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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嘉 [1]
摘要 “空间生产”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重要概念，他借助马克思主义和卡西尔的理论将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历史性引入空间问题研究。“空间修复”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哈维首创的一个概念，他用以解释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在全世界地理上的扩张，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因资本的过度积累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造成的危机。列斐伏尔和哈维成了20世纪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哈维看来，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长期和无止境地寻求空间修复以解决其危机趋势的当代说辞。“空间修复”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锋芒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后的资本逻辑，对当代空间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 空间转向 空间生产 资本逻辑 空间修复 全球化
Titl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Capit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Abstract “Production of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put forward by French Marxist philosopher Henry Lefebvre. With the help of Marx’s and Ernst Cassirer’s theories，he introduced social relations，social p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view to the study of spatial issues. “Spatial fix” is a concept created by David Harvey，a Neo-Marxist theoris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uses it to explain the geographical expansions of capitalism and capital over the world. It was originally about a crisis of the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Both Lefebvre and Harvey became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patial turn” in the western the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Harvey’s view，globalization is the contemporary rhetoric of capitalism’s long and endless search for fixing its crisis. The political-economic criticism of the theory of “spatial fix” profoundly reveals the logic of the capital behind the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spatial problems.
Key words Spatial Turn Production of Space Capital Logic Spatial Fix Globalization
空间问题从20世纪以来成了诸多人文学科关注的重要论域，而从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角度来理解空间，已然成了学界的共识。毫无疑问，今天对大多数学者来说已经成为常识的是：“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
如今，人们从人类社会活动的视野来理解空间问题，大多会结合各种社会理论、历史发展演变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对空间问题进行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通常包括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人类学、哲学、文学、艺术批评、文化批评等领域，而具体切入空间问题研究的角度包括殖民和后殖民研究、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等，甚至还出现了“文化拓扑学”的研究角度。
众所周知，“空间生产”概念最先是由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1991年首次被翻译成英语）。此后，这个概念在空间问题研究的领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率先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特定社会空间的生产而出现的，社会空间在根本上是人类行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一种由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构成的深度历史空间。这样，列斐伏尔摒弃了自笛卡儿、牛顿、康德等人以来西方传统理论将空间视为固定不变的物质形式的观点，将其置于人类的社会关系、行动和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去考察，从社会性的角度将空间问题理论化。因此，20世纪西方空间理论的“转向”，可以说肇始于列斐伏尔等理论家，即从传统的物理学、几何学的空间观，转向了社会关系和生产性的空间观。
在此前提下，列斐伏尔试图将考察空间问题的其他维度纳入统一的理论模式。他认为，任何由社会生产出来的历史空间都是由“空间实践”（其结果为“物理空间”，乃社会生产、再生产、建构所凝聚起来的一种抽象过程）、“空间表现”（概念化的空间，即对空间或空间表达的设想）、“表现的空间”（即具体化的和个体文化体验的空间，以及构成它的符号、意象、形式和象征）这三者辩证地混合构成的整体，它们分别对应于“呈现”给我们自己的“感知到的”、“设想的”和“生存的”三个领域。
当然，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初期的重要人物并非只有列斐伏尔一人。1970年代初期，刚从英国到美国不久的戴维·哈维在受到马克思《资本论》影响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列斐伏尔作为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法国思想界的影响。哈维在回忆那个年代时说：“当学生运动在1968年5月这一异乎寻常的‘时刻’达到高潮时，很多这种似乎是理论的、抽象的论争消失了。列菲弗尔在《从楠泰尔爆发到高潮》（1968）一书中用反思的笔调记录了亲身经历的这一时刻。有时，列菲弗尔被描述为这次学生运动之‘父’，当然鼓动聚集在他在楠泰尔
的讲堂的数以千计的学生，点燃学生运动的星火的行为是很重要的。把马尔库塞在美国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和列菲弗尔在法国学生运动中的影响相提并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俩都是思想家，都是资深的社会活动家，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传递给不安的和失望的新一代年轻人……”
可见，哈维对列斐伏尔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心存敬意，并且关注过列斐伏尔的相关理论。
