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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亚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西亚的先民们就开始了友好的交往。跨越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历史时期，包括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往不仅推动了双方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和谐共进，而且促成了中华文化和西亚文化的交融与繁荣，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的丝绸就已经传播到西亚。至西汉汉武帝时期，《前汉书·张骞传》载“因益发使抵安息（今伊朗）等国”，此为中国与西亚国家友好往来见诸史籍的最早记录。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到达泰西封东南的波斯湾，将丝绸之路延长到西亚至欧洲（罗马）。
陆上丝路贸易中，中国丝绸运抵塞琉西亚和泰西封（今巴格达东南30公里的迈达因）后，一部分经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至安条克（今叙利亚的安提俄克），再从安条克运往意大利等地；另一部分经帕尔米拉运到大马士革，为提尔、西顿（又译赛达）和加沙等城市的纺织业提供原料。叙利亚帕尔米拉是中国与西亚国家商品贸易的交通枢纽，是中国丝绸在西亚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也是运销地中海地区的必经之路。
海上丝路贸易中，中国丝绸从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地南航，穿过马六甲海峡，运抵斯里兰卡，然后由西亚和波斯等地的商人转运至波斯湾和红海。美索不达米亚商品历来经由波斯湾通往印度和中国港口，其中，也门的由达蒙（今亚丁）、俄赛里斯、莫扎（今木哈）都是重要港口。中国商品到达也门后，沿阿拉伯半岛的西海岸北上，再经麦加运至当时的罗马属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或用以满足当地需要。公元5世纪，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港已有中国商船卸运货物。
唐代，中国与西亚的帝国（大食国）直接接壤，双方经济、文化共同繁荣，彼此执行友好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强烈的经贸合作愿望为双方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代和西亚帝国间建立的200多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双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派使节访问唐朝都城长安，建立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并进行国家间的商品贸易，开启了中阿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据新旧《唐书》统计，公元651年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间，阿拉伯帝国派遣使节和商团前往长安进行访问和贸易即达37批次，唐亦遣使回访。唐代时期，中阿商贸线路在前唐有了延展，即横穿中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广州通海夷道”（南海—印度洋航线）的“海上丝绸之路”。中阿贸易跨海越洲，促进彼此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阿拉伯帝国运往中国的主要商品以大宗香料、孟加拉湾犀牛角、象牙（非洲）和珠宝为主，使中国认识欧非等远洋地区，开阔视野。
唐朝尊重西亚外商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广州造怀圣寺、建“蕃塔”、置“蕃学”等，且“蕃坊”允许设置“蕃长”，按伊斯兰教习俗处理日常事务。西亚外商“住唐”生活安定，合法权益得以保障，遂安于“住唐”以经商为业。与此同时，也有唐人迁居西亚帝国的末罗城（巴士拉）和缚达城（巴格达）从事商贸活动。巴士拉和巴格达既有中国的商船来往，必有中国侨民，因为当时按照《广州通海夷道》的航程，往返经年，侨居一时是经常之事。唐人去往西亚，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原住中亚的中国人因大食帝国的征伐战争而流落彼处；其二，赴大食帝国从事贸易活动。
唐朝政府在葱岭以西建置了安西都护府，许多唐人移居中亚。公元8世纪中叶，大食向中亚扩张，许多中国人流落到大食境内，其中主要有“绫绢机杼、金银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织络者河东人乐擐、吕礼”等人。流落的唐人向西亚人传授了绫绢机杼、织络工艺等中国的生产技艺，颇受西亚人的欢迎。中国的造纸术传到西亚，对西亚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因而在公元8世纪中末叶，西亚的巴格达出现了造纸工场。
宋代，中国与西亚阿巴斯王朝维持并发展中阿双边贸易及文化交流。宋朝重视对阿贸易，采取一系列鼓励措施吸引大批西亚外商来华。据《宋史》载，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到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阿拉伯帝国或地方政权，如层擅、俞卢和地、勿巡（今阿曼苏哈尔），派遣使节来宋朝达49次。同期，中国商船也经常行至幼发拉底河河口、亚丁及索马里等地开展贸易，商品涉及瓷器、丝绸、金银铜币、铁、刀剑、鲛革及天鹅绒纺织品等。西亚商船多从亚丁或阿曼苏哈尔起航至广州，运来乳香、龙涎香、龙脑、蔷薇水、象牙、犀角、玻璃器皿、珍珠玛瑙等商品。据神宗熙宁十年（1077）外贸统计，广州一处所收乳香就有34万多斤。与唐代相比，宋代对西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不仅进出口额上升，而且商品结构也有较大差异。唐代多为大宗出口丝绸制品，宋代瓷器出口量已超过丝绸，宋代缗钱也在西亚定居地广为流通。对西亚国家的使节，宋朝政府待以客礼，以等于或优于“贡物”价值的贵重物品回赠；对互市有功的大食商人，宋朝政府则授予官爵，以资鼓励。
