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在100年以前，人们就在哈尔滨究竟是何种语系语言的问题上产生了种种迷失。现在追溯起来，那时候的人们应该相比于当代人更有条件弄清楚当时哈尔滨地名的含义或源于何种语言等问题。然而，哈尔滨地名的含义真的就在100年前被解释成多种多样。尽管如此，在诸多的解释中大多数中外学者依然把“哈尔滨”地名释读为满语。这说明，人们一开始就没有从汉字的地名语言系统中去寻找“哈尔滨”三个字的含义，而是把“哈尔滨”地名的汉字书写方式定位为一种历史语言符号。如果我们在深入思考当时探讨哈尔滨地名的基本依据和线索后，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人们总是单纯地从哈尔滨地名的发音角度，去寻找与“哈尔滨”地名相近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发音，继而沿着其发音的线索进行语义的释读，最后确定其含义。我把这种地名研究的方式称为“地名语音发声对应法”，其实这种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地名研究。现在看来，这种单纯从地名发声角度与相近民族语言对应的方法，虽然是研究地名的一种方式，但是其真正能够解读地名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的民族活跃在这个地区，其地名语言文化则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

从历史上看，哈尔滨地区曾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四大民族系统活跃的舞台。即东胡系统（东突厥、鲜卑、契丹、蒙古），秽貊系统（索离、夫余、秽貊），肃慎系统（勿吉、靺鞨、女真、满族），还有汉族系统。 这四大民族系统的语言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并复合成为新的文化现象。因此，目前的黑龙江流域与哈尔滨地区，所保留下的许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汉字标音的地名，就是这些民族活动所积淀下来的历史地名化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地名化石的符号实际上是多源多流的民族文化的复合体。例如，“松花江”这个地名符号是用汉字书写成的，具有汉字文化的书写特征，但是其语源则是满语或女真语。因为“松花江”这一地名符号早在金元之际即已出现，金代称“宋瓦江” ，元代又转称“松花江”，满语则写作“松嘎里乌拉”，其本义即“天河”之意。无独有偶，在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几乎均把“天”称为“腾格里”或“松嘎里”。上述例子说明蒙古语、满语及女真语之间保留着大量的同音、同义的词汇，这是历史上古代各族长期语言文化交流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研究哈尔滨这类地名时，更应该注意北方民族之间的语言转换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松嘎里乌拉”这个地名符号应该是一种多民族语言文化的复合体。

“哈尔滨”这个地名符号，究竟是否具有民族语言文化的复合特征，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然而，哈尔滨这个地名符号的含义，之所以在100年以前没有弄清，就因为它是个相当古老并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地名载体。人们已经远离了这一地名语言符号的语境，更弄不懂其地名的语源和本义。尤其是对上述多源多流的民族语言文化的复合现象的迷离，则更使这一地名神秘莫测。此外，使用汉字为黑龙江流域地区少数民族地名标音，也是造成这种迷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后来的人们习惯于使用汉字，并多从汉字书写的方式去理解其地名符号含义，就越发使地名的原义与当代人的解释大相径庭。当人们在使用简单的“地名发声对应法”去寻找有别于汉字系统的其他民族语言解释这些地名时，就会导致错误的释读。诸如对哈尔滨地名的误释所产生的蒙古语“平地说”，满语“晒网场”“扁”“锁骨”“渡口”“肚囊”说 ，俄语“大坟墓”说、“人名”说、“好滨”说，达斡尔语“黑水之滨”说，等等，都是由于没有从语源的角度去探索其本义与其原始发音所导致的结论。

