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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其实，我与哈尔滨这个颇具魅力而又神秘的地名结下不解之缘，是始于1978年。
那时，我大学刚刚毕业，被分配到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从事考古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与哈尔滨地方史研究室主任关成和先生及地方史研究者李述笑先生相识。
同年9月，我与关成和先生共同参加了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佳木斯市举办的省第一届文物考古培训班，并与长我29岁的关成和先生同为学员。在培训班即将结束的时候，培训班的主办者安排关成和先生专门为我们讲述了他对哈尔滨地名的研究经过，及其对哈尔滨地名含义研究的最新解释——哈尔滨即女真语“阿勒锦”的音转。我还记得关成和先生在讲述他如何克服种种困难，足迹踏遍内蒙古与黑龙江地区的情景，他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暗暗地勉励自己，一定要以他为榜样，为弘扬乡邦历史与文化做出贡献。从此，关成和先生成为我心目中值得钦佩的地方史学界的第一位老师。无疑，我对他的“阿勒锦”说除了感到新奇之外，就是确信无疑。现在看来，那时的确信无疑多半带有一点盲目和无知。但是，哈尔滨即女真语“阿勒锦”一说的观点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从那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此说都深信不疑，并在许多场合宣传这一新说。或许是因为我刚刚涉足地方史学界，或许是因为我比较年轻，对于许多观点和学术之争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因此，很少去认真思考并加以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正因为那时的单纯，后来才使笔者产生了对地方史的浓厚兴趣与激情。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1978年至1988年一晃就是10年。在这10年的时间里，我因工作的变动，于1985年6月转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从事金史研究工作，并师从许子荣先生。这是一位黑龙江省乃至东北史学界公认的为人谦和、功底扎实、淡泊名利的学者。我们经常在一起研读《金史》，并对《金史·地理志》中的地名逐一进行考证。其间，在他的指导下我撰写了一些与黑龙江历史有关的文章，并为今后的地名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记得，在1986年初的一天，许子荣老师曾经向我提及哈尔滨地名，可能与《金史》中的“合里宾忒”地名有关，关成和先生的“阿勒锦”说这一观点恐怕要发生动摇。但是那只是一种推测，由于我们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推翻“阿勒锦”说，因此，也只能是对我原本坚信不疑的新说开始产生了怀疑。后来，许子荣先生向我展示了1976年3月12日穆晔骏先生写给他的信，信中写到了关于“阿勒锦”一词的解释：“‘阿勒锦’是‘公水獭’，‘水獭’一般称呼为‘海伦’，公母各有称呼法。如果在‘阿勒锦’上面冠上副词，这个‘阿勒锦’就发生了在意义上根本不同的变化：如果冠上‘萨因’就变成了‘雅望’，即好声望；如果冠上‘葛布’，就变成了‘名望’；如果冠上‘扈伦’就成了‘威望’；如果冠上‘吉拉干’就变成了‘声望’。‘阿勒锦’一词在女真语里是这样，在满语里也是这样，几乎几百年来没有发生音变关系，只是口语和文语有发音上的差异。文语叫‘阿勒锦’而口语叫‘霭建’，或‘阿锦’。这里为便于口语连用，略去了一个中性的‘勒’字音。”这里，穆晔骏先生肯定了“霭建”与“阿勒锦”的关系，并认定“阿勒锦”是文语，而“霭建”则是口语连用的结果。
当我看到穆晔骏先生信中对“阿勒锦”与“霭建”的解释（即文语和口语的区别）后，虽然对此说仍疑虑重重，但因那时的研究兴趣不在哈尔滨地名问题上，而是在金代铜镜的研究方面，所以，也就没有对哈尔滨地名开展深入研究。
1988年4月我因自费赴日本东京留学，便中断了关于地方史的一切研究。从1988年4月到1989年5月，我为了能够在东京生存下去，便不断地打工。那时的生活情景，可用七个字概括：“打工—学习—再打工。”我几乎是在麻木的状态下度过了那段自认为是一生中最漫长最痛苦的时光。如果用“度日如年”来形容那段艰难的生活，我想是再恰当不过了。就在我无法摆脱那种痛苦的时候，我的好友石兴龙君（时任黑龙江省海外国际旅行社日本部经理）于1989年5月来东京出差，他冒雨来到我的住处——东京都板桥区小茂根绿庄——看望我，并带来了我的家书。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泪水与他身上的雨水交织在一起，痛苦、烦恼、悲伤、思念一下子涌上心头……稍稍平静后，石兴龙君告诉我说：“禹浪，我今天来看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叫砂村哲也，早年在哈尔滨读过书，现在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著名记者。