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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卡
内容摘要：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首先提出和阐释了“道”的理念，以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取代殷周天命神学观念，为中国学术思想突破原始宗教神学的桎梏、上升到哲学层面奠定了理念基础。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老子所说的“道”，既是无，又是有；既非无，亦非有；无是假无，有非实有。道非物而能生物，道无名而可以“强为之名”。这是老子对西周天命神学加以改造而提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本原论概念，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中国的“哲学突破”方式也与古希腊哲学突破有所不同。
关键词： 老子 道 道家 哲学突破
作者简介： 王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老子是道家学说公认的创始人。据《史记·老子列传》等书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字聃），史称老聃。楚国苦县（今属河南鹿邑）人。他曾做过周王朝的柱下史，是管理王室藏书的官吏。其年岁略长于孔子，相传孔子曾去周王朝向老子请教有关礼制的问题。老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天下战乱频繁，社会制度正发生急剧变革。老子看到王室日益衰败，遂离周隐去。传说他西游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一说散关），遇见关令尹喜，尹喜请为著书立说。老子遂著书上、下二篇，五千余字。因其书“言道德之意”，后世奉为《道德经》。
作为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老子书中最早提出：宇宙间的天地万物，都来源于一个神秘玄妙的母体——“道”。老子所说的“道”，具有自然无为，无形无名，既看不见摸不着又不可言说的特性；它是天地开辟之前宇宙混沌混一的原初形态，又是超越一切有形事物的自然法则。大道无形无名，却蕴含着一切有形事物生成发展的玄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就是说：从空虚无形的道生出混沌的元气，元气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感冲和而化生天地万物。战国秦汉以来的道家学者，大多以这种阴阳气化论宇宙观解释老子的道论。但在主流派的元气生成论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如太一生水说等（详见后文）。
老子把“道”看作神秘的世界本源，因此不主张人们学习具体的知识，被各种纷纭复杂的外部现象所迷惑。他主张人们去直接体认隐藏在不断变化的事物背后的道理和法则。体认的方法是闭目塞听，绝圣弃智，涤除玄鉴，致虚守静。即闭塞感官与外部事物的接触，放弃主观成见，使内心清静无染，达到自我与虚无自然之道完全融合的“玄同”境界。
老子思想中包含辩证法的因素。老子看到美恶、祸福、有无、难易、高下等矛盾对立方面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并且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物极必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道理。事物的变化运动，循环往复，最终仍然复归于静止不变的道。所以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16章）
老子书中与道并称的另一概念是“德”。德是道的功用和品格。道与万物和人的最大区别，就是道有生育长养万物的大功而又不自居其功。道如慈母，其生养万物是自然无私的行为，而非有意的作为。道施恩于万物而不求报答，也不因有功而欲图主宰万物，因此而得到万物的尊敬。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1章）这种玄德与俗人矜持微功求取权势名利的“下德”根本不同。此外，大道的品德还有清静素朴、少私寡欲、忍辱不争等。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67章）
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回到古代小国寡民、风俗纯朴、人民自足常乐、与世无争的原始社会状态。他不同意儒墨两家倡导的尚贤有为政治原则，认为这是造成道德和礼法沦丧，使人民争夺难治的原因。他主张有道者（圣人）应依据自然和道德法则来治国修身，遏制贪欲，贵柔守雌，清静无为。
总而言之，老子作为思想家的最大贡献，是在纷纭复杂、变动不息的事物和现象之中，发现了某种稳定的、支配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并且以这个法则作为人们观察世界、认识真理和治国修身的指导原则。老子把这一普遍法则命名为“道”。由他首先提出的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哲学上究竟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在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者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歧，是因缺乏对中国与西方哲学基本特征的全面认识。因此，为了准确评价老子哲学的特点及其意义，有必要将其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中，作一番比较研究。
据西方近现代某些学者，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哲学家雅斯培尔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等人的看法，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文化大发展的“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社会，曾经先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宗教和哲学的突破性发展，使人类社会从原始文明进入高级文化阶段，并形成了各自特殊的文化传统。所谓“哲学的突破”（或称超越的突破），即人类对宇宙的本质和自身生存的处境产生了一种合理性的认识，对世界及人生的意义有了新的解释。这种新的世界观突破了从前笼罩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原始宗教神学，以合理性的自然法则和普遍性的神学观念取而代之，从而使人类的认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哲学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他们承担起创造新思想和新教义的职责。其中有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宗教家，他们的学说对后来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以古希腊而言，哲学的突破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的秩序及其规则和意义产生了明确的观念，带来了追求普遍性规律和永恒理念的要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出现是希腊哲学突破的高峰，他们的学说赋予西方文化崇尚理性认识的基因。以色列的突破以早期《圣约·旧约》经典中摩西约法的故事为历史背景，其突破的方式是“先知运动”。以色列的先知们突出了上帝是普遍的唯一的造物主的观念，将耶和华从犹太民族之神转化为全人类的上帝。上帝不仅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而且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作为实现其意旨的工具。“超越的上帝”主宰万物和人类，以及人类两重性的观念（即人类既完全依赖上帝，又承担着实现上帝意旨的使命），从此便贯穿于犹太教、基督教，以至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之中。此种宗教观念与希腊哲学思想相结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础。在古印度出现的“突破”，表现为新兴“沙门思潮”对婆罗门教义的挑战，产生了佛陀、大雄等伟大的宗教家。新出宗教学教义的中心观念是业报与灵魂转世说，并视经验世界和实际人生为“虚幻”的观念。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和印度宗教中各种寻求个人解脱的方法。