由于人们习惯了轻而易举地从地名语音发声的角度，在蒙古语、俄语、满语或其他民族语言中去寻找与“哈尔滨”相近的词组，所以，一经找到就惊呼是伟大的发现。最为可笑的是，近年来有人竟然把晩于汉文字对哈尔滨地名注音的满文标音，当作哈尔滨地名研究中“最伟大的发现”并冠以“最权威”的字样。 岂不知哈尔滨地名的满文标音，晩于哈尔滨地名汉文标音数百年之久。用晚于哈尔滨地名汉文标音数百年的满文标音文字，去考证数百年前即已出现的汉文字的地名，岂不是本末倒置？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断，那么，用日文、俄文、英文及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字所标注的哈尔滨地名又应作何解释呢？是否可以推断“哈尔滨”一词就是日本语地名、英语地名或俄语地名呢？

众所周知，满文的出现与推广是在1636年女真族改称满族之后的事，而哈尔滨地名则在金、元、明三朝即已出现。实际上，将“哈尔滨”视为满语地名的人已经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在解释地名语言中发生了“语源迷失”的误导。因为他们都承认“哈尔滨”与“哈勒费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哈勒费延”又写作“哈尔分”或“哈尔滨”，而哈尔分与哈尔滨这一地名语言早在元、明两代即已出现。怎么能说“哈尔滨”就是满语“哈勒费延”地名的延续和转写呢？诚然，在有清一代的历史档案中，虽然出现汉文与满文相互记载的哈尔滨地名，那不过是继金、元、明三朝之后对哈尔滨地名符号现状的续录，而且清代的档案往往有满汉合璧的特征。

总之，以往对哈尔滨地名的考证均没有摆脱上述的“地名发声语音对应法”的范畴。由于哈尔滨这一地名出现的时间距离我们十分久远，所以我们在看似平常的地名面前，若想得出科学的解释，就显得十分的贫乏和无知。因此，弄清哈尔滨地名的根本含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恐怕永远是个不解之谜，因为是个未解之谜，所以才具有深入考证的魅力和必要。笔者认为，研究哈尔滨地名至少不能仅从“语音对应法”方面去轻易为其释义，因为哈尔滨是个历史地名而不是现代地名。作为历史地名，它是长期以来历史发展和积淀的结果，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文化含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尔滨这一地名符号具有历史化石的功能。哈尔滨不单单是这一地域的名称代表，而应该从更深层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地名背后蕴含的厚重的地域文化色彩。所以，研究哈尔滨地名，只有从语境、语源、语音、语义等多层次、多角度入手，进行综合研究，反复印证，依据有说服力的物证加以科学的推断，才能够寻找到基本接近历史真实的哈尔滨地名之根。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而不是轻易的、武断的、急功近利式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肯定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的哈尔滨地方史研究所所长关成和先生，在哈尔滨地名研究上首开了科学研究的先河。

关成和先生从语音、语义、语源的角度入手，并结合考古、民俗、地理环境等方面的资料，对哈尔滨地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将哈尔滨地名确定为女真语——阿勒锦，意即“荣誉”。这一考证得到了我国著名女真语言学家金啟孮先生的认同。然而，“阿勒锦”说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多数人认为“哈尔滨”一词与“阿勒锦”根本无法相互转写，人们在面对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汉字所组成的词组的时候，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是因为具有现代与当代意识的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汉字去解释地名的思维定式。岂不知这种地名的汉字仅仅是一种标音符号而已，作为汉字本身却毫无意义。关成和先生的“阿勒锦”说除了其自身尚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外，几乎一直被淹没在一些人的短识与无知中。

哈尔滨这个历史地名，若从语词性质方面来看只是一种标音符号，就其汉字本身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中搜寻，都无法找到对哈尔滨一词的解释。因为这一地名语言根本不属于汉语系统，而只是用汉字对少数民族语言地名的注音文字，亦即用汉字对固有的未明的地方民族语言地名的音译而非意译。因此，要想真正了解哈尔滨地名的含义，就必须从历史语言学的语音入手，首先弄清其原始发音，继而破译其历史本义，从而使其语源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

