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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 [1]
摘要 美国社会学家萨森从“驱赶”的逻辑反思了当今全球化经济体制中内驱力的病因。比如，一方面，低收入工人与失业群体被驱赶出社会福利、健康保险和失业救济；另一方面，臭名昭著的高压水砂破裂采矿技术将生物圈内的生命消灭殆尽。萨森呼吁被驱逐的空间迫切需要理论上的认知。它们多不胜数、与日俱增、形态各异。
关键词 驱赶 全球化 空间
Title Expulsion and Migrati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logic of “expulsion”，American sociologist Saskia Sassen reflects on the pathogeny in the internal drive of global economic system. On the one hand，low income workers and the unemployed are expelled from social welfare，health insurance，and unemployment relief；on the other hand，the infamous use of high pressure water sand fracture mining technology results in the extinction of lives in the ecosphere. Sassen urges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various spaces of expulsion.
Key words expulsion globalization space
美国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近作《驱赶：全球经济中的残酷性与复杂性》（2014），提出了一个令我们感同身受的空间问题：驱赶。作者开宗明义，宣布当今全球化政治经济面临着一个巨大问题，那就是新近出现的形形色色“驱赶”（expulsion）逻辑。作者指出，在过去的1/4世纪里，人口、企业乃至整个区域，被我们从社会经济中心大规模驱逐出去。有一些是出于基础建设的需要，更多则是高科技发展和经济升级换代的结果。对此情景，萨森表示了她的忧虑：
驱赶的观念带给我们的焦虑，不仅是我们日渐熟悉的不平等愈见剧烈，今日全球资本主义中的诸种病态昭然若揭；而且它将这个事实推向前台，那就是我们所敬仰尊重的知识和智慧形式，在那些可能由于驱赶而粗暴终结的交易链上，常常是罪魁祸首。 [2]
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内驱力何以会出现毛病。作者指出，一方面，低收入工人与失业群体，被驱赶出政府社会福利和健康计划，甚至合作保险和失业救济；另一方面，在自然环境方面，随着采矿技术的不断发展，如臭名昭著的高压水砂破裂技术，自然生态被大规模破坏，生物圈内的生命消失殆尽。这两种驱赶方式在萨森看来虽然极端，但是在西方已经见多不怪。问题是，它们是不是经济发展势在必然的共生体呢？
回答是否定的。以碳交易和金融为例，碳交易是国家之间达成共识以保护环境的产物，但它的实质是残酷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不遗余力争夺权利来进行污染，以便购买或销售更大份额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金融的构成逻辑就是追逐高额利润，故而它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扩张。2001年美国开始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的情况。仅2008年的美国住房次贷危机，便导致900万家庭失去了住宅。银行发明住房次贷，不是为了帮助收入微薄阶层买一套房子，只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即便这一类金融发明本质上未必一定是毁灭性的，但在特定空间中就是非常残酷的手段。这里的金融发明和资本，本应造福社会，比如，它们能不能物化为交通基础建设，建设一座桥梁、一个净水系统、一家工厂？可现实是它们频频在肢解分化社会，摧毁无数中产阶级家庭，将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驱赶出土地、工作中心和家园。换言之，在地方与空间的诡异转换中，资本残酷无情，吞噬了大众社会的生存必需空间。
该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凋零的经济，扩展的驱赶”。作者认为，我们今天的发展，从业务外包物流到金融演算，是一场通过高科技复杂运作的原始积累。但是今天，这一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全世界都面临着经济衰退。伴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我们以为已经被消灭或淡出视野的极端贫困等残酷形式，又卷土重来。萨森说，所谓经济发展，长久以来被认为取决于开采世界某一地区的货物，将之运送到另一地区。而在过去数十年里，伴随新技术的普及，我们几乎竭泽而渔，威胁到生物圈的核心部分，留下大片死土死水。诚然，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温情脉脉的。但是，从1980年代我们自以为步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新时代开始，过去30年里，不但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被驱赶、被冷落的危机，更前所未有波及全球的庞大人口和地区。作者感叹道，精英掠夺穷苦阶级，久被认为只是见于资源丰富的贫困国家，然而，如今在发达国家里也屡见不鲜。所以从顶层分析来考察驱赶的问题，殊有必要。
萨森提供的相关数据是，过去20年里，全球1%的财富增加了60%，而这100位亿万富翁加上他们仅仅是2012年的2400亿美元财产，足够将全世界的贫穷终结4回。在危机尚未充分显现的2002年到金融复苏起步的2011年，——从40万亿美元增加到10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5倍。2010年尚还是危机年代，美国的5800万家企业，利润较上一年增加53%。可是尽管利润一飞冲天，它们交纳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却缩减了19亿美元。 [3] 为此，作者重申她自己早年《领土、当局、权利》一书中的观点：上述富人和跨国公司光靠自己，是无法如此极端积聚起世界财富的。他们还需要帮手，包括技术、市场、金融革新，以及政府能力。所有这些构成了全球化的条件，具体体现在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它们的法律、政府等。今天财富积聚的方式和结构是复杂多元的，远不似中世纪那样，可以怪罪哪个强盗大亨。
