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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形势变化的务实举措，是积极应对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以及能源安全的“马六甲之困”的建设性措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行了深度的调整。美国经济增长强劲，欧盟、日本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的传统发展模式的绩效正在递减。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传统世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此外，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互联网应用）加速了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分化，重视并很好抓住互联网技术的经济体普遍获得了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得益于用户数量的规模效应和中国政府的重视，中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获得了巨大的技术福利和相对的竞争优势。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12年奥巴马第二任，响应和推动了很多新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使得传统的世界贸易构架——WTO的唯一性冲淡，随之而来的是国际贸易“铁三角”，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lurilateral Service Agreement，PSA）。国际贸易“铁三角”的共同特点是零关税、企业主导谈判、就业环保约束、不欢迎计划经济体加入，具体如下。
1.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主管东半球，2002年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成功结束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并于2016年2月4日正式签署。2016年，日本通过TPP协议。TPP涵盖关税、投资、竞争政策、技术贸易壁垒、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以及绿色增长和劳工保护等多领域，其协议内容和标准均显著超过现有FTA水平。2017年11月9日，TPP的11个参加国在越南达成框架性协议，并将TPP的名字改为“全面且先进的TPP”（CPTT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尽管最后时刻传出加拿大代表拒绝承认此原则性协议的消息，但越南和日本最终仍宣布TPP框架协议达成——这也标志着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TPP协议已经接近于完成。CPTPP占世界GDP的份额从40%骤减到15%，但仍是一个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高的协定。日本共同社表示，日本主导了这次大型贸易谈判，明确了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抗的姿态。尽管特朗普上台后暂时退出了TPP，但是刚刚闭幕的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又表示，如果部分条款修改，不排除美国加入TPP。
2.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即美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又称“经济北约”，指美国和欧盟双方通过削减关税、消除双方贸易壁垒等来发展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贸易协议。2013年启动，已经过五轮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TTIP议题涉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业、海关和贸易便利化等，一旦实现，会建起世界最大的自贸区，涵盖全球经济总量1/2和全球贸易额1/3，每年将分别为欧盟和美国经济创造1190亿欧元和950亿欧元产值，同时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
3.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lurilateral Service Agreement，PSA），指由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提议组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盟连手、全球第三大经济国（日本）参与制定的全球首个“服务业游戏规则”。2013年，美日欧等21国组成“真正之友”（Really Good Friends，RGF），共同推动PSA谈判，希望加速21世纪的全球服务业市场深入自由化脚步。PSA的目标是“在符合《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的基础上谈判达成更高水平的协议，覆盖服务贸易的所有领域和模式，并在成员之间形成新的更好的规则”。
上述三类新全球贸易规则标准高、覆盖国家和范围广阔，涉及国家政治制度，利用一国政治环境、市场竞争原则、产业扶持政策、环境影响、用工规制、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流动自由等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将WTO规则完全架空。另外，特朗普上台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战略，2018年7月6日，伴随着美国政府对进口自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同时，2018年7月，日欧、美欧自由贸易区落成，美日欧自贸区占世界GDP的55%（2017年），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版图。中国国际贸易竞争面临新挑战。
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智慧城市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一方面，在金融、商贸、制造、教育、医疗等更多领域普及应用和融合发展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传统产业将全面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加快重组的同时，依托信息化、全球化、智能化、分散化、个性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传统的生产集中、程序严格的标准化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全球产业分工方式面临变革。另一方面，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代表的新标准投资贸易协定，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全面扩大市场准入，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企业主体、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范围，不仅为国际经贸规则标准提高设立了新标杆，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门槛，而且会逐步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十分不利于其他经济体产生贸易投资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积极应对，将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和分工中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
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确认美国是超级大国，但特朗普上台以来，提出的“美国优先”系列政策，如歧视性的移民政策、退出《巴黎协定》、暂停实施TPP、贸易保护、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等政策，使得美国的传统优势和传统大国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尤其是在欧洲盟友中的地位有所下降，美国领导世界的绝对权威受到影响。同时，俄罗斯受奥巴马能源战略的打击，以能源财政和能源GDP为支撑的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外加卢布贬值和物价暴涨，民生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严重削弱了俄罗斯曾有的大国地位。这为新兴国家，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一个广泛共识性的平台和机制，无疑，“一带一路”是一个较优选择。
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范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却愈趋集中。据海关统计，2003～2013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从9100万吨逐年增加，到2009年突破两亿吨大关，2013年达到2.82亿吨。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8%。
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中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一个能源大通道，能够实现中国能源多元化的进口通道。
基于以上所述的国际背景，中国要积极调整国家战略和发展方向，有效应对地缘政治等非经济类因素。而伴随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周边的东盟、中亚、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须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便是较优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