宋朝中国与西亚贸易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宋代国势不及唐代，辽国切断了宋朝与河西走廊的通道，陆上丝绸之路复闭。宋朝与西亚国家的贸易全赖海道，因此，宋代中国-西亚的海上贸易较唐代更为发达。其二，宋代中国与西亚地区贸易的港口有广州、泉州等。北宋时广州是中阿贸易的主要港口，但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地位上升，成为第一贸易港。其三，西亚商人因贸易有功而授职受勋者增多。大食商人蒲罗辛进口乳香30万缗，授职为补承信郎，以资荣耀；巨商蒲寿庚当了“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成为华籍阿人的中国对外贸易重要官员。其四，宋代国势弱，尤其是南宋偏安时期，朝廷支出仰赖外贸收入甚重，宋代与西亚国家的贸易较唐代更为发达，进出口总额、商品结构皆有所增加。宋代与西亚国家的贸易平衡不仅靠丝绸和陶瓷出口，且宋代的缗钱也为许多西亚商人所接受，流入海外。
元代东西陆海交通臻于极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从中国直到西亚，商使往来不绝。西亚外商聚集和林、大都，西亚商船穿梭来往泉州、广州。西亚外商有不少富商巨贾活跃于中国各大城市。西亚外商及迂回的西亚居民已在中国定居安家，成为后来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
元世祖以“宣慰海外、通商互市”为外交核心，承袭宋代对外贸易政策，在泉州、广州、杭州、上海、澉浦（浙江属地）、温州、庆元（今宁波）设置市舶司，并规定相关通商法规。元世祖重用南宋掌管市舶司达30年的西亚商人蒲寿庚，以利用其在海外商人中的影响，发展对西亚地区的经贸往来。此外，元蒙帝国的大一统使连接西亚的陆上丝路贸易畅通无阻，中国-西亚商贸往来空前鼎盛。
明代，中国西亚海陆交往频繁。但明末至清代，因闭关锁国政策，中国西亚海上丝路贸易基本陷入停滞，只有零星的民间贸易还在持续来往。
明代初期，中国和西亚之间的海陆交往都很频繁。西亚向明朝派遣使节多达40余次，包括麦加、麦地那和亚丁等西亚地区。
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了中国与西亚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海外贸易，而且促进了中国与西亚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郑和七次下西洋，经过3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西亚地区有祖法尔（今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蓦底纳（今麦地那）。西亚国家的礼品包括玉石、骆驼、毛织品、珊瑚、鱼牙刀和西亚名马。中国回赠的礼物，有蟒龙金织衣、麝香及金银器等。
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穆斯林对推动中国-西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费信编写的《星槎胜览》将郑和下西洋中所遇山关、人物、物候、风俗及光怪奇诡之事记录下来，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蒲日和随郑和参加了永乐十五年的第五次出访，先后访问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的国家、地区，行前在泉州灵山圣墓前为郑和记立碑文，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及中国-西亚国家交往历史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郑和船队停航以后，明代开始采取“海禁”政策，中国对西亚的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公元16世纪，葡萄牙在印度洋上洗劫西亚商船，占领红海入口索科特拉岛和波斯湾入口的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西亚和中国的海上贸易通道从此中断。
16世纪以后，中国与西亚国家来往明显减少，主要原因：一是明末至清，中国政府一直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既不与外建立官方外交，也不允许民间同外贸易；二是欧洲国家开始海外殖民扩张，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控制连通中国-西亚国家经贸往来的印度洋航线，同时采取海盗行径，破坏中国-西亚国家的贸易商船，严重阻碍了中国与西亚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三是欧洲列强开辟绕过非洲直达亚洲的新航路，使欧亚贸易不需经过西亚地区，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中国与西亚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部分西亚国家沦为西方殖民地，中国也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与西亚国家都在沉重的内外忧患中，丧失了独立对外交往的能力。清王朝在公元1911年被推翻，西亚国家中的奥斯曼帝国也于公元1919年彻底崩溃。此后，中国和西亚国家都在奋力抗争，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至20世纪后半期，中国和西亚国家才能够真正独立自主地开展双边交往，双边经贸关系开始缓慢发展。