可见，毛病最终是出在杂乱无章的表象底下——更要深入的体制问题。萨森指出，“二战”之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是固定的资本密集、标准化生产、大量修建住宅，新城拔地而起。这在欧美非亚几无例外，特别是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这类模式畅行其道的结果，便是中产阶级急剧壮大，它们没有消灭不平等和阶级种族歧视。但是，它们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以及偶尔的工会和政府介入，缓解了滑向极端不平等的趋势。正是大规模的制造业，为中产阶级的扩张创造了经济条件。萨森认为，原因如下：它促进了工人组织，促使行业联合起来；它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家庭消费，使工资水平与经济需求密切联系起来；先进制造业的相对高工资水准，成为其他行业的样板。制造业的这一领军角色，不仅见于西方，也见于非西方工业化地区，如中国台湾和韩国。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崛起也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兴起。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制造业已经风光不再。萨森发现，在美国如此，在全球亦是大势所趋。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发达国家中以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为甚。低增长、高失业，这在并非处在战争状态的发达国家，是非常少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业率的低微增长已经无济于事。事实上，它涉及“经济”这个概念空间的重新定义。失业者随之丧失他所有的一切：工作、家庭、医疗保险，一下子坠落到了所谓“经济”的边缘地带；小业主、小工厂主，倒闭破产后一无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和专业人士，亦热衷移民，干脆就一走了之，离开欧洲。这些趋势都在重新定义经济的空间，把它范围缩小，将失业和贫困人口驱赶出中心空间，从而让“经济”好看一点，显示出人均GDP能有些许增长。而真实情况更像一场种族清洗，把碍手碍脚的东西，一脚踢开。
流离失所是驱赶的主要形态之一。她指出，南欧经济的普遍衰败，导致地理流动出现新模态，移民流出与日俱增，特别是欧洲和拉美裔移民，在流向美洲的人口中占据最高比率。反之，欧洲的亚非裔移民因为入境限制，更愿意待在目前所在的国家。欧盟27国不断增长的拖欠债务率，更使弥漫欧洲的贫困问题雪上加霜，无论社会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无一幸免。对此，作者给出的数据是，2010～2011年，面临贫困和社会驱赶的人口，保加利亚从41.6%上升到49.1%，希腊从27.7%上升到31%，西班牙从25.5上升到27%，匈牙利从29.9上升到31%，瑞典从15%上升到16%。 [4] 假如说家园失散在北方发达国家是因为失业、外迁、贫困、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等原因，在南方发展中国家，则更多是因为战争、疾病和饥馑。由此造成的恶果，发展中国家远甚于发达国家。作者提供的难民统计可以一瞥端倪，这还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的难民数据：
……数据表明，全球南方国家接纳了世界80%的难民。将近500万难民住在人均GDP 不到3千美元的国家。48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半数左右这类难民营。2011年，巴基斯坦、伊朗和叙利亚接纳难民人口为世界之最，分别为1.7万人、88.65万人和75.54万人。全球北方国家接纳难民最多的是德国，超过50万。 [5]
难民带来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而且社会压力更甚，德国就是例子。
作者也关注自杀问题：经济濒临绝望，导致自杀率大幅飙升，从印度到美国，全球概莫能外，虽然原因有所不同，有的是丧失土地，有的是企业破产，有的是被国家和社会彻底抛弃。她引用欧洲健康网（Euro Health Net）的材料，显示大多数自杀，从企图到真实发生，发生在雅典周围的大阿提卡地区，还有克里特岛。克里特岛18个月之内，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和实业家毫无征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外，无家可归的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也直线上升。2011年，希腊卫生部部长安迪斯·洛弗多斯（Andeas Loverdos）宣布前5个月希腊的自杀率比上一年同时期增长了40%，而其原因大多与金融危机有关。
关押监禁也是驱赶的主要形态之一。从极端意义上说，它正成为当代资本主义驱赶剩余劳动力的残酷形式。大规模监禁在独裁国家古已有之，可是今天它伴随难民营、收容所等形式，难分难解地纠缠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监禁的人大都没有工作，而且近期基本没有就业希望。20年前并非如此，彼时囚犯出狱后多有机会洗心革面，得到一个工作。就此而言，今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囚徒，命运无异于现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剩余劳动人口。尤其是美国，大肆营造监狱，监禁人口一马当先，过去半个世纪里增长了6倍。其2300万被监禁人口数量，占据全球被监禁人口总数量的25%。不仅如此，美国还有500万缓刑和假释人口，找工作和住房都殊为不易。可见，美国已成为今日世界的第一大监狱。它的相关经验，特别是私有化监禁服务，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全球其他地区推广。比如，多伦多市长2012年便结合移民驱赶法来推行他的禁枪方案。市长的解释是，“我不管你是白人、黄种人或黑人。我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我不管你是不是加拿大公民。我只想说，只要你带枪给逮住，判了持枪罪，我就要你离开这个城市。” [6]
