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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地名“天鹅论”与诸家考释及评估

实际上对于“哈尔滨”地名的考释与关注,是随着东清铁路的动工兴建和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声望不断提高而渐渐兴起的。众所周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东北亚地域国际环境的急剧变迁,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之后,清王朝的衰败之势已成定局。清政府为了挽救这种衰败的局面,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企图利用沙俄的势力抵御日本的进逼,遂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双方共同商定,在中国的满洲北部(东北)修筑了一条“丁”字形大铁路,其目的就是便于向远东地区运送俄军及战略物资。在清政府丧失了朝鲜监国权和对辽东地区的控制、日本的势力威胁东北和山东并直逼京津地区的情势之下,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总理衙门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企图阻止日本西进与北进的战略。因此,清政府在迫不及待和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宁愿牺牲东北的利益,暂借沙俄的势力以阻止日本的锋芒,决定修筑东清铁路。这条铁路西北起自满洲里,与俄后贝加尔铁路相连,中经哈尔滨,东达俄境的海参崴。可以说,这条铁路是当时中俄两国处于共同利益和不同目的驱动下的产物。最初东清铁路的中经地,亦即管理中心的所在地,并未选在今天的哈尔滨,而是今吉林省松原市的“伯都讷”。 东清铁路是一条横贯中国东北部的钢铁大动脉,是连接欧亚交通的枢纽。这条铁路刚刚动工不久,沙俄又开始修筑南支线,即北起哈尔滨,南至旅顺港,成为东北地区贯穿南北的大通道。这就是纵横交错在我国东北地区由当时中俄共管的“大清东省铁路”。后来简称为“中东铁路”。哈尔滨的地理位置恰好处在这纵横交错的“丁”字相交的路口上。因此,自中东铁路修建以来,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管理中心,由一个名声不大的集镇一跃而成为国际闻名的大都会。铁路与畅通的松花江水路交织在一起,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和近代工业化的发展。20世纪初期,哈尔滨已经成为市井繁华、商贾云集的大都会行列里的“新贵”。俄语称为“诺普洛特”,即新都会之意。自此以后,形形色色的西方人从遥远的欧洲纷至沓来,或移居哈尔滨,或转道太平洋彼岸。当时的哈尔滨交通运输东抵海参崴,西达里斯本,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大陆桥。20年代以后,哈尔滨陆续驻有各国领事馆达20余家,各国侨民最多时达20万之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不同肤色的西方人和日本人又从哈尔滨迁往世界各地,成为今天的国际哈尔滨人。许多日本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其他西方人就出生在哈尔滨,或者是幼年成长在哈尔滨。事实上,他们把哈尔滨作为第二故乡,像天鹅眷恋栖居过的故地一样,日益对耸立松花江之畔的名城哈尔滨,生发出无限的憧憬和感怀!我的心曾经被日本东京著名的牙科医生小畑典也先生所作的《我的哈尔滨》 一诗深深地感动过,我觉得,这首诗表达出的情怀既真挚感人,又令人感到无限的眷恋和颖悟。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在冰洁的街道的向阳处,

旋风画着尘土的圆轮,

那是往昔熟识的春风。

夏天傍晚的红霞,

深灰色天空飞舞的细雪,

都是我的朋友。

只要四季的循环永无止境,

我的哈尔滨,

也不会消失。

由于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的知名度与声望及在国际国内地位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对“哈尔滨”这个地名发生极大的兴趣。起初,人们只是想了解“哈尔滨是出自什么语言,其含义是什么”,于是,人们习惯从哈尔滨地名发音的角度去寻找与之相近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释义,然后,再确定它的含义。这种缺乏深入研究的“地名发声应对法”一直影响到今天。其结果是出现了对哈尔滨地名的种种释义,对哈尔滨地名的考证、释义和揣测便应运而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尽管有许多人对哈尔滨地名的语义、语源、语音以及始见时间等问题进行过无数次的探讨和解释,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便形成了对哈尔滨地名考释的不同理解。

