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济建模

经济学家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焦点一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生产过程的分节化机制 ；②离岸外包对国内收入和福利的影响；③公司选择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

（一）生产过程的分节化机制

Jones和Kierzkowski（1990）提出一个外包模型，并研究影响生产活动分节化程度和形式的因素。图1-5（a）说明了拥有规模收益递增生产技术的企业产出水平（市场规模）与总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 F ¹ _d 表示“传统方法”的成本线，即所有生产阶段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当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外包给国内合作伙伴时，如成本曲线从 F ¹ _d 移动到 F ² _d 所示，会发生两个变化：首先，成本曲线变得更平缓，表明分工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其次，曲线与纵轴截距向上移动，表明由于不同地点的生产单位之间需要协调配置，固定成本从 c ₁ 增加到 c ₂ 。 在产出水平为 q ₁ 情况下，最便宜的生产形式将从“传统方法”转向外包。

当外包方案选择扩大到包含国际环境时，另外两个方面进一步得到考虑。

（1）生产要素成本在国家之间被认为比在一个国家内更具差异性；因此，根据比较优势，跨国界进行外包时，生产率将会上升得更多。

（2）连接位于不同国家的生产单位比位于同一国家的生产单位的成本更高。国际物流一般较贵，而且还有进口关税和其他用于清关的各种费用。另外，协调具有不同语言、法律制度和商业伦理的不同国家的生产单位也会产生不容忽视的沟通成本。

这些特征由 F ¹ _w 表示，其代表着生产率提高的较平坦的斜率和额外固定成本上升的（从 c ₂ 到 c ₃ ）更高截距。那么在产出水平为 q ₂ 时生产的最优形式将从国内外包转为跨境外包（即离岸外包）。

更进一步，可以考虑多个国家参与生产过程（ F ² _w ， F ³ _w …）的情况。我们可以为各种外包选项绘制不同的成本线，如图1-5（b）所示，阴影边界定义了每个产出水平的最优生产组织形式。

资料来源：根据Jones & Kierzkowski（1990）绘制。

该模型对全球生产安排的意义是三方面的。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在以下情况下生产过程将更容易出现国际层面的分节化：

（1）目标市场规模较大，因此有更大空间来吸纳由更有效率的跨境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商品供给的增加；

（2）连接位于不同国家生产活动的费用较低；

（3）参与生产网络的国家在要素成本方面更有差异，因此离岸外包企业有更好的机会利用比较优势。

（二）离岸外包对国内收入和福利的影响

离岸外包模型被进一步发展，以解释收入分配和福利问题。主要是离岸外包活动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以及由此会自然引发日益增长的政治担忧，即产业“空心化”问题。

传统上，对于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人们多从进口竞争引起的产业部门之间资源转移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少关注部门内不同劳动力类型构成的变化。新的全球化研究文献抓住了这一点，认识到离岸外包是一种生产活动的跨境移动，而这种生产活动是与特定类型和技能的劳动者任务相对应的。

Feenstra和Hanson（1996a，1996b）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放开外资所有权限制对离岸外包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大量资本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生产过程某些环节的转移（离岸外包），这些环节以发展中国家的标准看是技能密集度相对较高的，但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则是技能密集度相对较低的。因此，根据各经济体的技能水平，对劳动力的需求都偏向高技能劳动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都会降低。

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a）随后引入“任务贸易”的概念，研究离岸外包可行性增强是如何影响离岸外包国家的生产率和要素收入的。该研究强调需要将分析焦点从传统贸易理论讨论的“商品”（葡萄牙的酒换英国的布），转移到在生产过程中排列的“任务”，从而反映离岸外包活动在企业商务战略中日益普遍这一现实。

在（任务贸易）模型中，离岸外包可行性被参数化为公司总部与外国供应商之间协调能力的改善，这种改善基于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模型假设不同类型任务对离岸外包可行性变化的敏感度存在差异，一些任务（如那些易于编码和程式化的）很容易离岸外包，而其他（如依赖个人隐性知识的任务）则不容易外包。

