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就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人类思维方式始终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但是，人类社会每一历史形态的思维方式却是不一样的，其规律一般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渐进过程，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
所以，每一历史形态的思维方式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都是程度不一的。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原始社会的思维方式处于最低层次的发展阶段，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显得过于神秘。然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神秘性视野下的原始人思维方式却凸显出了某种神圣力量，它建构了一种集体表象世界，仍然以统一意向性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关于原始人的集体表象问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以下简称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具有详细的阐述。从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对中国原始社会思维方式之集体表象世界研究的启示意义。
何谓集体表象？一般而言，谈到表象都会直觉地指称人类所理解和认识的客体现象，在这个主客互动的过程中渗透着认知性因素，它是一个智力活动的产物。“通常，根本不排斥这种情况：在实际的智力活动中，每个表象都或多或少涉及个人的爱好，都力求引起或阻止某种运动……表象主要是智力方面的或者认识方面的现象。”
按照现代社会思维方式的特点，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回到原始社会，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也是布留尔所要澄清的地方。布留尔认为，绝不可以以现代人的智力型思维方式去理解原始表象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原始人智力活动的可分析性因素实在太少了，他们认识周围的事物大都基于某种情感的依赖。所以，对于原始人的表象而言，“要独立地观察客体的映像或心像而不依赖于引起它们或由它们所引起的情感、情绪、热情，是不可能的……我们本来认为是‘表象’的东西，还掺和着其他情感或运动性质的因素，被这些因素涂染和浸润，因而要求对被表象的客体持另一种态度”
。因此，原始人的表象事实上是一种非理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映像，而原始人的集体表象正是在某些能够对其情感产生深刻印象的过程中获得的。布留尔因而给集体表象作了初步界定：“所谓集体表象，如果从大体上下定义，不深入其细节问题，则可根据所有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各特征来加以识别：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的情况，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
对此，布留尔仍然强调集体表象的情感性或非理性，但是我们似乎还是难以理解所谓的集体表象问题。如果按照迪尔凯姆的说法也许能够较好地理解，他将集体表象界定为“形成社会生活网络的表现产生于由此结合起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存在于个体和总体社会之间的中间群体的关系”
。换言之，集体表象实质上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关系和信仰，每个人之外始终存在着一个伦理实体，人们应当将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服从于、适应于这个集体表象之和。该界定凸显了集体表象的现代性意义，其在解释现代社会理论和解决社会中的某些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其并没有深入原始人的具体语境中作分析，而这一点布留尔则作了进一步考察。如果说，情感性是构成原始人集体表象的基座，那么神秘性则是建构原始人集体表象的核心主干。按照布留尔的说法，在原始人的视界中，他们不仅仅看到了客体物的映像，而且看到了或者联想到了与该客体物映像所关联着的东西，这种东西也像客体事物本身一样作为实在性存在，同时也发生着某种确定性的影响。
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我们难以想象，它有其神秘性，但是这却连同作为映像的客体物而构成了原始人的集体表象。布留尔说：“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每个存在物、每件东西、每种自然现象，都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我们在它们身上见到的差不多一切东西，都是原始人不予注意的或者视为无关紧要的。然而在它们身上原始人却见到了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再如，“集体表象通常还形成一部分神秘的复合，在这种复合中，情感的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很难存在赤裸裸的事实和实在的客体。这种思维想象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包裹着神秘因素的”