为了使读者对哈尔滨地名考释的来龙去脉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笔者将前人的考证归纳到一起,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介绍与评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介绍如下诸种对哈尔滨地名考释的观点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客观和公正,并尽可能如实地加以介绍。然而,在评估的过程中则主要以笔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对各家学说进行评价。因此,有可能带有片面性,希望读者能够客观地理解和把握如下观点。

择其要者,笔者将前人对哈尔滨地名释义归纳为八种类型。

一 满语“打渔泡”或“晒鱼网”之说

此说最早来源于1898年出版的《1896年吉林下航记录》一书,书中俄国采矿工程师阿奈鲁特认为:“哈尔滨为满语的‘晒网场’或‘当地某一大地主人名’的称谓。”又据1922年东省特别区东陲商报馆刊行的《哈尔滨指南》一书记载:“哈尔滨三字,系满语译成汉文,即‘打渔泡’之意义,或译为‘晒鱼网’三字。”1929年出版的《滨江尘嚣录》沿用了此说。

最近又有人根据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及《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中发现的有关哈尔滨历史资料的记载,重提“晒鱼网”之说。这是不足为信的。

据《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记载,1869年拉林协领永海呈报:“案查拉林原于罗金、报门(又称报马)、烟墩、哈尔滨沿江一带设立官网三处半,捕打贡鲜应进鳇鱼、白鱼尾由来已久,已逾百年。”

这段文献记载,只能说明清代曾经在罗金、报门、烟墩及哈尔滨沿江一带设立过官网渔场,而不能说明哈尔滨地名具有“晒网场”的意思。因为考证哈尔滨地名含义不能仅仅凭借设立过的官网,就将其推断为哈尔滨地名含义。如此推断的话,那么与哈尔滨齐名的“罗金”“报门”之地名又应作何解释呢?

我们知道,任何地名都是作为具有一定意义的名词,利用各种文字符号被记录下来的。所以它具有语音和语义的构成因素,这是地名学中的基本前提,即地名的语言性质。因此,解开地名之谜必须从语言学入手,然后再考虑地名的地理环境、民族性、历史性、社会性等诸要素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依据《元文类》与《经世大典》记载:早在金、元、明之际,即满族共同体形成以前就存在“哈尔滨”地名一词。显然,哈尔滨一词不是源于满语。至于满语词汇中是否真的存在“打渔泡”或“晒鱼网”就是哈尔滨一词本义的事实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满语中的“打渔泡”和“晒鱼网”的发音与哈尔滨一词的本义及原始发音完全不同。因此“打渔泡”或“晒鱼网”一说与“哈尔滨”一词无关。

1933年,由日本人编纂的《大哈尔滨案内》出版发行。此书的作者将《哈尔滨指南》中的“打渔泡”或“晒鱼网”一说解释为“晒网场”。从此以后“晒网场”一说讹传数十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哈尔滨地方史研究所所长关成和先生对“晒网场”一说深刻剖析,并提出了十分精当、令人信服的论据。现将关成和的原文录下,供读者鉴赏。

“晒网场”,满语称Asuhaolehaobuleba,此外,再没有第二种说法。晒字,满语为Walegia,晒着为Wanlegianbi。网字,统称Asu,因种类繁多,各具专称,如Nulahan(大围网)、Taihun(兜网)、Saodagu(鱼兜子)、Nimuhabudalaba(鱼亮子)等。场字用作复合词,多用ba,晒网场的“场”字就是一例。它如场园的场字,亦作da(Zihaba)。有场字含义的单音词,不用ba表示,如园字作Yafan,等等。总之,满语“晒网场”或“晒”字、“网”字、“场”字的读音里都没有与哈尔滨的语音相近的音素。

请读者注意,上述这段关成和先生的精辟论述,亦被《哈尔滨寻根》 一书的作者原封不动地抄袭在该书的第10页第12~19行,没有加上任何注释与说明,使许多读者误以为这是《哈尔滨寻根》一书作者的新发现。

二 魏声和蒙古语“平地”说

据目前所知,哈尔滨地名含义为蒙古语“平地”的说法,来源于1913年成书的《吉林地志》。据《吉林地志》第14页“滨江县”条记载:

