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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亚国家“向东看”、中国“向西看”、“一带一路”倡议等思想交汇，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博览会等一系列平台相继铺开，中海自贸区谈判加快推进，中阿经贸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西亚关系得以稳步推进和深入发展。
近年来，中国与西亚国家的政治交往甚密，双方高层互访、会谈等次数较多，签署了涉及政治、经济、能源、金融、旅游、教育等众多协定和声明，具体情况如表2-1所示。
表2-1 21世纪中国与西亚国家政治往来的重要事件
续表1
续表2
目前，中国与西亚交往平台主要有：中阿合作论坛、中阿博览会、中海自贸区谈判
、“一带一路”倡议等。
2004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埃及访问时正式提出成立“中阿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于2004年1月成立，同年9月，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开罗举行。十多年来已建立起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多项合作机制，成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展集体对话与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其中涉及的西亚国家包括约旦、阿联酋、巴林、沙特、伊拉克、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也门、叙利亚等。作为国家间的高端对话平台，中阿合作论坛对推动中国和西亚国家的关系，以及推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对话基础。历届中阿合作论坛的发展情况和主要成果如表2-2所示。
表2-2 历届中阿合作论坛主要情况
续表
中阿合作论坛的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高官会、战略政治对话机制及其他各领域现有合作机制和日常联络机制。
部长级会议由各国外长和阿盟秘书长组成，每两年在中国或阿拉伯国家轮流举行一次部长级例会，必要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加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联合国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回顾论坛行动计划执行情况；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事务。高官会每年召开例会，由中阿双方轮流承办，必要时经双方同意也可随时开会。负责筹备部长级会议，落实部长级会议的决议和决定，并举行中阿集体政治磋商。其他合作机制：包括中阿企业家大会、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和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互办文化节等机制。日常联络机制：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为中方联络组，阿拉伯驻华使节委员会和阿盟驻华代表处为阿方联络方，负责双方的联络并落实部长会和高官会的决议和决定。论坛中方事务秘书处设在中国外交部西亚北非司。
中阿合作论坛设立以来，中阿高层交往日益频繁，战略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合作日益密切，社会发展领域合作不断扩展，和平与安全合作日益深化，人文交流多元多彩，民间交流日渐活跃，论坛框架下各项机制性活动有序开展，形成了常态化的中阿互动局面。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贸促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会展活动，是推进中阿务实合作、丰富中阿关系战略内涵的重要平台。其前身是中国（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简称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自2010年起已成功举办三届中阿经贸论坛，2013年升格为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2015年起每两年一届。
2013中阿博览会于2013年9月15～19日在宁夏银川举办，主题为“中阿携手，面向全球”，注重推动中阿间的经贸务实合作。博览会期间，国家有关部委围绕贸易、文教、旅游、出版、广播电视等领域，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多项中阿合作。签约项目中，合同项目54个，总投资1058.83亿元；协议项目95个，总投资730.18亿元；框架协议、涉外合作合同、合作备忘录及意向性项目8个，涉及销售合作金额600亿元，涉外合作合同金额210亿元；友好城市协议1个，各论坛、推介会洽谈签约项目60个，签约金额935.53亿元。博览会取得的成果显著。