但是，就空间理论的转向和建构而言，可以说戴维·哈维同样也是先驱者之一。1973年，哈维出版了他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社会正义与城市》（此书后来曾两度修订再版）。他在书中首次提到了“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空间看成是绝对的，那么，它就成了一种具有独立于物质而存在的“物自体”（thing in itself），它因此就具有一种我们可以用于归类或区分现象的结构。相对的空间观提出：空间被理解为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它的存在仅仅由于对象存在并且彼此关联。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即把空间看成是相对的，而我宁愿把这叫作相关的空间——按莱布尼兹（Leibniz）的方式，空间被认为包含在对象之中，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对象的存在仅仅因为它自身内部包含和表现了与其他对象的各种关系。 [2]
可见，哈维提出的“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概念强调了空间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而非“绝对的”“物自体”。哈维的这种“转向”比列斐伏尔早一年。可以说，哈维和列斐伏尔都在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关键时刻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空间概念，都把自己理论创新的灵感归结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哈维的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理论之间并没有承继关系，而是并列的和几乎同时出现的。哈维在1970年代初期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空间问题，与他早期作为地理学家对空间问题的理解有着很大不同，这表明他在此时已经摆脱了1960年代成为西方地理学研究之主流的计量地理学的影响，走向了人文地理学的论域。更重要的是，哈维因为自己所在的巴尔的摩的城市问题转向马克思的《资本论》寻求答案，并且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本论》读书小组，这足以表明他已经自觉地在理论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里，哈维坦承，当时他所思考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除了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之外，缺乏对空间和时间之疑问的一种广阔理解。因而，这些有关空间和时空的观点，如何更加紧密地被整合到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的阅读、解释和运用之中？”
可见，将地理学家对空间问题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1970年代开始就已经成了哈维的理论事业的自觉目标。在同一篇文章里，哈维还断言，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明显受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观点的影响，而他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里对列斐伏尔的集中讨论，并非像文化和文学理论方面的很多人似乎会料想到的那样，是因为列斐伏尔提供了对空间生产的所有思考从中产生的原初契机（这样一种论点明显是荒谬可笑的），而是因为他发现，列斐伏尔的范畴比卡西尔的范畴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可见，那时的西方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一种误会，以为哈维的空间理论的灵感来自列斐伏尔。但事实上，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的理论晚于哈维在1973年提出的“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理论。所以，哈维虽然承认列斐伏尔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很明显的是，在1970年代欧美学术界的“空间转向”之际，哈维和列斐伏尔几乎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内部摒弃了西方传统固定不变的、物质性的物理空间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空间问题从哲学、物理学、几何学和地理学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将空间问题理论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哈维和列斐伏尔都属于当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潮流中的两位重量级理论家。他们同时出现在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的社会激进思潮之中，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空间问题，并且都对西方当代空间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列斐伏尔明显不同的是，戴维·哈维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和地理学介入空间问题的研究，在当代西方空间问题的研究领域里以“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引人瞩目。尤其是，哈维与众不同的对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构成了他独创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哈维的理论创新中，“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便是他独创的“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按照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说法，“空间修复”属于戴维·哈维自己的“品牌”概念。杰索普认为，这个概念含义松散而笼统，最早出现在哈维于1981年撰写的《空间修复：黑格尔、冯·杜能和马克思》（ The Spatial Fix：Hegel，von Th ü nen and Marx ）一文中。哈维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马克思虽然非常清楚政治和经济事件潜在的统一性以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动态，但排除了把外贸、地理扩张等问题整合到理论基础中去具体思考空间修复，仅仅把它们当作不必添加任何新东西的复杂问题。在关于“殖民化”那一章里，他再三谋求关闭黑格尔留下的可能性的大门……。马克思几乎没有描述空间修复的动机，只是把资本主义的诸种矛盾猛烈地抛到世界舞台之上。他在《资本论》中的最大关注和贡献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内在辩证法的本质。 [3]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奥秘和实质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和论述过“空间修复”的问题，也没有结合资本主义扩大世界市场的地理扩张运动来思考“空间修复”问题。哈维的说法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里说过的如下两段话有关：“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哈维的诸多著作中出现频率颇高的几个关键词：资本、空间、交换、交通运输、时间，尤其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个说法。正如哈维自己坦承的，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给了他理论创新的灵感。更重要的是，哈维所独创的“空间修复”的概念，恰恰与上述几个关键词有密切关系。
