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上半期中美史学交流概述

对于美国史学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它是进步主义史学开始兴起的年代。对于中国史学来说，亦是如此，它是中国史学开始向西方学习、中西史学开始交流的年代。美国史学开始进入中国也是在20世纪初，它的几本历史教科书被中国学者注意到，并被译成中文，成为中国新式学堂的教科书。五四运动以后，留美生胡适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带回中国，开创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稍晚于胡适，何炳松等留美生将在美国如火如荼的进步主义史学引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反响。与此同时，崛起中的美国汉学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两国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哈佛燕京学社，来促进人员与研究成果的沟通。

一 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美国历史教科书

从1900年开始，清政府逐步实行学制改革。到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制度，效仿西方建立起学堂教育体系。各级学堂建立以后，教科书的选用就成了燃眉之急。由于学堂制度完全是模仿国外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传统读物并不适宜做教科书，因此翻译国外读物就成了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在清政府的鼓励下，译介西书作为学堂教科书蔚然成风。当时进入中国的西方历史教科书中，来自美国的有《万国史要》《万国史略》《迈尔通史》等书。

《万国史要》，由美国维廉斯因顿著、张相译、邹寿祺审定，是一部世界通史教科书。全书共5个部分：“古代东洋诸国民史”，包括埃及、巴比伦、海部留（即希伯来）、腓尼西亚、印度、波斯；“古利司史”（即希腊史）；“罗马史”；“中代史”（即中世纪史）；“近代欧洲诸国民史”。 邹寿祺在此书《赘言》中说，此书“为东西学堂历史教科之善本，在彼国均重数十板，译者并据东西二本，而达其文意”。 所谓“东”“西”，应指的是日本和美国，译者张相熟习日文，所以能根据原著和日译本对译。

《万国史略》，由陈寿彭译自美国作家古德里奇（Samuel Griswold Goodrich，笔名Peter Parley，1793-1860）所著 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y 一书。全书共六部分，第一部分导言（Introduction）5章，简要介绍世界各大洲的地理状况、人种状况；接下来的五个部分，分别介绍五大洲（亚、非、欧、美、澳）的地理、气候以及历史发展状况，共203章。该书是陈寿彭在宁波中西（储才）学堂任教时使用的课本。据他所说，该书曾作为美国纽约等处中学课堂的教科书，经多次增补，“遂盛行于美通国”；而且，该书对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日本变法之初，先购此书二百四十部，颁于学校，既而列于文部教科之选。中学生徒，无弗取资于是”；直到20世纪初，“美日两国之学者，考求他国史乘，其入门之径，尚未能外于此”；因此他决定将此书翻译出来，“以助吾国之学者”。

《迈尔通史》，由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述，译自美国史学家迈尔（Philip van Ness Myers，1846-1937）所著 A General History for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一书。该书也是一部面向中等和高等院校的世界史教科书，共两部分63章：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和中世纪史与近代史（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中译本共“三记”七卷：“上世记”三卷、“中世记”两卷、“近世记”两卷，在书末还附了一篇《美国史略》，介绍美国的历史。此书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山西大学堂（Shansi Imperial University）任教时所使用的课本，在他的指导下，该校教员黄佐廷与张在新将此书译为中文，作为学校的正式教科书。

《万国史要》《万国史略》《迈尔通史》等西方史书进入中国作为学堂历史教科书，对于丰富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世界史知识、扩充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打破“天朝上国”的狭隘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部分史书的学术价值也得到中国学界的肯定。如《迈尔通史》，此书的体裁尤为时人所称道。正如译者张在新所说，它“举数体而兼备之”：“上世诸记，国别体也；大事诸记，纪事本末体也；凡有影响于历史之人物，上自帝王，下至杂伎，或特表，或附见，则纪传之体具焉；强国帝王，着其统系，为之年表，各国学问艺术之源流，国制民风之得失，择其要者，具着于篇，则表志之体寓焉”。 也就是说，《迈尔通史》综合了国别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表志体这几种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正是由于这种学术上的规范性，此书在晚清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夏曾佑曾为此书译本校阅删润，茅盾在求学时学校所用西洋史课本就是此书的英文版 ，蒋廷黻早年在湘潭长老会学校求学时所用的西洋史课本也是此书。直到1930年，此书的英文原本依然是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参考书。