在笔者看来，“哈尔滨”这三个汉字不过是历史上借用汉字符号为少数民族地名进行注音的标音符号而已，笔者把这种地名称为“借字注音的地名符号”。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至少它深深地透视出，当一个民族的语言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用自己的文字去记录历史与现实的一切事物时，就要借用文明民族的文字来为自己记录历史。有时这些民族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和表现民族的尊严，往往在使用汉字的同时又根据汉字创造出一种特有的本民族文字系统，例如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就是党项族、契丹族、女真族根据汉文字所创制的文字系统，而蒙古文与满文则是蒙古族与满族所创制的独立于汉文字系统之外的文字系统，或完全与汉字系统相脱离的一种文字系统。这种情景往往是发生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统治了汉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后，为了便于统治而必须实行的一种（文化）文字双轨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王朝同时使用多种文字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尤其是我国黑龙江地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例如，契丹人所建立的辽王朝、女真人所建立的金王朝、蒙古人所建立的元王朝、满族人所建立的清王朝，无不是多种文字并存的统治政权。即使是汉人建立的王朝有的也实行这种文字双轨制度，例如，明王朝统治东北后，依然使用女真字，19世纪黑龙江入海口所发现的明代所立的“永宁寺碑记”的碑文就是用四种文字（女真字、汉字、回文字、藏文字）刻记的。哈尔滨这个地名正处在历史上女真人政治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上（金朝初期的都城金上京会宁府就在此地），无疑这是当年受汉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女真人世居之地。因此，利用汉字为自己的民族地名作语言注音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由于时代和地域的隔阂，以及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历史人物所掌握的不同的方言，往往对同一个少数民族地名在进行标音的时候，出现不同的汉字符号，也就是说音同字不同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在汉字的文化系统中客观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异写的汉字。如果我们不跳出这种汉字包围圈的话，就永远也无法弄懂这些地名的真正含义。哈尔滨这一地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地域内，所表现出的纷繁复杂的同音异写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就目前所知，有关哈尔滨地名同音异写的汉字标音有：哈尔宾、哈尔滨、哈儿边、哈拉宾、哈喇场、阿勒锦、库尔滨、阿尔滨、科儿宾、哈儿分、阿流温、哈儿温、哈兀、合里宾、喀里宾、哈里姆、哈尔浑、科尔芬等。又如阿什河，在《金史》与元、明、清的文献中也有多种汉字符号的写法，如按出虎、按春水、阿注游、阿触游、阿芝川等。我们从这些不同汉字的符号中看到的是对同一地各的不同汉字的标音现象。

从上述的例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哈尔滨”一词的词头“哈”字，有时也标写成“阿”“科”“喀”“合”“库”字。这是因为汉族人在采用中原音韵给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名或人名标音的时候，往往出现“k、h、g、a”音相混相通的现象。例如，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图上“哈尔哈”河，有时又写成“喀里喀”河或“嘎尔嘎”河，“齐齐哈尔”读成“齐齐嘎鲁”，而作为“哈尔滨”一词的词中变化则在“尔、儿、拉、里、勒、喇、流”之间，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原音韵中没有“r”这个颤音（又称闪音），所以在采用汉字对这一颤音进行标音时，就出现了“尔、儿、拉、里、勒、喇、流”等不同的汉字标音。作为“哈尔滨”一词的词尾“滨”音，则因为是尾音，读音很轻，这是受重音发声规律的影响，“哈”读作“嘎”音后尾音则发声很轻，其中心音素则落在“n”音的音节上，例如，“滨、分、边、温、浑”的韵尾相同，均为“n”音。这说明在“滨、分、边、温、浑”音之间是可以相互通用和互为转写的汉字符号。其主要原因是受中原音韵规律的影响，即强调韵尾相似的汉字发音即可入韵的原理。由此可见，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汉族与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之间，在语音发声系统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才导致了对上述同一地名标音的纷繁复杂现象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的章节中那些音韵相近的“哈尔滨”地名的种种汉字注音，都是力图为少数民族地名语词予以准确的标音，但是由于中原音韵与阿尔泰语系之间的发音音素系统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所以就决定了用中原音韵的汉字在为阿尔泰语系地名进行注音时，必然要出现这种现象。无论“哈尔滨”地名在历史上呈现出多么复杂的汉字符号形态，其语音因素的变化系统都表现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些有关“哈尔滨”地名语言的文字记载方面的相似与差异，恰恰显示了地名语言在时空和历史文化嬗变中的不一致性。

