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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嘉 [1]
摘要 “空间生产”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重要概念，他借助马克思主义和卡西尔的理论将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历史性引入空间问题研究。“空间修复”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哈维首创的一个概念，他用以解释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在全世界地理上的扩张，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因资本的过度积累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造成的危机。列斐伏尔和哈维成了20世纪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哈维看来，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长期和无止境地寻求空间修复以解决其危机趋势的当代说辞。“空间修复”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锋芒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后的资本逻辑，对当代空间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空间转向 空间生产 资本逻辑 空间修复 全球化
Titl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Capit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Abstract “Production of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put forward by French Marxist philosopher Henry Lefebvre. With the help of Marx’s and Ernst Cassirer’s theories，he introduced social relations，social p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view to the study of spatial issues. “Spatial fix” is a concept created by David Harvey，a Neo-Marxist theoris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uses it to explain the geographical expansions of capitalism and capital over the world. It was originally about a crisis of the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Both Lefebvre and Harvey became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patial turn” in the western the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Harvey’s view，globalization is the contemporary rhetoric of capitalism’s long and endless search for fixing its crisis. The political-economic criticism of the theory of “spatial fix” profoundly reveals the logic of the capital behind the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spatial problems.
Key words Spatial Turn Production of Space Capital Logic Spatial Fix Globalization
空间问题从20世纪以来成了诸多人文学科关注的重要论域，而从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角度来理解空间，已然成了学界的共识。毫无疑问，今天对大多数学者来说已经成为常识的是：“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
如今，人们从人类社会活动的视野来理解空间问题，大多会结合各种社会理论、历史发展演变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对空间问题进行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通常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人类学、哲学、文学、艺术批评、文化批评等领域，而具体切入空间问题研究的角度包括殖民和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等，甚至还出现了“文化拓扑学”的研究角度。
众所周知，“空间生产”概念最先是由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1991年首次被翻译成英语）。此后，这个概念在空间问题研究的领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率先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特定社会空间的生产而出现的，社会空间在根本上是人类行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一种由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构成的深度历史空间。这样，列斐伏尔摒弃了自笛卡儿、牛顿、康德等人以来西方传统理论将空间视为固定不变的物质形式的观点，将其置于人类的社会关系、行动和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去考察，从社会性的角度将空间问题理论化。因此，20世纪西方空间理论的“转向”，可以说肇始于列斐伏尔等理论家，即从传统的物理学、几何学的空间观，转向了社会关系和生产性的空间观。
在此前提下，列斐伏尔试图将考察空间问题的其他维度纳入统一的理论模式。他认为，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历史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其结果为“物理空间”，乃社会生产、再生产、建构所凝聚起来的一种抽象过程）、“空间表现”（概念化的空间，即对空间或空间表达的设想）、“表现的空间”（即具体化的和个体文化体验的空间，以及构成它的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这三者辩证地混合构成的整体，它们分别对应于“呈现”给我们自己的“感知到的”、“设想的”和“生存的”三个领域。