二 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阐释和运用

如果说晚清时期的中美史学交流仅限于历史知识、史书体裁等较浅层次，那么五四以后的中美史学交流便进入史学方法与史学理论的层次了，前者如杜威的实验主义，后者如新史学派的理论体系。此处先论述实验主义。

从内涵看，实验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对此有简要介绍：“‘实验主义’在杜威崛起之前通用pragmatism一字，意为‘实用主义’。学者认为，只有有‘实用’价值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这一概念如不加澄清，则易流于‘机会主义’（opportunism）。所以杜威不喜此字，乃另造instrumentalism（机具主义）及experimentalism（实验主义）。杜氏主张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也就是‘知识必须自实验出发’。它不是‘只论目的，不择手段’。相反的，它是为达成解决实际问题，于实验中选择正当而有效的手段。这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 严格来说，哲学理论不是史学理论，不应纳入“中美史学交流”的讨论范围。但实际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实验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而且，由于胡适——这位杜威的“东方弟子”将实验主义引入史学，使之成为民国史学界人尽皆知的一个概念。因此，讨论20世纪上半期的中美史学交流，就不能忽略杜威的实验主义。

胡适成为杜威的弟子是在其留美时期。他于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科，三个学期后改学文科；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1917年回国后，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杜威的实验主义。关于杜威实验主义对胡适的影响，这当然是有目共睹的。如同胡适自己所承认的：“杜威教授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有一些学者经过研究指出，胡适所理解的“实验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似乎有所不同；甚至有学者直接提出，胡适的治学方法根本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的精神。如美国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勇振就认为，胡适思考方式和治学方法的本质是实证主义，根本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的精神；实验主义是他的语言，实证主义是他的内涵，他走到实验主义之路的中途站是唯心论；他在康奈尔大学哲学系所接受的唯心论教育和原有的考证学启蒙，对他影响至大；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最大的成就，既不在于他成为杜威的入室弟子，也不在于他把实验主义纳入他取经的行囊，而在于他成功地汇通了中国和西方的考证学；在史料审定的方法上，胡适所依赖的其实是朗格诺瓦、瑟诺博司所写的《史学导论》，他在史识、史法上的基本假定，都可以在《史学导论》里找到雏形，如历史就是文件学、历史是科学、研究历史必须要有绣花针的训练、历史科学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句话”等；这些史识、史法都是实证主义的，不是实验主义的。

对江勇振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重视，这番论断提醒了我们应注意一个事实——胡适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的确，胡适在考据学方面建树颇多，从《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到《水浒传》《红楼梦》，再到《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等，其考据范围遍及哲学、史学、文学、佛学等领域。而且，他在每个领域的考证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效果，使整个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焕然一新。可以说，胡适能在民国学术界（不是社会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考据学成就。作为杜威的东方弟子，胡适在很多场合都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他的老师，具体说，是他的老师所提倡的实验主义。从表面看，实验主义与考据学之间确实不是一码事，但在胡适身上，似乎变成了一码事。虽然胡适在生前就他与实验主义的关系做过多次解释，但似乎还不够透彻（否则，如何解释当代学者的争论？）。不过，换个角度想，要让胡适在生前就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客观研究对象，把自己几十年的思想流变梳理清楚，似乎也有点强人所难。这就迫使后世学者循着胡适所留下来的痕迹自己去寻找答案。关于胡适与杜威实验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充满疑惑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解释，兹简述如下：