他正在撰写有关哈尔滨内容的书，昨天我们聚会时，他问我：‘哈尔滨’是什么意思？我回答不出来。但我想到了你，并介绍了你是这方面的研究者，砂村哲也先生急于见到你，我已约好明天晚上在我住的有乐宾馆的房间见面。也许这是你在日本发展的好机遇，你一定要做好准备。”翌日晚上，又是个细雨蒙蒙之夜，我按照兴龙君的安排放弃了晚间的工作，如约来到坐落在东京都文京区的有乐宾馆，这里是日中交流会馆。在兴龙君下榻的房间内我见到了砂村哲也先生。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目光敏锐、极富心智、喜欢刨根问底、一针见血，是一位令人顿生敬畏的学者。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刚刚见面，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有关哈尔滨地名的问题：哈尔滨地名的含义是什么？哈尔滨一词来自何种语言？哈尔滨为什么是阿勒锦的同音异写？阿勒锦与霭建的关系是什么？《金史》中的霭建村在哪里？现在的阿勒锦村在哪里？
遗憾的是，当时我只能向他简单介绍关成和先生有关哈尔滨地名的最新考证即“阿勒锦”说的形成过程，以及有关《金史》中有霭建村记载的事实，而对于哈尔滨地名含义更深层的研究几乎是一无所知。然而，我却被这位年近六十的异国学者对哈尔滨地名研究的热情感动了！当然，我对自己不能向砂村先生交上满意的答卷而感到羞愧。但是，由此而生成的想要去研究哈尔滨地名的强烈欲望便油然而生。在回答《金史》中有关“霭建”村的记载时我提道：“阿勒锦”是清代点石斋石印本《金史》中的满语注音地名。元刊《金史》写作“霭建”，为女真语译名。砂村先生听了以后似乎很兴奋，并约我第二天一起去日本国会图书馆查阅乾隆年间刊印的《金史》。希望看到我所说的满语译音地名——阿勒锦的注音，我欣然接受了，并于次日与砂村先生一起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文献资料馆中查到了乾隆年间刊注的《金史》。在四大函的《金史》中，我毫不费力地几乎是一下子就翻到了记载“霭建”村和标有阿勒锦注音的发黄的纸页。砂村先生对此十分惊讶，并一再为我对《金史》文献的熟悉程度感到钦佩。我一再向他解释，这完全是一种偶然和巧合，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翻阅这种版本的《金史》，但是砂村先生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他说：“这种事情绝非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是你自己平时积累的结果，只是你自己感觉不到的必然。”总之，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我能够顺利地在《金史》中找到了“霭建”这一普通地名，真的使砂村先生很兴奋。
我们的友谊便从这里开始。与此同时，我与哈尔滨地名“阿勒锦”“霭建”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砂村先生的相识，成为我在日本留学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花费了极大的心血来帮助我摆脱专门靠打工谋生的困境。他为能够推荐我去日本亚细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专门给当时任亚细亚大学校长、日本著名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卫藤沈吉先生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推荐信。为此，卫藤沈吉先生还亲自接见了我，最后经亚细亚大学学术委员会决定，吸纳我为该大学亚细亚综合研究所的嘱托研究员。与此同时，日本《读卖新闻》还专门对我的留学经历进行了报道。在砂村先生的引荐下，我还结识了东京都著名的牙科医生小畑典也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今泉孝二先生和大塚美弥子女士。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由于砂村先生的帮助和引荐，我开始有足够的时间来读书和进行研究。其间，我几乎每周都从东京乘电车去埼玉县的大宫市，然后换乘公共汽车去三桥区砂村先生的家里。我们只要一见面，便开始进入哈尔滨地名研究这一话题。从早到晚除了吃饭、散步之外，砂村先生不断地提出没完没了的历史问题，我经常被问得哑口无言，窘况横生，砂村先生越是不断地提问题，就越激起我研究哈尔滨地名的兴趣。