从1973年出版《社会正义与城市》，提出社会性的“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概念，到1981年首次提出“空间修复”，这个近10年的阶段正是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成型的关键时期。后来，在与《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一次访谈中，哈维谈到过这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在撰写《社会正义与城市》时得到的一个教训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这个教训最好可以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表达，他说：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概念的摩擦来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理论创新经常产生于不同思路之间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人们绝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出发点——只有原初的因素没有被彻底吸纳进新的理念时，各种理念才会碰出火花。《社会正义与城市》中的自由主义论述并未完全消失——它们仍然是后面的议程的一部分。在我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我非常清楚那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从未说过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著作充满胡言乱语，他对他们说过的话深表敬意。” [4]
其实，哈维的这段回忆，正好道出了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初期他的心境。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曾经梦想过加入皇家海军周游世界，到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去看日出日落，感受不同季节、时间、地点的自然变换，体验不同的自然地貌和独自旅行的意外经历。他所接受的地理学的严格训练和科学的定性定量思维，与他所感受到的生活和社会现实时常发生抵牾。1960年代后期他所居住的巴尔的摩市经历了黑人民权运动的风暴以及大都市的“空洞化”、种族歧视与贫富差距等，这些际遇都曾让他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与迷惘。与此同时，马克思思想的智慧也经常使他兴奋不已。因此，他非常清楚“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什么，这也预示了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一半是出于理性思考，一半是出于生活和专业经历的体验。哈维本人在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走向批判地理学》一书的“序”中做过这样的表述：“与马克思交手很重要，这有两个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这是为了理解在英语世界的官方圈子里遭到严重诋毁和鄙视的学说，为何竟能广泛吸引那些在其他地方为解放而积极斗争的人；其次，为了知道阅读马克思能否有助于提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以便涵盖和诠释以1967～1973年转折期间的高度政治戏剧（濒临文化和政治革命）为巅峰的社会冲突。”“我自己的具体研究角度不太寻常，因为就像地理学家很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可能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传统也极少关注地理问题（或是都市化问题，除非视为一种历史现象）。”
所有这些，就是戴维·哈维不同于出身于中产阶级、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参加过抵抗运动、作为大学哲学教授的亨利·列斐伏尔之处。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和空间生产理论虽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强烈批判，但其主旨并不在揭示资本及其运动之谜；对空间问题的哲学思考毕竟不同于政治经济学介入空间问题的批判路径；理论批判毕竟不同于批判的理论。更何况，哈维的地理学专业训练和关注点与列斐伏尔的哲学训练和政治情怀，同样有着很大的差异。因而，虽然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虽然同样关注空间问题，但哈维的马克思主义与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方面难以同日而语。关于哈维走过的马克思主义之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学教授、哈维研究专家诺埃尔·卡斯特里（Noel Castree）在《戴维·哈维：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地理学的想象》一文中说过：
在整个1970年代，哈维细读了马克思的大量著作，焦点大多集中在晚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非早期的哲学著作。其结果是出版了一本他依然自认为最好的抽象理论著作。《资本的限度》（ The Limits to Capital ）是，并且仍然是一部极富原创性的权威文本。它出版于1982年，既是对马克思“成熟”著作的重构，也是一种扩展。在该书中，哈维将空间整合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之中，作为“一个不可排除的要素”，从而纠正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时间的过度强调。该书的标题有双重含义：不仅指涉马克思晚期著作在分析上的局限，而且也指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的诸种局限。在这两种情况下，哈维都证明了地理学的中心地位。 [5]
我们据此可以说，哈维首创的“空间修复”概念，是他作为新马克思主义旗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的独特贡献之一。哈维努力结合自己的地理学专业知识，力图把地理学关注的空间问题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在经典马克思理论之后进一步揭示了在现代和后现代时期资本的全球运动与不断扩张之谜。哈维在1981年首次提出“空间修复”的概念之后，接着在自己的《资本的限度》（1982）、《都市体验》（1989）、《后现代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1996）、《希望的空间》（2000）、《新帝国主义》（2003）等一系列著述中从不同角度论述过与“空间修复”相关的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修复”这一概念在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核心地位。
哈维本人专门论述“空间修复”这一概念之意涵的最重要文献，是他发表于2001年的《全球化与“空间修复”》一文。 [6] 他在其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在此前和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贯穿于他的各种重要著作之中。虽然这篇文章并不长，但哈维却以“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在当代发展的语境来正面阐释“空间修复”的核心意涵，或者说，他把“空间修复”与“全球化”作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概念来展开论述。因此，我们可以把《全球化与“空间修复”》这篇重要文章看成是哈维本人对“空间修复”理论做出的最为全面的论述。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和后现代时期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
概括地说，《全球化与“空间修复”》一文主要谈到了三个要点：首先是提出“空间修复”概念的理论动机和意图；其次是“空间修复”概念的含义；再次是通过研究“空间修复”的各种情况而得出了几点结论。以下我们依次来看哈维论述这三个问题的核心观点。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框架中提出“空间修复”概念的理论动机和意图的问题，哈维在文中说道：
然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地理学家来说，空间的生产、再生产和重组始终都是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对我们来说，全球化的当代形式只不过是又一轮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和重构。它要求通过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又一轮创新，进一步减少距离的阻隔（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法则）。因此，它需要在整个地球表面对资本活动进行地理上的重构（例如在一个地方去工业化，却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工业化），造成地理上不平衡发展的新形式，重新校准乃至重新集中全球力量（更加重视太平洋地区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地理规模……我们可以说，当代的全球化是这些以地理范围为基础的特殊过程的产物。因此，问题不在于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地理学，而在于空间生产和重组的这些独特地理过程如何创造了当代全球化的具体条件。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主要用“空间修复”的理论来解释全球化…… [7]
