中已经预示了阿勒锦村的方位。至于它确切村址，虽然从各种文献上不难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更有说服力的依据，只能从日后的考古工作中去寻找。笔者相信并殷切地期望久已湮没的这一历史名村，终能再现于人间。”
时隔8年以后，即1988年5月17～22日，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哈尔滨地区所属的东郊，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西400米处，抢救发掘了一座金代大型贵族墓葬。
这座金代贵族墓地坐落在阿什河右岸的二级台地上，正南距金上京古城（今阿城市南的白城）约30千米，西距哈尔滨市中心约15千米。正北3千米处是滚滚东流的松花江，东临城子村古城仅400米左右。
据考古工作者提供的资料可知：墓葬的土圹呈“凸”字形，为夫妻合葬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木棺内葬法为男左女右，仰身直肢。男性为老年（60岁以上）、胡须尚依稀可辨，女性则为中年（36岁以上）。男性腰佩玉柄短刀，双手各握有小型金锭一块，身边置有一根竹杖。头戴黑色帽子，在幞头（帽子）后面佩有白玉天鹅衔莲花纳言佩饰；女性腰置佩饰，项戴玛瑙金丝圈项链。男女各身着精美华贵的服饰。更令人兴奋的是：在男女两者头部下面置放有用墨书写的木牌一块，上书“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的字样。由于这块木牌的出土和发现，为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而为揭开“阿勒锦村”的位置之谜打开了大门。
毫无疑问，在考古《简报》中，考古工作者们已经根据“木牌”所揭示的墓主人的线索，査阅了《金史》等有关资料，并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他们的观点：“经初步考证，墓主人应是大金开国元勋阿离合懑的儿子完颜晏（本名斡伦）的夫妇合葬墓。”
对于这个结论，笔者极表赞同。然而，阿离合懑又是何许人呢？在《简报》中并没有说明。笔者认为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阿离合懑是穆宗的弟弟，这个家族当与阿勒锦村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弄清了阿离合懑家族的系谱，便能充分理解和识破“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完颜宴的墓葬所在地的历史地名之谜。
据《金史·阿离合懑传》记载：阿离合懑是完颜部第六位酋长乌古乃（景祖）的第八个儿子，景祖（乌古乃）共有九子。景祖死后，将王位传给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世祖劾里钵。世祖死后又传给了他的四弟肃宗颇剌淑，即景祖第四子。肃宗颇剌淑死后又传给了其弟穆宗盈歌，即景祖第五子。穆宗与阿离合懑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阿离合懑自幼就英勇善战，聪敏好学。18岁时就参加了平定腊醅、麻产及乌春、窝谋罕的叛乱，后来又参加了讨伐留可之战和萧海里之战。在伐辽战争中屡战屡胜，立下了赫赫战功。据《金史·太祖事纪》记载：在伐辽战争开始不久，阿离合懑便与宗翰等人力劝阿骨打尽快称帝，“若不以时建号，无以系天下心”。收国元年（1115）太祖阿骨打即位时，阿离合懑与宗翰又一起以耕具九副进献给阿骨打。并祝辞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
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少有的皇帝登基仪式。这一举动深刻地反映了女真人原始的朴实而真诚的性格。作为阿骨打的叔叔阿离合懑的内心世界极为复杂，阿骨打是否完全理解乃至于理解到何种程度，想必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
阿离合懑的聪明才智还表现在他对先祖的时事或积年旧事均能默记的能力上。他曾与斜葛负责编修金朝列祖列宗的系谱。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他竟能倒背如流，其强记的本事在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天辅三年（1119）阿离合懑突患重病，卧床不起，阿骨打亲自前往他的家中探视，并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良策。他躺在床上对阿骨打说：“马是军队的根本，现在天下未平，而我们女真国俗却以良马殉葬，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应该立刻禁止。”
说完便将自己生平所乘的战马献了出来，不久阿离合懑病故，享年49岁。阿骨打听此噩耗，痛苦万分，并亲自参加了阿离合懑的葬礼。金熙宗时阿离合懑被追封为隋国王，海陵王时改封赠开府仪同三司并隋国公。关于阿离合懑的葬地所在的位置至今虽然没有发现，但是完颜晏墓地的发现，则为寻找阿离合懑墓地提供了准确的历史坐标。也就是说，阿离合懑的墓地当与其子完颜晏的墓地同处一地。完颜晏的墓地附近很可能就是穆宗的家族墓地。
完颜晏本名斡伦，是景祖乌古乃的孙子，穆宗盈歌的侄子，阿离合懑的次子，阿骨打的亲叔伯兄弟。《金史》中说，他从小足智多谋，并通晓契丹文。天会初年（1123～1124）阿骨打的兄弟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执政时期，混同江下游的乌底改人发生了叛乱，太宗命完颜晏率军征讨。当军队行至混同江边完颜晏便告诉将士们说：“现在叛军们凭借山谷布下了阵势，这里地势险峻，林木深密，我们的骑兵不易展开，在我们已经失去优势的情况下，不能急于进军。如果不用数月的时间是很难攻破叛军的。”于是他一方面命军队渡江，占据高山，连木为栅，并令军士多张旗帜做出要打持久战的姿态，同时声言等待各路大军到达后再举进攻；另一方面他则暗集水军顺江而下，直捣敌营，那些据险顽抗的叛军不战自溃，仅用月余时间便平定了叛乱。胜利还师后，太宗授予完颜晏左监门卫上将军兼广宁尹，不久晋升为吏、礼两部尚书。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完颜晏任北京留守，海陵王天德初年（1149）被封为葛王，后又晋封宋王并授世袭猛安。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金上京迁往燕京（今北京市）后，命完颜晏留守上京，并授予其金牌1块、银牌2块。以后又累封为豫王、许王，又改越王。贞元初年（1153～1154）进封为齐国王。完颜晏在上京任职5年后，于正隆二年（1157）改任西京留守，同年海陵王下诏削去王爵封号。不久，完颜晏改任临演府尹。
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完颜亮举兵征伐南宋。由于女真将士多数反对这场不义之战，于是，许多女真军队的将士中途叛逃归顺了当时任东京留守的完颜雍（后来当了皇帝，史称世宗）。完颜晏的儿子恧里乃自军前率众投奔了完颜雍。这时任北京的留守白彦敬等人听说完颜晏的儿子恧里乃等人自军前叛逃投奔了世宗的消息后，便命令会宁同知高国胜拘捕了完颜晏的家眷。不久，海陵王完颜亮南伐失败，自己也被叛军杀死在军前。时值金国无主之际，完颜雍在东京称帝即位，并进驻中都（今北京）称帝登基，史称金世宗。世宗即位后立即遣使下诏，命完颜晏入京。同时派遣完颜晏的哥哥赛也之子鹘鲁捕快马驰驿、星夜兼程前往会宁解救完颜晏的家眷。当完颜晏的家眷得救后，完颜晏遂率宗室数人赶往京城入见金世宗朝谢。金世宗拜封完颜晏为左丞相，封广平郡王。不久，又兼任都元帅一职。大定二年（1162）进拜太尉后复致仕，告老还乡返归会宁，不久便病死于故乡（阿勒锦村）。