假如我们相信这些相似点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语言文化之间习惯的传承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近似地名形式之差异，是由于这些地名语言发音习惯的改变而导致的结果。按照这种情景，我们应该遵循历史地名语言学的方法，从近似紊乱的“哈尔滨”地名群体的状态中找出古代的原始语音与现代语音的对应关系。这种语音对应关系的存在，笔者把它看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系统的融合现象。从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galouwen”是哈尔滨地名的原始发音，而“haerbin”则是用中原音韵与之相对应的语音演变后的现代发音。同时这也是移民文化逐渐替代土著文化的一种语言融合后的语音变异现象。由此可见，我们终于找到了“哈尔滨”这一地名的原始发音就是“galouwen”，写成汉字符号如下：“阿勒锦、哈尔温、哈剌场、哈尔滨、哈尔分”等。然而，哈尔滨这一地名的语源和语义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在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女真文字中是否有“哈儿温”“哈儿滨”哈尔分”或与之相近的地名呢？笔者在《女真译语》 和《女真字典》 中査到了“哈儿温”的女真文的书写方法和发音：“哈儿温”为女真语，其本义为“天鹅”，女真字写作“ ”（见图1）

《女真译语》又名《女真馆杂字来文》，这是明成祖朱棣敕撰的一部官修辞书（1403～1424），是有关明代东北地区女真人的重要文献档案，为当时明朝汉人记述女真人的奏章选集，其中保留了大量女真语的常用词汇，专供女真馆的汉族官吏査阅和常备的官用文书。这部文献是了解女真人的历史、语言、文字、风俗、习尚的最为珍贵的史料。1986年，笔者与许子荣先生曾在北京图书馆复印了此书，后来许子荣先生在“禽兽门”第6页査到了“哈儿温”一词，旁边标有女真字和汉字的意译，即“天鹅”之意。“哈儿温”则是“天鹅”的女真语发音。至此，在女真语词汇中终于找到了与“哈尔滨”一词相近名词的语音符号。“哈儿温”一词的发现奠定了笔者对哈尔滨地名含义研究的基础。

随后，笔者又在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金啟孮先生所著的《女真字典》中査到了哈儿温——女真语即天鹅之意的证据。不久经东北史学家孟广耀先生的指点，笔者又在校勘本《蒙古秘史》第27节中査到了蒙古古语中称天鹅为“合 兀剔”的记载（见图2），插图中的“剔”字音则是蒙古语中复数的意思，有天鹅群之意。著名的蒙古族学者、美籍华人扎奇斯钦在其所著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一书中的第27节把“合 兀剔”解释成天鹅们。“雁”原文作“合 兀剔”ghalaghud。原文旁译作“雁每”，而原文统译作“鹅”。蒙古无家鹅，ghalaghu是雁。农业地区的鹅，称为ger-un。天鹅则为khang-ghalaghu。由此可知：“合 兀剔”被译作“雁”，雁即天鹅，而“剔”被译作“每”，在元代杂剧中“每”字就是“们”字的异写。“雁每”就是天鹅们之意思。

《蒙古秘史》一书是记录我国蒙古族史实的一部近30万字的历史文学著作，“又称《元朝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作者佚名。原文为蒙古文，现已不存。传世者为汉字音写本，明翰林译员为教习生员，用汉字音标注蒙古语，逐词旁注有汉译音，并分段节译。关于此书的出版年代学术界看法不一，有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1264年甲子等说。书中记载元太祖先人谱系、元太祖生平事迹及元太宗时事，与《圣武亲征录》《史集》等书互有异同，可资参证，史料价值很高。该书还保存有大量蒙古语词汇、语法，有很多韵文和文学手法描写，历史语言文学价值很高。现藏有明刻本十二卷（现存41页残页），《永乐大典》收录本分十五卷，均有抄本传世。全书按明人分段节译共有二百八十二节。通行《四部丛刊》三编本，影印顾广圻监抄本，并配有明刻残叶，为最佳的十二卷本。”