滨江县,土名哈尔滨(地名释义),往为松花江右滩地,江左傍近郭尔罗斯后旗界(今为黑龙江省呼兰县)。蒙人以此地草甸平坦,遥望如哈喇,蒙语因称为哈喇宾。汉语讹传、又易(译)喇为尔。(土音喇、讷、尔、勒等字,俱无大区别)设治顷以此地临江,且就土人之惯称,故名。(沿革)金为上京会宁府西北地。元明沿革与阿城同。前清宣统元年设滨江厅同知,仅在傅家甸一隅,面积数里。嗣割双城东北境附属厅治,仍嫌褊狭,今改县。

魏声和先生认为,哈尔滨应为土名以及对“尔”字的发音在当地土人中往往与发喇、讷、勒音,“俱无大区别”的考证是正确的。然而,他将哈尔滨一词断然省略滨字,而独以“哈尔”(喇)的发音与蒙古语平地之意的结论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哈尔滨”是一个完整的词组,很难否定每一个音节。此外,在说明哈尔滨一词源于蒙语的论证上也缺乏足够的证据。

《吉林地志》的作者魏声和先生,是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民国初年曾任吉长日报社的撰述,任职期间,潜心研究吉林历史地理,并写成了《吉林地志》和《鸡林旧闻录》。

三 俄国“大坟墓”与满语“贫寒小村”之说

据哈尔滨地方史学者李述笑先生考证,俄语“大坟墓”说,最早见于1928年俄文版《商工指南》一书:“哈尔滨这几个中国字的大致含义是‘安乐的坟墓’。”

此说由1933年日本人出版的《大哈尔滨案内》一书所载录。在该书中除了上述的“晒网场”一说外,又另立两说:一为俄国语“大坟墓”之意;二为“贫寒小村”之意。现据关成和先生依据日文版翻译原文如下:

哈尔滨之字音与俄国语之“大坟墓”相仿,是为俄人命名时业已蓄意永占此地,死后亦埋于此地之意味,世人未审其用意之深沿用至今云。或云原来满洲土话之中指“贫寒小村”称为“哈尔滨”(取音),昔者哈尔滨人烟稀少,遇有渔船漂流至此时,船渔夫指谓(哈尔滨)时标明“贫寒小村”之意,因之传来为此地名称云。

关于“哈尔滨”一词源于俄语“大坟墓”一说,关成和先生已在《哈尔滨考》一书中从语言学上给予充分的说明和解释,本文不再赘述。然而,根据近年来档案工作者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及《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不断将哈尔滨地名始见时间提前的事实,说明清代哈尔滨地名至迟在1763年就已出现。而此时的俄国人正远在黑龙江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进行扩张,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步侵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所以,哈尔滨一词源于俄语“大坟墓”一说不知从何而言?

此外,在《大哈尔滨案内》中所说的“哈尔滨可能是满洲语‘贫寒小村’之意”的说法与《大哈尔滨案内》列举的“渔场”说、通古斯语“渡场”说等都属讹传范围,本文不做评价。

四 “人名”说与“好滨”说

哈尔滨一词可能出自满语中某个强大的统治者的名称一说,来源于1923年东省铁路公司编印的《东省铁路沿革史》一书,此书作者为俄国人。

据《东省铁路沿革史》记载:“这个新兴的城市(指哈尔滨)保留了满洲的传统名称——哈尔滨,它无疑是满语的单词,词义在很古远的某个时候便被人们遗忘了。很可能是取自从前某个强大的统治者的名字。”作者在其文章的后面附注有:“另有一说,以为这个单词是从汉语的‘好滨’音变而来。”

《东省铁路沿革史》中对哈尔滨一词的解释虽不可信,但作者对哈尔滨词义在很古远的某个时候被人们遗忘了的推断,似乎是合情入理的。事实证明,对哈尔滨地名之所以有种种猜测,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年代久远而原意湮没,才导致了直到今天也无人给哈尔滨一词做出明确和具体解释。这也说明了“哈尔滨”一词在语源上是十分久远的事实,作者将其确定为满洲的传统名称的推论是有道理的。 因此寻找哈尔滨地名的语音、语义应在超出满语范围的民族语言中去追根溯源。因为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满语释义都带有当代人的主观意识,很难揭开哈尔滨一词的真正含义!