可见，哈维将自己的理论意图表达得非常清楚。首先，“空间修复”理论是为解释资本的全球化而提出来的，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用以解决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资本在全球运动过程中造成的地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次，理解资本全球化问题的要点是理解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的地理扩张过程，而不是相反。从资本运动到地理扩张所引起的变化，从地理扩张引起的变化再到资本的全球化，哈维的这一思考逻辑非常清晰地体现了他将自己的地理专业知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结合起来的特色。
接着，哈维阐述了“空间修复”概念的含义。他在文章中指出，“修复”一词在英语里有多种含义，其中最主要的含义有两个：一个是“固定”或者“限制”，尤其是固定或限制于空间中的某个点之上，如修建大型的基础设施或公共建筑，其结果表现为凝聚在空间中一个固定点之上；另一个是“解决”困难或问题，从而使事物恢复正常运作。与“修复”的第一个意思有关联的是与空间中固定点同时被固定下来的大量资本，及其背后的资本运动和运动性；与“修复”的第二个意思相关的是隐含着的“解决问题”的欲望及其暂时满足。在哈维看来，“修复”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只可能是问题和矛盾的暂时缓解，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揽子彻底解决。
因此，哈维在文中实际上谈到了两种意义上的“空间修复”：一种是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重构”展开的“修复”（如资本从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向亚太和拉丁美洲等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扩张）；另一种则是将大量过度积累的资本固定和捆绑在某些大型基础设施之上（如高速公路、大型机场、城镇化和旧城改造等）。这两种意义上的“空间修复”相互供给，共同催生出资本积累的象征形式，并且经常碰撞出激烈的资本过度积累的矛盾。当“空间修复”的这些含义共同聚焦于哈维始终坚持批判资本主义以及资本扩张的贪婪欲望之时，他非常明确地道出了“空间修复”的核心意涵之所在：
我主要是在最后一个意义上（作者按：指通过“修复”来解决矛盾和问题）首先使用“空间修复”这个词语来描述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的冲动，即要通过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其内部危机的趋势……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沉迷于地理扩张，如同它沉迷于技术变革和通过经济增长而无止境的扩张一样。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长期和无止境地寻求空间修复以解决其危机趋势的当代说辞。 [8]
最后，哈维在《全球化与“空间修复”》一文里就研究“空间修复”与全球化关系的意义得出了三个结论性的看法：
这些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a）如果不进行地理扩张（并不断寻求解决其难题的“空间修复”），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b）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重大创新是实现这种扩张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发展重点有助于加速商品、人员、信息和观念在空间中的流动，并逐步减少空间障碍），（c）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模式主要取决于它寻求的是市场、新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以及投资于利益攸关的新生产设施的新机会。 [9]
综观哈维提出的“空间修复”概念的要点，我们会看到：“空间修复”意义上的“空间”，紧密关联着技术变革（尤其是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重大革新）、经济增长、地理扩张（包括消除地理阻隔、空间改造和重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新市场等一系列重要的人类活动，它们也是如今的“全球化”最重要的内容。所有这些活动的根源，都在于资本寻求不断增殖和扩张的欲望与本性。从哈维对“空间修复”概念的正面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将地理学概念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赋予地理空间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意涵。
加拿大学者罗伯·希尔兹（Rab Shields）在评价哈维的空间理论时说：“哈维阐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所具有的多种层面和功能，这有助于我们明确在空间化问题上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交叉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空间是固定资本，是作为生产的场所或框架的固定资本——是用以消费的东西，或者消费发生的场所和框架。空间虽然被商品化了，但它每方面的作用区间和流通节奏是不同的，并对不同形式的资本循环——商品、金融、土地等——起着加强或者构建的作用。空间（和地方），同时也是一种可以感知的经验，它能为经验、为意识提供框架。”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菲利普·韦格纳（Phillip E.Wegner）也评价说：“戴维·哈维最近提出，虽然如今对全球化的关注确实把空间问题与文化地理学推上了中心舞台，但我们必须看到，诸如‘全球化’这样的概念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概念，它阻碍了特定的机构与利益集团涉足这样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哈维因此提出，我们要把自己的语言从‘全球化’转向‘地理上的不均衡发展’，从而强调了这一事实，即我们当前的时刻见证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逻辑新空间尺度的重新阐释，最新的发展在事实上是‘空间调整’和再分配的一个完整的历史系列。”
这些学者对哈维空间理论的评价，可以为我们理解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提供不同的视角。
有意思的是，哈维在《全球化与“空间修复”》一文的最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最后，我要再次强调地理学立场在理解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在文学（通俗文学和学术文章）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场所被描绘成所谓全球化的某种虚无缥缈进程的受害者或胜利者。理由充分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空间生产的这些独特过程的产物。” [10] 在这里，哈维显然间接地表达了对于当代西方文学中关于全球化的描述的不满，认为它们大多曲解了“全球化”的实质，并对“全球化”进程进行了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表现。我以为，哈维的这种不满首先是针对西方世界的文学表达对于“全球化”的曲解；其次，哈维的不满并不能说明他认为“全球化”和“空间修复”的理论无法运用于艺术表达和美学批判。
[1]
阎嘉，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美学和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和研究”（15ZDB085）。
[2]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Edward Arnold，1973，p.13.