。不言而喻，原始人的集体表象已然复合了某种神秘性东西，那么，这种神秘性东西究竟指什么？事实上，我们毅然可以从总体上推测其必然是作为一种原始风俗或宗教迷信的主观意念化的客体映像，它被掺和在原始人的思维框架中，从而趋向获得一种神秘性体验，这是原始人自然而然的原逻辑或前逻辑（对矛盾的漠不关心）思维。对此，布留尔引用了大量中国民风民俗或宗教迷信方面的事例作神秘性解读，这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原始人集体表象世界的形象化理解，以下，我们略引几例加以述之。
例如，布留尔认为，原始人或者其他还保留着原始思维方式的社会成员将画像、雕塑等看作与被塑型客体物关联、互为渗透的同一实在，所以他借用格罗特考察引述：“在中国人那里，像与存在物的联想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真正变成了同一。特别是逼真的画像或者雕塑像乃是有生命的实体的alter-ego（另一个‘我’），乃是原型的灵魂之所寓，不但如此，它还是原型自身……这个如此生动的联想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偶像崇拜和灵魂崇拜的基础。”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社会目前仍然残余着在死者坟墓上祭拜烧纸钱、烧纸糊牛羊马以及日常服饰等纸质仿制品的迷信风俗了。再如，布留尔也以影子为例认为，原始人相当担心自己的影子遭到侵害，如果自己的影子一旦陷入别人的控制之中，那么这意味着他的处境也将岌岌可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是一样的。他引述道：“在棺材快要盖上盖的那一刻，大部分在场的人，如果他们不是至亲，都要稍稍退后几步；或者甚至退到耳房里去，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影子被棺材盖盖住了，这对他的健康是十分有害的，对他的运气也有损。”
换言之，中国人对影子的知觉是神秘性的，实体生命作为可触体与其影子之间是互渗的，特别是在原始人那里，没有什么事物能够摆脱神秘习俗而被简单感知为实实在在的客体映像，影子当然也不例外。此外，布留尔也以土地有灵说的原始集体表象作了进步一例证。
他说：“人的手带给土地状况的任何变动，什么新建筑、什么土方工程、修矿井、建铁路、毁坏了什么建筑物或者只不过对它的外表作了点改变、什么增建工程——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大灾大难的原因……如果有谁突然患病或者死去，则这个人的全家立即会诿咎于某个变动了东西摆放的既定秩序、在自己的家务中作了什么改善的人……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事例：病人或者死者的全家突然袭击被怀疑的人的住宅，毒打他，毁坏他的家具……所以中国人不修葺自己的住宅，一直弄到房子完全倒塌，这是毫不足怪的。在北京，天主教堂要修建一座钟楼，招来了居民方面的如此善意的反对，以至不得不放弃这件事。这种神秘的信仰是与中国人叫做‘风水’的那种东西联系着的。”
从以上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推知，原始人关于客体实在物和联想客体物是关联着甚至是等同着的，图像掺和着被塑实体物，影子掺和着人本身，神灵掺和着土地，这种复合型架构就是原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情感体验或认识，其神秘性经过长期的积淀继承，从而形成了原始人们所谓的集体表象。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原始人的集体表象即为原始人以观念或情感为联结纽带，将客体实在性的东西反复感知而形成的人们可以通感的复合型东西，它既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原始社会人们生活中“人-神”关联的神秘时空图景。
基于以上关于原始人思维方式集体表象世界的阐述可知，情感性与神秘性构成了原始集体表象的主要特征。如前所述，情感性是构成原始集体表象的基座，一则原始人智力层次的低级性导致了对客体映像的不可分析，而只能以情感去体验，如有曰：“集体表象通常还形成一部分神秘的复合，在这种复合中，情感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
二则就原始人获得并内化集体表象这一过程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非理性过程，这种非理性使得原始人要历经相关迷信仪式，经受肉体的折磨，从而获得情感的印记。有如，原始族民在行成年礼之时，有的需要经历鞭笞、棒打、拔牙、虫咬、烟熏、黥身等考验，目的是在行成年礼的人与神秘的实在（如图腾、祖先等）之间建立互渗关系，从而在其身上注入新的灵魂。应当说，这种集体表象的内化过程将足以使原始人陷入深刻而长久的情感记忆。三则就集体表象本身而言，它就是原始人思维操作系统中的集体情感体验状态，该状态融信仰、惊悚、怜悯、祈福、逃避以及感恩等为一体，酝酿了集体表象的情感内涵。此外，神秘性也是构成原始集体表象的核心主干。关于这一点，从原始人对客体存在物所关联着的东西的虚幻性以及相关例证可以作解释（见上），在此不赘言。在此需要厘清的是，其所谓的神秘性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神秘性？实则不然。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神秘性是针对主客二元分化意义上的有灵界和无灵界，它是人类社会智力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产物，换言之，只有当人真正智力化以后才得以形成人我鬼神之辨。而相反，对于原始族民而言，神秘性并不是超自然的东西，它不以原始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本来就存在的实在性东西。对他们而言，眼前只有这个世界、只有这个集体表象，“原始人的思维看不见这样两个彼此关联的、或多或少渗透的不同的世界，对它来说，只存在一个世界”
。由此看来，原始集体表象的神秘性是客观实在的，其一方面可以表明，原始人关于眼界客体物以及由此通感而联想的过程是主观发散与客观集结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原始社会主客实在物及其相关影响由混浊不清到后世社会主客二分、灵肉分离的趋近认识过程。
