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研究在西方国家开展得较早，半个多世纪的理论实践已经为继起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使其拥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跨学科综合的特征。西方研究者比中国的研究者更侧重基础理论，甚至是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有一部分学者如约翰·霍金斯等人积极介入本国的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在学术界之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文化创意产业理论的源头之一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等人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大众文化批判。“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词首次出现在《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它来描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品的标准化、程式化、商品化，丧失其应有的文化个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著述还包括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美学理论》《文化工业的再考察》、霍克海默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和《作为文化批判的哲学》、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文化的肯定性质》、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文化工业”这一术语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用来描述我国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类似产业时多有不便，因此在引入中国大约10年之后逐渐与继起的、中性的“文化产业”一词分开使用，国内的文化工业理论研究也随之式微。事实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积累的研究成果对今天的文化发展有丰富启示，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曾深入研究过美国的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文化形式对于大众心理的影响。今天的文化创意产业要贡献出富有新意的创意理念，实际也需要创意阶层不断地跟旧有的文化风格和伪个性主义做斗争。国内文化产业的研究者在提到文化工业理论之时，大多是迅速地将其“扬弃”，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文化创意产业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源头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英国伯明翰学派所做的文化研究。该学派的理论先导是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等人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探讨，注重研究文化产业的符号生产机制和原则，带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色彩。后期的文化研究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侧重于对大众传媒的研究。霍尔认为社会大众并不是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那样，仅仅是对传播者规定意义的被动接受，而是有着对意义的选择和再生产。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在霍尔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两种经济”理论，他以电视产业为例，分析文化商品产生具有两种平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货币，“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
图2-1 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衍变
在此后的西方学术界，带有批判色彩的“文化工业”术语也被一些学者改造利用，以适应相关学科的推进（见图2-1）。20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传播学、社会学教授贝尔纳·米耶热（Bernard Miège）将“文化工业”变为复数形式的cultural industries。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是一个抽象的、简化的理论模型，过分强调了经济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而实际上它们并非一个统一场域。在《传播思想》（1995）一书中，米耶热对西方文化产业做了三点总体评价：第一，无论是阿多诺等人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还是后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都不能充分阐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文化产业的实际状况。第二，文化产业的产品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可以相互等同，相互补充，甚至是在相互有距离和非关联的情况下相互观察。第三，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随着新媒介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兴起而不断自我强化，工业生产方式虽然在负面意义上不断地改造文化，随之而来的新技术却也给文化带来了创新的可能，因此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米耶热的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影响了英国的媒介研究，启发了后来的赫斯蒙德夫、尼古拉斯·伽纳姆（Nicholas Garnham）等从事创意产业研究的学者。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创意产业渐渐兴起，文化产业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政府的文化政策规划也有互动。英国以及英联邦成员国澳大利亚，在全世界率先提出发展创意产业的政策并收到积极效果，英国理论界也为创意产业理论奠定了基础，约翰·霍金斯提出的“创意经济”和大卫·赫斯蒙德夫的研究都有很大影响，前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直接影响了布莱尔政府的文化政策，影响较大的理论家还有戴维·思罗斯比、安迪·普拉特等人。
霍金斯在创意产业研究领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被人们称作“创意产业之父”，他2001年出版的著作《创意经济》突出了知识产权对创意产业的重要意义，其影响延伸到理论界之外。他拓宽了创意产业的范围，认为所有被称作“版权产业”“专利产业”“商标产业”“设计产业”的生产部门都应当视为创意产业，他甚至发出了“知识产权就是当今时代的货币”的宣言。霍金斯的定义是一个最简洁也最容易理解的定义，《美国商业周刊》的经济主编彼得·科伊（Peter Coy）在2000年分析创意产业的时候也强调了人的智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1世纪还会有汉堡生产商，但权力、社会声望和金钱都会流向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公司……在创意经济中，最重要的知识产权不是软件、音乐和电影，而是员工头脑里的东西。如果资产是煤矿那样的有形资产，股东可以真实地拥有它，然而当最关键的资产是人的时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所有权了。企业所能做的最好是创造环境让最优秀的人愿意留下来” [4] 。这一时期，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创意产业工作组在霍金斯思想影响下，从发展规划的角度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提出创意产业主要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运用，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这是政府层面首次对创意产业概念做出明确界定。
从资本角度理解文化生产的思想从80年代开始产生影响。以罗默（Paul Romer）、卢卡斯（Robert Lucas）为首的发展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罗默的理论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个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基于知识创新的内生增长理论是为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奠定了理论基础。如第一章所述，法国社会家布尔迪厄从文化资本角度对文化生产的研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提出的“文化资本”“惯习”“文化场域”等概念适合用来研究当代文化生产。西方主流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者大多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立场看待文化生产的问题，而是力图获得关于创意产业自身的客观知识和发展规律，文化资本理论是他们作为理论工具之一引入各自研究中的。