胡适对杜威实验主义的接受，建立在其原有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清代考据学）的基础上；而他对实验主义的解读，则与其思想中的化约论（Reductionism）倾向有关。根据《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在拜入杜威门下之前，已经从中国古代的先贤那里汲取了思想的养分，其中有“王充《论衡》的批评态度，张载、朱熹注重‘学则需疑’的精神，特别是清代考证学所强调的‘证据’观念”。这些已有的观念与思想，必然会在接触新思想时与之发生碰撞与融合。当胡适正式拜入杜威门下之后，他并没有走上探究实验主义理论内涵的路子，而是将这种哲学理论视为一种治学的“方法”。不论是在哪种场合，他对实验主义的解读都立足在“方法”这个层面。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他就将实验主义归纳为“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这种对“方法”的强调，反映出胡适思想中的“化约”倾向，即“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他就否认古代“名家”的存在，因为“每一家都有他们的‘名学’，即‘为学的方法’”。后来，他进一步把这种“化约”扩大到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考察，认为“程、朱与陆、王的不同，分析到最后只是方法的不同”。再如，“科学”与“民主”在他看来也可以化约为一种方法。他在晚年曾说，“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民主的真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背后也还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总之，这种“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的倾向，“决定了他接受西方学术和思想的态度”，即不重学术思想的实际内容，而重其“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也决定了他对杜威实验主义的解读，“只求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不墨守其枝节”。所以说，胡适“是通过中国的背景，特别是他自己在考证学方面的训练，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他的确不折不扣地是杜威的信徒”；他“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这是他的思想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余先生的论述为我们认识胡适与杜威实验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可作为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胡适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即便是顾颉刚和傅斯年——这两位国学功底比胡适深厚得多的学者，也自愿拜入胡适的门下，称这位只比自己大几岁的人为老师。也许有人会说，是胡适——而不是实验主义——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实验主义，胡适何以成为胡适呢？

三 美国新史学派著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

20世纪上半期在美国如火如荼的“新史学”运动也波及中国，通过何炳松、蒋廷黻、陈衡哲等留美生的译介与宣传，新史学派著作大量进入中国。很多人都以何炳松使用鲁滨逊《新史学》一书为授课教材作为新史学派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开端，笔者在此想做一些补充。第一，关于《新史学》一书具体何时在北大、北高师作为授课教材这一问题，很多学者都采纳何炳松自己在《新史学·译者导言》里的说法，即“我在北京大学同北京高师里面，曾用这本书做讲授西洋史学原理的教本” 。也就是说，在1917年何炳松到北京任教的时候，《新史学》一书就开始作为课程教材了。但是，据李孝迁考证，北大在1920年之前并没有开设“西洋史学原理”这门课；是到1920年何炳松应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请开设“新史学”一课，才开始使用鲁滨逊的《新史学》英文本为教材。 因此，关于《新史学》一书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间，恐怕要推后到1920年了。

第二，关于早期进入中国的新史学派著作，笔者通过查阅《近代教会大学历史文献丛刊》发现，除了《新史学》一书，鲁滨逊的《欧洲中世纪史》（ Middle Period of European History ，1915）、《中世纪及近代史》（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1916）、《欧洲史大纲》（第二卷，与比尔德合著）［ Outlines of European History （Part Ⅱ），1914）］几部著作早在1917年就已经成为圣约翰大学的课程教材与入学参考书了。据《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1917年9月至1918年7月）》，由宓亨利（Harley Arnsworth Acnair）承担的两门课——“欧洲现世史”与“欧洲发达史”，分别使用鲁滨逊的《欧史节要》下卷［ Outlines of European History （Part Ⅱ）］与《中世纪及近世纪史》（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两书作为课本；同时，在入学考试参考书方面，指出“ Ancient Times （J.H. Breasted）裴莱斯忒德所著之《上古史》及 Middle Period of European History （J.H. Robinson） or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J.H. Robinson），first half 劳炳生所著之《全欧中古史》或《中古及近世史》（上半部）为最妙”。 可见，美国新史学派的著作在1917年就已经成为中国大学课堂的历史教科书了。不过，可能由于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开办的教会大学，授课教师又是美国人，所以其影响力不大。

第三，除了课程教材层面的传播，较早通过期刊向中国学界介绍美国“新史学”思想的是蒋梦麟。他是1908年的留美生，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本科毕业后，随即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杜威，学习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1918年，蒋梦麟在《教育杂志》第10卷第1期发表了《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的长文，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检讨中国旧史学；认为旧史学之“泥古余焰犹滔滔于吾国今日之学校”，必须“弃往日之恶习而革新”；主张“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所谓“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在蒋梦麟的文章中，就是美国的历史教育经验。他在文中归纳了几条美国的历史教育经验，并以此作为中国历史教育“革新”的具体方向：（1）“教授历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也”；（2）“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也”；（3）“表扬伟人、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明家当并重也”；（4）“历史之范围与扩张也”。 文中还多处引用了美国教育家麦克默里（Charles Alexander McMurry，1857-1929）所著《历史研究的特殊方法》（ Special Method in History ）一书第一章（The Aim of History Instruction） 的内容。虽然蒋梦麟的革新主张是针对历史教育界而提出的，但其所主张的内容与“新史学派”的思想完全一致。可以想见，蒋留学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正是新史学派的重镇，而且他又是杜威的学生，杜威的教育理念与鲁滨逊的历史教育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他的历史教育理念在本质上与新史学派是一致的。蒋梦麟此文发表后，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有学者把它与梁启超所著《新史学》并提，誉之为“中国史学之新潮流，即示中国现代史风之一大倾向” 的代表作。

