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史学界对新史学派理论的关注

美国新史学派的思想理论，如第一章所述，其基本要点有：（1）在研究范围上，历史学应突破单纯政治史和军事史的限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2）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实现对人类社会整体的认识，历史学必须与社会科学结盟，进行综合研究（Synthetic Approach）；（3）在研究目的上，历史研究不只是为了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更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创造未来。这种全新的史学理论之所以能在五四时期进入中国并引起巨大的反响，与当时中国学术风气的开放以及新史学反传统的学术个性有关，同时也与当时进入中国的欧洲新史学理论有学理上的共鸣。较早通过期刊向中国学界介绍美国新史学派理论的是中国的教育学界人士，如蒋梦麟；此外，杜威来华也对新史学派思想的传播有促进作用。1920年前后，随着鲁滨逊《新史学》一书进入中国，新史学派理论开始得到中国史学界人士的集中关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地丛刊》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地学报》是积极介绍新史学派理论的两大阵地。

一 新史学派理论进入中国的时代思想背景

美国新史学派著作在五四时期及其后大量进入中国，当然与何炳松等留美生的大力宣传有直接关系，但这一因素并不能解释全部。这种外来的史学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当时中国学术风气的开放以及其本身的学术个性有关。五四时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期，从学术界到社会界，都弥漫着一股向西方学习的风气。与其他领域一样，史学界进行了破旧立新、大刀阔斧的改革（如朱希祖在北大史学系的改革、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史学系的改革）。由于改革的需要，包括新史学派在内的西方史学思潮便涌入中国。从新史学派自身的学术个性看，它是有着鲜明的反传统特点的；它之所以号称“新”，就是为了对抗传统史学的“旧”。这种鲜明的反传统个性，正是“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人所需要的。因此，它就成了五四史家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的有力武器。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中国史学界传播的、强调“综合史观”的史学理论并非只有美国新史学派。在它之前，同样强调“综合史观”的欧洲新史学已经进入中国。欧洲新史学的健将是德国的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他强调心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主张综合社会科学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在蔡元培等留欧学者的传播下，兰普雷希特的思想在五四前期就已经进入了中国。 将兰普雷希特的史学思想具体融入历史教学的也是朱希祖。他在1920年以兰普雷希特的“综合史观”为指导，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进行改革：“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特别注重的，就推社会心理学。然后把全世界的史做综合研究。” 他聘请何炳松担任“历史研究法”课程的教师，并鼓励何炳松将所用教材——鲁滨逊《新史学》一书翻译成中文，也是因为此书与他产生了共鸣。他说，《新史学》一书中“尤以‘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这句话为最简括切实”，所以他“读了这几句话，差幸对于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课程，改革的尚不算错”。 其实，美国新史学派理论与欧洲的新史学也是有渊源关系的（如第一章所述），这也是笃信兰普雷希特的朱希祖会对鲁滨逊《新史学》产生共鸣的原因。由此可见，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在进入中国之时，中国史学界已经具备了接受它的学理基础。

二 新史学派思想在中国教育界的早期传播

美国新史学派思想在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之前，在中国教育界已有一定的传播。笔者在上一章已论述过留美教育家蒋梦麟在新史学派思想在华早期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继蒋梦麟之后，1919年来华的杜威，在促进实验主义思想在华传播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新史学派思想的传播。作为一位哲学家兼教育家，杜威对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也贯穿着“实用性”的特色，这与鲁滨逊等新史学派史家对历史教育的观点是一致的。杜威夫妇在北京期间，在各大学发表了多场演讲。其中一场题为“历史学的研究”，由杜威夫人演讲，演讲稿发表在《史地丛刊（北京）》1920年第1期。杜威夫人在演讲中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我们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类过去、现在的生活。……真正懂得历史的人，不是仅仅记得几个人名地名年代的，这样的历史，乃是死历史，我们所需求的，乃是新的活历史……要留心生计的状态……民族的思想……社会的生活……留心全体人民的生活。” 《史地丛刊（北京）》同期发表的还有吴相如摘译的《历史和地理之意义》一文，该文译自杜威1916年出版的《民主与教育》（ Democracy and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一书的第十六章第二节“历史和地理的互补性”（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从教育的角度探讨历史和地理关系。该文指出：历史和地理具有“彼此相辅的性质”，要认识自然材料的价值，“独一无二的方法就在于明白人类与自然界相辅相依的关系”，这也是“历史和地理存在的价值”所在；从学理上看，历史和地理都具有“转变经验”（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的义务，即将过去时代的经验转化为现代所需要的经验；地理虽注重物质方面，历史虽注重社会方面，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注重人类共同的生活”；因此，学习历史和地理能发展或扩充我们行为的意义，使我们跳出现在的、暂时的范围，形成更广阔的认识。 无论是杜威夫人说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还是杜威说的“注重人类共同的生活”，都在强调以人类整体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与新史学派的主张完全一致。