至于把“哈尔滨”读如“好滨”,这并非是什么音变的原因,而主要是因为中原音韵无颤音“r”音,清末以来,山西、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迁居哈尔滨地区, 他们对哈尔滨的直呼和快读即“好滨”。由于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对哈尔滨的“尔”字音(应读如“拉”、“里”或“勒”、“鲁”)发音不清,快读时则由哈尔滨变成了“好滨”。这可能是口语中省略后的发音字形,而对其含义仍不得要领。

五 满语“锁骨”说

把哈尔滨一词解释成满语“锁骨”之意的说法,是出自20世纪30年代谷英世所撰《满洲地名考》一书。“哈尔滨,满语意即‘锁骨’。”此说的误释,主要是把满语中“哈拉巴”(halaba)一词当作女真语“哈尔滨”或“哈儿温”一词的同音异写。其实“哈尔滨”的词义另有其解(意即“天鹅”),“哈拉巴”则是满语,译成汉语为“锁骨”。所谓的锁骨是指人的胸腔前上部,呈S形的骨头,左、右各一块,内端与胸骨相连,外端与肩胛骨相连。

谷英世之所以将“哈尔滨”解释为“哈拉巴”之义,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哈尔滨(Haerbin)与哈尔巴(哈拉巴)(Halaba)音近,可能为同音异写。然而,“尔”音虽然与“拉”音能够互借互转,但是“巴”与“宾”字的发音截然不同。因为“巴”音的韵母是“a”,而“滨”音韵尾则是“n”。所以,哈尔滨虽然与哈拉巴有音近之嫌,但由于韵尾不同,则两词不能够互转。第二,哈拉巴既然是连接胸骨和肩胛骨的S状弯曲的细长骨,那么这种S状的细长骨的形状与哈尔滨之松花江或阿什河之水流弯曲形状相合,所以被命名为哈尔滨,这也显得太牵强。

如果不了解哈尔滨一词的语源和语义的话,这种说法至少能迷惑一些对地名学无甚了解的人们。因为地名本身是民族性、语言性、社会性、地理性、历史性及综合文化的复合现象。所以,在解释这一地名时必须符合上述的诸要素方能下结论。更何况哈尔滨这一地名出现的时间是相当久远的,其出现的原因和时间,就目前来看,当然存在着神秘而不可知的因素。

六 满语“哈勒费延”及“扁”说

其实,最早提出“哈尔滨”是满语“哈勒费延”音转这一观点的学者是日本的田口稔先生,他在1935年所著的《三角线内的人文地理现象》一书中提道:“哈尔滨为‘哈勒费延’的音变或转化。”“哈勒费延”汉意为“扁”,出自《五体清文鉴》一书。国内最早提出此说的学者,是于1989年6月作古的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原所长穆晔骏先生。他曾在1976年写给许子荣先生的信中明确提出:“哈尔滨一词乃‘哈尔芬、哈勒费延’一词的同音异写。”1990年11月初,纪凤辉走访了满语研究所黄锡惠先生后,方知道“哈尔滨”一词是“哈勒费延”一词的同音异写地名。 不久,他便根据黄先生所述的内容写成短文发表在《新晩报》第三版“哈尔滨寻根”栏目中,并一下子成为“哈尔滨”应为满语形容狭长地带、意即为“扁”的发现者。