[3] 参见 Jessop，B.，“Spatial Fixes，Temporal Fixes，and Spatio-Temporal Fixes，”，in Castree，N & Gregory，D（2006） David Harvey_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p. 146。
[4] David Harvey，“Reinventing geography：An interview with the editors of New Left Review，” in New Left Review ，August，2000.
[5] Noel Castree，“David Harvey：Marxism，Capitalism an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No. 1，March 2007.
[6] 参见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pp.23-30。
[7] 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
[8] 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
[9] 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
[10] Harvey，D.，“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2，2001.
与中国实践
刘怀玉
摘要 本文以戏仿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为开端，既反思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城市问题的忽略与失语现象，同时又对城市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思想来源及其基本逻辑、代表人物的思想等作了简要概括。在此基础上，再次模仿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思想提出城市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构想。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对城市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中国化”，而且正在“中国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建设有自己政治、民族与历史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是城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可能性意义。
关键词 城市马克思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城市研究
Title Critique of Urban Marxism and Chinese Practice
Abstract Starting with a parody of the eleventh term in Marx’s Theses on Feuerbach，this paper aims to criticize traditional Marxism and its ignorance of and aphasia to urban issues，while providing an outline on the possibility of urban Marxism，its origin of thought and its essential logic as well as the main representive thoughts. Then，based on Lenin’s concept of Marxism consisting of three parts，it proposes a formula of urban Marxism formed of three parts.Finally，it concludes that the study of urban Marxism should be “chinized” and on the way of “chiniza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construct its own socialist urban space rendered with its own political，national and historical features. This is the most essential possibilities that urban Marxism may be reproduced in China.
Key words urban Marxism urban theories of classical Marx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rban studies
本文主旨是讨论城市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并不从“何谓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与假设出发，而是想象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话说173年前那个春天（1845），马克思模仿费尔巴哈批判基督教与黑格尔哲学（《未来哲学原理》《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的格言体或哲学宣言方式，而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在《资本论》第一卷发表整整100年之际，法国情境主义国际代表居依·德波又模仿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马克思的《提纲》与《资本论》写下了《景观社会》（1967）一书。同时期的希腊裔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希洛斯（Kostas Axelos）则模仿马克思的《提纲》写下了《关于马克思的提纲：论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批判》（1958）
[1]
。据说，恩斯特·希洛赫也写过类似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希望哲学原理提纲”。本文在以上诸多“戏仿”的启发下，对马克思的“十一条提纲”再做一次批判性的戏仿，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神圣家族》语），以期唤起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
（1）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只把城市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没有从人的生存总体性的视野来理解城市文化，也就是说，只是把城市社会问题作为工业社会的问题之一来理解与解决，而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全新的总问题结构来理解，从而也没有把城市问题当成求解以往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的母体或基质（matrix）。结果，城市文化研究居然被文化决定论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确实想要研究与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工厂制度根本不同的高度智能化的未来社会，甚至想象到了处于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王国，但仍然只是从“粗俗的”日常生活角度来理解现代城市，而不理解其“革命的”意义。
（2）关于现代城市生活本身有没有价值与真理的问题，这并非一个抽象的工程设计与城市治理的技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此岸的现世的差异政治实践问题。
城市社会的真理并不可能通过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想象力所能够理解，它是通过人们的共同实践所追求的可能的未来的现实。
（3）关于生产或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环节与过程起决定作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忘记了，以及所有那些把现代社会现实研究高度专业化、碎片化的实证科学也忘记了——城市社会现实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也不是由专业技术知识设计出来的。这种技术与政治精英主义总是把城市社会分为两部分，管理者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实际上，城市的生活改变与人的活动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城市化人类的新文明实践。
（4）经典马克思主义只是把城市与乡村作为对立面来理解，这对于古代、封建社会甚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今天世界的二重化为城市与农村两个世界，或者二重化为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城市社会内部矛盾的地理结构表现。对于全球化世界的“同质化、等级制与碎片化”
[2]
三位一体的现实本身应当从当今社会的“完全城市化”
[3]
这个流动结构本身、从它的空间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自从发现全球化资本主义秘密在于全球化城市这个“资本的内部空间”
之后，“进城的权力”
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5）传统马克思主义不满意于观念外化的抽象，而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它至多是从生产过程本质规定出发对现代社会进行现象性的具体演绎，但它没有立足于当代完全城市化的世界或社会与历史中的人。
（6）传统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但是，城市社会人的本质不是一个抽象的生产者或政治人或消费主体，而是全球资本主义高度的抽象空间统治的产物，是复杂而流动的多重空间交织而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对城市社会人的现实本质进行批判，所以它不得不将其固化为政治、经济、文化诸个孤立的环节与领域，所以它把自己的理论任务分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与社会主义革命。而对于城市马克思主义来说，唯一现实存在的就是城市资本主义，所以它的理论任务就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哲学批判与城市文化研究。