总之，在1917年至1918年，美国“新史学”派的著作就已经进入中国，其思想理论也已经通过学术期刊开始在中国学界传播了。当然，“新史学”思想——主要是鲁滨逊《新史学》一书开始引起学界大部分人的关注是在1920年以后。随着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西洋大历史》等书对鲁滨逊《新史学》一书的部分译介，陶孟和、陈训慈、徐则陵、衡如、于炳祥、梁绳筠、杨鸿烈等人通过学术期刊对“新史学”思想的宣传，尤其是何炳松使用《新史学》一书作为北大、北高师的教科书并将其翻译出版，“鲁滨逊”与“新史学”便迅速成为学界人尽皆知的两个名词。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新史学派的著作都被各大高校选用做历史教科书（尤其是世界史），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青岛大学、厦门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等。而一直到1949年以前，都有新史学派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如1945年纳文斯、康玛格著、刘尊棋等译的《美国史：一个自由民族的故事》由重庆中外出版社出版），以及期刊的介绍（如《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47年复刊对柯蒂《美国思想之成长》的介绍 ）。可以说，新史学派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自1917年开始以后就从未中断；虽然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传播力度有所减弱，但在战火的间隙，它依然在断断续续地持续着。

这三十多年里在中国传播的新史学著作，其规模不可谓不大。从内容上看，可以划分为史学理论（包括史学史、史学方法）与世界史（包括欧洲史、美国史）两大类。前者如鲁滨逊《新史学》、巴恩斯《史学》、绍特维尔《西洋史学史》、傅舲《历史研究法》、亨利·约翰生《历史教学法》等；后者如鲁滨逊与比尔德合著的世界史教材、海斯与蒙合著的世界通史教科书、桑戴克《世界文化史》、沙比罗《英国史》、比尔德与巴格力合著的《美国国民史》等。从传播渠道上看，不仅有翻译出版，更有期刊的大量介绍以及高校课堂之用作教科书。据笔者考察，仅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新史学派著作就至少有25部（见附录）。至于期刊的介绍，更是无法计数。当时很多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期刊，如《史地学报》《史地丛刊》《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等，都介绍过新史学派的著作。从传播者来看，留美生是传播的主力，不仅参与翻译出版（如何炳松），更使用新史学派著作作为课堂教科书（如罗家伦、蒋廷黻、刘崇鋐、洪业、郭斌佳），还经常在期刊上发表相关书评。此外，中国本土学者（包括在读大学生）也是传播的生力军，在翻译出版、期刊介绍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新史学派著作在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传播，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层面。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界反应看，当时最受学界关注的是鲁滨逊《新史学》、巴恩斯《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绍特维尔《西洋史学史》等理论著作。学者们不仅通过期刊讨论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如“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综合史观”等，更在自己的个人作品中吸收、借鉴新史学派的理论思想。当时很多“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史学方法”性质的著作，如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吴贯因《史之梯》、卢绍稷《史学概要》、刘剑横《历史学ABC》、罗元鲲《史学概要》、周容编《史学通论》、李则纲《史学通论》、杨鸿烈《史学通论》和《历史研究法》，以及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等，都以新史学派著作作为它们的主要参考书。同时，部分书籍如鲁滨逊《新史学》、绍特维尔《西洋史学史》、巴恩斯《史学》、傅舲《历史研究法》、亨利·约翰生《历史教学法》，都曾作为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课程参考书。新史学派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世界史学科建设层面。当时进入中国的很多新史学派著作都是世界史教科书，少数被译成中文出版，大部分都是以英文原版的形式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如鲁滨逊的《中世纪及近代史》（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一书同时被圣约翰大学、青岛大学、南开大学用作教科书，海斯的《近世欧洲政治社会史》（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也同时被南开大学、金陵大学、青岛大学用作教科书。这批以教科书或参考书形式出现在中国的新史学派著作，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值得注意的是，新史学派著作在中国所受的待遇似乎与美国本土有些许不同。在美国本土，呼声最高的史学家是几位本国史研究专家，即特纳、贝克、比尔德、帕灵顿等人，最受关注的作品也是这几位史家的美国史研究作品。但在中国，呼声最高的是鲁滨逊的《新史学》、巴恩斯《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绍特维尔《西洋史学史》等史学理论著作，传播规模最大的也是世界史教科书。美国史研究著作所占份额不大。据笔者考察，特纳、贝克、比尔德、帕灵顿四人，除比尔德的作品在中国流传较多外（如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等），其他三人的作品在中国都非常少见。贝克的书，只有《近代史》（ Modern History：The Rise of a Democratic，Scientific，and Industrialized Civilization ，1931）一书被刘崇鋐《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4期评论过 ^[1] ；特纳与帕灵顿的书，也只有《美国历史研究与阅读指南》（ Guide to the Study and Reading of American History ，与Edward Channing、A.B. Hart合著，1912）与《美国思想的主流》两书在《史学年报》1937年第2卷第4期由齐思和在《美国史书目举要》一文中提及过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也不难想象。在美国本土，最受关注的肯定是本国史研究著作，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本位心理造成的，在其他国家也一样。但在中国，新史学派属于外来文化。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必须具有一定的“普适”功能才能适应其他本民族的土壤。因此，当新史学派流传到中国，其中具有“普适”功能的著作，如理论书籍、世界史书籍，就能适应中国的需要而流传开来。那些在美国本土呼声甚高的美国史研究著作，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像理论书籍、世界史书籍那样具有高度的“普适”功能，因而流传较少。