杜威夫妇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吴相如与梁绳筠的认可与接受。吴相如在《史地丛刊（北京）》1920年第1期发表的《历史教授革新之意见》一文提出：“吾人今日教授历史，有两个先决之问题：其一，要知道历史之效用在察过去进化之迹，以明现在所以致此之由；其一，即以平民生活为中心是也。……以了解现在之人生，且养成其判断力，创造力，以达将来建设理想之社会，是为读史最终之目的也。” “平民生活”四字，正是来自杜威夫人的演讲。梁绳筠在《史地丛刊（北京）》1921年第2期发表的《历史谈：（1）旧目的和旧方法（2）新目的和新方法》一文，也大量引用杜威夫妇的观点，如杜威说的“研究过去不是为着过去，是为着要懂得现在”，杜威夫人说的“要留心生计的状态……民族的思想……社会的生活”。 他把杜威夫妇以及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熔于一炉，提出了自己的“新历史”观，即历史是群众的历史；历史是为的明白现在，揭明人类进化的程序；历史是求公理公例，找出事实的因果。

三 《史地丛刊》对新史学派理论的介绍

1920年前后，随着鲁滨逊《新史学》一书进入中国，新史学派理论开始得到中国史学界人士的集中关注。当时介绍新史学派思想理论的有两大阵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地丛刊（北京）》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地学报》。《史地丛刊（北京）》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师生组织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于1920年6月创办，由何炳松担任编辑部主任，以介绍新思想为宗旨，在北京史学界影响较大。也许正是由于何炳松的关系，《史地丛刊（北京）》在1920～1923年刊发了很多介绍新史学派理论的文章。除了上文提到了吴相如与梁绳筠的文章，还有李荫清、谷凤池、董寖滋、章嵚、于炳祥等人以及何炳松本人的文章。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历史教学的文章。除了上文所述吴相如的两篇关于历史教学的文章，李荫清在《史地丛刊（北京）》1921年第2期发表有《历史的计案问题教授法》一文，译自美国学者布兰诺（Mendel E. Branom）发表在期刊《历史展望》（ The Historical Outlook ）上的“The Project Problem Method in History”一文。该文主要解释所谓“历史的计案问题教授法”，即由问题入手的历史教学法；作者归纳出问题计案的四段组织法：“（a）问题所引起的发引材料；（b）引起问题与简明述说；（c）与问题有关的材料之寻得与解释；（d）问题解决与材料总括，即根据学生的年龄、兴趣等条件选择一段可引起学生兴趣的材料，通过材料提出问题，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对这一教学方法充满信心：“当学生致力于有社会需要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他信服这问题的解决是真有价值的，并以无限的精力热诚去往前解释，就真正实现出问题计案的理想效用。” 此外，章嵚在《史地丛刊（北京）》1923年第2卷第2、3合期发表的《大学校的本国史应该怎样教授？》一文，也提出对历史教学要有“相当的理解”，即“注意一个朝代的通象、注意一个时代里人民和国家的紧要关键、注意以往的政象和一切思想与现在社会有怎么的关联”。 李荫清将历史教学与“社会需要的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与章嵚注意历史“与现在社会有怎么的关联”的主张，都是新史学派思想的体现。

第二类是关于历史研究法的文章。谷凤池在《史地丛刊（北京）》1922年第1卷第3期发表的《历史研究法的管见》一文，对历史的性质、历史的研究法、研究历史的要点、研究历史的辅助学科等都做了简单论述。谷凤池认为，历史的范围“纵贯古今、横罗东西”；历史具有进化性、连续性、因果性，因此应该依据进化律、连续律、因果律来研究历史；并非所有的史料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不能不下选择的功夫”；此外，“研究历史，不可不研究群众心理，且群众发生运动，背后必有重因，或受经济的迫压，或受政治宗教的束缚，所以欲研究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学，也不能不研究；他如社会学、古生物学等，无不与历史有密切关系，都是研究历史的辅助科学”。 他对于历史连续性的强调、对于心理学等历史辅助学科的重视，显然都是来自鲁滨逊《新史学》一书。此外，他在论述“研究历史的要点”时，还引用了很多鲁滨逊《中世纪及近代史》（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一书的观点。董寖滋在《史地丛刊（北京）》1922年第2卷第1期发表的《研究历史应当注意的三点》一文，强调“政治的变迁”“社会的状态”“经济的生活”是应当注意的三点；文中也直接引用了很多鲁滨逊的话。