（7）城市社会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直线性发展的高度阶段的产物，而是工业资本主义与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衰退之后的空间积累现象或溢出的剩余物，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完成，它意味着另外一种新文明历史的开端。
（8）全部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城市社会实践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是把现代城市社会直观为消费与分配的再生产领域的生活表现，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城市社会的本质视为文化资本主义的绝对统治，二者都有可能把理论研究引向神秘主义。城市社会的形成表明，已经不再有资本主义之“外围”，而只有资本主义自身不断自我生产的内部空间扩张。这种扩张的表现，马克思称之为世界分工与市场，而城市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城市空间的内爆与外爆，或集中化与扩张。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狭义的城市理论，不如说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商品形式与价值形式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并未完成的世界市场理论。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开辟是资本主义得以摆脱旧的社会制度的限制的一个条件，而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则是这种市场扩张的条件与基础了。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外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所使用的“世界市场”概念换成“城市化”或“全球化”一词，这就是一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或“城市化”版的马克思主义。
（9）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城市视为工业资本主义总体生产剩余价值过程的一种具体的实现与部门经济的再生产形式，即地理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等表现；而城市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当代世界作为统一的、彻底的城市化世界，就其总体性而言，是一个文化符号资本所支配的内部分化矛盾的权力生产过程。
（10）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多直观出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未来的人类社会理想，而城市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则是超越人类社会而走向新的生命文化社会。
（11）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只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解释与设计同一个世界，而对于城市马克思主义来说，问题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包括政治的、艺术的、宗教的、技术的等方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差异的、正义的、审美经验的生命政治世界。正如同马克思所说，除了人们的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即解释世界）之外，对于世界也可以采取“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等来加以掌握的。
用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的话来说，城市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用艺术家的目光看科学”，而“又用生活的目光看艺术”。
或者不如说，用政治的目光看哲学，而又用生命的（生活的）艺术目光看政治。
（1）这是由问题的开放性而不是体系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可用的城市理论，也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2）这是由问题的当代性而不是历史性所决定的。西方古代文明即“城市的”文明［其实中国的古代文明起源也是“城市的”，如所谓“体国经野”（《周礼》语）及“宅兹中国”（西周铜器“何尊”铭文）都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是国都］。但我们关注的重心不是世界城市文明史本身，而是世界的城市文明史何以转变为城市化的世界文明史（如同青年马克思所说的地方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即，城市文明何以成为现代社会历史的主导力量，或者说今天世界何以成为一个城市化世界文明的时代？
（3）这是由问题本身的“主体性”而不是“对象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温床就是“城市的”，其主体是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及其革命的无产阶级，也表明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潜在的改造现实的实践与战略，而不是对象式的认识论课题。
（4）这是由问题域的开创性而不是实用性所决定的。重点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意味着我们并不把城市当作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而是将城市作为思考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体。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待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问题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问题。
（5）这是由城市问题“主体”的主导结构性而不是主观认识性所决定的。如果不从工业资本主义这个当年马克思心目中的发达的“人体”解剖走向当代的城市社会这个新的发达的“人体”解剖，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有真正当代的理论视野。马克思时代的农业是工业的一个部门，今天农业与工业则全成为城市社会的组成部分，城市化作为“普照的光”，成为理解全球化、民族化与区域化多元发展的关键枢纽。
（6）城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越界的异质性问题域，而不是简单的学科综合。正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现实社会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所无法理解与容纳的新地带，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学，然后用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因此先是拉萨尔（1851）
后是葛兰西赞美马克思为“经济学的黑格尔加社会主义的李嘉图”
。
因此，我们用“城市马克思主义”一词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不是现成存在的，我们在研究城市问题的视野中会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处，从而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空间。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专门研究的城市问题的一种主题化体现，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与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体系所无法认同的新的开阔地带所要求的一种新理论视野。
城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问题域的出现已经有些时日了。它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无法涵盖与理解的，从而无法把握与掌控的、“溢出的”新问题域，或空白部分，或者说是认识的盲区。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确是没有现成可用的城市理论，而只存在一种处于可能与空白状态的城市问题意识，或者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仅仅提出了一个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城市与城市社会问题域” [4] 。但我们得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确实局部零散地讨论过城市现象与问题，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以及《论住宅问题》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城市问题必读的经典之作。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发现城市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布鲁塞尔笔记》）是同时发生的（1845），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流通过程研究是其进一步深化。
恩格斯从英国工业革命的角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理解英国的城市的出现与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与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从劳动分工与世界历史的角度理解，从古代到近代城市的变化——从城市对乡村的从属到乡村对城市的从属，他们已经惊人地断言，中世纪后期的城市是后来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温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从东方与西方的巨大的历史与地理差别中理解共同体民族国家与阶级演变过程中的城市变化：这就是在古代东方（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城市与乡村处于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的关系之中；古希腊与罗马的城市则是作为乡村世界的中心而存在；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村与城市则处于对立之中。但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农村世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才成为世界中心，或者说整个（农业）世界被城市化，农村变成城市的一个附属部分。