当然，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初期的重要人物并非只有列斐伏尔一人。1970年代初期，刚从英国到美国不久的戴维·哈维在受到马克思《资本论》影响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列斐伏尔作为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法国思想界的影响。哈维在回忆那个年代时说：“当学生运动在1968年5月这一异乎寻常的‘时刻’达到高潮时，很多这种似乎是理论的、抽象的论争消失了。列菲弗尔在《从楠泰尔爆发到高潮》（1968）一书中用反思的笔调记录了亲身经历的这一时刻。有时，列菲弗尔被描述为这次学生运动之‘父’，当然鼓动聚集在他在楠泰尔
的讲堂的数以千计的学生，点燃学生运动的星火的行为是很重要的。把马尔库塞在美国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和列菲弗尔在法国学生运动中的影响相提并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俩都是思想家，都是资深的社会活动家，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传递给不安的和失望的新一代年轻人……”
可见，哈维对列斐伏尔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心存敬意，并且关注过列斐伏尔的相关理论。
但是，就空间理论的转向和建构而言，可以说戴维·哈维同样也是先驱者之一。1973年，哈维出版了他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社会正义与城市》（此书后来曾两度修订再版）。他在书中首次提到了“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空间看成是绝对的，那么，它就成了一种具有独立于物质而存在的“物自体”（thing in itself），它因此就具有一种我们可以用于归类或区分现象的结构。相对的空间观提出：空间被理解为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的存在仅仅由于对象存在并且彼此关联。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即把空间看成是相对的，而我宁愿把这叫作相关的空间——按莱布尼兹（Leibniz）的方式，空间被认为包含在对象之中，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对象的存在仅仅因为它自身内部包含和表现了与其他对象的各种关系。 [2]
可见，哈维提出的“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概念强调了空间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而非“绝对的”“物自体”。哈维的这种“转向”比列斐伏尔早一年。可以说，哈维和列斐伏尔都在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关键时刻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空间概念，都把自己理论创新的灵感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哈维的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理论之间并没有承继关系，而是并列的和几乎同时出现的。哈维在1970年代初期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空间问题，与他早期作为地理学家对空间问题的理解有着很大不同，这表明他在此时已经摆脱了1960年代成为西方地理学研究之主流的计量地理学的影响，走向了人文地理学的论域。更重要的是，哈维因为自己所在的巴尔的摩的城市问题转向马克思的《资本论》寻求答案，并且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本论》读书小组，这足以表明他已经自觉地在理论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里，哈维坦承，当时他所思考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除了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之外，缺乏对空间和时间之疑问的一种广阔理解。因而，这些有关空间和时空的观点，如何更加紧密地被整合到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的阅读、解释和运用之中？”
可见，将地理学家对空间问题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1970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了哈维的理论事业的自觉目标。在同一篇文章里，哈维还断言，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明显受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观点的影响，而他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里对列斐伏尔的集中讨论，并非像文化和文学理论方面的很多人似乎会料想到的那样，是因为列斐伏尔提供了对空间生产的所有思考从中产生的原初契机（这样一种论点明显是荒谬可笑的），而是因为他发现，列斐伏尔的范畴比卡西尔的范畴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可见，那时的西方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一种误会，以为哈维的空间理论的灵感来自列斐伏尔。但事实上，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的理论晚于哈维在1973年提出的“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理论。所以，哈维虽然承认列斐伏尔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很明显的是，在1970年代欧美学术界的“空间转向”之际，哈维和列斐伏尔几乎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内部摒弃了西方传统固定不变的、物质性的物理空间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空间问题从哲学、物理学、几何学和地理学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将空间问题理论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哈维和列斐伏尔都属于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潮流中的两位重量级理论家。他们同时出现在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社会激进思潮之中，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空间问题，并且都对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列斐伏尔明显不同的是，戴维·哈维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和地理学介入空间问题的研究，在当代西方空间问题的研究领域里以“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引人瞩目。尤其是，哈维与众不同的对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构成了他独创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维的理论创新中，“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便是他独创的“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按照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说法，“空间修复”属于戴维·哈维自己的“品牌”概念。