2015中阿博览会于2015年9月10～13日在宁夏银川举办，以“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为主题，推动互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博览会期间，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毛里塔尼亚海洋经济综合产业园等项目签约，实现了中阿共建产业园区“零”的突破。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卫计委、中国贸促会等国家部委支持下，中阿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商事调解中心、中阿联合商会联络办公室、中阿农业技术转移中心、中阿医疗健康合作发展联盟等一批中阿多双边合作机构落地宁夏。此次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采用了展览展示和会议活动两种表现形式，以建设中阿网上丝绸之路为突破口，促进中阿政府、企业、民间三个层面的互动交流，搭建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技术合作、投资金融、文教旅游五大合作平台，提升中阿务实合作水平。博览会期间签约了合同项目38个，投资金额269.9亿元；协议项目171个，投资金额1442.1亿元；合作备忘录6个；友好城市协议2个。国（境）外项目86个，投资金额1065.06亿元。签约项目中，“走出去”项目16个，投资金额766.4亿元；“引进来”项目106个，投资金额944.49亿元；援助项目1个；备忘录、框架协议等非投资类项目40个，投资金额1.11亿元。
2017中阿博览会以“传承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务实、创新、联动、共赢”为主题，举办了开幕大会、主宾国系列活动、主题省系列活动、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企业家大会暨2017中阿工商峰会、中阿农业合作论坛暨现代农业展、中阿国际物流合作洽谈会、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暨高新技术与装备展、中阿高铁分会、网上丝绸之路大会暨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展、中阿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基础设施及产能合作展、中阿旅行商大会等13项会议论坛和10项展览展示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出席开幕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阿富汗第一副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汗、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第一副议长穆罕默德·哈尔希、埃及贸工部部长塔里克·卡比勒、阿拉伯国家联盟助理秘书长卡马勒·巴比克出席开幕大会并分别致辞。78位中外部长级嘉宾，29位外国驻华使节，60个国家，117家中外大型商协会，1232家大型企业代表，共计9797名国内外嘉宾参会参展。此届博览会共签约项目253个，金额1860.5亿元人民币，在推动与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了重要平台作用，取得了务实合作成果。
中海自贸区谈判涉及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能源、金融、服务业、邮电通信等诸多领域的协商，对双方具有重要意义，一旦达成，双方的贸易投资都会走上新台阶。自从2004年7月，中海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以来，双方已经在原产地规则、经济技术合作和服务贸易等多个内容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在开放石化产品市场等方面进展十分艰难，加上政治因素的干扰，导致2009年6月第五次谈判以后陷入停滞。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日趋紧密，在各自领导人的直接关心下，谈判终于在2016年2月重启，再次回归快速轨道。中海自贸区的谈判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具体包括如下几个阶段。
①准备阶段
2004年7月，由海合会成员国财政大臣等组成的代表团对北京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此期间，中海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协议旨在推动双方相互之间的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促进双边贸易活动，通过各种有效措施促进中海双方的相互投资。为尽快实现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便利化，双方对外正式宣布开启中海自贸区谈判。
②起步阶段