《蒙古秘史》中的“合 兀剔”一词与《金史·地理志》中所记载的“合里宾忒千户”的地名均为同音异写的地名符号。这说明，金代出现的“合里宾忒”地名的含义当与天鹅有关。1998年10月，为了寻找金代“合里宾忒千户”的确切位置，以及证明“合里宾忒千户”的所在地是否有天鹅群的问题，笔者随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远东地区学术考察团，专程访问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并最后认定金代的“合里宾忒千户”即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哈尔滨河附近的博腾湖金代古城。 迄今为止，这里依然是天鹅的栖居地。1808年，日本幕府时期曾派遣间宫林藏到库页岛及黑龙江下游一带进行秘密探察时，还记述了黑龙江下游一带仍保留有“喀尔姆”（又写成“喀尔宾”）的地名。

根据《金史》记载可知，现在的哈尔滨地名在金代并非写成“哈尔滨”这三个汉字符号，而是被标注为“阿勒锦”或“霭建”汉字符号。关于“哈儿温”与“阿勒锦”及“哈尔滨”的关系，可在元朝人所撰写的《饮膳正要》一书中找到对应的“哈尔温”与“阿勒锦”的关系。在该书中共记载和绘制了四种天鹅，其中一种天鹅被标注为“阿剌浑”（见图3）。这条记载非常重要，它证明“哈尔温”又可标写成“阿剌浑”。 在元、明两朝的文献中则标注为“哈剌场”“哈尔分”“哈尔滨”等，到了清代则标注为“哈尔滨”。有趣的是，在清朝末年由屠寄亲自监修绘制的《黑龙江舆图》中，直接把原来的“大嘎拉哈”与“小嘎拉哈”地名，标写成了“大哈尔滨”与“小哈尔滨”。 这充分说明了“哈尔”与“嘎鲁、阿拉、科尔”之间的确存在“h、k、g、a”音是相互通用的事实。我们一旦跳出了汉字语言系统的束缚，就会清楚地看到“阿勒锦”与“哈尔滨”及“哈尔温”之间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去掉了所有汉字的表音符号，我们就会看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原始发音，那就是galou和在galou后面的那个缀音节，充当韵母的“n”音。

从历史地名语言学角度考察的结果表明，哈尔滨的原始语音应读作：“galouwen”，其语源来自女真语，其本意即“天鹅”之意。

若从《蒙古秘史》中的“合 兀剔”一词的符号推断，“哈儿温”不仅仅是纯粹的女真语，很可能是受蒙古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影响后的复合地名语言符号。历史上东突厥的势力曾于8世纪前后控制了黑龙江流域，所以属于东突厥势力范围内的蒙古语言很可能影响到哈尔滨地区。东突厥分前后突厥，均在隋唐年间控制和管辖过中国东北部及黑龙江流域各族，前后达114年之久，前突厥48年，后突厥66年。关于东突厥势力是否影响到哈尔滨地区的事实已无可怀疑，因为据《新唐书》《旧唐书》《隋书》《魏书》等大量文献记载表明，居住在今黑龙江境内的女真先民靺鞨人一直臣服于东突厥。即便在8世纪初，在牡丹江流域建立的渤海王国也曾向东突厥讨好， 并派遣使者往返于东突厥与渤海之间。可见，“哈儿温”与“合 兀剔”的语音受东突厥的影响是可能的。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观察，“语义学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而语义则始终是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我们长期以来脱离了语言哲学的思维活动，因此在寻找地名语义的领域时，经常迷失在地名的语言符号世界中，哲学家孙慕天先生曾经告诫人们，在语言世界中迷失类型大致有三种：“其一，是称谓迷失，即名实不符，语词、语句与其指称脱离；其二，释义迷失，语言的原义在解释中出现混乱或错误；其三，是转译迷失，即不同文化或不同学科的语言在转译中出现的损失，也就是转译的不确切性。” 孙慕天先生的这一精辟的语言哲学观点，是破译哈尔滨历史地名语言之谜的神髓。总之，哈尔滨地名符号的历史背景已如前述，而其语源则是女真语或可上溯推断为受东突厥的蒙古语音的影响。哈尔滨地名的原始语义则为“天鹅”，语音则为“galouwen”。