第三类是关于鲁滨逊《新史学》一书的文章。何炳松在北京大学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均以鲁滨逊《新史学》一书为课本；该书深受学生欢迎，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遂请其译为中文。自1921年2月开始翻译，到同年8月译毕，但因各种事务耽搁，迟至1924年才出版。 其间，何炳松曾将所写的《新史学导言》发表在《史地丛刊（北京）》1922年第2卷第1期；该文主要介绍《新史学》一书八章的大意。 次年，于炳祥在《史地丛刊（北京）》第2卷第2、3合期发表《读〈新史学〉》一文。此文是他读《新史学》一书的心得，主要论述《新史学》一书各章节的思想要点；并指出：近代西方史学能摆脱文学、宗教、政治、爱国主义的支配、还原本来面目，是本着新史学精神去运动的结果；反观我国史学界，“求一有系统、有组织、利用新眼光亦驾驭旧材料者，不可多得”，因此“一面羡西史精神之日进，一面叹中国历史界之无进步”。

四 《史地学报》对新史学派理论的宣传

宣传新史学派理论的另一阵地是《史地学报》。该刊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创办于1921年11月，至1926年10月停刊 ，是近代中国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份刊物。其存在的五六年间，持续刊登了大量宣传美国新史学派思想理论的文章。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史地丛刊》相比，《史地学报》对新史学派理论的宣传规模更大、参与者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内容也更丰富。从内容上，可将相关文章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在文章中吸收、借鉴新史学派的思想。在这方面成绩最多的是陈训慈。他在《史地学报》1921年第1卷第1期发表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一文，用长达32页的篇幅论述了史学的起源、史学的各种观念或解释以及史学观念变迁之趋势。关于“史学观念变迁之趋势”，他从四个方面加以归纳。（1）本质：“史学为理知的事业，常在不断变径之中，而以说明人类进化为务”；（2）范围：“史之范围，于时间为自人类之初至无穷之未来，于空间尚混合全球之事实”；（3）作用：“史学以理想为方法，考求事物之如何至此与何以至此，以为人生及他学之致用”；（4）观察：“史家持豁然大公之见，固不持主观，亦非凭客观，而以客观济其主观。” 文章大量参考了鲁滨逊《新史学》、亨利·约翰生《历史教学法》（ Teaching of History ）、巴恩斯《历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The Past and Future of History ）等新史学派的著作与文章。1922年，他继续在第1卷第2期发表了《历史之社会的价值》一文，认为历史学对社会的价值可体现在四个方面：“助成完全之知识”“影响人类之心理”“进化之指导”“人类共同了解之促进”。他引用鲁滨逊《新史学》一书第二章中“史家始终为社会科学之指导者与批评者”一语，强调“史学与社会之关系，日就密切，生而为人，即不能不有历史之常识”。 1924年，他又在第3卷第1、2合期发表《史学蠡测》一文，第3期与第5期连载。他在文中说，对于欧美关于史学沿革得失的探讨情况不熟悉而空谈“整理国史”，恐将“志大而道拙”，故将“史学之要端，以及吾国与欧美史学之演进，作一最简略之叙述”。 文章内容包括字原、定义、综合史观与新史学、史之范围、史与人类之关系、史料之审别、史法之应用、史学是否为一种科学、史学与其他学科、中国史学一瞥、西洋史学一瞥等，多处引用鲁滨逊《新史学》、巴恩斯《历史学的过去与未来》、傅舲《历史研究法》（ The Writing of History ）等书的观点。此文在同年被《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3期介绍过。 除了陈训慈，徐则陵、缪凤林、陆惟昭等人也有相关文章。徐则陵在1921年第1卷第1期发表的《史之一种解释》一文，论述了历史的“心理”解释，即“从心理上求人类活动之意义”，认为“人类活动以主观的势力为主要原因” ；文中采纳了鲁滨逊《新史学》一书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观点。缪凤林在1922年第1卷第2期发表的《研究历史之方法》一文，论述了历史学的性质（“一切历史事实，皆属逐渐发展，逐渐蝉蜕……新者即旧者之所演化”）、目的（“一切文物，其发生，其生长，与其发达演化之迹，皆当尽其可能，以解答之”）、史料（包括古言Tradition与古物Vmaius ，都是人类活动之结果）；并称傅舲《历史研究法》等新史学派书籍为“尤著者”。 陆惟昭在1922年第1卷第3期发表的《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一文，则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提出“轻个人重人类，轻国家重社会”“时代变迁当为连续的说明”“认中国历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政治文化不当分叙二途”“上推到无史时代”等历史教科书编辑建议，与新史学派思想很类似。