中海自由贸易区第一轮谈判于2005年4月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时任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易小准率中国代表团与海合会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双方对建立中海自贸区所需要的工作大纲达成一致，同时对未来谈判中包含的主要议题（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初步交流了想法。首轮谈判进展较为顺利，是成功的良好开端，双方将全力以赴尽快签署建立中海自由贸易区的协定。相信中海自贸区成功建立以后，将进一步刺激贸易发展，促进双方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第二轮谈判于2005年6月在北京举行，由魏建国（中国代表团）和己扎伊（海合会代表团）参与了此轮谈判，中方成员来自外交部等多个职能部门。双方代表团就中海自贸区未来将涉及的市场准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并在关税减让模式方面达成了共识。中国和海合会还共同签署《经济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两份重要协议，同时和除沙特外其他5个成员国分别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第三轮谈判于2006年1月在北京举行，易小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与了新一轮谈判，代表团成员分别来自外交部等多个职能部门。在这一轮谈判中，中海双方一共成立了4个工作小组，分别就海关核查程序及具体的协定文本等方面展开深入磋商，并在多项重要条款上取得明显的突破，进展较为顺利。第四轮谈判于2006年7月在嘉兴举行，易小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与了此轮谈判，代表团成员分别来自外交部等多个职能部门。在会议期间，双方就中海自贸区建设中未来将涉及的货物贸易市场准入和协定文本等方面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协商，进一步缩小了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同时两个代表团第一次就服务贸易要价交流了想法。
③困难阶段
在中海双方顺利开展四轮磋商后，双方继续深入开展对话探讨相关议题，其中谈判技术组多次就货物贸易中存在的分歧进行互动沟通与交流，但是总体上谈判进入困难时期。一直到2009年6月，中海双方第五轮磋商才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重新启动。中国与海合会代表团就货物贸易方面的重大议题、各自服务贸易方面的出价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在原产地规则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磋商和互动。但是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双方在部分海合会石化类产品关税减免问题上分歧严重，未能达成共识。
④停滞阶段
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不久，海合会单方面宣布搁置所有与17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自由贸易谈判。同时，海合会成立内部谈判评估团队，与专业经济评估机构一起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成效进行全面分析与反思。海合会负责人解释中止谈判的原因包括：一方面是正在进行的自贸区谈判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海合会未能做好充分准备，难以深入研讨下去；另一方面，在已经建成的自贸区内，由于管理机制存在不足导致实际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海合会需要重新审视协议内容，并着手应对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中海自贸区的谈判进入无限期停摆。中海自贸区未能取得最终突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石化产品的关税问题悬而未决。海合会设想在正式签订中海自贸区协议以后，立即取消双方所有产品的进口关税，而中国则从产业安全角度出发希望对海合会出口中国的石化产品预设保护性关税，这直接导致谈判陷入僵局。
⑤重启酝酿阶段
随着中国海合会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2009年2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中东打破谈判僵局，双方决定尽快重启中海FTA谈判。在2011年5月举行的中海战略对话上，中国与海合会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制定更加具体的行动计划，提高自贸协定谈判力度，争取尽早达成协议。2013年习近平在会见沙特、阿曼等国高层领导人时多次谈及中海自贸区，希望尽早重启谈判，达成一份双赢协定。
2014年1月，中海在第六次战略对话后表示，中海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比较强，通过中海自贸区的建设将给彼此带来共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推动谈判重回正轨。同年3月，海合会在利雅得举行的第130届外长会议上，各个成员国代表都表态全力支持重启自贸区谈判，提高海合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为各个成员国人民创造更多利益。同时，在海合会外长理事会发表的2013年《对外自贸区谈判评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海合会的自贸区优先谈判对象。随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来访的沙特萨勒曼王储时，表达了重新开始中海自贸区谈判的愿望，共同致力于达成一份互利共赢的高水平协定，促进中海经贸领域合作更进一步，萨勒曼给予积极响应，自贸区谈判在经历多年波折以后重现曙光。2015年3月，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访问沙特阿拉伯，同时与沙特财政大臣阿萨夫一起主持了中国沙特阿拉伯第五届经贸联委会。与会期间，双方专门就中海自贸区重启事宜进行了协调与沟通，共同寻找机会推动自贸区下一阶段谈判。