为了进一步揭示“哈尔滨”地名符号的本质，有必要澄清金代“阿勒锦”“合里宾忒”在语源、语音、语义、语境方面与“哈尔滨”的关系。也就是说“阿勒锦”是如何转写成“哈尔滨”，“合里宾忒”又是如何与“哈尔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上述问题正是关成和先生关于哈尔滨地名“阿勒锦”说的薄弱环节。若从语源方面考察“哈尔滨”的古音读如“galuwen”，“哈尔滨”一词的现代发音则是读如“Harbin”。如果我们把“哈尔滨”三个汉字只看作也是表音符号的话，那么“哈尔滨”一词的汉字本身也就毫无实际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与“galuwen”或“Harbin”相近的所有汉字为“哈尔滨”地名注音。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关成和先生所提出的“阿勒锦”一词是否可以转写成“哈尔滨”。

“阿勒锦”与“哈尔滨”的语音对应关系如下：

阿 勒 锦

a le jin

哈 尔 滨

ha er bin

众所周知：“a”音与“h”音在古阿尔泰语音系统中均可互借互换，其原始音读如“ga”音，而“le”音与“er”音则受阿尔泰语系的颤音“r”音的影响，所以在运用汉字为其“r”音注音时，往往使用许多种与“r”音相邻或相近的汉字符号。因此，在哈尔滨一词的三个音节中唯独“尔”音用的汉字符号最多，有时写成“拉”“勒”“里”，有时又写作“尔”“儿”“鲁”。哈尔滨一词的最后一个汉字符号的“滨”音与“阿勒锦”的“锦”音的韵尾均是“n”音，按照中原音韵学的规律，作为尾音的韵母相同者即可入韵的原则，哈尔滨一词的尾音符号，既可写成“滨”“锦”，也可写成“分”“温”。由此可见仅从语音符号的角度来看金代“阿勒锦”一词与现代“哈尔滨”一词是完全可以互为转写的。“阿勒锦”就是“哈尔滨”，无论它们两者之间的汉字符号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它们的古音则是相通的。大多数人之所以不理解这种特殊的地名语言符号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摆脱汉字符号的束缚，认为只有汉字标音的符号才是最正确的，更是不可转换和变化的，并把“哈尔滨”当作汉语词汇中的固有名词，岂不知“哈尔滨”一词只是标音的汉字符号而已。

“合里宾忒千户”一词见于《金史·地理志》，“合里宾忒”是地名音译，“千户”则是女真语“猛安”的意译。“合里宾忒千户”，实际上就是“合里宾忒猛安”。“合里宾忒”一词当然是兼用了汉字的符号为女真语的发音而标注的音译汉字地名。因为历史上所保留下来可资利用和考证的女真语词汇和文字太少，所以笔者还找不到直接解释“合里宾忒”这一女真语词汇的含义，因此只能借助其他阿尔泰语系中的民族语言词汇进行相互校对。长期以来由于蒙古语——尤其是东部蒙古语与女真语和满语之间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的许多词汇都十分接近并可以相互印证。如果我们将《金史》中所保留的女真语“合里宾忒”一词与《蒙古秘史》中所保留的蒙古语“合 兀剔”一词相互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不仅语音相通，其语义也可相互印证和借鉴。