开始，我们讨论的话题，多是对“阿勒锦”与“霭建”和“哈尔滨”之间的音转关系。接着就是讨论《金史·地理志》中的“合里宾忒”的地名。我记得在1989年8月前后，许子荣先生寄来了一篇他从1988年10月12日《新晚报》上剪裁下来的文章，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晓燕、张凤鸣两位同志所撰写的《最早驶抵哈尔滨的俄轮》一文，文章是以笔名“严谷”发表的。“1866年7月27日，沙俄军官西尔念瓦斯奎扮作商人，带领俄商4名，船夫30名，乘轮船一艘，栓大船一只，强行沿松花江上驶至三姓，欲购小麦等粮食。遭到拒绝后，俄轮又于8月4日离开三姓上驶，8月7日抵呼兰。8月16日俄轮由呼兰上驶，8月18日驶抵伯都纳于8月20日拔锚返航。俄轮于12日（21日）酉刻由四方台江心下驶经过，于亥时抵至哈尔滨江南下锚停泊一宿，与（于）13日（22日）寅刻，该夷船拔锚下驶。”文中第一次公布了清代档案中所发现的“哈尔滨”地名的事实。作者之所以用笔名“严谷”，而没有用真实的姓名，我想主要是作者考虑这一观点可能要动摇或者冲击关成和先生的“阿勒锦”说。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哈尔滨”一词为女真语“阿勒锦”的“荣誉”之义一直影响到今天。尽管当时人们不了解“阿勒锦”是如何转译成哈尔滨的，但是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以及进出哈尔滨市的列车与班机在介绍和宣传哈尔滨时都是以“阿勒锦”说为定论，而且，这一观点为官方所认可。
然而，高晓燕与张凤鸣的文章一经发表，犹如“一石击水静，洪波后而起”，在哈尔滨地名问题的研究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正如他们的文章中所述：“关于哈尔滨这一名称，在文字记载中的首次出现，过去曾被认为是在19世纪末期。近来随着新材料的陆续发现，哈尔滨名称出现的时间不断地被提前。上引俄轮首抵哈尔滨的材料则表明，早在1866年就已经有了关于哈尔滨地名的明确记载。当然这绝非哈尔滨名称首次出现的时间，今后随着新材料的继续发现，哈尔滨名称出现的时间还有可能提前。”正如他们所预言的那样，在以后的岁月中，哈尔滨的地名不断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以及《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中被发现。
由于我是1988年4月离开哈尔滨去日本东京留学的，所以不知道在当年10月份的《新晚报》就发表了高晓燕、张凤鸣两位同志的文章。因为在与砂村先生交谈时我依然遵循旧有的观点，即哈尔滨见诸清代文献史料的最早时间是在19世纪末。而许子荣先生寄来的剪报当然又引起了我和砂村先生的震惊和兴奋。我在异国他乡与砂村先生认真分析了高晓燕和张凤鸣这篇文章，几乎是彻夜未眠。因为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在于把哈尔滨地名始见时间提前了，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寻找哈尔滨地名的清代档案文献找到了出处。依此类推，不但可能继续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发现哈尔滨地名出现的时间，更能将迷失的哈尔滨地名的始见年代的研究突破清代的界限，继而寻找到哈尔滨地名含义的新诠释。
接下来我们便对《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的历史形成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子荣先生又及时寄来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两册光绪朝《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我们在此书中查到了多处有关哈尔滨地名的记载，证明在清代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及《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中哈尔滨地名已经频繁出现，说明哈尔滨这个地方当时是吉黑两省交界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我把与砂村先生一起研究和讨论的疑难问题写信请教许子荣先生，后来许子荣先生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的资料和雄厚的文献基础，对哈尔滨地名的语源以及与阿勒锦等有关问题作了回答，并撰写成一篇4000字的文章，题名为《哈尔滨名称由来新探》，并署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收到此信后，我当即拿给砂村先生看，并就文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进行深入探讨。例如：金代“合里宾忒”与元代“哈尔分”、明代“哈尔必”、清代“哈尔滨”与女真语“哈尔温”的关系。文中还提到了我与许子荣先生曾经于1986年去北京查阅有关《金史》文献时，复印回来的《女真译语》，许子荣先生首先发现了该书“鸟兽门”的条目中有“哈尔温”一词，并标注有“天鹅”之意的记载。
于是，我们又开始从“天鹅”的角度来释读哈尔滨地名的含义，当然，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几乎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我们都没有大的进展。由于线索的不断扩大，我们不断了解和掌握了新的材料，其间，砂村先生购买了有关天鹅及语言研究和元、明、清三代历史文献方面的大量书籍，我的妻子也从哈尔滨寄来了许多文献档案资料。