第二类是对美国新史学派著作或文章的介绍与翻译（包括节译）。这方面成绩最大的依然是陈训慈。他在《史地学报》1922年第1卷第2期发表译作《史之过去与将来》，译自巴恩斯1921年2月在《历史展望》杂志上发表的《历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The Past and Future of History ）一文。该文对综合史学（Synthetic History）进行了系统论述：首先对以政治事实为历史发展主要动力的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进行了批判，然后详细阐述了“新起之综合史学”（New Synthetic History）的性质与未来。 1923年，陈训慈又在第2卷第2期的“新书绍介”栏目发表了一篇长达10页的对于海斯所著《近世欧洲政治社会史》一书的书评。他不仅详细介绍了此书的出版与增订情况，翻译了全书30章的章名，摘译了原书前言中的部分语句，还概括了全书5个部分的内容大意，称赞“其分段见解，绝非因袭；往往只眼推撅，持有至理”，作者“能寻绎线索，深究因变，使繁变之事实，帖然在其驾驭之下。各事之真实意义，藉以得明；而读者之了解，亦益明澈而有味矣”。 同年，陈训慈还在第2卷第4期发表了译作《历史之价值》，译自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赫尔（Howard C. Hill）于1921年12月在美国《历史展望》杂志上发表的“History for History’s Sake”一文。该文认为：历史有其本身的个性，它不是其他学科的附属产物；“史之所以为史者，自必有其历史性（historicity）”；它是包罗万象的、不断变化的，“实寓无限之愉悦（historical delight）”；史学家应当培养自己的史识（historical-mindedness），意识到“事物在变化中”，意识到“过去与现在为进化绵延”，因为“目今之事，惟置于过去光明之下，始能洞明透彻”，这也就是历史的“继续观念”。 陈训慈之外，王庸、胡焕庸、向达等人也有相关译文发表在《史地学报》上。王庸在1923年第2卷第4期发表的译作《社会学与历史之关系》，译自巴恩斯在《历史展望》第13卷第8号发表的《社会学对新史学或综合史学的价值》（“The Significance of Sociology for the ‘New’ or Synthetic History”）一文。该文论述社会学与历史之关系，是对《历史学的过去与未来》一文的补充与深化。文章提出：历史学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科学”，而社会学的任务是分析判断“足以影响群众行为而变动社会制度者”，二者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历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必须有赖社会学的助力；如此才能形成“综合的历史”。 胡焕庸的贡献在对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与巴格利（William Chandler Bagley，1874-1946）合著的《美国国民史》（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 ）一书的翻译上。他在1923年第2卷第3期发表了关于该书的书评，认为它具有两大优点：偏重社会生活的史料选择标准、以问题为核心的编纂法则。 他在1923年已将全书翻译了出来，并在《史地学报》1924年第3卷第1～8期、1925年第4卷第1期连载。 但该译作并未汇集成册出版。向达则在1925年的《史地学报》第3卷第7期发表译作《史律》，译自美国新史学派史家季尼（Edward Potts Cheyney，1861-1947）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杂志1924年1月号上的《史律》（“Law in History”）一文，该文也是季尼1923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时发表的演说。此文虽名为《史律》，但实际上讲的是历史的六种特性：连续性（law of continuity）、非永久性和易变性（law of impermanence，of mutability）、互相依赖性（law of interdependence）、民主性（law of democracy）、自由同意的必要性（law of necessity for free consent，即不受强权压迫的自由性）、道德进步性（law of moral progress）。作者在文中明确赞成鲁滨逊对历史延续性的解释，认为“种种事业、环境、制度、人格，皆来自以前之事业、环境、制度、人格”，人们孜孜不倦、追根溯源，就是源于历史的连续性。他还提出，历史是人类“对于现在及未来的指南针”；以这些历史“定律”指导我们的生活，可以达到“人生幸福”。

第三类是其他内容，包括新闻简讯与书目推荐等。《史地学报》的“史学界新闻”栏目，在1922年第1卷第2期刊有《史学界新闻：美国史学出版界之近状》简讯，称“美国出版界中，历史本甚丰多，自近今史家倡导新史学以后，历史著作益形发达” ；在1922年第1卷第2期则刊有《史学界新闻：新史学译本出版》一则简讯，宣传何炳松所译《新史学》一书，称此书“破坏旧史，倡导新经，实研究历史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在1922年第1卷第4期，《史地学报》还翻译了美国特赖恩（R.M. Tryon）教授发表于《历史展望》1922年4月号的一篇书报目录（ The Professional Library of a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er ），其中提到多种新史学派的著作，如鲁滨逊《新史学》、傅舲《历史研究法》等。 uhqgxINEi8vWincy1UH4oSXPaCNK0c6VRZIk8H04HKNHg/6FqPXRuVgpGqHlEJ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