金啟孮先生在考证女真语与满语、蒙古语关系时有精辟的论述：

其实满洲就是女真，满洲语（简称为满语）也就是女真语。至于女真文字与满洲文字（简称满文），也只是古文与今文之别，类似八思巴文与现代蒙文，高昌文与现代维吾尔文的关系。但是女真文与满文既有时间上的不同（也许还有方言的关系），同时二者之间的许多语词并不完全一致。决非如一般想象的：“女真语与满语完全一样，女真文字与满文不过是记录同一语言的两种符号而已。”的确，女真语里的语汇有百分之七十与满语是完全相同的，可是不同的也并不在少数。

女真语除系满语的祖语以外，它与蒙古语、汉语、契丹语等国内现存语言及古语也存在着一定关系。女真语与满语及蒙古语、契丹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又同为北方民族，壤地相接，自古以来接触频繁。两语族既有血缘关系，又有借代关系，语法相似，语汇中相似相同的也极多。 然而，《金史》中所记的女真语“合里宾忒”只有语音符号的记录却没有含义的表明，而《蒙古秘史》中的“合 兀剔”一词的表音符号则有校勘的含义。“合 兀剔”一词直译为“雁每”（雁们），也可以直译成天鹅群。“剔”音脱落，“合 兀”一词就变成了“天鹅”。无独有偶，女真语中的“合里宾忒”的尾音是一个“忒”音，“忒”与“剔”音均为词尾，当然也可当作复数解。“合里宾”与“合兀”之间按照音韵学的互转规则，可以相互借用汉字符号。其语音和语义又与女真语中的天鹅的发音所标注的汉字符号相近，女真语天鹅写作 ，汉字表音符号写作“哈尔温”。由此可见，“合里宾”与“合 兀”“哈尔温”“阿剌浑”均为同音异写的关系。在女真语中的“宾”字发音与“温”字的发音是十分接近的，因为黑龙江流域一带的女真人所发出的清音与浊音往往难以分辨。这在日本学者间宫林藏所撰述的《东鞑纪行》中有明确的记录。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女真文字的书写方式上得到印证。女真字的“宾”字写作 ，而“温”字写 ，所以，注明金史女真史专家金啟孮先生认为“宾”音的女真字，疑是从女真字“温”（ ）派生之字。 由此可知，“合里宾”“合 兀”“哈儿温”则是因为使用了不同的汉字标音符号，才出现了上述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汉字的同音通假的规律才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名语言的混乱。“合里宾”一词的含义在《金史》中虽然没有注释，但我们可以从蒙古语“合 兀”一词的本义以及女真语词汇中“哈儿温”即天鹅的含义中可以推断，合里宾忒的含义就是“天鹅群”。如果意译这一名词，就是“天鹅千户”。

迄今为止，在黑龙江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世居民族中如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的词汇中以及古日本语、古朝鲜语的词汇中，往往把天鹅的发音读如“galu”，转写成汉字有时写作“嘎鲁”、“哈儿”或“哈勒”。在鄂伦春语中，常把天鹅栖居的河流称为“库尔宾”河，今天黑龙江中游右岸的科尔宾河就是因天鹅栖居而得名。奇怪的是，在这里作为女真语和蒙古语的天鹅的尾音“wun”音已经脱落，这种现象可能与阿尔泰民族之间长期的语言相融相混有关，尤其是在民族杂居的地区，民族语言的音变速度是非常迅速的。由于受到元音和谐律的影响，重音在“哈”音上，而尾音“wun”减轻后脱落。