从1989年5月至1990年9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砂村先生几乎每周都在他的书房中，围绕着《金史》《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出现的哈尔滨地名进行着无休止的广泛的讨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光，阁楼、书房、砂村先生的母亲、他的夫人，还有院中的那只可爱的小狗“太郎”，都成了珍藏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往事！我对那座小楼和院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寄以无限的深情。
1990年9月，因妻子病重，我放弃了在日本的一切，毅然回国。归国后，我一边照料病中的妻子，一边继续深入研究哈尔滨地名的含义以及和哈尔滨地名相关的问题。这期间，我因工作需要，调至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继续从事地方史研究工作，并把“哈尔滨”地名含义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开始了对其语音、语义、语源及其语词性质作深层的研究。
哈尔滨地名研究中存在着两大难题：其一，缺乏有关哈尔滨地名的文献记载；其二，哈尔滨地名的语词性质一直含混不清。这两个问题迫使我不得不对与哈尔滨地名相关的历史文献档案进行认真的查阅和梳理。众所周知，有关记载哈尔滨的历史文献档案，除清代以外，辽、金、元、明四个朝代的档案早已荡然无存。即使现存的清代档案也是残缺不全的，《双城协领衙门档案》《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中除保留了同治年间及以后的档案外，同治年以前的档案几乎被乾隆年以来的几次大火焚烧殆尽。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对金、元、明三朝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历史文献进行认真仔细查阅和小心求证。与此同时，我陆续查阅了自1985年以来高晓燕发表在《龙江史苑》的《哈尔滨一名最早使用于何时》、纪凤辉发表在《哈尔滨史志》1988年第2期《哈尔滨一名最早出现的时间又有新证》，以及1989年秋由李小菊所撰写的发表在《北方文物》第3期的《哈尔滨一名由来已久》、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刊载的纪凤辉《再谈哈尔滨地名含义由来》等文章。
1990年11月23日由《新晚报》开辟了《哈尔滨寻根》的争鸣专栏，并首先发表了纪凤辉的一篇短文《哈尔滨名称由来之我见》。该文向世人发出了强烈的呐喊。纪文谈道：他对“某些历史史实被随意涂抹，作为哈尔滨人，不能不发出‘寻我哈尔滨，还我哈尔滨的强烈感慨’。”
尽管纪凤辉不断利用众多学者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所查到的哈尔滨地名的始见时间资料，作为否定关成和先生“阿勒锦”一说的主要依据。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从清代档案中所查到的哈尔滨地名并非什么重大的发现，更否定不了金代阿勒锦村存在的史实。因为，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经历了一些波折，致使关成和先生根本无法看到这批档案，更何况哈尔滨地名的始见时间与哈尔滨地名的含义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所发现的哈尔滨地名，只是表明了“哈尔滨”地名的出现时间，对哈尔滨地名的含义则没有任何说明。
90年代初期，我也积极地投身于《新晚报》组织的“哈尔滨寻根”大讨论之中，并撰写了与纪凤辉争鸣的几篇文章，后来我感到在没有进行充分研究之前，在报纸上争来争去不是解决哈尔滨地名含义的办法，于是就放弃了那场无意义和无休止的争论。
1993年2月，我的好友戴淮明君嘱我，一定要将我的有关哈尔滨地名寻根大讨论的几篇文章编辑在我的第一部论文集《金代黑龙江述略》一书中，并极力催促我将哈尔滨地名含义之“天鹅说”公之于众。当时我考虑再三后，因嫌论据尚不充足，故只将参与“哈尔滨地名寻根”大讨论的几篇文章编入了《金代黑龙江述略》一书的下编。同年7月《金代黑龙江述略》一书正式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下编的前半部，刊载了我的有关哈尔滨地名研究的部分成果，即《哈尔滨地名考释沿革与评估》《哈尔滨地名及历史地理诸问题》《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初步研究》《寻根——哈尔滨地名大讨论之我见》等文章，并提出了“天鹅说”的框架轮廓。