四 美国汉学的发展及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美史学交流过程中，美国汉学 的发展也占有一席之地。从美国方面看，很多美国汉学家都有来华学习、考察的经历，这种旅华经历为他们的汉学研究注入了很大的推力；从中国方面看，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汉学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中、美双方在汉学研究领域积极合作的代表性成果莫过于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这一机构既为美国汉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为燕京大学实力的壮大提供了助力。

美国汉学的初创得益于19世纪赴华传教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裴来尔（Lucian Nathan Wheeler）、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传教士，通过创办报刊、撰写书籍等形式，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状况的同时，也奠定了其早期汉学家的地位。 ^[2] 以1876年耶鲁大学开设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语言文化讲座为标志，美国的专业汉学开始建立起来。随后，哈佛大学于1879年开设汉文讲座，并通过其中文讲师戈鲲化收集中文图书；加利福尼亚大学于1890年开设阿加西东方语文讲座，并于1896年接受中国学家傅兰雅赠书。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美联系的逐渐紧密，美国的汉学也进入发展期。不仅相继建立了一些汉学研究机构，收集了很多中文图书资料，还培养出了一批本土汉学家。在研究机构的建设方面，有很多大学都开设了中文课程，设立了相关研究中心，并开始收集中文图书资料。例如，耶鲁大学于1901年成立旨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雅礼协会”（Yale-in-China），1943年成立远东语言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也于1901年开设丁龙中文讲座，同时开始收藏中文资料，1948年成立东亚研究所；芝加哥大学从1910年开始收藏中文资料，1915年开办东方语文系，1928年开设中文课程，1936年设立东方语言系，同时成立远东图书馆；康涅狄格学院于1911年开始研究现代中国、印度、日本；圣本尼迪克特学院于1913年开始研究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夏威夷大学于1920年开设中国语文、历史课程，1925年开始收藏中文图书，1935年成立东方研究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于1930年开始设立国际关系研究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也于同年设立东方研究系，并于1938年成立东方研究系东亚部，开始收藏中文图书；密执安大学于1933年建立以研究亚洲为主的国际中心，1936年创办远东语言文学系，1948年开始收藏中文图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于1934年设立亚洲研究系，1948年开始收藏中文图书；克莱尔蒙门特大学于1935年开始收藏中文图书；普林斯顿大学于1937年获得葛思德藏书100000余册，1947年设立东方研究系；科罗拉多大学于1944年成立亚洲事务研究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于1946年创办远东和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设立远东和俄国研究所，并成立外国地区研究和比较研究所，1947年创办东方学图书馆；哈佛大学于1947年实行中国地域研究规划，费正清为主任，开设东方文化课程；俄克拉荷马大学于1948年成立亚洲事务研究所；加利福尼亚大学也于同年成立远东研究所。