中国文明区的哲学突破，则表现为殷周时代以诗书礼乐为内容的王官之学（或称古之道术），在春秋战国时代因礼崩乐坏而分裂，出现了官学下移、诸子百家争鸣的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兴起的文士阶层，确立了“士志于道”的观念，以认识和实践“道”作为自己承负的责任。这种精神在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都有表述。据余英时先生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突破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中国的哲学突破较为温和，多数学派立言论道都采用“托古改良”的方式，强调其学说与以往文化传统的渊源关系。其二是“人间性”，即强调天人合一，重视对人间社会秩序的安排，有重视政治教化和伦理实践的倾向。
李泽厚先生则用康德哲学的概念，称中国哲学的特征是“实践理性”的。
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最早起源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国家宗教。殷人已有天帝或上帝主宰宇宙万物的信仰，以及祭祀天帝及氏族祖先的制度。周人改造殷人的天帝观念，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认为只有合德之君才能得到天命，永保统治臣民和疆土的权力。这样就将宗教、道德与政治结合，形成了以“尊天、敬德、保民”为纲领的思想体系。冯友兰先生认为，西周天命神学中“天”的概念，实际包含三重意义：一是指有意志有人格的至上神，二是指客观自然界之天，三是指抽象的理性法则之天。这三重意义含混不分，未达到纯粹的哲学理念层次。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宗教性的天命观动摇了。《左传·昭公十八年》载郑国执政者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这表明当时人们对天的信仰产生怀疑，不再盲目相信天与人之间存在必然的感应联系。与子产同时的孔子也对天神持慎重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人们认识到作为解释世界统一性最终依据的“天”，不应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灵，而应是某种可以合理解释的、非宰制性的自然法则或理念。老子所说的“道”，更接近于合理性的最高概念。
在中国思想史上，是老子首先提出和阐释了“道”的理念，以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取代殷周天命神学观念，为中国学术思想突破原始宗教神学的桎梏、上升到哲学层面奠定了理念基础。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其《论道》一书中曾有论述：
每一文化区都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现在这世界底大文化区只有三个：一是印度，一是希腊，一是中国。它们各有它们底中坚思想，而在它们底中坚思想中有它们底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目标……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
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中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先生也在《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中指出：“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有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象大树没有根一样。”他们的意思与金岳霖先生相同，都充分肯定了道家与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前节引述鲁迅所说的“道教”，李约瑟所说的“道家”，其实都具有宗教性与哲学性双重含义。这意味着作为中国学术思想核心理念的“道”，与西方两希文明（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存在理念上的歧异。歧异产生的原因或许在于，轴心时期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哲学突破方式有别。道家思想对西周天命神学的改造，如同儒家学说对礼乐文化的改良一样，是“温和”而不彻底的。道家思想并没有像希腊哲学那样，在突破希腊宗教之后形成一套纯粹的哲学理念。道家也没有完全否弃西周神学的天人合一观，演变为希伯来类型的超越性宗教，信奉“绝对它在的造物主”。如果以西方哲学和宗教作为衡量标准，道家与道教是亦哲学亦宗教的混合型思想体系。
老子所说的“道”，是有与无、本与末、动与静、体与用对立统一的理念。“有”就是存在，既指各种直接呈现在自然界的具体物象，也泛指社会领域的各种人事。但是与之相对的“无”并不意味着“非存在”。无只是无形无名，是隐藏在有形事物之中，语言所不能表达、感觉所无法把握，而又包涵并支配着一切有形事物的“全有”、“常在”或“先在”。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5章）
由此可见，老子对“道”做出的界定，是有与无、物与非物的统一体。道是常无，又是常有。所谓“常无”，意思是道无形体无名称，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而是与万物（群有）不同的假设名词。但是这个“常无”又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众妙之门”，是可以生成群有的无。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从能生育长养万物的功用来看，道又是“常有”，是先天地而存在的混成之物，恍惚之物。因此，道既是无，又是有；既非无，亦非有；无是假无，有非实有。道非物而能生物，道无名而可以“强为之名”。有与无“同出而异名”，都是对“玄”的指称，玄就是道。这是老子对西周天命神学加以改造而提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本原论概念。
道家思想与西方哲学的不同，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同，中国的“哲学突破”方式也与古希腊哲学突破有所不同。西方哲学——特别是唯心主义理念论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本体论哲学。这种本体之学探索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个别、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理念，是指寓于万物殊相中的共相，个别中的一般。这个共相或一般究竟是指什么？是精神性还是物质性的？人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因此形成了不同哲学派别。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分是明显的。这是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立足于分而不是合，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都有分离的特征。在西方文明中，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宗教信仰则担当道德教化的功能。
中国的学术思想属于另一种类型。中国学者关注的基本问题不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是天与人、道与物的关系。中国的“哲学突破”具有温和性的改良特征。老子所说的“道”，虽然与西周天命论的天神观念有所不同，但没有彻底摆脱大祖母的意象。道虽然没有天神的位格形象和主宰万物的意志，但保留了能生物和应物变化的功能。从无形象无意志来看，道是无；而从能生物能应物变化来看，道是有。这种有无、体用不分的万物生成本原，是中国特色的“道体”理念。它不是西方哲学中纯粹抽象的本体论理念。
总而言之，道家所谓本体是本末之本、体用之体。本与末、体与用、道与物是合而不分的关系。本不离末，末不离本；体不离用，用不离体。这种浑然一体的思想学说，既改造又继承了西周神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老子所谓“道德”，既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也不远离神圣的法则；既可发展出表现深刻智慧的哲学思想，也可衍变为担当道德教化的宗教信仰。从老子思想中还能引申出独特的人生观、养生学和政治学说。老子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哲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