恩格斯从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成果的角度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城市社会革命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乌托邦（《论住宅问题》）。马克思则认为，城市是资本生产与交换赖以集中与扩张的价值形式的地理场所表现（《资本论》第二卷）。
（1）现象学潜在的存在论视野。这是一个微观具体的视野。用梅洛-庞蒂的说法，城市世界作为生活世界，乃是被自然物所掩盖的、“不可见的”身体-周围-知觉的图像世界，可能的、活的、流动的世界；一个栖居的、节奏的世界。
（2）结构主义的认识论空间。这是一个正好适合城市存在尺度的中观视野。城市只有以整体、共时的（可见的）文本符号的结构与形式，才得以设计、呈现、把握与认识。
（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的历史观、经济社会理论与政治社会实践。这是一个宏观的视野。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历史的产物，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发展的地理具体表现以及现实社会运动赖以产生与进行的舞台，是可见的经验现实与不可见的（通过科学抽象）社会宏观结构的统一体。
这三种方法表明了三种空间话语的维度，不可取代，各有利弊。其中，结构主义作为正好适合城市社会现象尺度的“中观的”认识论方法；现象学作为一种微观具体的视野，作为本质直观流动状态的人类文化实践经验之想象方式以及还原描述偶然相遇的城市情感生活世界的存在论而发挥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理解城市现实的宏观方法论的基础。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当代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5] 其中，三位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恰好分别代表三个方法论范式：亨利·列斐伏尔（H. 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现象学维度；曼纽·卡斯特尔（Mannel Castells）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以及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代表的地理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卡斯特尔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三大系统以特定方式拼接而成的结构矩阵，而城市系统不过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它是由城市生产、消费、交换以及城市制度组织和城市象征符号五个要素建构起来的结构系统，城市空间则是这种社会结构系统的具体物质表现。
哈维站在更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为，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妨将城市理解为金融资本积累本性、周期性发展与流转的具体时空构型。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资本的积累过程参与、影响乃至决定了城市凝固和流变的具体化过程。
因此，研究资本的城市化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力量。资本积累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哈维著名的资本的“弹性积累”——资本主义当代发展体现了一幕幕创造性地破坏与重建“人造地理环境的舞蹈”。
列斐伏尔则致力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相结合，提出了空间的生产与三元空间辩证法以及城市栖居、城市权利等思想。在他眼里，现代城市可以通过空间尺度而被界定为公共的、中间混合的以及私人的三个层面，由此出发来寻找私人栖居如何与城市的公共与中间混合层面融合的可能性。如果说现代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关键时期是农业的从属于工业化，那么第二个关键时期又可以分两步走：工业从属于城市化；全球从属于城市的社会以及城市从属于栖居化。 [6]
面对城市化社会的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专业科学、实证科学的方法论优势，毫无疑问地表现出来。但是，面临种种未知问题的挑战，它无疑也需要转变思维方式。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社会中强大的方法论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内在的认知方式、知识结构与实践途径的危机。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革命的科学，经常遭遇由于资本主义摆脱自己危机的需要而出人意料地迫使自己转变发展方式，及其导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危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现实社会危机的批判科学，也经常面临着自身科学的理论危机。
这种危机既是不适应自身时代的表现，也是转入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生产的契机。城市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现实问题在理论中的表现。
众所周知，列宁曾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经典论断，
由此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准则与理论模型。而法国后现代文论大师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据此模仿马克思的“三种声音”之说
[7]
：间接而冗长的科学话语、紧迫的哲学逻格斯的言词与简明的政治言说。在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批判研究，已经不适应也满足不了今天复杂的城市社会现实发展要求，需要突破与激活自己的概念逻辑问题域。
议程之一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视野中把握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新的发展与摆脱危机的动力途径等现实运动，由此入手理解城市社会出现的世界历史背景及其深层的社会矛盾运动规律。
议程之二就是透过城市社会对传统社会结构与阶级群体的巨大冲击，透视城市资本主义的新的压迫形式，由此来思考未来社会的民主力量形式，从而为探索未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治理形式而作好理论准备。
议程之三就是城市文化研究，通过文化视野研究城市，通过城市视野研究文化。诸如，电影城市、网络城市、游戏娱乐城市、音乐城市、身体城市、生活节奏城市、旅游地理城市、健康生命城市、生态城市。这正是从尼采所设想的超越传统的压抑人性的奴隶-基督教制-市民社会的“骆驼城市”，走向自由创造的差异性政治的“孩子游戏城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语）。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全面发展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城市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而曼纽·卡斯特尔、戴维·哈维、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等人则形成了研究的历史线索。
城市政治哲学当然是由恩格斯开启的，而列斐伏尔、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彼德·桑德斯（Peter Saunders）、苏贾（Edward W. Soja）、卡斯特尔、马西（Doreen Massey）等无疑是名列其中的。
城市文化研究是由本雅明开始，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列斐伏尔、德波（Guy Debord）、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佐京（Sharon Zukin）、塔夫里（Mafredo Tafuri）、纽文胡斯（Constant Mieuwenhuys）等为代表。还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文化研究专家。从青年黑格尔派之后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尼采、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文明史观到20世纪的以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为代表的北欧建筑学派这条线索自然不能视而不见。
正像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开头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正在走向一个潜在的、可能的城市社会。 [8] 从城市到城市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完全的城市化社会。这就是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的现实运动。