杰索普认为，这个概念含义松散而笼统，最早出现在哈维于1981年撰写的《空间修复：黑格尔、冯·杜能和马克思》（ The Spatial Fix：Hegel，von Th ü nen and Marx ）一文中。哈维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马克思虽然非常清楚政治和经济事件潜在的统一性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动态，但排除了把外贸、地理扩张等问题整合到理论基础中去具体思考空间修复，仅仅把它们当作不必添加任何新东西的复杂问题。在关于“殖民化”那一章里，他再三谋求关闭黑格尔留下的可能性的大门……。马克思几乎没有描述空间修复的动机，只是把资本主义的诸种矛盾猛烈地抛到世界舞台之上。他在《资本论》中的最大关注和贡献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内在辩证法的本质。 [3]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奥秘和实质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和论述过“空间修复”的问题，也没有结合资本主义扩大世界市场的地理扩张运动来思考“空间修复”问题。哈维的说法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里说过的如下两段话有关：“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哈维的诸多著作中出现频率颇高的几个关键词：资本、空间、交换、交通运输、时间，尤其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个说法。正如哈维自己坦承的，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给了他理论创新的灵感。更重要的是，哈维所独创的“空间修复”的概念，恰恰与上述几个关键词有密切关系。
从1973年出版《社会正义与城市》，提出社会性的“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概念，到1981年首次提出“空间修复”，这个近10年的阶段正是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成型的关键时期。后来，在与《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一次访谈中，哈维谈到过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在撰写《社会正义与城市》时得到的一个教训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这个教训最好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表达，他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概念的摩擦来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理论创新经常产生于不同思路之间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人们绝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出发点——只有原初的因素没有被彻底吸纳进新的理念时，各种理念才会碰出火花。《社会正义与城市》中的自由主义论述并未完全消失——它们仍然是后面的议程的一部分。在我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我非常清楚那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从未说过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著作充满胡言乱语，他对他们说过的话深表敬意。” [4]
其实，哈维的这段回忆，正好道出了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他的心境。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曾经梦想过加入皇家海军周游世界，到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去看日出日落，感受不同季节、时间、地点的自然变换，体验不同的自然地貌和独自旅行的意外经历。他所接受的地理学的严格训练和科学的定性定量思维，与他所感受到的生活和社会现实时常发生抵牾。1960年代后期他所居住的巴尔的摩市经历了黑人民权运动的风暴以及大都市的“空洞化”、种族歧视与贫富差距等，这些际遇都曾让他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与迷惘。与此同时，马克思思想的智慧也经常使他兴奋不已。因此，他非常清楚“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什么，这也预示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一半是出于理性思考，一半是出于生活和专业经历的体验。哈维本人在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走向批判地理学》一书的“序”中做过这样的表述：“与马克思交手很重要，这有两个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这是为了理解在英语世界的官方圈子里遭到严重诋毁和鄙视的学说，为何竟能广泛吸引那些在其他地方为解放而积极斗争的人；其次，为了知道阅读马克思能否有助于提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以便涵盖和诠释以1967～1973年转折期间的高度政治戏剧（濒临文化和政治革命）为巅峰的社会冲突。”“我自己的具体研究角度不太寻常，因为就像地理学家很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可能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极少关注地理问题（或是都市化问题，除非视为一种历史现象）。”
所有这些，就是戴维·哈维不同于出身于中产阶级、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参加过抵抗运动、作为大学哲学教授的亨利·列斐伏尔之处。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和空间生产理论虽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强烈批判，但其主旨并不在揭示资本及其运动之谜；对空间问题的哲学思考毕竟不同于政治经济学介入空间问题的批判路径；理论批判毕竟不同于批判的理论。更何况，哈维的地理学专业训练和关注点与列斐伏尔的哲学训练和政治情怀，同样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虽然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虽然同样关注空间问题，但哈维的马克思主义与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方面难以同日而语。关于哈维走过的马克思主义之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学教授、哈维研究专家诺埃尔·卡斯特里（Noel Castree）在《戴维·哈维：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地理学的想象》一文中说过：
