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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发展并未遵循线性发展的路径。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在不同时间、不同科学领域以不同方式被构思与发展。但是直到最近，全球价值链才开始跨越学术边界，并通过不同领域的理论及实证相互作用来继续发展。
当货物、人和思想的流动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畅通时，大多数经济活动是在小型社区内进行的（见图1-2）
。农民收割小麦磨制成面粉后，卖给距离几个街区远的面包店，面包师烘烤面包，卖给每天早上走进商店的邻居。在生产点和消费点之间非常接近的区域内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除了帆船或丝绸之路上大篷车中的商人以外，跨境贸易十分罕见，仅涉及少量如香料和丝绸制品之类的奢侈品，这些商品以高昂的价格出售，以补偿路途中发生的风险和花费的时间。
图1-2 全球化的三个阶段发展
资料来源：Baldwin（2013）。
蒸汽机的出现迅速推动了陆路运输（汽车）和水上运输（轮船）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在19世纪初进入发展时代，引发了跨地区贸易活动前所未有的扩张。大宗物流的规模经济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生产点与消费点得以分离，货物开始在世界各地流通以寻找最有利可图的市场。
经济体系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地理“分离”与工业区内大型工厂形成的生产活动集聚，这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由于潜在客户通过国际贸易不断增加，大规模生产系统在那时成为合适的制造方式。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于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提到的“扣针制造”这一经典例子一样
，工人可以通过密集地学习具体流程来提高他们从事特定任务的工作能力。然而，这需要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进行协调安排，因为不同的任务必须分工协作生产出同质产品。因此，不同的生产功能在同一区域内（即工厂）汇集在一起，以便促进顺畅沟通，在各种任务之间达成高效协调。
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电报、传真和互联网——随着这些高速国际通信网络的发展，管理不同地点生产单位之间的协调工作变得越来越便宜和简单。关于预测销售订单或采购计划的信息可以瞬间发送到生产线上，每个生产基地可以交互共享与调整关于产品设计和规格细节的电子文件，生产功能不必再限制于邻近的空间内。生产活动的技术“分离”加快，生产过程的某些部分被转移到国外，以充分利用各国生产要素成本的优势。
Baldwin教授的“分离”概念研究了世界经济演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分析视角中还有另一个关键方面。
20世纪初，Henry Ford设计并实施了一个商业模式，通过收购一系列公司，旨在整合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功能），将其置于统一的资本和管理体系下。该模型后来被称为“纵向整合”战略，成为大规模生产时代的一种运作模式。
早期的纵向整合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不完善方面。公司整合其他实体，来纠正现有市场力量的扭曲，如双重加价、搭便车或市场进入的排除等问题（Tirole，1989）。
另一种研究思路认为，避免交易成本是纵向整合的主要动机，在独立市场关系中建立正式业务关系时存在一定的相关潜在成本，而生产活动的内部化被视为避免这一潜在成本的有效措施。
整合既然有这些好处，那么为什么有些企业不选择整合呢？这是因为生产活动的内部安排涉及不小的管理与行政成本。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特定贸易关系中各种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权衡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与统一层级组织（即企业）的行政成本，人们选择了不同的治理方案。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被关注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起草、监督和执行合同的直接成本，还包括契约风险引起的事后履行低效。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契约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条件事先无法确保执行。
当交易双方被“锁定”在交易活动内时，契约不完全会引发各种履约风险，而纵向整合可以通过将事后的准租内部化到一体化企业统一的目标中来预防这些风险。因此，当减少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好处超过行政管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成本时，纵向整合就成为组织价值链的一种优选方式（Joskow，2003）。
今天，当纵向整合在多国别维度发生时，被称为跨国公司的商业实体随之出现。跨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全球生产网络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对国家间附加值的分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价值链的组织有四种方式，从坐标轴看任务是在企业内完成还是外包，以及是在国内进行还是跨国进行（见图1-3）。
图1-3 价值链组织的各种模式
资料来源：基于Kimura和Ando（2005）的研究，由本文作者绘制。
“价值链”一词是在商业管理研究领域提出的。通过聚焦于涉及产品生产和消费一系列活动的整个系统分析，Porter（1985）将这一概念塑造为制定公司战略以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基本框架。公司实体首先被分解为具有不同职能的一组业务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判断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单位。当一家公司的组织结构相对分裂时，每个单位（业务活动）的任务如产品设计、材料采购、营销和分销等往往被定义为达成该任务目标的特定单元，这可能与其他单位冲突，也可能不冲突。然而，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集体组织，以确保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达到最佳运作。为此，需要对不同活动之间链接（即价值链）的性质仔细分析，就像绘制企业的“解剖图”一样，以通过跨职能协调来内部化潜在的外部性，这是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
相比之下，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学领域。全球价值链概念与Porter的价值链概念有所不同，后者起初主要关注的是公司如何通过将重点转移到业务活动配置来重整企业战略。全球价值链研究考虑的是公司如何努力优化生产网络以影响系统内部的价值产生和转移，以及反过来，价值分配结构如何影响企业选择国际生产网络组织形式的机制。因此，值得强调的是，正如下面描述的，全球价值链分析不是Porter价值链方法的全球性延伸，因为双方的研究范围和动机有所不同。
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价值分配机制与涉及跨境生产和消费的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全球价值链概念首先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全球价值链计划”（2000～2005）的讨论中被集体勾勒出来的
，并且随后在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5）的研究中被进一步具体化，其分析重点在于组织国际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博弈中参与者是谁？存在什么样的规则？是竞争还是合作？怎样取得获胜机会？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全球价值链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易形式，无论是程式化的还是其他。这是因为交易的方式反映了交易各方之间权力关系的结构，这最终决定了博弈中价值分配的范围和规模。
全球价值链的“纵向整合”类型是基于母公司对其子公司进行绝对和单向控制的层次结构的。子公司的活动和业绩严格按照总部的管理策略进行监督和评估。与此相反，外包往往是在客户（买方）和分包商（服务提供商）之间形成平等关系，而且权力的行使或多或少是相互的，这与纵向整合类型不同。
基于纵向整合和外包的二分法，Gereffi、Humphery和Sturgeon（2005）根据缔约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列出了更细致的全球价值链类型。图1-4展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五种形式。长方形的双线边框代表公司的边界，其大小表示与另一方相比的议价能力。箭头显示了合作伙伴活动中业务干预的方向和程度，可以是支持性的，如活动目标是从长远角度出发达到“双赢”，或者是掠夺性的，重点在短期之内快速获利。图表越是往右，客户（处于等级类型下的总部）具有越大的议价能力，因此这些被认为能够对附加值的分配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有关全球价值链类型的详细说明，请参阅附录1.1）。
Gereffi、Humphery和Sturgeon（2005）还通过三个参数来考虑全球价值链结构的动态变化：①交易的复杂性，②交易契约可编码性，以及③供应方的能力（被称为“3C模型”——Complexity，Codifiability，Capabilities）。例如，价值链类型从“市场”型向“关系”型的转变与交易的复杂性相关联，而从“关系”型向“模块”型的转变则是假设交易契约的可编码性提高了；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提升供应方的能力则推动价值链从“垄断”型向“市场”型转变；等等。
通过探索全球价值链配置机制，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驱动型增长，这一分类模式有助于识别促进价值链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政策工具。
图1-4 全球价值链的分类
资料来源：Gereffi et a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