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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研究复杂价值链产品的方法是把它们看作“合同密集型”产品。也就是说他们通常牵涉不同公司之间的大量交易，每个交易都面临着价值链中其他部分合同不能履约的风险。《报告》的第七章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好的制度：例如，产权意识以及法制性更强的国家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为撰写本报告而进行的研究在中国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在中国大多数城市中，那些有着更好的合同执行措施、清关流程更快、金融体系更完善的城市往往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控制腐败、简政放权以及对投入（包括服务）实行零进口关税来改善制度环境并全面降低贸易成本是融入全球价值链非常有效的措施，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自然想知道如何落实。事实证明，一条有效的路径是通过“深层”贸易协定（第八章）。一个深层的贸易协定超越了简单的关税削减，会涉及法律和法规方面的承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多轮协议主要涉及降低进口关税，这对制成品贸易产生的影响最大。事实证明，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达成比降低关税更有效的协议非常困难。除了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外，WTO框架下的新的多边贸易谈判毫无进展。优惠贸易协定（PTAs）的迅速推广，表明它对于加深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式。在优惠贸易协定中，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就在超出世贸组织承诺范围的政策领域达成协议。实际谈判中最重要的领域涉及服务贸易、投资、竞争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
1958～2014年，WTO通告了279个优惠贸易协定。我们根据协议中可强制执行条款的数量和占比对每个优惠贸易协定的“深度”进行了评级。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就是一个深层协定的例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是一个例子。TPP是12个亚太经济体的协定，一直处于谈判中，尚未在上述经济体中获得批准或实施。由于深度一体化往往涉及开放投资、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并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参与深度优惠贸易协定是一种有效提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途径，因为这些协议所涉及的新领域，有助于简化跨越多个边界的复杂生产过程的操作。参与深度的区域贸易协定可以增加各成员国的零部件贸易，而这正是参加全球贸易链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
参与深度的优惠贸易协定、加强制度建设并降低贸易成本或许是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有效途径。我们的研究还表明，除了本国的制度，邻国的制度质量也很重要。在合同密集型部门（如具有复杂价值链的部门），具有“坏邻居”的国家的出口更少，即使是在控制了本国的制度之后依然如此。这一结果意味着，如果一组相邻经济体全都签署了同样的协定，深度的协定将更有效。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几个东盟国家，如新加坡和越南都是成员国，还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如智利、墨西哥、秘鲁也是成员国。如果拉丁美洲、东盟和太平洋的所有国家都加入了，那么好处将更大。然而，在美国大选之后，TPP的命运将会如何尚不明朗。特朗普总统已将美国从TPP中撤出，但其余11个国家正在讨论是否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所需进行的改革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过程。此外，在容易发生市场失灵和公共治理失败的欠发达国家，融资难仍然是个问题。加入全球供应链提高了吸引私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可能仍然需要大量的额外融资，一方面用于改善公共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另一方面用于提高贸易便利化。在这方面，2015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提供了一个新的全球筹资框架，以调动和提供所需的资源、技术和伙伴关系，用于改善出口导向型工业活动所需的诸多结构和体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