当然，关于布留尔原始人思维方式的集体表象世界，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定就是向布留尔发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其1927年出版的《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中明确指出布留尔从根本上低估了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和智力活动，且并不赞成布留尔所言的原始人主客不分、矛盾不分的原逻辑或前逻辑思维，并认为原始人和我们现代文明人一样也具有发达的智力，他通过原始毛利人的“自我”观念考证，认为毛利人完全可以区分作为生命积极原则的物质和作为生命象征意义的非物质。
[1]
面对一些质疑，布留尔晚年对自己的观点也有所改变，他首先认为原始社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在《原始思维》的补序中说：“‘原始’一语纯粹是个有条件的术语，对它不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原始’之意是极为相对的。如果考虑到地球上人类的悠久，那么，石器时代的人就根本不比我们原始多少。”
这就使得布留尔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并因此使得布留尔主张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与现代文明人的思维方式是可以沟通和共存的。原始集体表象并不仅仅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现代文明的存在方式，不论是非矛盾意义上的原逻辑还是矛盾意义上的后逻辑，其实都是相互贯通和体现的。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
当然，布留尔所提集体表象尽管其缺乏非理性和科学性的本质认知，但是，其仍然蕴含着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功用，这集中体现于集体表象蕴含着的人类道德共通感，这有利于建构并维护社会集体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原始集体表象侧重体现于对客体物映像的非理性关联，这种看似无稽之谈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在原始社会已然代表着某种潜在规则或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突显了一定的伦理意义或者说人类道德共通感。原始集体表象凸显出人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的伦理意向，否则，必然会基于一种神秘的非理性关联而受到惩罚。
就此而言，原始先民中的禁忌是最好不过的说明了。就原始人所处的生活境遇而言，涉及两大维度的禁忌规约，一是人与自然或物之间，二是人与人之间。按照上文所述意思，如果把人作为主体来看的话，那么作为客体的自然或物以及他人必然存在一个关联性的复合型东西，人们对此应该万分注意。所以，就前者而言，这就涉及人对自然或物的敬畏之意，也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一切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草木植被将因其光怪陆离而成为原始族民禁忌的范围，如有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约神。”（《礼记·祭法》）因此，人们就不得不以禁忌的方式对自然之物表达敬畏。再如，云南一些原始民族曾规定过禁止捕杀老虎，命令“谁打死了虎，不能自行处理，必须像抬死人似的，把虎抬进土司府……打死了虎的猎人要受到鞭笞，轻者痛打三十大板，重者罚款，有的还要坐水牢”
。不难理解，原始人如此做的原因，从思维方式上而言就是基于集体表象的神秘性影响。那么，就后者而言，人与人之间必然也存在某种禁忌，人应该顺而从之。例如，原始氏族关于同姓不婚的禁忌以及后来的氏族内部不婚的禁忌也是较好的体现，有曰：“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性，所以附远厚别也。”
此外，如果说人也包括广义范围上的死人的话，那么，祖先崇拜所涉及的相关仪式禁忌也是较好的体现。祖先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也是作为一种具有关联性的神秘成分而存在，“人类认为祖先有灵……祖灵观念以其独特的信仰形式与神灵观念相结合，使祖先信仰和图腾信仰保持联系，又与大自然有着种种联系”
。因此人类应该敬重祖先。当然，由此而延展开的人类对祖先敬重崇拜的另一渊源是基于祖先功德无量的情感表达和维系，也就是说，原始人非常注重祖先的丰功伟绩，期许以某些仪式禁忌表达对祖先的尊重。“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强调对祖先的敬重，是原始人集体表象视域中道德共通感的体现。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原始集体表象中的祖先崇拜，其能够依托祖先的神圣性强化宗族的凝聚力，《白虎通》有曰：“古代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礼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血脉，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今社会广大华人华侨寻根谒祖、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怀了。所以，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世界中，我们姑且不问其情感性或神秘性的历史局限，而对于其所凸显出来的“人-神”关联性已然凸显了一定的伦理意义，这种伦理意义是通过作为人类道德共通感的方式而体现出来，对大自然的关爱以体现原始大我精神，对现实人以及祖先的关爱、敬重以体现秩序规则的集体信仰，等等，这对于促进社会改革、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