与过去的文化产业相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西方理论界也积极应对了这种变化，其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政策的衍变。文化政策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渐渐趋向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创意产业被视为获得文化领域效益与公平的理想方式，大量取代了由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事业服务方式。伽纳姆在80年代初已经研究过英国公共文化政策与市场化的问题；赫斯蒙德夫在《文化产业》（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002）中详细追溯了美国的广播、电信等通常被视为需要政府严格控制的文化事业，是如何逐渐向私人企业放开，并盘点了英、法、德、奥等国广播、电视、电信政策的变迁，他认为美国式文化管理模式的全球推广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康纳尔（O'Connor）和韦恩（Wynne）认为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鼓励自主创业的文化政策，催生了充满活力的中小文化企业群。米勒（Toby Miller）和约迪斯（George Yudice）合著的《文化政策》（ Culture Policy ，2006）是一本十分全面的研究当代文化政策的著作，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美国文化政策，也涉及第三世界国家，还以与政府文化政策联系紧密的公共机构博物馆为例说明了政策的具体演化。两位作者的结论是资本的力量只是在于重新调配国家资源，并没有完全终结国家对文化发展的政策干预，新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最终对各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效果不一的。
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西班牙的塔博内罗（Alfonso Sánchez Tabernero）、英国的登顿（Alison Denton）等人合著的《欧洲媒体的集中：商业企业和公共利益》（
Media Concentration in Europe
：
Commercial Enterpris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1993）全面讨论了创意产业的产业集聚、集团化和纵向一体化问题。赫斯蒙德夫在《文化产业》（2002）中梳理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即从19世纪以前的资助、委托变为市场化，再到今天的文化生产的“专业复合体时代”。他把各种艺术品、文化品都视为文本，把复制、发行和市场营销称为“文本流通”。赫斯蒙德夫这本著作既是理论奠基之作，也讨论了许多文化创意的具体问题，例如对创意经理、创意人员、技术人员角色的区分和相互关系等。对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赫斯蒙德夫认为西方已经从国家由供给、传播文化的单一文化基础转变为了一种体现文化多样性、体现社区价值观的状态，从政府部门支配文化政策到非政府部门影响文化政策，政府的文化预算削减，城市文化变革和艺术产业增长的方向较多地受到赞助商、私人的影响。
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的焦点问题，其影响几乎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60年代提出的“地球村”是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先兆，随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现代性的后果》（1990）、安东尼·金（Anthony King）的《文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1991）、罗兰德·罗布森（Roland Robertson）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992）、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的《全球时代》（1996）等著作出现，全球化研究走向成熟，不但涉及全球城市、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等问题，也与区域文化发展、文化规划、文化产业密切相关。
全球化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文化企业的国际化。跨国企业是全球经济网络的主体，造就了作为网络核心节点的全球城市，而第三世界众多进行生产、加工、装配的地区则变成金字塔的基座和世界分工体系的末端。迪士尼这一类巨型文化企业的衍生产品即在中国等国生产。其二，产品内容的全球化。英国学者杰里米·汤斯托尔（Jeremy Tunstall）的《媒介即美国》（ The Media are American ，1977）详细分析了文化产业国际化进程，美国文化企业是如何生产出行销全世界的文化产品。其三，区域文化如何应对同质化问题，如何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个性。一方面，一个地方的文化产业与全球化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要适应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拥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又要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企业之外，谋求自身的发展，例如印度电影、中国香港电影、韩国电影都曾辉煌一时，有着各自的经验和教训。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如前所述，科技进步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电脑、电信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彼得·霍尔（Peter Hall）1998年出版的《文明中的城市：文化，创新和城市秩序》（ Cities in Civilization ： Culture ， Innovation ， and Urban Order ），把城市活力、科技创新与文化创造结合起来，从创新角度构建了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的西方城市史理论框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90年代末出版《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分析了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组织形式、社会结构、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信息城市”概念。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的《媒介技术和社会：从电报到因特网的历史》（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 A History ： From the Telegraph to the Internet ）分析了文化产业的各种技术变革。保罗·辛伯吉（Paul Theberge）的《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声音：做音乐/消费技术》（ Any Sound You Can Imagine ： Making Music / Consuming Technology ）以家庭式和工业化的录音棚为例，研究了数字化对音乐家工作实践的影响，以及对作为社会行为和集体文化行为的音乐的影响。科技创新促成了产业融合，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葛洛庞帝提出“三圆重叠说”，认为在科技推动下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印刷和出版业正在走向融合。赫斯蒙德夫在《文化产业》中分析了科技创新是如何充分释放广播、电信、电视的影响力，商业公司发现了其中的巨额利润，迫使政府在原本属于公共事业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使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之外，把社会文化的变迁、技术变迁特别是信息技术与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兴起作为解释文化产业变化、延续的主要原因，并用专门的章节分析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 Andy Pratt，“The Cultural Industries Production System：A Case Study of Employment Change in Britain，1984-91，”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2008）：1953-1974.
[2] Allen Scott，“The Craft，Fashion，and Cultural Products Industries of Los Angeles：Competitive dynamics and Policy Dilemmas in a Multispectral Image-producing Complex，”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6（2015）：306-323.
[3] Gernot Grabher，“Cool Projects，Boring Institutes：Temporary Collaboration in Social Context，” Regional Studies 36（2002）：205-214.
[1] Peter Coy，“The Creative Economy，” Businessweek ，Issue 3696，200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