1990年12月7日在《新晩报》第三版同一栏目中,黄锡惠同志又从“哈勒费延”的“扁”意引申到“狭长”之意:“关于‘哈勒费延’一词来源于哈尔滨、哈尔芬、哈儿边、哈里宾的说法我极表赞同。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哈勒费延’一词应是‘哈尔滨’一词语音的变化和发展。因为‘哈勒费延’一词可能是清朝政府把原来的女真语‘哈尔滨’一词规范后的满语,所以‘哈尔滨’应是‘哈勒费延’的语源,而‘哈勒费延’则是‘哈尔滨’的语词现状的延伸形式。”然而,用语词现状即规范后的满语去解释其语源的本义则是违反了词源学的规律。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任务,是让我们对“哈尔滨”一词的语源(语义、语音)尽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和判断,而不是追溯“哈勒费延”的语源。因此将“哈尔滨”一词的含义无论是解释成“扁”也好,还是“狭长”也罢,这都是对地名语言现状所做出的表象解释,而不是对“哈尔滨”地名语源本义所做出的历史深层的释义。所以,要想对某一种地名语源进行研究,必须明确是在研究它的现状还是在研究它的历史,我们究竟是追溯“哈尔滨”地名的语源呢,还是停留在对“哈尔滨”这一地名语词的现状表面的了解呢?这两种设想终会得出两种结论。

纪凤辉的错误恰在于此,他把哈尔滨地名的现状当作历史的源流来追溯,这就势必导致本末倒置。他认为1864年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用满语记录的“哈尔滨”地名是最重大的发现,从而终于为自己一直主张的“哈尔滨”为满语说找到了论据。其实,这并非什么伟大的发现,也实在不值得惊叹。因为,“哈尔滨”这一组汉字地名早已经见之于金、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与档案中。即便是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所出现的汉字“哈尔滨”地名一词,也较之1864年用满文所书写的“Haerbin”早得多。更何况哈尔滨与阿城地区所使用汉字的历史并非始于清朝,而早在渤海、辽金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汉字。可见哈尔滨地区使用汉字历史已达近千年之久。

《哈尔滨寻根》一书的作者纪凤辉再三强调自己对哈尔滨地名研究彻底找到了“金钥匙”,并断言:“今日,此说当休矣!”对其他十余种观点做了全盘否定。《哈尔滨寻根》一书的内容毫无逻辑而言,其观点的核心有如下三点:一是提出了“哈尔滨”为满语“哈勒费延”为同音异写地名,其义为“扁”;二是发现了《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哈尔滨地名的满文记录;三是将金代“合里宾忒”解释成与“哈尔滨屯”同义,均为“扁”意。其实支撑此书命脉的上述三点都是非常肤浅、不值一驳的。

首先,就其发现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哈勒费延”或“扁”意,还是满文书写的“哈尔滨”地名,以及金代的“合里宾忒”均不是《哈尔滨寻根》作者的首创和发现。哈尔滨为满语“哈勒费延”说的首创与研究已如上述。日本学者早于《哈尔滨寻根》作者几十年就提出,国内学者则早于他20年提出。其次,《哈尔滨寻根》一书的作者根本不懂满文,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发现满文“哈尔滨”的书写方式也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依靠原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满文专业人员的帮助,他才知道了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有满文书写的“哈尔滨”地名。最后,《哈尔滨寻根》作者将“合里宾忒”与“哈尔滨屯”牵强附会在一起,也犯了大忌。因为,金代的“合里宾”为女真语,其意即“天鹅”,而“忒”字是数量词,表示很多或一群的意思。所以,“合里宾忒”一词当为天鹅群0之意。然而,清代光绪年间档案中的“哈尔滨屯”的“屯”字则是名词,是村庄、村落的意思,所以“哈尔滨屯”就是“天鹅村”的意思。可见《哈尔滨寻根》的作者将金代“合里宾忒”的“忒”字与清代“哈尔滨屯”的“屯”字相混淆则是幼稚的,因为,他只是望文生义,没有弄清金代“合里宾忒”的“忒”字的含义是什么!请看《哈尔滨寻根》一书的作者是如何描述他所发现的“合里宾忒”与“哈尔滨屯”之间的联系的(详见该书第340页倒数第15行):

完全彻底破释“哈尔滨”一词百年之谜,“合里宾忒”一词千年之谜,那是在1991年5月11日下午,我清楚地记得,我草草地吃过午饭后,来到办公室研究有关资料。突然,灵感像一道曙光照亮了“哈尔滨屯—合里宾忒”之间的通道,原来满语“屯”音和女真语“忒”音都作汉语“岛”解。

作者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和翔实的论据,便得出了如此结论,怎能令人信服?

