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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正在进行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积极调整发展战略，以TPP为代表的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对接世界、融入全球、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需求持续增加。“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重要支撑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建设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和推进的。
2002年国际主流媒体上频繁出现“新常态”一词，2008年全球经济出现深度调整，2010年第40届达沃斯论坛上，以美国前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为代表的许多人把这种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Secular Stagnation）称为全球经济“新常态”，后来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概念。与国际上近年常用的新常态（New Normal）相比，中国领导人用“新常态”来概括我国当前经济的新阶段，内涵丰富，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
“新常态”（New Normal）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出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是：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转换、产业结构调整、效率驱动的金融市场化、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国际贸易结构变化等。经济新常态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由地方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引发的金融风险、行业垄断、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成本增加、宏观市场供求失衡。应对经济新常态，“战略上要用平常心面对”，战术上以改革为中心，改革政府效率，提高市场的主体作用，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内陆开放，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推进金融创新，持续实施精准的宏观政策；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事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事关贯通“五大发展理念”。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其一，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保持在6%～8%的区间运行。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前35年年均增长9.8%的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年均增长速度大约回落2～3个百分点。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仍处于领跑状态。其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追求短期、数量的粗放型模式逐步转变。吃资源饭、环境饭、子孙饭的旧发展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以转型升级、生产率提高、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被迫展开，告别漠视资源短缺、竭泽而渔、破坏性开采的粗放型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污染性发展，透支人口红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不均衡性发展，正在逐步转入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逐步转向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开拓创新。其三，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46.1%。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内需与外需结构发生变化，内需占比增加。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表征，新常态下挑战与机遇兼具，应对新常态，2016年中国政府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实现了连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被西方媒体冠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长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得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异常突出，低端产能过剩、区域与城乡差距拉大、产业升级缓慢、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压力逼近临界阈值等。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因缺乏相应体制、机制配套，出现环境严重退化和资源消耗增加。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推动的粗放型发展支撑。企业片面追求高速增长，高强度投入、粗放式生产的经营模式，使得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从投入产出技术角度来讲，高能耗与高排放相伴而生，加之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目前部分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已临近阈值。环境问题不仅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给人们追求健康和福祉带来很高的成本。如果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持续下去，那么增长的收益就根本无法弥补社会福利的损失。
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实质上是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合理导致的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中国的投资目前占GDP的比重高达45%以上，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接近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过去10年中达到80%。然而，我国的大量投资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劳动比随着投资越来越高，持续的资本积累对经济的贡献率却越来越低。同时，国内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严重不足。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居民改善消费品质的空间有了很大提升，对产品品牌、安全、高质的要求不断强化。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逐渐提高，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然而，我国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却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高端消费需求和标准，造成了大量内需外流。我国的经济增长多是依靠粗放的“血拼式”投资拉动，过分重视数量而忽视了质量，造成了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与高端质量供给不足并存的失衡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三高”（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两低”（低质量、低效益）、“一依赖”（能源与矿产资源依赖于国外）。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恶化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12%。出口方面，中国的出口产品多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型产品。虽然我国自然资源储量丰富，但是人均占有量很低，在整个世界的排名处于下游。我国煤炭的人均可开采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3%，石油为15%，天然气为10%。加上一直以来的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的资源对外依赖度大，而且依存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迅速上升。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占消耗的比率为50%以上，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据会上升到60%，中国石油进口第一大国。这一系列数据表明，目前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极为不利的，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和长期繁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其主要内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称“三去一降一补”）。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发展壮大新动能”和“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列为供给侧改革任务前两位，加快制造业升级，培育经济新动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一带一路”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开放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有益举措之一。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尽管“现代化”已被多次提出，但“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概念是首次提到。201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布局的内在要求，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途径，也是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能和全面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意义深远而重大。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要破解这一矛盾，就必须更高水平发展生产力、更大力度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积极推进现代化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最主要的原因。
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是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必然是协调发展的经济，必然是创新驱动的经济，必然是开放的经济。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内容和主要举措之一。推进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即是最好的发展开放性经济的决策之一，能够助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