2016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并欢迎重启中海自贸区谈判，并对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感到高兴，同意尽早建成中海自贸区。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处共同宣布，双方已经正式恢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原则上结束货物贸易谈判，后续将加快谈判节奏，尽早达成一份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
⑥冲刺阶段
2016年2月，为继续加快进程，第六轮磋商在利雅得顺利举行。在停滞多年后，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海合会自贸区谈判总协调人巴兹分别率领中国与海合会双方代表团参加了此轮谈判，节奏明显加快。在总共为期4天的这一轮谈判中，双方对于中海自由贸易协议中的货物贸易遗留问题等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第六轮也是中海自贸区遭遇阻力，中断6年以后重新开始的新一轮谈判。此轮谈判顺利举行的前提是2016年1月习主席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由双方共同发布的《关于中海自贸区谈判的联合声明》作为依据。2016年5月，第七轮磋商就在广州再次进行。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海合会自贸区谈判总协调人巴兹分别率领中国与海合会代表团参加了此轮谈判，谈判全面进入冲刺阶段。这一轮谈判也是中国和海合会对外联合宣布恢复自贸协定磋商后的第二轮谈判。在总共为期3天的谈判中，中国与海合会双方继续就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遗留问题等具体条款内容展开充分的沟通与交流，谈判达到了预期效果，进展较为顺利。
2016年10月25日，经过双方代表团与各自相关职能部门的积极沟通以后，中海自贸区第八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海合会自贸协定谈判总协调人巴兹分别率领中国与海合会双方代表团参加了此轮谈判，双方对尽早结束谈判的意愿都十分强烈。在总共为期3天的这一轮谈判中，中海双方对服务贸易和电子商务等具体条款内容进行了深入沟通和磋商，谈判进展较为顺利，再次向前迈出一大步。同年12月19～21日，与上一轮谈判仅仅间隔两个月时间，第九轮谈判在利雅得再次进行。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海合会自贸谈判总协调人巴兹分别率领中国与海合会双方代表团参加了此轮谈判，可看到双方对于谈判的推进力度正在持续加大。在总共3天的时间内，中国与海合会就服务贸易和电子商务等具体条款内容进行了深入沟通和磋商，谈判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中海双方已经就经济技术合作等多项协议文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截止到此轮谈判结束，中国和海合会已经在自由贸易协议总共15个谈判议题中，就其中的9个议题顺利达成共识。同时，在另外3个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法律条款、电子商务等文本条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分歧已经越来越小，有望短期内结束磋商。此外，在备受关注的货物、服务等协议内容方面的沟通也在稳步推进，进展较为顺利。两个代表团已经确定在2017年3月底之前尽快开展第十轮磋商。
中国-西亚友好往来，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形成了根植传统、利益相关、官方交往带动民间商贸，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及平等交往无侵占掠夺等特征。
延续两千多年，中国-西亚通过“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以来，中国和西亚人民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始终相互支持，犹如亲密战友；在维护主权和谋求经济发展中，相互同情、相互支援，胜似兄弟；在国际事务中密切配合，建立了真诚友好的合作关系，宛若朋友。进入21世纪，中国始终把发展与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关系作为自己外交的优先方向和重点，阿拉伯国家也视中国为其可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历史上中国-西亚交往，大多是以官方交往为主，民间交往规模甚小。中国与西亚国家双方政府间的外交关系频繁，主要采取“互赠互送，将政治与经济合二为一”的贸易形式。商贸商品虽献呈于宫廷，但回赐往往丰厚，“优给其值”。在宋代，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较之唐代更趋繁荣。西亚国家（主要是阿拉伯帝国）不断派遣使节来宋，一些舶主、地方首领纷纷与宋朝修好。公元968～1168年，西亚阿拉伯帝国遣使49次。明朝继续推行“经济服从政治、外贸服从外交”的传统贸易政策。派郑和船队到达西亚诸国后，先示政治通好之意，后开展贸易。郑和船队代表明朝官方贸易，其贸易对象不仅限于朝廷，也包括民间。但为尊重西亚各国政府，船队程序上先进行官方易货，常以互赠方式进行，而后与民间互市。郑和船队出口的中国货物主要是瓷器和丝绸类商品，其中瓷器的出口以青花瓷为主。天方（今麦加）也曾派遣使者随郑和船队来华，并受到明朝盛情款待。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威望，加强了与西亚国家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往来。