根据上述《金史》中记载的有关阿离合懑及完颜晏的经历推断，1988年5月，在巨源乡小城子村附近的金墓中所发现的木牌和银牌，上书“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所显示的墓主人身份，当属完颜晏夫妇无疑。因为完颜晏的父亲阿离合懑曾在海陵王完颜亮时期被封赠为“开府仪同三司”的封号。太尉一职是完颜晏在告老还乡之前金世宗授予他的最高职位，而“仪同三司”则是从他父亲阿离合懑那里世袭的封赠，至于齐国王则是由海陵王于贞元初年（1153～1154）晋封完颜晏的最高王位。太尉、仪同三司、齐国王三者合一便代表了完颜晏一生中最完整的身份称号，即“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
既然在巨源乡发现了完颜晏夫妇的合葬墓，那么，巨源乡附近当然就是完颜晏家族的故乡封地。由此推断其父阿离合懑乃至其叔穆宗的墓地也当距此不远。在完颜晏墓地的附近还应有其家族其他成员的墓葬。1998年以来，在哈尔滨市的东郊“荒山”一带，阿什河流入松花江附近发现了多处金代石人和石像生，证明这一带有许多大型金代墓地，这些墓地很可能与阿离合懑的家族墓地有关。而巨源乡古城村古城所在地很可能就是完颜晏的故乡或穆宗及阿离合懑家族的世袭封地。更何况完颜晏本人曾在天德初年（1149）被授予世袭猛安，这座古城或许就是按照猛安谋克城的规模而修建的完颜晏家族居住的猛安城堡，也就是穆宗家族的世袭封地。我们知道，在女真旧俗中有“生子年长即异地而居的习俗”，所以今天的巨源乡小城子村附近当是穆宗年长后与父母异居之地，同时也是阿离合懑及完颜晏的故乡所在地。在完颜家族中，穆宗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其家族也因此十分显赫。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再费一点笔墨，介绍一下穆宗的情况。
穆宗本名盈歌。穆宗之号，是在穆宗死后所追谥之尊号。在金朝建国前的几代完颜世家里他的追谥最多，所得到的追谥之号也最为尊贵和高雅，例如，除“穆宗”之号以外还有“孝平皇帝”“杨割太师”（杨割即盈歌同音异写）及“仁祖”等。
如前所述，穆宗与世祖、肃宗均为亲兄弟，穆宗是景祖的第五子。他除了有上述的谥名及众多的尊号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女真名字，即“乌鲁完”。“乌鲁完”实际上就是女真语“哈儿温”的同音异写之名词，若按照女真语与中原音韵的对应关系，“乌鲁完”的原始发音也应读如“鹘鲁温”，“哈儿温”的原始发音就读如“嘎鲁温”。例如，金代的胡里改江又写成“鹘里改”，可知“乌、胡”的发音又与“鹘、嘎、喀”音相通。所以“乌鲁完”的语音和语义当与“哈儿温”接近。当然“乌鲁完”三个汉字只是标音符号而已，其真正的含义译作汉语即为天鹅的意思。
由于女真人崇尚白色，视天鹅为圣精之灵，并以白色为最高荣誉的象征，便由“天鹅—哈儿温”一词派生出形容词——“阿勒锦”一词。“阿勒锦”的古音读如“嘎鲁锦”。语尾的变化始终没有离开作为韵母的“n”音。但是，“阿勒锦”与“哈儿温”之间在语尾的变化上已经出现了语音演变现象。尽管韵母仍然保持了原形，然而作为词性来说，已由“哈儿温”这一名词逐渐向形容词转化。因此“阿勒锦”的“锦”字发音，是“哈儿温”一词发生演变后而导致的语尾音变。所以“阿勒锦”一词的语源可能来自“哈儿温”，其本义含有“天鹅”的意思，并以此形容崇高或荣誉、声望、名誉等。由此可见“阿勒锦村”的名字很可能是由穆宗的另外一个女真名字“乌鲁完”派生出来的地名。这既是对穆宗故乡及其成长地方的纪念，也是对穆宗本人的崇敬之情的表述。同时也是穆宗之所以将自己家族的世袭之地命名为“阿勒锦”村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语音学上观察，“乌鲁完”与“哈儿温”“哈尔滨”“阿勒锦”之间的确存在着语音、语源及语义的亲缘关系。我们绝不能仅从汉字标音中存在着巨大的文字差异去理解这个问题，因为这只是同音异写现象在同一地名上所表现出的一种正常的差异。“哈”“乌”“阿”的语音在阿尔泰语系中均读“嘎”（ka），而“鲁”音、“儿”音、“勒”音、“尔”音则是阿尔泰语族中“r”音的中原音韵在利用汉字标音时的不同转写，同时也写成“拉”或“里”。而“完”“温”“锦”“滨”的韵尾相同，均为“n”音，且又存在着语尾音节上的微妙变化。事实证明：在女真语中的“滨、温、锦、完”的书写字形也具有同出一辙的特点。
穆宗出生于重熙二十二年（1053），肃宗时期被辽朝任命为祥稳。大安十年（1084）袭节度使，年31岁。中华书局标点本《金史·穆宗传》载：（此处标点有误）“大安十年甲戌，袭节度使。年四十二，以兄劾者子撤改为国相。”然而《金史·撤改传》记载：“穆宗初袭位，念劾者长兄不得立，遂命撤改为国相。”根据这段记载，穆宗于31岁即位，不可能10年以后再任命撤改为国相，既然在穆宗即位之初便已经任命撤改为国相，当在31～32岁之间，所以《金史·穆宗传》中所记的“年四十二”当为“年三十二”。
图1 狗拉雪橇
穆宗即位的第三年，即寿昌二年（1096）唐括部与温都部人结仇交恶。温都部人跋忒杀死了唐括部人跋葛。这年冬季特别寒冷，阿骨打率领军队冒着严寒大雪沿着土温水（今汤旺河）过末邻乡（今汤旺河大桥之侧的金代古城）追击跋忒，并在阿斯温山北坡附近将跋忒追杀致死。阿骨打率领军队凯旋，穆宗亲自到阿勒锦村（原写成“霭建”）迎接胜利归来的阿骨打。关于阿骨打率领军队凯旋的时间，当在1096年的年末到1097年的年初。对于阿骨打这次进军与返程的路线与确定阿勒锦村位置有着很重要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因为它关系到确定阿勒锦村的位置问题。笔者认为，阿骨打当时进军与返程的路线主要是依托江河封冻后自然形成的冰道，并利用女真人惯用的狗拉爬犁或雪橇等北方民族特有的寒地交通工具可以快速行进在冰雪路上的特点（见图1），完成了这次冬季的远程奔袭任务。所以，关成和先生所考证的，阿骨打率军的归程是沿着松花江行至阿勒锦村，而穆宗“亲置”的路线则是自南向北沿阿什河的冰道行至阿勒锦村的推断是十分正确的。
今天的小城子村古城恰恰坐落在松花江南岸与阿什河注入松花江右岸的三角地带，而阿骨打率军恰好沿松花江上行至阿什河口后南行可直通阿勒锦村（今小城子村故址）。这与关成和先生考证的“阿勒锦村必在纳葛里村的北部，即在按出虎水下游（左岸）的某个地方”的结论正好相合。这里关成和先生处于从今天哈尔滨市的地理位置的角度，将阿勒锦村位置定在阿什河下游左岸某一位置上的观点虽然有误，但其所确定的大体方位与地望则是无误的。今小城子村在阿城白城（金上京故址）的正北方向上，且又处在阿什河下游与松花江交汇的位置上。尤其是穆宗家族墓地的发现表明，穆宗“亲迓”的阿勒锦村，当与其家族的世居封地临近。可见，穆宗之所以选择阿勒锦村作为迎接阿骨打军还的地点而不选择另外的地点，其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1995年，笔者曾陪同日本NHK电视片摄制组考察了这座古城，它周长近1600米，当为猛安一级规模的古城，修建在一条土岗的东端，西端则为完颜晏的墓地，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子。古城出土了大量的金代文物，证明这是座很繁华的城堡。无论从地理方位上看，还是从穆宗之女真名字“乌鲁完”所反映出的线索上分析，都说明穆宗与阿里合懑成长的地方，就是阿勒锦村的所在地。有人不禁要问，今日哈尔滨市与阿勒锦村相距甚远，怎么能说阿勒锦村就是哈尔滨呢？孰不知历史地名是随着人类群体的迁徙而移动的。历史上经常被侨置和移动的地名例证是屡见不鲜的，何况阿勒锦村与现今哈尔滨之间仅有10千米的距离，并且又都位于松花江南岸，处于同样地理环境和区域空间范围内，所以地名的移动是必然的。尤其是到了清朝末年，在不到20千米×20千米的范围内出现了许多哈尔滨地名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哈尔滨这个地名（阿勒锦）太古老，太悠久，在近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无论如何迁徙、移动，都没有舍弃这个具有魅力的地名。人们为了区别哈尔滨地名，还在名词前冠以形容词，如“老”哈尔滨、“新”哈尔滨、“大”哈尔滨、“小”哈尔滨等。实际上哈尔滨地名区域的形成，正是金代阿勒锦地名沿用的结果。