至此可以断定,《哈尔滨寻根》一书作者的上述三个“发现”,因为缺少科学依据而都不能成立。值得指出的是,此书的作者一直确信“哈尔滨”的地名纯系满语的结论,在这里被自己对“哈尔滨屯”与“合里宾忒”的发现所彻底否定。因为“合里宾忒”地名出自《金史》,无疑是女真语,这是满族共同体形成500年前的事情。更何况“合里宾忒”的“忒”(te)音,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特殊语音现象,在今天的蒙古语、满语和其他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中,“忒”(te)就是代表复数的意思。《哈尔滨寻根》的作者显然不知道自己在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下已经承认了“哈尔滨”与“合里宾忒”一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合里宾忒”为女真语,是金代地名,而“哈尔滨”则是清代满语地名。作者因认知模糊而最终在客观上承认了“合里宾忒”是哈尔滨一词的事实,也就承认了“哈尔滨”地名的语源是来自女真语而非后来的满语,可见他的结论与他的论证过程出现了抵牾,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推翻了原来的论点和论证过程。

七 通古斯语“渡口”说与“船渡场”说

“船渡场”说最早见于1912年俄国人哈依尼思·瓦托松在《纪念》杂志上所发表的《哈尔滨采风》一文。他认为:“哈尔滨一词,源自通古斯语,其含义为船只停泊之地。”又可译作“船舶地”或“船渡场”。1921年,由日本学者中村义人所撰写的《哈尔滨事情》一书中采用了此说:“哈尔滨,是通古斯语‘渡场’的意思。 渡场又称船渡场,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习惯用语。有‘摆渡’、‘渡口’、‘停泊’之意。”

1959年,黑龙江省博物馆高尔捷耶夫等人沿用此说,并将这一观点发表在《哈尔滨自然地理概论》一书中。

八 女真语“阿勒锦”说

“阿勒锦”为女真语,译作汉语有名誉、荣誉、声誉等含义。“阿勒锦”一词出自乾隆十二年(1747)校定、同治十三年(1874)由江苏书局刻印的《金史·太祖本纪》中。原文如下:

初,温都部跋忒杀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辞,谓穆宗曰:“昨夕见祥,此行必克敌。”遂行。是岁大雪,寒甚。与乌古论部兵沿土温水过末邻乡,追及跋忒于阿斯温山北泊之间杀之。军还,穆宗亲迓太祖于阿勒锦村(原作霭建)。

图1 据南京国子监明代嘉靖八年(1529)的《金史》版

据南京国子监明代嘉靖八年(1529)的《金史》版本(又称为“南监本”),此图转引自《哈尔滨地名考》一书,图中右起第8至9行(竖行)之间有“霭建村”三字(见图1)。

上述这段记载,是关成和先生含辛茹苦几乎耗尽了半生的精力,在数种《金史》版本洋洋千万言的浩如烟海的文库中,寻找到的一把打开哈尔滨地名研究大门的金钥匙。阿勒锦村这一地名的发现,使得求证哈尔滨一词的语源成为可能。我想,关成和先生发现阿勒锦村的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哈尔滨地名研究的全部问题,而是在于他把我们引入了考证哈尔滨地名的一个崭新的天地里(图2)。

此图依据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重新校勘的《金史》所拍摄,转自《哈尔滨地名考》一书,图中左起(竖行)第一与第二行中写有“阿勒锦”下注有“原作霭建”(见图2)。

图2 此图依据清朝同治十三

关成和的《哈尔滨考》最早刊行于1980年,作为哈尔滨地方史研究所地方史资料第一辑印制发行;1985年由由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再版后内部发行。笔者认为《哈尔滨考》一书的主要成就有四点。