回归城市社会研究旨在理解后现代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经验、智慧来应对现代性问题。中国人接受城市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时代性和国别性的差异，我们不能直接把它的概念和结论照搬到中国的现实社会经验之中。中国的城市社会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批判似乎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且开始批判工业化和质疑现代化，从而批判过度理性化的日常生活，从而走向去工业化、反现代性的后工业社会。然而中国仍旧处于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过渡阶段，中国现在的任务不单单是要去批判近代的或者现代的理性化、日常生活异化的局限性，中国的当代任务是要走出那个传统的、以家庭宗族为本位的非历史性的、重复性、停滞性的农业文明的社会生活，摆脱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阻滞力”，建立一个现代性的现代社会。这不是西方的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压瘪了、萎缩了的日常生活批判问题，而是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去构建现代社会空间和伦理生活、精神生活空间的问题。
在中国，城市马克思主义似乎是一个新生事物，而对于西方来说，这则是对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先锋思潮的回归。换言之，从后现代的理论重新回到作为后现代理论起点的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使得中国今天所产生的社会思想运动具有了某种与西方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同步性的互补性意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的接纳和冲击共同促成的结果。“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既缺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准备、知识支持、方法运用，更缺少结合本土的经验性的研究著作”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国内两极化的研究模式，既要注重对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地方城市的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又要注重对城市文化理论、社会空间批判的元哲学资源的利用与深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种科学性、严密性与包容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在元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性的学科架构上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科做好充分的准备、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是一个明显不平衡发展的多种经济社会形态共时性并存的复杂性社会结构：包括农业社会、行政社会、市场社会、城市社会与网络社会，等等。中国已经不再是农业国家、传统的行政社会，也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而且是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社会或者高度空间化、区域化的社会。目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从空间化的方法论维度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历史，从空间化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与问题；然后集中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城市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城市中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着力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正在到来的城市社会是多重意义上的既在场，又不在场；是矛盾不平衡发展在地理与空间上的表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以及反封建反殖民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是基于半封建半殖民不平衡发展的客观历史辩证法，也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逻辑。今日中国，传统农业与工业化制造业进程衰退，全球的金融消费严重膨胀，城市社会就是这种不平衡或矛盾格局的现实征候。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现代化建设之后走向城市社会的自然历程不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则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跳跃进入城市化这个存在状态。这中间，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双重衰退、传统社会文明结构的解体、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的松动与面临的挑战交织于一处。
中国的城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中国本民族的自然历史过程的阶段产物。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主创新而不就范于全球资本主义金融扩张，不是简单听命于资本的巨额利润追求的摆布？这对于中国人走向更新的民主文明社会至关重要。
现代民主法制建设的未完成性与城市化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治理形式重叠于一处。民族国家的主权、法律治理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扩张所需要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内在冲突，资本主义灵活投资所需要的殖民化地方分工与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居民、城市居民的城市权利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资本、国家与人民的三个主题左右着城市政治与城市治理问题。城市革命不是街头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种新文明的远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民主政治以及跨学科的治理观念。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实践必须吸收传统思想智慧，尊重中国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参与城市建设的权利，处理好全球、城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建设充满多元性、异质性、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格局与生活方式。
在列斐伏尔看来，没有生产出自己空间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必须区别于资本主义“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碎片化的抽象城市空间，而不断地进行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革命。 [9]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自己民族历史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是城市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再生产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1] CF. Kostas Axelos， Introduction to a future way of thought：on Marx and Heidegger ，Ed. Stuart Elden，Trans. Kenneth Mills，meson press，2015，pp.95-102.
[2] Cf. Henri Lefebvre， State，Space，World：Selected Essays ，Ed.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Trans. Gerald Moore，Neil Brenner，and Stuart Eld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pp.212-216.
[3]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 Robert Bononno，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1.
[4] Henri Lefebvre，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trans. Robert Bononno，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p.xv.
[5] 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London：Routledge，2002；Gregory，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94；Katznelson，I.，Marxism and the C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6]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Robert Bononno，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p. 100/89-90.
[7] Maurice Blanchot， Friendship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98-100.
[8]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Robert Bononno，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p.1.
[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London：Blackwell，1991，pp.5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