为了弄清今日哈尔滨地名的位置及语源来自何方，我们还必须对金代“合里宾忒千户”这个地名再进行全面的考察。因为它是最接近“哈尔滨”地名的最早的汉字书写符号。虽然这个地名的位置不是指今天哈尔滨的地方，但其语源、语境、语音、语义都与哈尔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表明，在一个共同地域的方言区域内，具有共同地名语言的分布并非无关紧要，而是毫不含糊地表现了它们之间为什么具有共同的地名语言规律。我们既然清楚地看到了在一个共同地域内所产生的相同的地名语言文化，不妨拿出其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地名进行深刻的剖析后，再与所要求证的地名加以分析和比较。因为这种比较会显示出这一地名群体产生和演变的内在规律。显而易见，这种共同的地名所显示出的规律中最重要的是，其生活区域是在共同的政治统治或宗教影响以及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的区域内，才导致地名语音的相对统一的结果。这一切都表明地名语言特征的分布依赖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条件。这方面的因素无疑是因为人们的交际密度和在不同的社团的相互影响中均受到一种自然力量所驱使的结果。
由于金代出现的“合里宾忒”这个地名无论在语言学、地理学还是在地名学及历史学上均与“哈尔滨”一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对其作历史地理方面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在地名学上，合里宾忒与今天的哈尔滨市虽然不是作为同一地点，但在空间上它仍属于“哈尔滨”一词地名群体中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地域内的古代民族的文化系谱上，属于同一地名文化上的地理分布。从历史语言学角度观察，两者之间则具有共同民族心理作用下所产生的相同地名的条件。
金代的“合里宾忒”来源于女真语的事实已如前述。然而，在它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则又被汉字记录成种种不同的字形，如“合里宾”“哈儿必”“哈儿宾”“哈尔分”“哈尔边”等。至于清代有没有被称为“哈勒费延”的事实则留待下文再作讨论。金代的“合里宾忒”地名在《金史·地理志》中是这样记载的：“胡里改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至节度使。承安三年（1198）置节度副使（注云：‘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边界合里宾忒千户一千五百里’）。”
从这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合里宾忒千户”所在的地理位置应在胡里改路治所东北方向或正北方向1500里的行程内。然而，关于金代胡里改路治所的位置，我国东北史学界则一直误认为在今天的依兰县城。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学者也均从此说。笔者认为金代的胡里改路的治所应是今依兰县城南45千米处牡丹江右岸的土城子古城。为什么说土城子古城应该是金代胡里改路的故址呢？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金史·地理志》明确记载，胡里改路治所的正西方向是金上京城所在地，也就是说胡里改路治所应在金上京城的正东方向上。
第二，从金上京城出发至胡里改路治所的距离应是630里。
第三，胡里改路治所，是金代东北边疆区管辖黑龙江下游一带的最大的军事行政机构所在地。金初曾设置过万户，所以路治所的古城规模应当具备金代路一级的建制规模。
第四，胡里改路因地近胡里改江而得名，路治所应当靠近胡里改江（即今牡丹江）。
把上述四个条件综合起来考察，依兰县城的位置并不是金代胡里改路治所的故址。其一，依兰县城的方位不在金上京故址（今阿城市南4华里处的古城）的正东方向上，而是在东北方向。其二，依兰县城内的原金代古城的规模不足4华里，当属于猛安级建制的古城，并非万户建制规模的路一级古城。虽然依兰县的金代古城在距金上京故址的距离上和靠近胡里改江这两点上与文献记载吻合，但是，它却与上述两点相悖，因此确定土城子古城为金代胡里改路治所较之“依兰县城说”更加可靠。
既然我们知道了金代胡里改路治所的确切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金史·地理志》的记载，在其东北方向的1500里范围内寻找“合里宾忒千户”的位置。如按地图求之，合里宾忒千户的位置，大致应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哈尔滨河注入博隆湖附近。今哈尔滨河注入博隆湖地方确有辽、金、元沿用的古城，当为金代合里宾忒千户无疑。
13世纪初，在金帝国的北方蒙古高原上，突然出现了以蒙古族为主体并联合古阿尔泰游牧民族各部组成的一个军事联盟的蒙古汗国。这个军事汗国在一位无敌于天下的英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以“神风疾速”的铁蹄驰骋在欧亚大陆的土地上。成吉思汗死后其子孙继承了他的遗愿，先后灭掉了金朝与南宋两个对峙多年的东亚王国，又并合了朝鲜半岛的高丽，建立了一个在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
不言而喻，当时的整个东北亚地域也被蒙元帝国所占领。蒙元帝国为了便于其对东方和西方的统治，以“元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建成了伸向遥远的东南西北四方的无数条交通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从元大都出发，直达黑龙江入海口，通往亚洲东北部大陆边缘的交通线。
就在这条通往东北亚地域的大动脉上，即黑龙江下游原金代合里宾忒千户的所在地，元朝建立了哈州城并设立了万户府来管辖吾者、乞列迷等几个民族。哈州是元代“哈儿分”及金代“合里宾忒”的简称和缩写。在《元史》的公文中有多种汉字的写法，如“哈儿分”“合里宾”或“合里宾忒”“哈儿必”等。元代成书的《经世大典》的站赤条中则有时写成“海里温站”。“海里温”亦即“哈儿温”，“海”“哈”皆读如“ka或ki”音。在今天的日本语中的“海”字仍然保留了古代的发音，将“海”读如“kai”。这种发音之所以保留在日语中，说明了古代阿尔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语言方面是一脉相承、密切相关的。在今天的日本北海道及俄罗斯的库页岛，以及今黑龙江下游均发现了一种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考古遗存，日本考古学界称为“擦纹文化”或“鄂霍茨克文化”，这种文化与俄罗斯境内所谓的靺鞨文化以及中国境内的同仁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语音上的相通不正是这种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特征上的一种反映吗？
从《元一统志》中我们了解到在“上京故城东北曰哈州。”
而在《元史》中又把“哈州”写成“哈儿分”、“合里宾”或“哈儿必”等。“哈儿分”“合里宾”“哈儿必”是同一地点的不同写法。这是元朝从金代地名中沿用下来的古称。而“哈洲”则是因为元代在“哈儿分”之地设立了管理这一带少数民族的万户府，因此才把这里简称为“哈州”。可见作为合里宾忒千户的“合里宾”之地，到了元代则升为万户府的所在地。从《元文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元朝在“哈儿分”之地设立万户府的时间应该是在元大德元年（1297）。到了元末即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八月则明确地记载了“立吾者野人乞烈迷等处诸军民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如果我们把《元史》《元文类》《元一统志》所记载的有关“哈州”和“哈儿分”万户府的记载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得出如下推测。