第一,力驳以上诸说之非,将哈尔滨一词断定为女真语,并将《金史》中表明的“霭建”与“阿勒锦”为同一地名的事实,从史海中寻找出来,并加以翔实考证,从而在语源上为破解哈尔滨地名之谜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第二,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将哈尔滨地区拓荒史和城市发展史提到了金代,并以大量的实物资料(考古资料)作为这一科学论断的坚实基础。

第三,关成和先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关先生的研究方法既不等同于传统的考据学,也不同于片面的语言学上的语音对照,而是集地名学、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于一体,对哈尔滨地名进行了综合分析与科学求证。

第四,关成和先生在考证过程中,尤为重视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为了求证地名在语音上的突破,他带着重病遍访学者,虚心求教。足迹遍布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现在回想起来,关先生的那种诚实而认真的精神,可谓嘉言懿行,令人敬佩。

《哈尔滨考》的历史功绩虽然明昭天下,然而,它并非真理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尔滨考》只是完成了时代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它将成为哈尔滨地名研究史上的一个新亮点。当然,《哈尔滨考》的“阿勒锦”说不可能不留下一些历史的遗憾。这些遗憾构成了种种疑问,这些疑问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解答和继续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其一,在关成和先生考证“哈尔滨”地名的那个年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还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库房内。那时,这批历史档案尚未全面开放,查阅起来极为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才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返还黑龙江省档案馆,当然是为了编写省志的需要。所以,当时的关成和先生只能就其所査阅到的清代其他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确定“哈尔滨”地名在清代档案中的始见时间。由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与《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的客观存在和不断发掘,后人可以不断地将哈尔滨地名的始见时间提前。因此,在档案中不断发现“哈尔滨”地名的记载,就是对关成和先生观点的不断补充。

其二,关成和先生在考证金代的“合里宾忒”、元代的“哈尔分”与现代哈尔滨地名之间的关系时,缺少对元、明、清三朝哈尔滨地名的沿革与断代的接续性研究。当然,在缺乏档案与资料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很难进行的。

其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尔滨地区的金代女真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金代“天鹅”的实物资料以及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妇合葬墓的发现,都为阿勒锦村的位置与哈尔滨的地名含义提出了十分珍稀的新证据。然而,这都是《哈尔滨考》问世8年之后的事情了。

其四,在关成和先生的《哈尔滨考》一文中关于阿勒锦村的地理位置为什么没有被确定下来的问题,不也是因为当时没有发现小城子古城和上述的金代齐国王完颜晏的夫妇合葬墓所造成的遗憾吗?

总之,“阿勒锦”说的种种缺陷并非出于关成和先生的忽视和误释。相反,则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因研究条件和手段有限所造成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关成和先生是从揭示“哈尔滨地名的含义”入手,而不是从寻找“哈尔滨”地名的始见时间开始的。后者只是从不断的新发现中将哈尔滨地名的始见时间提前,但是,这种寻找永远也揭示不了哈尔滨地名的含义之谜的真谛。

笔者深信,科学不仅在于争鸣,更在于孜孜不倦地深入探讨。“阿勒锦”为什么是哈尔滨的同音异写?“阿勒锦村”的存在是否真实?“阿勒锦村”到底在什么地方?金代的“阿勒锦村”与清代的哈尔滨有什么关系?“阿勒锦”是形容词,意即荣誉、名誉,此荣誉与名誉的历史内涵是什么?“阿勒锦”一词的来源是什么?哈尔滨一词的语源、语音、语义到底是什么?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我们再做精深的探讨。

关于哈尔滨地名的考证,除上述八种说法之外最近又有“渔人之滨”说、蒙语“黑色的河滩”说、“达斡尔语”说、“晒网场”说,以及“民间传说”,等等。这些地名释义都没有足够的事实作为依据,多属臆断和传闻,属于趣味性的地名语源议论而不属于学术研究。笔者认为,对地名语源的研究以及从地名的载体中所反映出来的语言、历史、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的信息研究,都要避免主观猜测和牵强附会的解释。 sg2DN8g0HkjA/xwxRcgB+9pODi7z0iNerugsk+6nG28i4M/aG2apKZDZZNTiyy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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