1996年夏季，黑龙江省海外国际旅行社韩珍姬女士转交我一册《哈尔滨地名考》，并告知我说，这是日本学者黑崎裕康先生编著并惠赠的。我非常高兴，集中利用两天时间读完了这部哈尔滨地名研究总集，这对我的研究帮助很大，有些我原来想要撰写的题目已经被他完成。总之，其系统性、完整性、真实性的特点都十分突出，这是一部哈尔滨地名研究不可多得的案头书。遗憾的是，我和黑崎裕康先生至今还未谋面，他在书中所引用我的“天鹅说”观点，来自我发表在《新晚报》上最初的关于哈尔滨地名研究的文章。当时，限于报纸篇幅，我没有公布所掌握的全部论据。但是黑崎裕康先生所撰写的《哈尔滨地名考》一书无疑对推动哈尔滨地名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1996年6月《哈尔滨寻根》一书的出版对我触动很大。因为作者纪凤辉将自己观点以外的一切对哈尔滨地名的解释，进行了绝对的否定，并武断地以“今日此说当休矣”的话来抨击其他学者和作者的研究成果。如果，这种否定是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的话，可以另当别论。然而，《哈尔滨寻根》一书无论从其科学的严谨性、逻辑的严密性、论据的可信性等方面都暴露了极大的缺陷。尤其是书中的“硬伤”与抄袭令人触目惊心。
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哈尔滨寻根》一书的“后记”中有这样的句子：“奔腾湍急的松花江以其巨大的传承力涵盖了悠远而漫长的岁月。”这是作者抄自我的《金代黑龙江述略》“后记”中的句子。原句是：“奔腾湍急的黑龙江以其巨大的传承力涵盖了悠远而漫长的岁月。”《哈尔滨寻根》作者只是把“黑龙江”三个字改成了“松花江”三字，其余一字不差。此外，还有《哈尔滨寻根》第36页倒数第10行和第11行：“巍巍荒山，目睹了哈尔滨的沧桑巨变，悠悠松花江诉说了哈尔滨的雄壮往事。”这段句子是抄自我1990年发表在《北方文物》第3期《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初步研究》一文，该文后又收录于《金代黑龙江述略》一书中。在《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的“序言”部分，我的原句是：“巍巍荒山，目睹着哈尔滨的沧桑巨变，悠悠松花江，倾诉着哈尔滨的悲怆往事。”这里《哈尔滨寻根》的作者只把“倾诉”写成了“诉说”，把“悲怆”改成了“雄壮”。
类似上述的例子在《哈尔滨寻根》一书中随处可见，仅抄袭我的句子就不下十几条之多。《哈尔滨寻根》除了这些大量的抄袭外，几乎到处都是“硬伤”，即非常明显的错误。如作者把哈尔滨地区的古代行政归属错误地划归到“隶属于唐朝的河北道”，这是极为荒谬的。更加离奇的是该书的作者把唐军与黑水靺鞨之战确定在拉林河，更是奇谈怪论。此外，《哈尔滨寻根》一书的作者还随意将哈尔滨地区说成是“高丽”影响的地区，孰不知“高丽”国在朝鲜半岛，今哈尔滨地区与“高丽”势力毫不相干。在《哈尔滨寻根》一书第19页倒数第12行写道：“但今哈尔滨地区却在当时高丽势力影响之内。”这里作者所谓的“当时”，就是公元7世纪，而7世纪时高丽国尚未诞生，只有高句丽国。高句丽国的北界只到达了今天的吉林市，更与哈尔滨地区无关。作者对高丽与高句丽根本不是一回事的历史常识都不清楚，着实令人遗憾！类似上述的“遗憾”在《哈尔滨寻根》一书中比比皆是。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多处抄袭、“硬伤”遍布、不伦不类的书，竟然被公开出版，并且被评为哈尔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由此可见，《哈尔滨寻根》作者的观点不是建立在严谨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并且犯了学术研究上最不道德的“抄袭”大忌。这从反面启示我继续坚持哈尔滨地名研究，我们至少要让世人知道，打着学术研究幌子的学术痞子和科学研究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993年之后，我开始潜心研究尚未得到解决的哈尔滨地名的一系列问题。首先，我利用出差去北京的机会，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从1997年至2000年连续4年都去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这期间，我与日本满学家细谷良夫先生多次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地查阅资料、走访考察，并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其中有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黄润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满学学者刘小萌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成崇德先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屈六生先生等，他们都给予我莫大的支持与帮助。
对哈尔滨地名的研究我仍然是从分析语词性质和语音学入手，因为只有破译了哈尔滨一词的语音性质，方能找到哈尔滨地名的语源，从而解开哈尔滨地名含义之谜。至于哈尔滨地名的始见时间，随着档案资料的发现将不断提前，这只是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谁在档案里发现了哈尔滨地名，都只是对哈尔滨地名始见时间的不断补充，这实在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发现”和所谓的“推向顶峰”的事。