元朝初年（即大德元年1297），在哈儿分之地曾设立过“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而到元朝中期的某一年则将万户府改为“州”一级的行政建制。所以《元一统志》中又称：“上京故城东北曰哈州。”到了元朝末年，即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八月又改“哈州”为“万户府”。关于元代为什么把哈儿分之地的万户府改为“州”，再由“州”改为“万户府”的内在原因尚未查清，不过在任何一代王朝的历史上，行政建制的称谓与隶属关系的变更是司空见惯的。
如果我们再深入而仔细地阅读元代成书的《经世大典》，就不难看出早在元朝刚刚在北京定都后，就把黑龙江下游的“哈里宾”之地作为重要的交通驿站和军事行政管理所在地。元朝为了征服居住在库页岛上的民族“骨嵬”，实现从朝鲜半岛及库页岛向日本本土实施南北夹击的军事战略计划，曾经在临近黑龙江口之地（即今俄罗斯远东地区黑龙江下游右岸特林地方）设立了“征东元帅府”（即奴儿干城）。而当时的“哈儿分”之地正是作为从内地通往“征东元帅府”的重要交通枢纽中转站。
我们从下列的史料中不难看出上述的推断具有可信性。《经世大典》载：
至元二十九年（1292）十月中书省辽阳行省咨：庆云站至哈里宾地面安立二十八站。该八百四十户，除尽用旧站户外，缺少一百零四户，并走递马牛，请照验事，准此。施行间，又准蒙古文字译，该中书省官人每根底剌真哈散言语，塔海的使臣蛮宾奏，塔海奏将来：在先从水达达田地里，海青鹰鹞、皮货出来的一个道子；从女直（真）每的都喜根底来的一个道子；从黑龙江来的一个道子，这三个道子的站户每的站户每的数目要呵，七百三十六户。有从哈儿宾民户每的边界，至这辟（边）站边界站，斟量呵。二十八个站，有每站三十户家，每户一个家马，两个家牛与三立站呵，怎生奏将来，有么道奏呵。剌真平章奏：俺商量来，铺马不立，每站二十户，铺牛三十只，水达达的八个站。三万户的那辟（边）至哈儿宾民户每的边界，交立别列怯里去的站户每根底。三万户的这辟女真站户每根底接着交立。又女真田地裹行的道子上，编排着交立站呵，怎生么奏道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移咨辽阳行省，钦依圣旨事意安立施行。
细细地品味上述这段记载，是十分有趣的。这段公文的书写方式，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地方方言或元代所流行的蒙古口语的特征而保留下来的。所以，在其行文中虽然有许多令人费解的语言，然而，整个行文的确保留了当时的原始风貌。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了解到，在至元二十九年以前，从庆云站（今辽宁省康平县东南35里齐家屯古城）到哈里宾地面共设立了28个驿站，共计有站户840户，而到了至元二十九年时，因站户逃亡等原因，缺少了104户，此外还短少了许多牛马。为了补充这些短缺的站户和马牛，塔海上奏朝廷一方面请求给予补充，另一方面则将原来平均每站30户的数目减少到20户。又因为马匹的缺乏则暂时将水达达中的8个站濒临松花江中下游之地，春、夏、秋三季可用舟船代替马匹，冬季则用狗爬犁代替。这样可以节省马匹的使用量。在元朝人黄结所撰《扎剌尔神道碑》中称：“东征元帅府道路险阻，崖石错立，盛夏水治，乃可行舟，冬则以大驾扒行冰上。”可见，从伏答迷站到哈儿宾站的行程，皆因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其交通工具主要利用舟船及“狗爬犁”。
至元三十年（1293）四月，元朝政府批准了塔海的奏请，并将从水达达到哈儿必（宾字的异写）之间的8个站内又补充了20户，这样每站的站户则从20户增加到40户。所谓的从水达达至哈儿宾之间设立了8个站，就是指从“伏答迷”站到“哈儿宾”站之间的距离。关于“伏答迷”站的位置，据日本学者和田清考证，当在今哈尔滨市宾县境内的鸟河注入松花江的河口西侧，而“哈儿宾”站的位置则应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支流的推测是令人信服的。
“伏答迷”又写成“甫丹迷”、“不迭迷”或“伏达迷”。这是元代从庆云站通往哈儿宾站的重要中转站。从庆云站行至“伏答迷”站以后，驿站开始由陆路转为水路，由此沿松花江而下可直达“哈儿宾”城站。因为从庆云站出发到达黑龙江下游的“哈儿宾”站是由陆路和水路组成，所以历史上又称为“海西东水路城站”，意即海西地区通往东方的水路城站。
“海西”是个地理概念，因为东北亚大陆在古代日本海之西，所以在日本人眼里这块大陆被简称为“海西”。
关于“海西”一词的由来，许多东北历史地理学家一直都以为“海西”一词源于元代。其实不然，“海西”一词的概念，最早应源于渤海国时期日本人对日本海以西的大陆的称谓。日本与渤海国之间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交流十分频繁。日本学者称旅日渤海客人居住地为“海西乡”。据日本史料《文华秀丽集》
卷上记裁，当时作为日本学者和贵官的巨势识人在送给渤海使臣的汉诗《春日饯野柱史奉使存问渤海客》中有“春风千里海西乡”的句子。原文如下：使乎原欲事皇皇，方惜睽离但有觞。
迟日未销边路雪，
暖烟偏著主人扬。
天涯马踏浮云影，
山里猿啼朗月光。
策骑翩翩何处至，
春风千里海西乡。
除此之外，当时驻唐朝的新罗使节也称朝鲜半岛一带为“海西”。这可能也是受日本人的影响所致。他们的思乡之情甚重，在他们倾吐怀乡情思中有“还望海西天”的句子。
由此可证，“海西”一词应源于渤海国时期日本人对日本海以西的大陆称谓。后来的元、明两代则借用了“海西”一词，把相当于今天的黑龙江流域的大陆地域称为海西。而“海西东”的“东”字则是个方位名词，喻指通往海西之地的东方。“伏答迷”站则作为海西东水路与陆路城站的分界点站的事实而出现在历史上。
值得注意的是，至元三十年（1293），元朝政府又从“不答迷”站新开辟了一条通往海西西路的重要水路驿道，即从不答迷至赵州的水路城站。
据《永乐大典》所收《经世大典》记载：“又从不答迷至赵州，交立三个站者。这三个站的各二十户也，道家奴的收拾来的百姓内交放者。这站每的各站里五个家船交放着，么道圣旨了也。”
这里所说的赵州即金元“肇州”，这是用汉字标音的同音异写的地名。金元肇州城即今黑龙江省肇东县八里城古城。从今天宾县鸟河河口附近的元代“不答迷”站古城，沿着松花江溯流而上，至元代赵州（肇州）城之间共设立了3个驿站。每个站的站户共有20户，按每户6口人计算大约有120口人。每个站内配置有5条船作为往来交通传递文书的工具。这3个站户的站民总和大概是60户，共计360人。我们从这些站民来源的成分上看，当与“哈儿宾”民户有关。因为在通往“哈儿宾”城站的水达达地段内所组成的站户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来源于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方专门从事捕捉海东青鹰和以售卖皮货为生的民户；二是来源于哈儿宾地方的民户；三是来源于黑龙江中游一带的民户。由于这些民户的生活方式是以从事渔猎为主，并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他们既熟悉地理环境又精通行船和驾驶狗爬犁的技术，所以把他们安置在水达达地段上，并设立城站，以使他们充当站民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所谓的水达达的民户，主要是指金亡后留居在本土靠近黑龙江流域与松花江流域为生的女真人地区（见图2）。“水达达”并非族名，主要是指地域而言，所以，元朝有时在“水达达”的前面统统冠以“女直”二字，即“女直水达达”（女直即女真）。“女真”为族称，而“水达达”则是指地域而言。1977年6月，今阿城市阿什河乡白城村（金上京会宁府故城遗址内）出土了一方元代官印，印面铸有八思巴文4行，铜印呈方形（6.4厘米×6.4厘米），通高6.1厘米，重0.7千克。印背有长方形印钮，印钮右侧凿刻12个汉字：“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当为印面八思巴文之汉译。印钮左侧凿刻有：“中书礼部造，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日”共计14字。
图2 女真人地区
此印的出土证明当时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可能就是元代管理水达达女真民户“达鲁花赤”衙门所在地。同时该印的发现证明了今天的哈尔滨正是元代水达达女真居住的地区。根据《元史》及《经世大典》、《析津志》所载，女直（女真）水达达的地域范围是十分明确的。水达达的主要地域，当是今东流松花江江段直到黑龙江与松花江的交汇处，当然也包括今天的哈尔滨地区的松花江两岸。