同时，美国政府与国家学术机构也逐步加大研究中国的力度，创办与中国研究有关的学术期刊。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01年获得中国学家柔克义所藏汉、满、蒙、藏文书籍，1904～1908年获得清政府第二批赠书，1927年成立中国部，1928年成立东方部；1905年成立太平洋社会学协会；1919年创办《美国东方研究学院通报》（季刊）；1921年成立东方陶瓷学会；1925年成立太平洋学会；1927年成立布鲁金斯研究所；1932年创办《亚洲概览》（月刊）、《太平洋历史评论》（季刊）；1936年创办《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半年刊）；1941年成立远东协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出版《远东季刊》（季刊）；1943年成立中国语言学院，1945年扩建为东亚研究所；1948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正式宣布成立远东协会。此外，部分美国财团由于在一战前后大力发展在华投资，也相继设立了一些基金会以资助对华研究。例如，1911年的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1910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1936年的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

在汉学家的培养方面，虽然由于汉学研究起步晚，美国在20世纪初不得不从欧洲聘请汉学家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如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与劳费尔（Berthold Laufer）；但到二三十年代时，美国本土汉学家便开始崭露头角，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并且，其中很多都有赴华考察、学习、任职的经历（见表1-1）。对于汉学家来说，在华经历绝对对其学术研究有着重要助益，不仅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还能直接与中国学者交往，获得学术上的成长。例如，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的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曾两次来华搜集资料，第二次来华在安徽宿州北长老会工作了12年（1911～1923年） ；翻译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恒慕义（Hummel Arthur William），在华期间与中国学界有密切接触，与胡适、冯友兰、顾颉刚、蒋梦麟、郭秉文、袁同礼等人都有交往；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32年来华时，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廷黻、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人都给予了他一定的帮助，尤其是蒋廷黻，为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提供了很多指导与资料上的帮助；孙念礼（Nancy Lee Swann）在北平华文学校学习中文时，曾相识吴宓，并向其请教问学，后来撰写关于班昭的论文，也曾向顾颉刚请教史料问题，顾颉刚还赠予她刚出版的《古史辨》；《乾隆朝文字狱考》（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 ）的作者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在其著作的序言中感谢袁同礼、陈垣、郑振铎等中国学者在他在华收集资料期间（1931～1932年）的帮助；以蒙古学研究而闻名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生前多次来华，足迹遍布中国的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

20世纪上半期美国汉学的发展，除了美国本土汉学家的努力之外，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一定贡献。据梅贻琦与程其保的统计，“1912～1949年间有近2万名中国学生到美留学” ^[3] 。如此庞大的留美生群体，在美国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因其所具有的语言、文化等优势，而对美国汉学的发展有所助益。很多留美生都曾担任过美国汉学家的助手，协助他们解决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如王毓铨曾于1938年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之邀赴美，“协助其开展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担任秦汉两朝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审译和注释工作”；何兹全在美期间也曾在魏特夫处打过临时工，通过校阅和核对英文译稿赚取生活费用，“1949年他还经陈翰笙介绍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协助佛朗西斯（Jhone D. Frances）翻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在他回国后，王伊同接替了他的工作。 部分留美生还曾担任过美国学校的汉语教师，如赵元任就在哈佛大学担任过哲学和中文讲师，教授中文并开设哲学课程。 ^[4] 对美国汉学有更直接的影响的是留美生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博士学位论文。据袁同礼《1905—1960年间美国中国学生博士论文指南》（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 ）一文统计，“1912～1949年间中国留美生所撰写的中国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共有152篇” ，其中很多都得到美国汉学家的关注。如刘经庶《老子哲学》一文就被劳费尔称为一篇“杰作” ；冯友兰《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一文也被赖德烈称赞“具有真正的价值……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清晰的阐述了中国杰出思想家所提供的教导” ^[5] 。对于当时还处于“荒村”阶段的美国汉学来说，这些博士学位论文在资料和思路上都能提供一定的帮助。正如吴原元所说，二战以后美国汉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中国留学生等知识移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