1998年，经我的好友，当时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的傅道彬教授介绍，我结识了时任哈尔滨建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的李东教授。在我与李东教授的几次接触交谈中，我对他几年前研究过的“科学语境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我的“天鹅论”刚刚解决了语音、语源、语义、语词性质等方面的问题，正在思考如何从理论上加深研究，解决哈尔滨地名释义方面的理论问题。于是李东教授把他在1996年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科学语境论》一书惠赠于我。此书对我的帮助很大，可谓雪中送炭。我从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不但充实了我的地名理论，并且开始设计哈尔滨地名“天鹅论”与语境背景的写作方案。最后，我把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及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均归结为语境背景的两大因素，其一，为历史人文背景；其二，为自然环境背景。这是最后完成对“天鹅论”的理解与释义的关键所在。
从1993年到1999年，为了寻找哈尔滨地名研究的新线索和扩大研究领域与范围，我借出差的机会遍访了东北三省和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哈巴罗夫斯克、滨海边疆区以及朝鲜和日本的北海道、富士山、东洋文库等处，并在哈巴罗夫斯克所属的黑龙江下游流域，找到了许多与“哈尔滨”音近的地名。例如，在今哈巴罗夫斯克东北方大约170千米的黑龙江左岸博隆湖西北，有哈尔必河之地名，在共青城正北大约100千米处有哈尔滨河，由此向北约70千米处又有两处哈尔滨河的地名，这几条河流均注入科尔河，科尔河又流入黑龙江。共青城西北约100千米处的外贝加尔铁路沿线有哈尔滨站，此处正是哈尔滨河所流经的地方。此外，在共青城沿黑龙江而下约70千米处，黑龙江左岸有哈尔必城名。该城正地处哈尔滨河流入黑龙江的汇合口处。
以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共青城为中心的哈尔滨地名，正与金、元、明三朝的“合里宾忒”“哈尔分”“哈洲”“哈尔必”地名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合，并且这些地名又大都处在黑龙江下游的湿地与河流发育地区。迄今为止，这一地区仍然是天鹅栖息的地方。从上述黑龙江下游地区所发现的大量的哈尔滨地名的事实来看，以哈尔滨（Haerbin）为标音的地名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名群体，而形成这一地名群体现象的内在原因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期间在学术上给我最大支持的是：我国著名的金史女真语言学家金啟孮先生，著名的东北历史地理学家李建才先生，时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绵厚先生，时任《历史研究》主编宋德金先生，时任北京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齐心女士，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专家张碧波先生，辽金考古专家、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泰湘先生，东北民族学家波·少布先生，时任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都永浩先生，时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满语学家关嘉禄先生等。
1998年，当我将哈尔滨地名研究的新进展汇报给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贾云江、鲍海春等院领导后，当即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把哈尔滨地名研究列入了市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在众多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下，我才得以顺利完成了“哈尔滨地名研究”的课题。