由此可见，元代设立的从不答迷到赵州（肇州）的城站，当包括在水达达地界内，其中的民户来源当然也包括从“哈儿宾”地界迁来的站户。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从金代哈里宾之地迁往今天的哈尔滨地区的唯一史料。虽然仅仅不足200字的记述，但是它却为我们展示了今天哈尔滨地区在元代曾经设立过重要城站的证据，为我们寻找元代哈尔滨地名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元代所设立的驿站之间的距离，应在100里上下的事实，我们不妨推测一下从不答迷到赵州（肇州）之间设立的三个城站的位置。
从今天黑龙江省宾县境内鸟河古城沿松花江溯流而上100里即到达今大顶子山及老山头附近的松花江右岸，这里有金、元时代的遗址和古城。再从老山头沿江上溯100里至今天哈尔滨市道里区顾乡屯一带，这里是金、元时代半拉城子古城遗址，因古城已被松花江水冲刷切割成半，故而得名。从哈尔滨继续沿江而上到达今天双城县境内永胜乡西城子金、元古城，恰好为100里，与西城子古城隔岸相望即金、元的肇州城所在地，即今肇东市东八里古城。
依地望观之，从不答迷站起沿松花江上溯100里至老山头为第一站，再从老山头上溯100里至今哈尔滨顾乡屯半拉城子地方为第二站，继而又从哈尔滨地方上溯100里至今天双城县永胜乡西城子古城为第三站，由此渡江便可直达元代肇州。由此可知，今哈尔滨市的沿江某地，当是从不答迷站通往肇州的元代海西西水路城站的第二站。然而，元代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三个城站的地名，所以对元代哈尔滨地名的考证颇为困难。但是，今天哈尔滨沿江一带在清代仍然保留着重要的渡口遗风的事实，却在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中大量存在。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八日吉林将军为了整顿钱法问题，在写给黑龙江将军的公文中写道：因为吉江两省接界，往来兵勇频繁，并经常因为钱法不整滋生事端，为了整顿钱法，肃正地方，对日益繁荣起来的阿勒楚喀及宾州包括哈尔滨地方的商业贸易十分重视，并准备由省城沿松花江水路用船载钱运往这一地区，以解决铜钱短缺问题。运钱的路线与地点“拟分作三路水运，一路运钱五万三千吊；在距阿什河较近之哈尔滨地方交割……一路运钱一万六千吊，在新甸屯交付；一路运钱三万一千吊，在距宾城相近之鸟尔河地方卸载”。
可见，清代的哈尔滨及鸟河河口之地仍然是商贸往来的重要地区。而从载运钱数来看，则以哈尔滨地方的交钱最多，这说明哈尔滨地方当时商业贸易水陆交通较之其他地方更为繁荣。
元代从“不答迷”至“肇州”之间所设立的三个城站的地名虽然没有被记载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然而，在明代的“海西西路”的城站中至今有两个驿站的名称和地点没有落实，即“龙头山”站和“哈剌场”站。仅从地名所显露的汉字语音分析，似乎“龙头山”与“老头山”、“哈剌场”与“阿勒锦”之间有着十分相近的联系。此外，从不答迷站向西直达元代肇州城站虽属于海西之地，但其方向不是向东方而是向西方的行程，所以这段行程当属于“海西西水路”城站。再由肇州继续从陆路向西或西北方则是“海西西陆路”城站。如果“龙头山”站就是今天的“老头山”即元代“海西西水路”城站中从不答迷通往肇州的第一站，那么“哈剌场”就应该是第二站。据实地调査了解到：今天宾县境内的“老头山”地名，原来并非叫“老头山”，而是称呼为“龙头山”，当地的群众把这个紧紧依靠于松花江的山头称为“龙头”，故而得名“龙头山”。由于“龙”与“老”字的字音与字形相近，久而久之人们把“龙头山”附会成“老头山”。
“龙头山”的下一站为“哈剌场”站，从今宾县的“老头山”古城溯江而上，至今天哈尔滨市道里区顾乡屯的半拉城子古城，恰为100里，与上述文献的里数正合。很可能半拉城子古城就是元代的“哈剌场”站，因为明代的海西西路城站就是延续了元代的海西西水路城站。对于“哈剌场”这个地名，很可能就是来源于“阿勒锦”。因为作为“海西西水路城站”的第二站（亦即哈剌场站），地近金代的阿勒锦村（今天阿城市巨源乡之西侧靠近松花江与阿什河交汇处的城子村古城）。两者的直线距离大约为25千米。在如此相近的距离上又出现了如此相通的地名，绝非出于偶然。且元代在水达达地域内建立的城站所组成的站户来源，又都是利用金亡后散居在这一地域内的女真旧户来充当站民。或许他们当中就有原金代阿勒锦村的旧户，或者是因为“阿勒锦”这一地名在这一带远近闻名，而一直影响到金亡后的元代。作为地名文化的意义来说，它并不是随着国家与民族的消亡而消失。事实上许多地名（不是全部）在国家与民族消亡以后，却仍然继续保留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是因为地名文化具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它是一种极特殊的文化现象。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哈剌场”也许和金、元的哈儿宾地名有关。因为在“水达达地界”内所设立的民户来源其中有来自“哈儿宾”地界的民户，是不是因为他们怀念黑龙江下游的故地“哈儿宾”，而移动古老的地名随着人口的迁徙一起“侨置”到这个地方呢？而“哈勒场”与“阿勒锦”又都是“哈儿温”与“哈儿宾”的派生词，即由天鹅派生出名誉、荣誉之意。
上述的推断虽然没有像“大哈尔滨”又写成“大嘎拉哈”那样的文献史料作为证据，但是，它们之间所发生的那些历史的偶然性却又不能不使人陷入这种令人深思的巧合中。
1368年，元朝被推翻后，明军乘胜进军黑龙江流域，并平定了故元的割据势力，招抚这一地域内的女真各部，并建立了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以及许多卫所等地方政权，接管元朝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版图。
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明朝政府派总兵官都指挥使周兴等率领明朝军队，从开元出发进军呼剌温江（呼兰河）流域的女真酋长西阳哈部。当时明军兵分三路，一路顺脑温江（今嫩江）而下，再沿松花江乘船直抵呼兰河口和戳卢河口（即今巴彦县与呼兰县交界的少陵河口之地），并占领蒙古山城（今木兰县境内），堵截西阳哈沿松花江东窜的线路。另两路从呼兰河上游的通肯河与者迷河（今吉密河）出击，由此向南进军西阳哈。明军对西阳哈施行了南北夹击的战略包抄。西阳哈明知难以抵御明军的进攻，在得知明军的包抄战略情报后，率领部众趁松花江解冻之前，沿左岸逃到了斡朵里（今依兰县附近）。明军得知这一消息后便追击到斡朵里，并从斡朵里一直追至“甫达迷”旧城（即元代伏达迷城站），并擒获了女真部众600余人、马百余匹，西阳哈等人逃去。从此以后，呼兰河、阿什河流域以及松花江、黑龙江下游流域的女真各部众相继归服了明朝。
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明朝政府在金、元两代的“哈里宾”（又作“哈儿必”“哈儿宾”）之地设立了“哈儿分卫”。这段史料出自《明太宗实录》卷98中。明朝仍然将“哈尔滨”地名称为“哈儿分卫”。关于明代对哈儿分卫的文献记载还见于《明太宗实录》卷3和《满文老档》等文献。
据《明太宗实录》卷3所记：永乐十六年（1418）九月，“奴儿干等处哈儿分等卫女直野人必里答哈等来归，命必里答哈为指挥同知、斡路阔等为指挥佥事、哈升哈等为正千户、阿儿帖木等为副千户、余为千户所镇抚”。《满文老档》卷81载：“海西哈儿分卫都指挥使桑古之子哈尔哈，隆庆三年（1569）四月二十五日生”。
又《满文老档》卷79载：“哈儿分卫都指挥佥事萨哈兼之子占泰，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月初一生”。
根据《吉林通志》卷13《沿革志》中的注云“哈儿分卫”永乐十二年置，明讹哈尔分，又“正统”后置一，讹哈里分。“正统”为明英宗的年号（1436～1449）。