正式成立于1928年、以“中国文化领域以及中国学的其他方面” 为研究对象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是美国汉学界积极与中国合作的代表性成果。该机构的资金来源是1914年成立的霍尔教育基金（The Charles Martin Hall Educational Fund）。1924年，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积极配合，于1925年9月达成建立“哈佛燕京学社”的协议，成功申请到霍尔基金的资助。考虑到当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学社推迟到1928年1月4日才正式在美国麻省注册成立。学社本部设于哈佛大学，设有社长一职负责行政工作，社长一向兼任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第一任社长是法籍俄裔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1975），1934年经伯希和推荐出任，直至1956年卸任。学社于1933年在燕京大学设驻北平办事处（Peking office），作为学社在东方的活动中心。办事处负责人为执行干事，规定由美国人担任。首任执行干事为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但博氏因与社长叶理绥不和而于1939年辞职。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由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洪业继任执行干事。学社的中方合作机构不仅有燕京大学，还有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福州协和大学；但燕京大学获得资助最多。

丰厚的资金来源，无论是对哈佛大学还是燕京大学，都是极好的发展助力。哈佛大学方面，于1928年建立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以哈佛大学图书馆中原有的中、日文藏书为基础，进一步收集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图书文献资料。1931年，图书馆聘任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裘开明任馆长；裘氏任馆长期间（1931～1965年），一直通过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从中国收购中文图书资料。当时中国正值战乱期间，很多私家藏书流散到市面上，经书商们转手卖给哈佛燕京学社，而成为汉和图书馆的收藏。经过几年的系统收集，到1941年前后，汉和图书馆藏书量增加了近20倍，成为一座重要的东方学图书馆。 利用资助，哈佛大学还于1936年创办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e Studies ），由叶理绥担任主编。到1947年以前的这段时间中，《学报》刊登了不少以历史、语言、宗教为主的长文，同时也不时刊发或译载一些中国、日本学者的论文，如创刊号上就有赵元任的《略论“俩”、“仁”等》、陈寅恪的《韩愈与唐代传奇小说》、汤用彤的《〈四十二章经〉的版本》等文。到二战以后，随着美国汉学家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对汉学研究的逐步重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迅速成为一份顶级汉学研究期刊。 除了建设图书馆与创办学术期刊，哈佛燕京学社还从美国选派年轻学者赴华留学。从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至少有17人通过学社资助到华进修学习（见表1-2）；他们在回美后都任职于美国各大高校或研究机构，大大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

燕京大学方面，也积极利用学社经费大量收购藏书，“由1925年的1万册藏书，增加到1929年的14万册、1933年的22万册” 。同时，高薪聘请优秀学者到校任教，如容庚、郭绍虞、郑振铎、孙楷第、高名凯、顾颉刚、张星烺、许地山、邓之诚、陈垣等，使燕京大学一跃成为一座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社还接受研究生申请，资助成绩优异的学生到哈佛大学深造，如齐思和、翁独健、王伊同、蒙思明、杨联陞、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陈观胜等。此外，学社还资助燕京大学出版学术性书刊：“一是《燕京学报》，1927～1950年间每年出版两册，战时停刊，共计38册” ，前后由容庚、齐思和担任主编，刊登过王国维、钱穆、冯友兰等130多位学者的论文，得到汉学家伯希和的称许；“二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1930年成立引得编纂处，由洪业任主任” ，后由聂崇岐接任，编纂为便利学者研究的古籍引得（Index），至1950年，“共出41种正刊，23种特刊，合计64种共84册，包括《春秋左传》、《论语》、《孟子》、《汉书》、《大藏经》、《水经注》等古籍引得” 。

纵览20世纪上半期美国汉学的发展，虽然其底蕴没有欧洲汉学那么深厚，致使相关机构不得不到欧洲聘请汉学家到美任职，以带动美国汉学的发展；但是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没有本土汉学家的“荒村”状态到哈佛燕京学社这一跨国研究机构的设立，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到二战以后，这枝世界汉学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不仅接纳了大量躲避战火的欧洲汉学家，使汉学家队伍进一步壮大；更另辟蹊径，将传统“汉学”（Sinology）转向现代“中国学”（China Study），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特色。美国中国学对近现代中国——而不是古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注重，同美国新史学派对美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一样，是美国学术中“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现在主义”（Presentism）精神的体现。

[1] Earle Wilbur Dow，“Features of the New History：Apropos of Lamprecht’s ‘Deutsche Geschich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3，No.3 （Apr.，1898）：431-448.

