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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与华夷思想的关联，需要明确“近世”“国学”“自他认识”和“华夷思想”等概念的含义与范畴。
“近世”是指古代、中世之后，近代以前的时期。虽然有将“近代”部分时期划入“近世”的做法，如德富苏峰（1863～1957）所著的《近世日本国民史》从“织丰时代”一直写到了明治十年（1877）的“西南之役”。但日本史中“近世”多是指“江户时代”（1603～1867）。
日本的“国学”（こくがく），原本乃是指在律令制度下为教育郡司子弟而设立于日本各地的官立学校，即“太宰府设府学，诸国设国学”
。而学术界通常讨论的“日本国学”则是指日本近世时期，以日本古典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来探索日本古代文化，特别是日本“固有之道”的学问。其代表人物有所谓的“国学四大人”，即荷田春满（1669～173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本书依据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与华夷思想的关联，将主要考察对象限定为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大国隆正四人。
“自他认识”的“自他”，其基本含义乃是指“自者”与“他者”。但在本书中，这个“自者”和“他者”不是针对个人层面而言，乃是指“日本人”、“日本”与“异国人”、“异国”这个群体层面而言。因此，本书所谓的“自他认识”是指叙述者对于“自我群体”及其“固有物”、“他者群体”及其“固有物”的认识，即相当于国家、民族、族群等意义上的“自者像”和“他者像”。国学者的“自他认识”包含在其思想叙述当中，但由于国学者进行思想叙述的一个重要意识乃是构建不同于儒佛之道的主张，以形成有别于他者的学说，从而明确日本的“固有之道”。因此，从广义而言，国学思想本身即是国学者进行“自他认识”活动的产物。但本书侧重考察的，是国学者“尊内卑外”的思想叙述及其形成过程，即国学者如何建构起关于“日本人”优于“异国人”、“日本国”优于“异国”、“异国”为何理应向“日本”臣服和朝贡的主张。
“华夷思想”，又称“中华思想”。它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以“华夏”（中国）作为文化上最卓越之地，而以周边诸国作为文化落后之地的观念。最初它乃是先秦时期拥有农耕文明的汉民族对于周边游牧民族的文化优越意识，其后它随着古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变化而不断扩充。
随着儒学的流播，古代中国华夷思想深刻影响到了周边区域族群的自他认识，由此产生了形态不一的华夷观念。本书所考察的国学者的自他认识也属于这一范畴。本书中与“华夷思想”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华夷论”，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华夷论”乃是在个体层面形成的关于“华夏”与“夷狄”的话语和叙述，从前近代东亚世界这个范围来看，“华夷论”所表露的华夷观念并不必然与古代中国传统华夷思想相一致。
本书援用历史学、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理论、诠释学、民族主义理论来解析日本近世国学者的自他认识。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1.历史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运用历史的方法纵向考察国学者自他认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把握国学者自他认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国内外环境，探究不同阶段国学者自他认识生成的内在逻辑。
2.比较分析法：为把握国学者自他认识在思想史上的位置，有必要与同时代其他学派的思想进行比较。
3.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思想现象虽然形态各异，但任何一个时期、学派或个人的思想状况都会有其整体的倾向，而其中存在着典型人物与代表性学说。因此既需要对整体倾向进行把握，又需要对代表性人物及其学说进行分析。
4.文本分析方法：依据各个国学者所著述文本的形成经过、内容进行考察，以达到揭示其思想内涵的目的。
本书由“绪论”、主体部分和“结论”三部分构成。主体部分分为五章，以国学者如何解构以他者为中心的话语、建构以自者为中心的话语作为基本线索，探讨他者的话语资源与自者叙述建构的关系，展示不同时期代表性国学者自他认识形成变化的过程和特点。“结论”部分通过对国学者自他认识的总结，进一步明确它与中国古代华夷思想的关联、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叙述的关系，并把握日本华夷思想对于近代以后日本自他认识的影响。主体部分内容如下。
第一章考察明清交替前后日本的自他认识。为把握前近代东亚世界自他认识的基本范式，第一节对“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和代表性历史时期的主要华夷论进行整理，考察叙述者在为“汉民族”和“非汉民族”情况下华夷思想叙述的不同表现。在把握古代中国华夷思想的基本轮廓后，第二节对明清交替前后日本华夷论的变化及其外部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把握“中国”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变化。第三节围绕与贺茂真渊相关的思想论争与著述，考察儒学中的普遍理念与中心价值如何被逐渐突破，以及如何生成了日本自他认识上的新价值理念。
第二章以本居宣长为对象，考察日本国学者如何在诠释日本自我特殊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建构起新的关于天下之中心的主张。第一节将对本居宣长少年时期以及京都游学时期的兴趣与思想取向进行分析。第二节以“知物哀”说为对象，考察本居宣长如何将“知物哀”诠释成为日本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特有”的价值理念，并揭示他为何将关注点从中古世界上移到了上古（神代）。第三节考察本居宣长的“古道论”，阐明他主张的日本古道区别于儒佛之道的特征，并对他否定“唐国”中心论的思想意图进行分析。第四节通过考察本居宣长的日本“外交史”论《驭戎慨言》，对本居宣长日本中心论的叙事意图在现实层面上的映射进行分析，探讨本居宣长在外交文书上强调“尊内卑外”的文化原因。
第三章以平田笃胤为对象，考察国学者如何突破本居宣长“古典主义”的叙事思路，形成了日本国学思想史上最庞杂的“华夷论”。第一节考察平田笃胤自他认识产生的思想史背景，即伴随俄国势力南下所引发的“北方危机”对思想界造成的震撼，并分析平田笃胤对于“夷情”表现出异常自信与乐观的原因。第二节通过考察平田笃胤的“幽显说”，分析他如何从“幽显说”中衍生出对日本特殊性、优越性的说明。第三节考察平田笃胤的“修史”，梳理他如何从“天体论”角度来实现日本中心论，并把握在日本优越性叙述中为何“原典”叙事法会逐步走向式微。第四节分析平田笃胤对中国上古时代的考证，明确他是如何最终完成日本中心论的叙事，证明日本即是“华夏”的。
第四章通过考察分析大国隆正的学说思想，阐明幕末维新期日本国学者面对“西力东渐”所做出的思想回应以及对“日本中心论”的再确认过程。本章首先以《赛鼻草纸》（鼻くらべのそうし）和《倭魂》二篇为对象剖析大国隆正自他认识的早期思路。第二节则在对幕末“开攘论”的基本谱系进行描述后，考察培里来航之后大国隆正的早期攘夷思想，分析这一时期自他认识上他者的特点。第三节考察《日美和亲条约》和《安政五国条约》签订后大国隆正的攘夷思想，分析他这段时期是如何构建日本的“传统”、如何诠释神意以及刻画天皇形象的。第四节以《新真公法论》为对象，考察大国隆正第三阶段的攘夷主张，分析他在华夷思想和万国公法的对撞中如何树立起第三种秩序原理，揭示其主张“日本国见识”的意义。
在完成上述以各个人物为对象的分章考察后，第五章以近世和近代语境中的“大和心”（やまとごころ）为线索，考察日本近世国学者自他认识与近代日本的优越性叙述之间的关系。第一节以本居宣长的“敷岛歌”、平田笃胤的“大和魂”论、大国隆正的“倭魂”论为对象，分析“大和心”在近世语境中的各种含义。第二节以明治、大正、昭和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和日本二战后这几个时间段中的代表性“大和心”论为探讨对象，阐明“大和心”在近代日本以后的意义流变。由此弄清日本近世国学者自他认识与日本近代自我优越性叙述之间存在的话语、叙述的“生产”和“消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