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史学

20世纪上半期是美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也是美国史学破旧立新的时代。一批又一批专业史学家走上前台，一本又一本史学著作不断问世。且不说史学家与史学家之间有着立场与观点的不同，就是同一个史学家在不同时期思想也有变化。如此丰富且复杂的史学时代，很难用三言两语就道尽全部。然而，从学术回顾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史学作一个概括，确实是必要的。当我们尝试从整体着眼，忽略不同史学家在具体学术观点上的差异，追寻他们在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上的共性时，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着一股与时代相呼应的气息。正是这股气息，塑造了他们不同于19世纪，也不同于20世纪下半期的史学特色。这种富有时代气息的史学，被后世美国史学家称为“进步主义史学”（Progressive History）。

“进步主义史学”在更多的时候被称作“新史学”（New History）。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者是美国史学家厄尔·W.道（Earle Wilbur Dow），1898年他在一篇书评中首先使用了“新史学”一词。 ^[1] 但真正使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是著名的进步主义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他在1912年出版了著名的《新史学》（ The New History ）一书，明确界定了以他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群体所践行的“新史学”的基本理论与框架，成为这批向“旧”史学发起挑战的“新”史学家群体的宣言书。因此，这批史学家群体便自称为“新史学派”。然而，“新史学派”并不特指鲁滨逊及其弟子所组成的鲁滨逊学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新史学”的理念得到了当时绝大部分史学家的认可与吸收。因此，用“新史学”这一概念概括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史学是可行的。如果一定要对“进步主义史学”和“新史学”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那么可以这么说：“进步主义史学”是后世史学家赋予20世纪上半期美国史学的称呼，是用时代特点来定义史学特点，以区别于19世纪或二战以后的史学；而“新史学”是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史学家自己赋予自己的称呼，是用自己的“新”来对抗传统的“旧”，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

一 新史学（进步主义史学）的产生

后世美国史学家为何称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的美国史学为“进步主义史学”？这主要源于那个“进步”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美国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各种社会弊病。工业化带来了社会财富的飞跃，却加速了贫富分化的到来。在国民财富达到879亿美元的1900年，仍然有至少1000万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富不均进而引发社会矛盾，阶级对抗运动不断发生。1893～1898年，美国社会平均每天罢工多达1171次。工业化的发展也加速了社会人口的流动，城市建设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因此社会问题突出。此外，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干预政治，造成民主的丧失与腐败的猖獗。总之，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剑拔弩张的现实矛盾敲响了社会的警钟。工人阶级挺身而出，发出了全面改革的呼声。1905年，西部矿工联合会联合社会主义者在芝加哥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宣布使用阶级斗争对付敌视工会的工商业主，以此起彼伏的罢工向各种政治团体施加压力。新闻界随之加入进来，派出大批记者揭发工商业界的违法活动，史称“黑幕揭发运动”。知识分子也没有置身事外，伊利（Richard T. Ely）、塞利格曼（Edwin R.A. Seligman）、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等经济学家都对经济放任主义大加批判。这些都促使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以适应民众的需求。 在1900年前后，主导美国政府的共和党形成了以西奥多·罗斯福、罗伯特·拉福莱特、艾伯特·贝弗里奇为首的改革派，带领美国政府也加入了改革的队伍。这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便被称为“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因为社会改革的成效使人们相信：“理性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美国人必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虽然一战以后社会改革的力度有所减弱，但进步主义运动并未中止；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更为进步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20世纪初至二战之间的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

在这个群情激扬的“进步主义时代”，历史学家也没有缺席。他们同经济学家一样，时刻关注社会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著作为社会改革注入活力。他们在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看到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并将这种视角带入历史研究中，以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Conflict）重新解读历史。贝克（Carl Lotus Becker）在《纽约政党，1760～1766》（ Political Parties in New York，1760-1766 ）一书中提出，革命斗争不仅仅是人类权利的抽象历史中的一章，而主要是商人、工人和农民之间为了“地方自治”（Home Rule）以及“谁来自治”（Who Rule at Home）的经济和政治斗争。 ^[2] 利比（Orin Grant Libby）在他的《十三州投票联邦宪法的地理分布，1787～1788》（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Vote of the Thirteen States on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1787-1788 ）一书中，强调了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 ^[3] 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在《最高法院与宪法》（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一书中一反颂扬美国宪法的传统论调，指出美国宪法由“顽固的、保守的、商业的和金融的利益”所主导，没有代表大多数“债务人”的利益。 ^[4] 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的代表作《美国思想的主流》（ Main Currents of American Thought ）中，充斥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资本主义”和“农业主义”的字眼。 ^[5] 贝克、比尔德、帕灵顿，都是20世纪上半期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家。在他们的引导与号召下，以“对抗”视角 解读历史成为美国史学界风靡一时的研究取向。正是这种与时代同呼吸、共步伐的特征，赋予了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史学强烈的时代特征。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史家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美国史学被称为“进步主义史家”与“进步主义史学”。