萨森承认，虽然驱赶的内在逻辑相同，但形态各异。如北方国家的监狱不同于南方国家的流离失所者的收容所。希腊、意大利和印度的长期失业和小企业破产，跟这三个国家内部的自杀率飙升，又不是一回事情。同时，西班牙中产阶级被逐出故土的繁荣经济而移民美洲，跟小农丧失土地，被迫流向城市贫民窟，也是两回事情。尽管每一个案例都有其特殊的生成动因，但总体来看，其背后还是有一种必然的体制逻辑。即是说，这些驱赶不能仅仅责怪哪个人、哪个公司、哪个政府的不当决断或行为，而应当有更为深入的理性分析。固然，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坚持削减政府债务，并要求裁减基础服务和本来就收入不高的政府雇员。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货币组织和银行必须为以上种种残酷的驱赶行为负责。也不是哪些巨头做出了什么决策，引得全世界遭殃遇难。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么，这个隐藏其后的体制逻辑是什么呢？
为了说明这个元凶逻辑，萨森举了监狱私有化和土地的例子。她指出，监狱本来是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以保护公民不受危险人物的侵害。它用公民税收来修建和维护，以国家安全为准则，在限定时期内囚禁那些危险人物。但是，监狱一旦私有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监狱老板跟汽车旅馆老板的逻辑本质上并无差异，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追踪利润：床位售出越多，囚禁人数越多、时期越长，越能利润最大化。这与国家监狱的运行理念，完全不同。固然，在每一个层面都有具体决策者的因素。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卷入了这个资本逐利的残酷旋涡之中。不仅如此，私有化监狱的利润还可计入国家的GDP总量，国家管理的监狱则纯粹表现为政府债务。与此类似的情况是，一旦某个公司或外国政府为了生产生物燃料，获得一大片土地来种植棕榈树。它势必将这一地区的整个植物生态、动物生态、小型农场以及农业制造设施，全部驱逐一空。这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润增长和国家GDP的增长。
这一切最终涉及空间问题。萨森的最后结论是，被驱赶出局的种种空间，虽然在现代国家及其经济的正规统计中目不可见，但是有必要在观念上让其现身。诚然，驱赶的内动力在不断扩张，无论是经济凋敝国家如希腊，还是监狱私有化国家如美国，各式各样无一幸免，但它并不是一个黑洞。被驱赶出局的空间沉默太久，它们需要有人代它们发声。
更简要地说，被驱逐的空间迫切需要理论上的认知。它们多不胜数，它们与日俱增，它们形态各异。它们在观念上还处在地表之下的状况，亟须上升到地面来。从其潜能来看，它们是创造的新空间——创造地方经济、创造新的历史和新的成员资格模式。 [7]
作者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上述那些流离失所、因生态破坏而被驱赶出局的空间，能够用什么样的理论加以说明，如何伸张空间正义？是从伦理的角度，还是从文化抑或政治的角度，而不仅仅驻留在经济学统计数据的分析上面？
无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有力的批判武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引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进行反思。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一切本地和跨国资本的根本目的无非追逐利润，所谓正义、幸福和平等，即便可以成为阶段性成果，也绝不是它的终极目标。大多数时候，它们只是言过其实，以应不时之需的点缀。劳动力不过是可多可少的生产要素，一旦因为技术或规划更新等这样那样的原因沦为过剩，面临被驱赶的命运势所必然。当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P. 汤普生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有一段有名的话：
我意在拯救那些织袜工、那些破坏机器的修剪工、那些“老掉牙”的手织机纺织工、那些“乌托邦”式的工匠，甚至乔安娜·索思各特那些晕头转向的追随者们，使他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他们的手艺和传统可能正在消失。他们对新的工业化的敌意可能是倒行逆施。他们的社群理想可能只是幻想。他们的暴动图谋可能只是匹夫之勇。但是，他们走过了这些激烈的社会动荡时代，而我们却没有。 [8]
这段话的背景是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导致传统手工业大量破产，工人下岗失业无可奈何，即便有心结社反抗甚至暴动，也显得有心无力，不过是匹夫之勇。在E. P. 汤普生看来这就是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即便他们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他们的形象也长存不朽。但是，事实上这类多少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怀旧描述，对于解决被驱赶阶层更为迫切的生存空间问题，不啻画饼充饥。
这样来看城市空间的变迁，也许，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的空间定义值得重视：
“空间”是一个抽象术语，指涉一系列概念的复杂交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如何划分他们的世界、分派价值给其世界的各个部分，以及如何评估它们方面，是不尽相同的。划分空间的方式错综复杂、深奥又微妙，各各相异不可以道里计，一如我们判断大小和距离。即便如此，某些跨文化的相似性依然存在，它们最终是基于这一事实：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 [9]
[1]
陆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美学和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5ZDB084）。
[2]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1.
[3]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p.13.
[4]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p.51.
[5]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p.61.
[6]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p.273.
[7]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p.222.
[8]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Victor Gollancz，1963，p.12.
[9]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