在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都把上述记载的“哈儿分卫”当作同一地点。其实如果认真地观察其中的细部，便能看出上述的诸条记述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明实录》中所记载的“哈儿分卫”是永乐十二年所置，而《吉林通志》的注述中则记为“正统”年间所置。“永乐”是明成祖的年号（1403～1424），而“正统”是明英宗的年号（1436～1449）。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时代所设置的“哈儿分卫”的问题，这种不同时代所产生的同一地名中蕴藏着不同地点的隐秘。所以永乐年间所设立的“哈儿分卫”与正统年间所设置的“哈儿分卫”未必是同一个地方。此其一。
其二，《满文老档》卷79中所记载的“哈儿分卫”并没有冠以“海西”这一地域的名词概念。而《满文老档》卷81中却明白地写着“海西哈儿分卫”。这种记述绝非简单地省略地域名词，而是为了区分“哈儿分卫”与“海西哈儿分卫”的不同才这样记载下来的。
其三，海西哈儿分卫的官职及人名也与“哈儿分卫”的官职与人名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为“都指挥使桑古之子哈尔哈”，后者为“都指挥金事萨哈兼之子占泰”。此外，他们的出生年月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前者为1569年出生，而后者为1597年出生。
由此可见，明初永乐十六年与正统年间所设置的具有共通地名性质的“哈儿分卫”的不同地点，在明末的《满文老档》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于是便产生了明代所建立的“哈儿分卫”不是一地的历史问题。在两者之中，有一个“哈尔分卫”应该是在金、元两代的“合里宾”千户与“哈儿必”万户的故地上建立的。然而另外一个“哈儿分卫”在哪里呢？想要解决这个历史之谜，首先要弄清明代的“海西”一词所指的地域概念是什么。
当历史进入公元1980年之际，伴随着区域文明研究的展开，地方史的研究应运而生。在史册上早已销声匿迹的“海西女真”的研究热，在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李树田先生的倡导下勃然兴起。经过十余年的艰辛考证与求索，“海西女真”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借助这些浸透了诸多学者智慧和汗水的成果，勾勒出“海西”在明代所指的地域概念已成为可能。
如前所述，关于“海西”一词及名号的来源问题，在本文写作以前，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海西”一词源于元代。显然这是个历史误会。然而，在“海西”一词的含义上确有许多学者精辟地论述道：“海西之海应为日本海。”
“海西”一词在元代公文档案中已属常见，到了明代方兴盛起来。由于笔者对“海西”在元、明两代地域问题上的研究没有更多的积累，而考证“海西哈儿分卫”的所在地又势在必行，基于这种复杂的客观现实，只能在众多的学说中采纳笔者所倾向的观点，以此作为说明明代“海西哈儿分卫”的位置。因此，在笔者处在无力对元、明两代“海西”地域概念作详密考证的情况下，提出下列似乎近于情理的粗浅认识。
笔者认为元代广义上的“海西”地域概念，应是日本海以西的大陆，其西界可达元代的肇州及泰州西境一带。永乐与正统年间所置的“哈儿分卫”没有冠以“海西”一词，而只有明末的隆庆年间才出现“海西哈儿分卫”的地名。因为明代初年到明朝中期的“海西”地域的概念，是明代“海西”的广义概念，是延续元代“海西”地域概念的结果。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明朝的势力逐渐南退，东北亚地域内所居住的女真人分为三大部落，即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落的分布大致如下。
海西女真主要分布在今黑龙江以南，嫩江以东，东至松花江下游，南至伊通河流域，其中心主要在松花江大曲折东流段即今呼兰、阿城、双城、依兰沿松花江两岸一带。
野人女真居住在海西女真以东的极东地域。自乞里迷去奴儿干，三千余里，一种日女真野人，又一种日北山野人，不事耕稼，唯以捕猎为生。“其地水产海豹、海猪、海牛、海狗皮、海象牙”，以及鲂须等海洋兽类。从地理环境特征上分析，其地域当在今黑龙江省抚远县秦得力附近的东北，一直到达北海的地方，即今鄂霍茨克海沿岸一带。所谓的“野人女真”就是明代没有编入海西、建州两部女真人之外，地处边远、朝贡不常、靠近北海一带的女真人。这都分女真人较之海西女真人与建州女真人的文化落后，所以明朝的汉族统治者随意冠以“野人”二字的贬称。
建州女真主要是以元代居住在今牡丹江流域的女真人，在元末明初之际沿牡丹江南迁至今绥芬河、珲春河、图们江、海兰江、朝鲜半岛的北部及东达日本海的俄罗斯滨海边区一带的女真人。明朝永乐元年（1403）在今绥芬河流域的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设置了建州卫，于是才出现了“建州女真”的称号。实际上无论是“海西女真”还是“野人女真”乃至“建州女真”的名称都是明朝政府方面对其不同地域内的女真人的不同称谓，而不是这些女真人的自称。
我们从明代女真人的三大部落的分布中可以看出，明朝所设置的“海西哈儿分卫”的地望当在今天的阿什河注入松花江的地域内。海西女真人主要以今天的阿什河与呼兰河流域和东流段松花江两岸之地为中心。
综上所述，“海西”虽然具有更加广阔的地域概念，但到了明中期以后则因为三大部落的形成，从其部落分布的角度，“海西”的地域又变得狭小了。《大明一统志》上说：“松花江在开城东北一千里，源出白头山，北流经金故南京城合灰扒江，至海口合混同江东流入海。”明朝人的这段描述把“海西”地域的中心指定在第二松花江下游及今拉林河、阿什河、呼兰河流域。明代所冠以“海西”的诸卫所，大部分分布在今牡丹江至松花江曲折之间。海西哈儿分卫是在明朝末年设立的，这与永乐十二年设置的“哈儿分卫”不是一地。很可能是明朝为了区别海西女真人所居住的范围内的哈儿分之地，与黑龙江下游一带的野人女真的哈儿分卫，才特意在“哈儿分卫”之前冠以“海西”二字。永乐年间所建的“哈儿分卫”是因为沿用了元代的“哈儿分万户府”而得名，其地望当然应在元代“哈儿分”（即哈州）的故地。我们知道，元代的哈儿分万户府性质，主要是为了管辖黑龙江下游直到库页岛上的兀者、野人以及乞列迷等各族。这部分少数民族在明代被统称为野人女真。野人女真与海西女真人部落为邻，其地望在“海西女真人”的东方（极东地域直到大海）。至于“正统”年间所设置的“哈儿分卫”可能就是明朝中期以后至明末出现的“海西哈儿分卫”。因为正统年间正属于明朝的中期以前。那时，明朝还没有把女真人的分布划分成“海西”“建州”“野人”三大部落。有关女真人分成三大部落的文献记载主要是明中期以后才出现的。正统年间所设立的“哈儿分”可能是沿袭了元代从“甫达迷”站通往肇州城之间的第二站“哈剌场”的地名。因为“哈剌场”是金代阿勒锦村的同音异写，而“阿勒锦”的语源来自“哈里滨”，所以明代“海西哈儿分卫”这个地名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明代的海西哈儿分卫的地望所在，应该在“海西女真”人部落所居住的范围内寻找。由于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依靠其他的旁证材料推定“海西哈儿分卫”的所在地。今哈尔滨地区正处在明代海西女真人的分布中心，所以其位置应当在这一地区去寻找。有人将“海西”比定为“阿什”的同音异写，可能与今天的“阿什河”有关。那么海西女真或可转写成“阿什女真”，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海西哈儿分卫则当在今哈尔滨一带。
《满文老档》卷79中所记“哈儿分卫都指挥佥事萨哈兼”的名字与黑龙江的满语或女真语的称呼有关。女真语满语称黑龙江为萨哈连乌拉。萨哈兼这一人名当与地名萨哈连有关。可知“哈儿分卫”当在黑龙江流域，亦即元代的“哈儿分站”之地，其故址正是黑龙江下游的阿纽依河口或洪加里河口地方。