在整个1970年代，哈维细读了马克思的大量著作，焦点大多集中在晚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非早期的哲学著作。其结果是出版了一本他依然自认为最好的抽象理论著作。《资本的限度》（ The Limits to Capital ）是，并且仍然是一部极富原创性的权威文本。它出版于1982年，既是对马克思“成熟”著作的重构，也是一种扩展。在该书中，哈维将空间整合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之中，作为“一个不可排除的要素”，从而纠正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时间的过度强调。该书的标题有双重含义：不仅指涉马克思晚期著作在分析上的局限，而且也指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的诸种局限。在这两种情况下，哈维都证明了地理学的中心地位。 [5]
我们据此可以说，哈维首创的“空间修复”概念，是他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旗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的独特贡献之一。哈维努力结合自己的地理学专业知识，力图把地理学关注的空间问题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在经典马克思理论之后进一步揭示了在现代和后现代时期资本的全球运动与不断扩张之谜。哈维在1981年首次提出“空间修复”的概念之后，接着在自己的《资本的限度》（1982）、《都市体验》（1989）、《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新帝国主义》（2003）等一系列著述中从不同角度论述过与“空间修复”相关的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修复”这一概念在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
哈维本人专门论述“空间修复”这一概念之意涵的最重要文献，是他发表于2001年的《全球化与“空间修复”》一文。 [6] 他在其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在此前和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贯穿于他的各种重要著作之中。虽然这篇文章并不长，但哈维却以“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的语境来正面阐释“空间修复”的核心意涵，或者说，他把“空间修复”与“全球化”作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概念来展开论述。因此，我们可以把《全球化与“空间修复”》这篇重要文章看成是哈维本人对“空间修复”理论做出的最为全面的论述。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和后现代时期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
概括地说，《全球化与“空间修复”》一文主要谈到了三个要点：首先是提出“空间修复”概念的理论动机和意图；其次是“空间修复”概念的含义；再次是通过研究“空间修复”的各种情况而得出了几点结论。以下我们依次来看哈维论述这三个问题的核心观点。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框架中提出“空间修复”概念的理论动机和意图的问题，哈维在文中说道：
然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地理学家来说，空间的生产、再生产和重组始终都是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对我们来说，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只不过是又一轮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重构。它要求通过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又一轮创新，进一步减少距离的阻隔（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法则）。因此，它需要在整个地球表面对资本活动进行地理上的重构（例如在一个地方去工业化，却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工业化），造成地理上不平衡发展的新形式，重新校准乃至重新集中全球力量（更加重视太平洋地区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地理规模……我们可以说，当代的全球化是这些以地理范围为基础的特殊过程的产物。因此，问题不在于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地理学，而在于空间生产和重组的这些独特地理过程如何创造了当代全球化的具体条件。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主要用“空间修复”的理论来解释全球化…… [7]
可见，哈维将自己的理论意图表达得非常清楚。首先，“空间修复”理论是为解释资本的全球化而提出来的，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用以解决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资本在全球运动过程中造成的地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次，理解资本全球化问题的要点是理解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的地理扩张过程，而不是相反。从资本运动到地理扩张所引起的变化，从地理扩张引起的变化再到资本的全球化，哈维的这一思考逻辑非常清晰地体现了他将自己的地理专业知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结合起来的特色。
接着，哈维阐述了“空间修复”概念的含义。他在文章中指出，“修复”一词在英语里有多种含义，其中最主要的含义有两个：一个是“固定”或者“限制”，尤其是固定或限制于空间中的某个点之上，如修建大型的基础设施或公共建筑，其结果表现为凝聚在空间中一个固定点之上；另一个是“解决”困难或问题，从而使事物恢复正常运作。与“修复”的第一个意思有关联的是与空间中固定点同时被固定下来的大量资本，及其背后的资本运动和运动性；与“修复”的第二个意思相关的是隐含着的“解决问题”的欲望及其暂时满足。在哈维看来，“修复”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只可能是问题和矛盾的暂时缓解，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揽子彻底解决。
因此，哈维在文中实际上谈到了两种意义上的“空间修复”：一种是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重构”展开的“修复”（如资本从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向亚太和拉丁美洲等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扩张）；另一种则是将大量过度积累的资本固定和捆绑在某些大型基础设施之上（如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城镇化和旧城改造等）。这两种意义上的“空间修复”相互供给，共同催生出资本积累的象征形式，并且经常碰撞出激烈的资本过度积累的矛盾。当“空间修复”的这些含义共同聚焦于哈维始终坚持批判资本主义以及资本扩张的贪婪欲望之时，他非常明确地道出了“空间修复”的核心意涵之所在：