1949年以来，中国与西亚国家独立自主重新展开相互交往；受各种因素影响，双方外交关系发展曲折，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在西亚的政治影响增强，中国与西亚的经贸文化迅猛发展，进入全新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双边经贸增速超越历史，中国与西亚主要国家间的贸易额成倍增加，彼此已经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对象，双方经济发展需要相互支持、互补优势，发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双边贸易、投资合作等上了新台阶，具体可以分为以下5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国采取“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及西亚国家基本上受控于西方阵营，中国与西亚国家的外交关系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双方互不承认国家政权，经贸关系基本中断，西亚多国不承认新中国。受阿富汗与苏联友好的影响，中国与阿富汗于1955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该阶段中国西亚外交取得的主要成就。
1955年万隆会议后，随着对西亚地区形势了解的深入，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对西亚地区的政策，决定在阿以冲突中选择支持阿方，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迎来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建交的第一次高潮。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同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建立联系；1959年，也门、伊拉克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西亚国家如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朗与伊拉克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保持了中立。中国与亲西方的土耳其、伊朗、沙特、约旦、黎巴嫩等国家的关系依旧处于冷冻状态。对此，西方学者指出，“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西亚地区外交主要是对该地区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支持”，“中国与西亚的关系植根于冷战时期对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支持”。
由于受中国外交强调世界革命以及具体的外交政策脱离实际的影响，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出现曲折动荡乃至停滞不前。整个十年间，只有新独立的民主也门（南也门）于1968年2月与中国建交。从广义的西亚国家的角度看，这个时期没有一个西亚国家与中国建交；另外两个取得独立的西亚国家塞浦路斯（1960年）和科威特（1961年）都没有与中国建交。在已建交的国家中，中国与也门、伊拉克等国家的关系都因出现矛盾摩擦而发生起伏波动，直至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西亚国家，提出中国处理同西亚各国关系的五项原则，情况才有所好转。中国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重点支持南也门以及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1966～1967年，在“文革”的冲击下，中国陆续召回驻西亚各国的使节，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严重受挫。
中国调整外交政策，1970年中国驻西亚各国的大使复任后，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得以改善。1971年3月，中国和科威特实现建交。1971年10月，中国在第26届联大合法席位的恢复，既得益于西亚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的发展，黎巴嫩、约旦、阿曼3个西亚国家先后与中国建交。20世纪70年代，反对苏联的霸权扩张构成了中国西亚政策的重点，中国与亲西方的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塞浦路斯先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出现了积极迹象，以色列在联大主动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对以色列批评的调子已较过去有所缓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客观认识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冲破过去以意识形态，以美、苏阵营画线的传统外交理念的束缚，扩展了外交空间。在20世纪80～90年代初，中国先后和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沙特阿拉伯等5个西亚国家建交。至1990年，中国与阿盟22个国家全部建立了外交关系。1993年阿盟在华设立代表处，1999年，中国外交部与阿盟秘书处签署政治磋商谅解备忘录，2005年中国驻埃及大使兼任驻阿盟全权代表。中国还逐渐改善了与以色列的关系，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终于正式建交，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与西亚国家的全面建交。至此，“中国的中东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与美国的盟友（如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美国竞争国家（伊朗、伊拉克）均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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