由此可见，明代所设立的“海西哈儿分卫”与“哈儿分卫”的确是指的两个不同的地方。为了区别永乐年间与正统年间相继建立的“哈儿分卫”，才把海西女真人范围内的“哈儿分卫”冠以“海西”二字。而把管理野人女真地方的“哈儿分卫”仍然沿用金、元时代的哈儿宾地名。所以，永乐年间所建立的“哈儿分卫”与万历年间出现的“哈儿分卫”之所以没有冠以“海西”二字，则不是因为“哈儿分”不属于广义的“海西”地域概念，而主要是因为区别海西女真人境内的“哈儿分”地方，才如此记录的。因为黑龙江下游在明代仍然属于广义上的海西地域，其地名的前面也有冠以“海西”二字的可能性。明代在黑龙江下游流域所设立的其他“卫所”中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例证。然而，明代的“海西”一词的概念确实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别，因此，在文献档案中才出现了“海西哈儿分”与“哈儿分”的不同地名。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海西哈儿分卫当即指元代在海西西水路城站中的“哈剌场”站的所在地，也就是说金代哈尔滨地名，继元代“哈剌场”后，在明代则被标注成“哈儿分”。这与黑龙江下游的金代“合里宾忒”被明代标写成“哈尔芬”是同样的道理。
女真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明代中期以后东北女真族由众多的部落演化成三大部落联盟。这三大部落联盟经过长期的征战、演化与融合，使得生活在珲江、图们江、绥芬河一带的建州部女真人迅速崛起，并在今珲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东北亚地域的又一个由女真人组成的“后金王朝”。明朝末年，建州女真更加强大，并吞并了海西女真和黑龙江下游一带的野人女真诸部，统一了原属于明朝控制的广大地域，与明王朝在山海关一线分庭抗礼。1636年，皇太极登基改称国号为“清”，改民族名为“满族”。
满族勃兴以后，开一代帝国洪业，独领东北亚地域之风骚。清代初年编修明史，蓄意禁毀历史图籍，隐晦先清的史实，致使当年曾经活跃的海西女真在史册上销声匿迹。作为海西女真之地的“海西哈儿分卫”以及黑龙江下游的“哈儿分卫”及其诸多的历史，由于文献难征而湮没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之中。然而，作为历史存在过的“地名化石”，不管经历过多少次草翠花黄，或风剥雪埋，它却都能够放射出令人不难寻觅的历史异彩。蓦然回首，哈尔滨地名化石正耸立在那历史的灯火阑珊处！
关于清代“哈尔滨”地名的初现时间问题。由于对《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以及《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的整理工作正在进行，档案整理工作者们一再将“哈尔滨”地名的始见时间提前，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就目前所发表的资料来看，“哈尔滨”地名在清代乾隆年间即已出现。当然，这绝不是“哈尔滨”地名在清代历史文献中最初出现的时间，它深刻地预示着哈尔滨地名的始见时间会比“档案”上记载的时间更早。因“档案”本身仅仅记载了地名文字的历史，至于地名本身出现在何时以及地名的含义是什么，“档案”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也不可能回答清楚这一地名始见时间的准确年代。从明末清初到乾隆年间的历史间距不过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他们的历史间距跨度不大的事实表明，清代的哈尔滨地名完全可能是从明代的“海西哈儿分卫”演变而来的。“海西”作为大的地域概念早已在明末清初之际被满族统治者所废弃。因为“海西女真”并非其自称，相反它是明王朝为了区别当时出现在东北亚地域的各部女真人，而沿用了元代的地域概念而起的名字。清朝统治者意在统一女真诸部，当然就取消了“海西”“建州”“野人”的不合时宜的称号，并统一在“女真”称号的旗帜下，1636年皇太极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自称“满洲”。
虽然还没有发现清朝初期在今哈尔滨地区设立行政建制，但是在清代的历史档案中，哈尔滨地名多次出现的事实说明，当时的哈尔滨是连接松花江南北及松花江上下游流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从清代档案资料中得知，哈尔滨地段的松花江在清初曾经是专门为朝廷捕捞贡鱼的场所。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对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利用，以及旗人和民户的不断增多，哈尔滨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清末在原哈尔滨的南部，出现了“大哈尔滨”与“小哈尔滨”的村落，这说明哈尔滨的区域概念事实上已经形成，哈尔滨是这一带最古老的地名。最有趣的是清末民初以后“大哈尔滨”与“小哈尔滨”的地名突然转成了“大嘎拉哈”与“小嘎拉哈”。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找到确切的答案。其实哈尔滨之所以变成“嘎拉哈”，这正说明了“哈尔滨”一词的原始发音到了清末依然保留着“哈尔滨”的古音。这与“哈尔滨”一词又演化为“嘎拉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嘎拉哈”一词的尾音“哈”字则是受“嘎拉”字头的重音影响的结果而使尾音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人们对“哈尔滨”一词的误解。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想利用满语解释整个东北地区的地名，笔者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能真正完全彻底地恢复地名本身的历史原貌。然而，我们知道满文是17世纪以后才形成的，而东北地区的许多地名的始见时间非常久远，所以仅用满语来解释满语形成以前的地名历史现象，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名研究，想用满语概括其全部内容的想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例如，今天的阿什河，早在北魏时期就有“按车骨部”，金代称“按出虎水”，本义为“金”，而用满语解释则成为“耳状弯曲”。再如，“松花江”，若只从字面上解释则为“松花树江”，其实元代即已出现了“松花江”地名，其含义为天河之意。又如，“呼兰河”早在金代就有记录，文献上记为“忽剌浑”或“忽剌温水”，而满语研究者则解释为“烟囱河”，其真实含义尚不可知。
总之，上述的地名，其音其义都早于满语形成数百年。对于地名的寻根最主要的是寻找它的语词地名的语源，近世有人用满语解释“嘎拉哈”为“乌鸦”之意，这只是指出了它的语言现状，而没有讲清其语源的本义。“哈尔滨”的原音是“哈儿温”读如“嘎鲁温”，是天鹅的意思。“哈尔滨”一词形成于金元之际，从语言学上看，要早于满语形成时间几百年。所以作为“哈尔滨”一词的原本之汉译应该是“天鹅”。而“哈尔滨”被译写成“嘎拉哈”则是近世人的注音误释。但是，其中的语音却仍然保留了古代的原始发音即“嘎鲁”，而“嘎鲁”有时就写成“嘎拉”，在满语中就是“天鹅”的发音。所以“大哈尔滨”与“小哈尔滨”应该译为“大天鹅”与“小天鹅”。然而，为什么要把“大嘎拉哈”与“小嘎拉哈”亦即大哈尔滨与小哈尔滨误写成“大嘎哈”与“小嘎哈”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末以后来到今哈尔滨地区的人们，除旗人外多数是从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迁移过来的大批汉族流民，由于他们不懂得满语地名的语音和语义，就根据其发音而用汉字想当然地为地名注音，才出现了这种奇怪而复杂的现象。
清末学者屠寄等曾于19世纪末考察了哈尔滨地区，并在其所绘制的《黑龙江舆图》中明确标出了“哈尔滨”、“大哈尔滨”及“小哈尔滨”的三个不同位置。当初的“哈尔滨”位置在今阿什河注入松花江口的左岸，北至松花江。这个“哈尔滨”亦即清代同治五年（1866）七月十三日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所记载的：沙俄军官西尔粘瓦斯奎等人曾于当年八月乘江轮抵达江南岸的哈尔滨之地后，在此抛锚停泊一宿又于次日离开的“哈尔滨”。