[2] Carl Beck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1770-1776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0），p.5.

[3] Orin Grant Libby，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Vote of the Thirteen States o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1787-1788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894）.

[4] Charles A. Beard，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

[5] Vernon Louis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7）.

[6] James T. Kloppenberg，“Pragmatism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From Turner and Du Bois to Today，” Metaphilosophy ，Vol.35，No.1/2， Special Issue：The Range of Pragmatism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January 2004）：202-225.

[7] James T. Kloppenberg，“Pragmatism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From Turner and Du Bois to Today，” Metaphilosophy ，Vol.35，No.1/2， Special Issue：The Range of Pragmatism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January 2004）：202-225.

[8] James T. Kloppenberg，“Pragmatism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From Turner and Du Bois to Today，” Metaphilosophy ，Vol.35，No.1/2， Special Issue：The Range of Pragmatism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January 2004）：202-225.

[9] James T. Kloppenberg，“Pragmatism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From Turner and Du Bois to Today，” Metaphilosophy ，Vol.35，No.1/2， Special Issue：The Range of Pragmatism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January 2004）：202-225.

[10]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pp.16-27.

[11] Ephraim Emerton，“The Historical Seminary in American Teaching”，G. Stanley Hall，ed.， Method of Teaching History （Boston：Ginn，Heath，& Co.，1883），p.197.

[12] John Higham，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62），p.19.

[13]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Frontier and Section：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1），pp.37-62.

[14] Sean Wilentz，“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ies”，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Vol.21，No.2 （Apr.，2007）：23-27.

[1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nd Estelle Fisher，“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Letters”，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Vol.31，No.3 （March，1948）：339-345.

[16]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Beard，Parrington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8）.

[17] Fulmer Mood， The Early Writing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New York：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69），p.53.

[18]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

[19] Fulmer Mood， The Early Writing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New York；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1969），p.56.

[20] Harry Elmer Barnes，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25），pp.xiii-xxi.

[21] Harry Elmer Barnes，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1925），pp.1-54.

[22] Harry Elmer Barnes， The H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New York：The Century Co.，1925），pp.vii-xii.

[23]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Frontier and Section：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1），pp.37-62.

[24]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Problem in American History”， Frontier and Section：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1），pp.33-34.

[25] Carl Beck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1770-1776 （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0），p.5.

[26] James Harvey Robinson and Charles Austin Bear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urrent History （Volume 1） （Boston：Ginn & Company，1907），pp.iii-v.

[27] Charles A. Beard，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

[28] 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5）.

[29] Charles A. Bear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5）.

[30] 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Macmillian Co.，1968）.

[31] Vernon Louis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7）.

[32] John Pettegrew，“The Present-Minded Professor：Merle Curti’s Work 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ian”， The History Teacher ，Vol.32，No.1 （Nov.，1998）：67-76.

[33] Charles A. Beard，“Reviewed Work：John D. Rockefeller：The Heroic Age of American Enterprise by Allen Nevi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5，No.5 （Oct.，1941）：977-980.

[34] T. Harry Williams，“Reviewed Work：America：The Story of a Free People by Allan Nevins，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29，No.4 （Mar.，1943）：581-582.

[35] John Higham， 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p.114-115.

[1] 刘崇鋐：《书籍评论： Modern History：The Rise of a Democratic，Scientific，and Industrialized Civilization 》，《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4期，第993～1010页。

[2] 19世纪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不仅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还撰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这些文章和著作成为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例如，由裨治文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 ），以及由美以美会传教士裴来尔创办、1867～1872年发行于福州、1874～1941年发行于上海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 Chinese Recorder ）等，都刊登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历史的渠道。历史著作方面，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卫三畏于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 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Government，Education，Social Life，Arts，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这本书系统论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地理、教育、艺术、宗教状况，是美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作，被誉为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是几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范本”。

[3] Yi-chi Mei & Chi-pao Cheng， A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under the Joint Sponsorship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ship Fund and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New York，1954），pp.26-28.

[4] Howard L.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150.

[5] K.S. Latourette，“Review：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22，No.17 （Aug.13，1925）：473-474. CgATWgGXzpYpVj4s0KuaV5vTFZkcuG4QLeDpuy1Dq76iY7TQ+gasA0GxsqZSzG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