我主要是在最后一个意义上（作者按：指通过“修复”来解决矛盾和问题）首先使用“空间修复”这个词语来描述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的冲动，即要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其内部危机的趋势……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沉迷于地理扩张，如同它沉迷于技术变革和通过经济增长而无止境的扩张一样。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长期和无止境地寻求空间修复以解决其危机趋势的当代说辞。 [8]
最后，哈维在《全球化与“空间修复”》一文里就研究“空间修复”与全球化关系的意义得出了三个结论性的看法：
这些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a）如果不进行地理扩张（并不断寻求解决其难题的“空间修复”），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b）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重大创新是实现这种扩张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发展重点有助于加速商品、人员、信息和观念在空间中的流动，并逐步减少空间障碍），（c）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模式主要取决于它寻求的是市场、新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以及投资于利益攸关的新生产设施的新机会。 [9]
综观哈维提出的“空间修复”概念的要点，我们会看到：“空间修复”意义上的“空间”，紧密关联着技术变革（尤其是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重大革新）、经济增长、地理扩张（包括消除地理阻隔、空间改造和重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新市场等一系列重要的人类活动，它们也是如今的“全球化”最重要的内容。所有这些活动的根源，都在于资本寻求不断增殖和扩张的欲望与本性。从哈维对“空间修复”概念的正面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将地理学概念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赋予地理空间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意涵。
加拿大学者罗伯·希尔兹（Rab Shields）在评价哈维的空间理论时说：“哈维阐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所具有的多种层面和功能，这有助于我们明确在空间化问题上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交叉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空间是固定资本，是作为生产的场所或框架的固定资本——是用以消费的东西，或者消费发生的场所和框架。空间虽然被商品化了，但它每方面的作用区间和流通节奏是不同的，并对不同形式的资本循环——商品、金融、土地等——起着加强或者构建的作用。空间（和地方），同时也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经验，它能为经验、为意识提供框架。”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Wegner）也评价说：“戴维·哈维最近提出，虽然如今对全球化的关注确实把空间问题与文化地理学推上了中心舞台，但我们必须看到，诸如‘全球化’这样的概念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概念，它阻碍了特定的机构与利益集团涉足这样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哈维因此提出，我们要把自己的语言从‘全球化’转向‘地理上的不均衡发展’，从而强调了这一事实，即我们当前的时刻见证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逻辑新空间尺度的重新阐释，最新的发展在事实上是‘空间调整’和再分配的一个完整的历史系列。”
这些学者对哈维空间理论的评价，可以为我们理解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提供不同的视角。
有意思的是，哈维在《全球化与“空间修复”》一文的最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最后，我要再次强调地理学立场在理解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在文学（通俗文学和学术文章）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场所被描绘成所谓全球化的某种虚无缥缈进程的受害者或胜利者。理由充分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空间生产的这些独特过程的产物。” [10] 在这里，哈维显然间接地表达了对于当代西方文学中关于全球化的描述的不满，认为它们大多曲解了“全球化”的实质，并对“全球化”进程进行了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表现。我以为，哈维的这种不满首先是针对西方世界的文学表达对于“全球化”的曲解；其次，哈维的不满并不能说明他认为“全球化”和“空间修复”的理论无法运用于艺术表达和美学批判。
[1]
阎嘉，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美学和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和研究”（15ZDB085）。
[2]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Edward Arnold，1973，p.13.
[3] 参见 Jessop，B.，“Spatial Fixes，Temporal Fixes，and Spatio-Temporal Fixes，”，in Castree，N & Gregory，D（2006） David Harvey_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p. 146。
[4] David Harvey，“Reinventing geography：An interview with the editors of New Left Review，” in New Left Review ，August，2000.
[5] Noel Castree，“David Harvey：Marxism，Capitalism an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No. 1，March 2007.
[6] 参见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pp.23-30。
[7] 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
[8] 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
[9] 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
[10] 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