清光绪六年（1880），吴大澂奉使筹办东北边务。于1880年旧历四月二十一日从北京启程，五月十七日到达吉林城。后又乘船沿松花江而下经伯都讷、哈尔滨、三姓等地。此间吴大澂于旧历七月十八日申刻到达哈尔滨，戌刻泊于北岸黑龙江地界。据吴大澂所撰的《奉使吉林日记》载：旧历七月十八日“申刻行至哈尔滨，戌刻泊北岸黑龙江界，距呼兰城三十五里。读《国朝先正事略》第四册”。这是目前所知的清朝末年巡边大臣亲自乘船泊于哈尔滨的唯一史料。它有力地证明了早在沙俄“进占哈尔滨之前，哈尔滨即已有了能够停泊大船的港口，说明哈尔滨地方并非是贫寒的小村”。
在清代档案中“哈尔滨”地名多次出现的事实和“哈尔滨”地名群体的出现，恰恰证明这一地名是经历了无数个历史春秋而逐渐固定下来的。在人们心目中“哈尔滨”地名已成为一个习惯用语。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档案记载：当时哈尔滨人姜有仁伙同强盗去江北呼兰一带抢劫，结果被官府捕获。在审讯的供词中姜有仁顺口说道：“去年十二月，我到江南哈尔滨屯……”当时审讯姜有仁的是呼兰副都统，归属黑龙江将军管辖。而哈尔滨之地则是吉林将军阿勒楚喀副都统管辖范围。“江南哈尔滨屯”则是当时松花江南北亦即吉、黑两省对哈尔滨之地的习惯称谓，说明哈尔滨之地名在这一带早已远近闻名。
近年来，有人为了考证“哈尔滨”一词的含义，硬是把“哈勒费延”与今天的“哈尔滨”市地名附会到一起，并用满语解释为“狭长”或“扁”之义，这种猜测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因为今天的“哈尔滨”地名，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被写作“哈勒费延”的记载。即使是“哈勒费延”与金代的“合里宾忒”，元代的“合里宾”“哈儿宾”，明代的“哈儿分”“哈儿必”，清代的“哈尔滨”，在语音上有一定联系，然而“哈勒费延”作为今日之哈尔滨市的地名在各类历史文献档案中仍未被发现。因此，很难断定“哈勒费延”就是指今日之哈尔滨市所在地。
关于“哈勒费延”一说由来的主要依据是《吉林通志》卷12《沿革志三》中所载：明代有“哈勒费延卫”（注云：“永乐十二年置，明讹哈尔芬。又正统后置一，讹哈里芬。案混同江中有哈尔费延岛，岛上有城，周二里，名哈尔费延城，在吉林府界内”），又卷24《舆地志》十二城池引《盛京通志》卷31：“哈勒费延（注云：旧志作哈儿边），城（按指吉林城）东北混同江中哈勒费延岛上，周围二里。”目前史学界人士多数认为《吉林通志》中所载的“哈勒费延城”或云“哈勒费延岛”及“哈勒费延卫”均为一地，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城”和“卫”是因“岛”而得名。“哈勒费延”在满语中译成汉语具有“狭长之意”。然而，其语源则与“哈儿分”有关，应为“天鹅岛”之意。狭长之意源于“扁”或“扁豆”，或者说“狭长”是从“扁豆”一词引申而来。然而，地名的命名必须依据地理环境和民族心理的作用。就“扁豆”而言，在东北亚古代民族的心目中并不存在以此命名的必然心理作用。因为“扁豆”既不是东北亚地域的一种特殊的植物（不具有图腾的意味），也不代表地理环境的显著特征。从《吉林通志》所记载的哈勒费延岛的位置上看，应是指今松花江下游到黑龙江下游某一段江中的大型岛屿，即周长近二里，其上可筑城池的岛屿。因为古代人常把今第一松花江和第二松花江加上今黑龙江下游看作一条水系，即黑龙江，所以《金史》称“混同江亦号黑龙江”。
哈勒费延城在吉林城东北的方位，即今抚远县以下的黑龙江某段，正属于清代吉林将军管辖的混同江之范围内。这段黑龙江水系纵横，从古至今是天鹅栖居的场所，也是天鹅每年春季迁徙的必经之路。由于黑龙江下游一带天鹅非常多，所以在元、明、清三朝才出现了众多的“天鹅”地名，如哈儿分站、阿鲁必卫、哈儿分卫、哈里分卫、哈儿蛮卫、阿儿温河卫、科尔滨、哈剌滨河等。这些地名的历史文化之根都与“天鹅”有关。
因为北方民族崇尚天鹅，视天鹅为最神圣的天鸟，在人们的原始思维中，才产生了以“天鹅”命名为地名的必然心理。这与古代民族质朴而纯真的自然崇拜意识是不可分割的。然而，他们并非对所有自然物种都带有这种特殊的情感。只有那种最美好的、在他们的思维意识中能深深地形成印象的、具有一种神秘而又能抒发他们情感的动物或植物，才能在他们的心目中产生出这种特殊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图腾崇拜。“天鹅”与“扁豆”，究竟哪一个物种更能引发人类的万般情思呢？一想到这些，笔者就犹如置身于古代民族历史情景之中，每当看到那些酷似朵朵白云的“天鹅”展翅翱翔在蔚蓝色的天空，听到它们发出那优美而动听的鸣叫声：“Kaloun-kalou！”时，笔者就会情不自禁地为它们那洁白的色彩、优美的身姿和动听的长鸣而动情……“嘎鲁”的声音像血液一样输入笔者的血管，凝固在笔者的记忆中。
然而，哈勒费延岛在哪里？它能否就是元代的“哈洲”或明代的“哈儿分卫”呢？在今天黑龙江下游之地的江中共有上百个岛屿，究竟在哪座岛屿上有周长二里的古城呢？由于目前没有考古资料发表，仅能从地望上推断，哈勒费延岛大致在今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口之地的黑瞎子岛以下，或许就是黑瞎子岛。因为黑瞎子岛是目前所知的黑龙江中最大的岛屿。20世纪，当时的苏联远东科学院进行了考古调査和发掘，在岛上出土了大量的辽、金、元、明、清代的古代遗物。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古城被发现的报道，这个问题只好留待今后的考古发现去解决。不过明清两代修的所谓城，并非与辽、金、元三朝时期所修筑的城池一样。前者是用木栅栏围绕起来的木城，很难保留下来，而后者则往往是用夯土板筑而成，因此容易保存下来。哈勒费延城很可能是清代所建的木栅栏城，因此没有遗迹可寻。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把金代的“哈里宾忒千户”、元代的“哈洲”及明代的“哈儿分卫”与“哈勒费延”岛等同起来的推断缺乏足够的论据。因为它们之间虽然属于同一语音系统的地名，但未必是同一地点。就“哈尔滨”地名场的群体而论，其分布的空间地域是很广阔的，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同音的地名勉强叠压在同一地名点上，更何况在今哈尔滨市的松花江中根本没有容纳周长二里之古城的江中长岛。除了随季节性变化隐约可见的沙洲之外，有谁能在今哈尔滨市所属的松花江段上看到长岛的存在呢？《哈尔滨寻根》一书作者忽而将哈尔滨地名解释成“哈尔滨地形犹如‘狭长’和‘扁状’”，忽而又说江中的沙洲呈“扁”状，哈尔滨地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就连作者本人也稀里糊涂，前后矛盾。事实上在今天的哈尔滨市所属的松花江段上，我们根本看不到长岛究竟在哪里。
在清代的地图上以及今天的地图册中，作为“哈尔滨”的同音异写的地名还有许多。如黑龙江流域的“阿尔滨”“库尔滨”以及蚂蜓河流域的“哈尔滨”
等。由于这些地名语音相近，所以都可以用同音相假的汉字标注成“哈勒费延”一词。可见，作为同音不同字的“哈勒费延岛”的确不能等同于“哈儿分卫”。
事实表明，清代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等文献告诉我们，哈尔滨在清代除了被写成“哈拉滨”“哈尔滨”之外，从来没有被书写成“哈勒费延”，但这并不能说明哈勒费延就与哈尔滨地名无关。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在于是不是处于同一地点，而是在于语音之间的关系。哈勒费延很有可能是对金代“合里宾忒”，元代“哈洲”“哈儿分”，明代“哈尔芬”的记录。“哈尔滨”则是金代的“阿勒锦”，元代的“哈剌场”，明代的“海西哈儿分卫”的清代注音。综上所述，我们在同一条水域中的下游所发现的两个不同地点的同一地名均有清晰的历史记录。然而，由于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了同音不同字的汉字符号，这是造成哈尔滨历史长期混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