（任务贸易）模型通过以下三个渠道来研究离岸外包规模提高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劳动力供给效应。企业把一些生产任务转移到国外，可以释放国内本来从事这些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它有类似于在市场上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效果。这一影响在大众媒体和政界被广泛讨论，一般会引起对企业外包活动的反对意见，主要是担心离岸外包会降低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或者在工资具有黏性的情况下丧失国内就业岗位。

其次是相对价格效应。当一国低技能劳动生产任务的比较优势弱于高技能生产任务，则该国会对低技能劳动进行离岸外包。如传统贸易理论解释的，该国将专门从事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因此，如果出口增加会导致该国的贸易条件恶化，那么通过Stolper-Samuelson机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福利将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只有当国家足够大，能够影响国际市场相对价格时，这种效应才会发挥作用）。

最后是生产率效应。这种效应是（任务贸易）模型的一个独特的特性，在其他研究中没有充分考虑。当离岸外包条件不断改善，如通信能力提高，离岸外包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得以提高，并与其依赖离岸外包业务的程度成正比。这种生产率效应等同于要素扩大型技术进步的结果，能够对与其任务水平和离岸外包劳动类似的国内工人（包括所有行业）就业带来积极影响。

离岸外包对要素收入的净效应是这三种效应的总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实证研究主要考量生产率效应是否大过其他两个效应。如果是这样的话，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支持进行离岸外包活动。

（三）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组织形式的选择

一项交易是以市场为媒介在企业间进行或是在企业内进行，其决定因素是产业组织理论长期以来的研究主题。自从Ronald Coase提出他关于企业性质 的思考，这一问题就已从多方面得到研究，而且已经被引入国际层面来研究企业内贸易以及跨国公司。

Antràs（2003）是最早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探索的研究之一，通过综合不完全契约下的企业理论（Grossman & Hart，1986）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理论（Helpman & Krugman，1985），他解释了在资本密集度不同的行业中或资本充裕度不同的国家之间企业内贸易比重的非对称性。 企业的双重动机，即最小化交易成本（通过分配产权）和最小化要素成本（通过利用比较优势），被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加以分析。该模型扩展了图1-3中的分析范围边界，以涵盖价值链在空间和组织两个维度上的变化范围。

Antràs和Helpman（2004）引入了另一个维度的分析：企业的异质性。利用Melitz（2003）中的模型，该研究考查了部门内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全球化决策的影响。该模型预测，全球化活动的不同进入成本，会影响具有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对全球化模式的选择：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生产率次之的企业选择进行独立企业间的离岸外包，如此类推直到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选择仅参与国内采购。

除了这些方法外，Antràs和Chor（2013）通过考虑生产阶段的技术排序——这一价值链的关键属性——提出了此类研究的新思路，可以针对价值链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来回答传统的“制造还是购买”问题。如前面所定义的，契约的不完全会导致主导企业（最终品的生产者）在选择价值链治理形式时进行战略考量。Antràs和Chor（2013）模型的关键结论是，为了从一系列交易中优化其收益，主导企业应根据其供应商位于上游还是下游来选择其治理形式。

根据最终品的性质，该模型识别了两种类型的价值链：序贯互补和序贯替代。生产过程特有的序贯类型决定了主导企业选择价值链治理安排的决定（见图1-6）。对于序贯互补类型，主导企业整合下游供应商，与此同时，外包其上游生产工序。对于序贯替代类型，上游供应商被纵向整合，而与下游供应商的交易采用独立企业间交易的方式（有关论点的简要说明，请参阅附录1.2）。

经济学中关于企业选择组织形式的产权理论，是与社会学家对价值链治理的分析见解高度共鸣的。大致来说，这两方面研究都将交易的可订约性作为模型的核心考量因素。因此，这一主题是在全球价值链分析协同发展方面最有可能进行广泛的跨学科对话的领域之一。

资料来源：作者设计。 bsZj4HeXvffkfPKIDtqsz+CSKWsEd6SUg8O1Ctt2MOU9SVGBUe2ADFyFWVjqI6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