西亚国家中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同时大部分是阿拉伯国家）。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西亚地区生产工艺，如建筑、服饰、绘画等，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穆斯林聚居区和教众。中国各地所建清真寺或多或少地带有西亚的建筑风格和元素。中阿物质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且伴随彼此贸易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深入，如阿拉伯医药学的传入对中医产生深远影响。另外，宋朝皇室宴会常需制作大量的阿拉伯香剂食品，而且陈列阿拉伯香药蔚然成风。阿拉伯制糖技术也提升了中国的原有工艺。
中国对西亚国家出口商品中，丝绸、陶瓷备受西亚人民青睐，1000多年来，中国对阿出口的商品呈现出丝瓷并重的局面。西亚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和珠宝。双方通过易货贸易，均达到了“互通有无，促进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目的。阿拉伯商人擅长经营香料、药材和珠宝。香料受到中国历朝宫廷、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喜欢，不仅用于庆典，就连日常生活也离不开香料及其制品。在唐代，阿拉伯商人带来的香料和珠宝种类异常繁多，如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芸辉、沉檀、沉香、龙脑、郁金香等都在此时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五代时，又增加了蔷薇水、苏合油、丁香、蕃陆、黄紫檀、降真等，这些都是西亚地区的名产。
宋代时，阿拉伯商人新增的品种有乳香、龙涎香、苏合香油、金香木、没药、金颜香、安息香、肉豆蔻、檀香等，多达50余种，此外还大量出售药材、犀角、象牙、珍珠、珊瑚、玻璃、琉璃等商品，因这些商品主要来自海上，故称海路为“香料之路”。此外，中国-西亚国家还从对方引进了各自所需的植物、矿物和药物。西亚商人引进了桃、杏、肉桂、姜、“中国玫瑰”、治头痛的药物“沙赫·锡尼”、“中国土”（即烧制瓷器的高岭土，可作药用）、“中国根”（土茯苓）等。中国则引进了枣椰树、刺桐（又名油橄榄）、茉莉等多种植物。这些植物大多见于唐宋时期的史籍、诗文中，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于公元762年所写的《海棕行》一诗，也记述了他在四川绵阳涪江畔看到枣椰树的情形，表明这种富有西亚特征的树木在唐朝中期就已移入中国。
唐代设置市舶制度，即专管外贸事务的职能机构，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市舶司最早设立于广州，后又推广至扬州、泉州、明州等地，其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物”。此外相当数量的，来自西亚国家的阿拉伯外商留居中国，成为“蕃客”，逐渐形成了特定的聚集区——蕃坊。为尊重穆斯林习惯，朝廷任命外商为蕃长，管理蕃坊辖区，宣传对阿贸易意愿，招徕其国人通商互市。
由于中国与西亚国家（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在宗教、文化和习惯上存在差异，历代朝廷还在蕃坊内推行惠及伊斯兰信众的特殊民族政策，如允许建立礼拜寺（怀圣寺、泉州清真寺），尊重禁食猪肉。而且，宋朝侨居蕃坊的西亚国家富商巨贾修建宏宅豪屋、穿戴精美服饰、配置王侯车马等，虽逾越品秩，但朝廷均不多加干涉。此外，各朝代还制定了保护西亚国家外商合法权益的相关规定，允许其自由处理合法所得，或由其子嗣合法继承等。
两千多年的中国-西亚交往，双方互通有无，公平贸易，和平相处。即使在各自鼎盛时期，也未发生侵害和掠夺。例如，郑和下西洋就是中国与西亚国家交往的和平之旅。郑和下西洋恢复和建立了明朝与西亚国家的外交关系，宣扬大明国威。以通商贸易为目的，先后出使七次，200余艘船舶远航至印度半岛、佐法尔、亚丁、麦加、索马里等地。对加深中国人民与西亚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未对所到区域进行殖民侵略。因中国对西亚国家一直实行和平友好政策，使其纷纷来华回访示好。中国使节所到之处，均受到阿拉伯人民的隆重欢迎，西亚国家使节（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在华也是礼遇有加。在唐代，阿拉伯外商因香料贸易而积累大量闲资。同时，泉州、扬州等地工商业、运输业和外贸日趋发达，使市场上流通着大量货币。在华传统商业资本亟待集中蓄积，进行生产性再投资。于是，产生了一种由阿拉伯中间商人经营的、资本雄厚且能从事大宗贸易的金融组织，称为“邸店”。广州、扬州阿拉伯外商积累的大量钱财，还捐助于中国国库，帮助解决财政困难。唐朝曾多次征用“邸店”资金，“安史之乱”时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