这种例证很多，如2001年2月2日哈尔滨日报社记者送交到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地方史研究所一张《最新详密哈尔滨市街图》，此图为伪满康德10年（1943）由日本东京桥区名所图绘社印刷，该图中在香坊车站之西侧标有“旧哈尔滨”之地名。又如清代末年张延厚编写的《黑龙江舆图》中所标注的“大哈尔滨”“小哈尔滨”，民国以后则被转写成“大嘎拉哈”“小嘎拉哈”。另据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史志办曲春光同志考证：“今香坊车站在中东铁路修建之初的地名曾被称为‘西嘎哈’，后来又改成哈尔滨站。1900年之后，中东铁路又在今哈尔滨火车站新建车站，并被称为哈尔滨新站，遂将香坊哈尔滨站改称老哈尔滨站。”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香坊的原始地名被称为“西嘎哈”是颇有趣味的。从“西嘎哈”演变成“哈尔滨”地名的过程看，当与上述的大嘎拉哈、小嘎拉哈、大哈尔滨、小哈尔滨地名相对应，值得我们深思。这充分说明了满语词汇中的天鹅发音“嘎鲁”或“喀楼”是从女真语中的“哈尔滨”“哈儿温”直接音变而来的，这种演变主要受重音发声律和元音和谐律的影响所致。

那么，为什么女真人、蒙古人以及阿尔泰的许多民族会把“合 兀”“哈儿温”“哈尔滨”“喀楼”“嘎鲁”称作天鹅呢？原来在天鹅群体的种类中有一种天鹅会发出一种动听的叫声，在动物分类学中被称为“啸声天鹅”。这种啸声天鹅所发出的声音就是（kalou——kalou！）如果用汉字标音就写成了“喀鲁兀”或“合兀”及“哈儿温”。因为在古代北方阿尔泰语系中，汉字的“哈”与“喀”音是相通的，均读如ka。而“尔”音与“勒”“鲁”音相通相假，因此又将“鲁”音写成“拉”“勒”等不同的汉字标音。而“兀”音则是“喀楼”的延长音后和谐还原发出的“u”音。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在发声时因浊音较重，因此在发“u”音时，常带出“n”音。这就是我们常常把最后一个汉字标音写成“浑”“温”“兀”“滨”的主要原因。非常奇怪的是，在古阿尔泰语系中，各民族对天鹅的发音均有一种共鸣音——“嘎鲁”。无论是蒙古语还是满语、女真语或古日本语等，均呼天鹅一词的发音为“kalou”。可见，从地名语源学及发声学上看，“哈尔滨”这类地名名词应归属到“摹声词”类，亦即古阿尔泰语族。人们在长期观察和实践中听惯了天鹅的鸣叫声，便模仿天鹅的发声而称这种洁白如玉的天鹅为“galoun”，写成汉字符号为“哈儿温”“合 兀”“阿剌浑”“哈尔滨”。因为阿尔泰民族所活动的地区，正是天鹅春夏两季的栖居之地。今天从我国的西北新疆到东北地区依然是天鹅群体繁衍生息的地方，所以，在我国的西北、蒙古、东北地区保留了许多与天鹅有关的诸如“哈尔”“合里”“哈儿”“哈喇”等地名。

需要说明的是，在将近10年对哈尔滨地名进行苦苦求索期间，笔者不仅在历史地名语言学方面获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也寻找到了许多能够认定“哈尔滨”即女真语天鹅之意的物证以及多方面的论据。其中尤为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哈尔滨市区以及近郊区内的金代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数量很多的天鹅玉雕以及镏金铜带銙上的天鹅佩饰。这种现象在其他金代文化分布区域内是很难想象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哈尔滨地区出土的大量金代天鹅玉雕和佩饰，为笔者的哈尔滨地名“天鹅论”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证。此外，800年前的哈尔滨地区，正是辽金两朝皇帝“春水纳钵”之地 。这里的松花江两岸水草肥美、水域开阔，是各种候鸟及雁类迁徙和栖居的理想场所。自然地理环境与出土的天鹅物证及辽金两朝皇帝的春水纳钵习俗，都为哈尔滨即女真语“天鹅”之意的语境情境（地名语言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地名是不可能随意出现的，尤其是历史地名，它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现在笔者感到庆幸的是，终于为哈尔滨地名含义找到了一种新的诠释。尽管还存在着有待继续完善之处，但是这毕竟为阐释哈尔滨地名的含义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之路。 FIskQh6pSsf6nvnjZhysJ7XXFNljt5Sc3cS53WpuTf9/Nk7Ol9lba/nUch4Wsc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