1999年3月，黑龙江电视台“开心擂台”节目摄制组请我和著名的电影演员丛珊做《金源旅游文化开发》专题的嘉宾主持，并由我撰写节目分镜头的文字材料和问答题。在问答题中我出了一道“哈尔滨地名含义的最新观点是什么？”答案就是女真语“哈儿温”（天鹅）之意。节目播出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尤为报界所重视。哈尔滨日报社“社会时空栏目”的著名记者王涤尘同志专程来我家中采访，我高兴地把哈尔滨地名“天鹅论”的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概要地向他做了介绍。1999年6月8日，《哈尔滨日报》“社会时空”栏目用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一研究成果，题目是《十载求索，破八百年之谜》。文章写道：“哈尔滨地名含义有新说，‘哈尔滨’——女真语‘天鹅’，著名地方史学者王禹浪向本报记者公布10年研究成果！”
1999年8月，著名女真语言学家金啟孮先生，在审阅了我的《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的书稿后，写下了如下的鉴定：
《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读后
早在70年代哈尔滨地方史研究所所长关成和先生，著有《哈尔滨考》一文，考证“哈尔滨”一语，出自女真语“阿勒锦”，所论极为精辟，我曾撰文赞成此说。
20年后的今天，黑龙江满学新秀、同为地方史研究所所长王禹浪先生，又提出“哈尔滨”一语源出女真语“天鹅（哈尔温）”说，同样具有说服力。在迄今为止的“哈尔滨”一语的释义中，只有关、王二氏认为源出自女真语。深佩服黑龙江地方史研究之兴旺及人才之多士也。
盖女真语乃满洲语之祖语，因时代关系及方言关系，金代女真语与清代满洲语之语言，仅十同其七。盖女真语保持女真族北部方言之特点，满洲兴起则在东北偏南之地，此其所以相异。
“天鹅”说，已经诸家鉴定，从民族学、民俗、地域、方言各方面，都具有说服力。且与关氏说并不矛盾，乃其延伸和发展，在今天看，可为定论。
金啟孮
1999年8月15日于北京梅园
同年12月，哈尔滨地名“天鹅论”的研究报告获得市社会科院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在市委副书记王华政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科学论证，《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一书被市科委列入2000年哈尔滨市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补贴基金项目。
至此，我将哈尔滨地名“天鹅论”正式公之于众，并开始为撰写《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一书继续我的研究和写作。2001年初，我收到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邀请作为客座教授讲学一年，并开始办理赴日手续，同时将我的书稿整理后交付哈尔滨出版社，这就是哈尔滨地名“天鹅论”行程的历史经纬。
2015年夏季，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与哈尔滨市阿城区政府组织召开了哈尔滨城史纪元专家论证会，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这次论证会，并做了“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远端与近端”的学术报告。在论证会上，我提出了：“哈尔滨城史纪元的远端就是金代上京城建立之时”，而“哈尔滨城史纪元的近端就是中东铁路建设之日”，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一致赞成。会后著名的东北史学家魏国忠先生嘱我，能否把哈尔滨城史纪元与哈尔滨地名含义结合在一起出一部书，因为哈尔滨城史纪元与哈尔滨的地名含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到大连大学后我又结识了刚刚调入大学的于占杰博士，我把重新出版哈尔滨地名含义研究与城史纪元的想法与占杰进行了沟通。他当即帮我联系了社科文献出版社，随即不久我与社科文献出版社签订了重新出版《哈尔滨地名与城史纪元研究》的合同。
2016年12月2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在哈尔滨市政府大楼举办了“哈尔滨城市标识专家论证会”，专家们又一致通过了我的关于哈尔滨地名含义的“天鹅”说为哈尔滨城市的标识。
2017年3月，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与哈尔滨市文化局举办了首场“一书一城，悦读一部书，爱上一座城”大型公益报告会，我作为首场的《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的作者，为广大观众做了首场学术报告《哈尔滨地名含义与城史纪元研究的历程》。
至此，由研究哈尔滨地名开始到今天这部书稿《哈尔滨地名与城史纪元研究》的完成，共经历了整整27个春秋，其间从《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一书的出版，再到本书的出版又历时16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