这种强烈的时代特征虽然是时代赋予的，但也有思想上的根源，即美国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传统。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实用主义已经影响了美国一个多世纪。而在20世纪上半期，对美国史学家影响最大的实验主义者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皮尔士认为，对社会群体的调查应该朝着一个假设的欧米茄点（Omega Point）进行，在那里，没有约束的调查会产生真理。詹姆斯认为，当一个问题不能通过经验检验得到明确的回答时，问题就是活的；无论是传统的东西（如宗教信仰）还是激进的东西（如反帝国主义），都可以在个人或集体的经验中进行检验。杜威吸收了詹姆斯关于真理检验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更加明确地扩展到社会分析中。 ^[6] 总之，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Truth）需要检验（Test）；只用通过检验、被证明为有用的东西才是真理；真理不是死的，是活的，是基于个人或集体的经验而不断变动的。将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上，就会产生一种实用主义倾向的历史目的论和认识论。亦即，历史应该服务于现实，只有满足现实需要的历史才是有用的；历史不是死的，是活的，活在不同时代人们的认识中。

这种实用主义取向的历史目的论和认识论在进步主义史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边疆理论”的创始人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是“第一个将实用主义思想纳入历史学术研究的人” ^[7] 。他在1890年的文章《历史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中说，每一代人都写历史，因为它的关注点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1910年，他在就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讲中更说：历史学家应该有意识地使用现在作为他们的指导，因为“最近的历史给过去的事件赋予了新的意义” ^[8] 。比尔德也认为，历史研究应该照亮过去，以推动现行政治的民主改革。 ^[9] 然而，对历史学的实用主义取向阐述得最为明确的当属鲁滨逊。他在哈佛求学时是詹姆斯的学生，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又是杜威的同事兼好友。他与杜威“常常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交流心得” ，后来两人又共同参与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因此他受杜威影响也很大。他对实用主义思想的强调在《新史学》一书中表达得很清楚：“历史观念是不断变化的，将来会有一种新的观念发生，这是十分可能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果园，里面种着不同种类的果树，会结出不同味道的果实”。 ^[10] 正是这种强烈的实用主义思想倾向，促使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史学家以饱满的热情关注现实问题，以历史作为“了解自己、了解同类、了解人类的种种问题与前景”的途径之一。这也是鲁滨逊眼中历史“最重要”的功用。

从外部看，美国进步主义史学的兴起也与欧洲史学思潮变动的影响有关。这种影响在鲁滨逊身上也体现得最为明显。19世纪60年代以后，兰克的科学派史学开始受到来自欧洲大陆的全面挑战。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格林（Richard Green）等人发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史运动”，要求突破政治史的狭隘框架，拓宽历史研究领域，以人类的全部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德国的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他主张研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倡导运用心理学研究历史，与兰克所提倡的客观记叙历史、重建过去的主张完全不同。 就在“文化史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美国的鲁滨逊来到德国弗莱堡大学求学，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文化史运动”的影响。他在《新史学》一书中对传统政治史学狭隘性的批判、对扩大历史研究范围的强调、对运用心理学研究历史的偏好，不能说与这种影响无关。正如张广智先生所说，鲁滨逊的思想“实际上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文化史运动的一种继承，但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美国史坛” 。当这种新的史学思想通过《新史学》一书传达到美国史家的耳中时，它瞬间就获得了无比的青睐。

二 特纳、鲁滨逊、巴恩斯：“新史学”理论的建构

如果说进步主义时代的每个领域都有一批改革者，那么进步主义史家就是历史学界的改革者。他们擎着“新史学”的旗帜，向传统“旧”史学发起挑战。但挑战的过程并不简单。尽管“新史学”来势汹汹，但“旧”史学依然负隅顽抗；“新史学”虽然对“旧”史学口诛笔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旧”史学的遗产；就“新史学”群体内部看，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要梳理清楚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打破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整体论述的方法，将一些代表性史家放回到时间线上，考察他们的代际关系及其流变。

进步主义史家的前辈是传统科学派史家（Scientific School）。美国的科学派史家活跃于19世纪下半期，他们大都有过德国留学的经历，是科学派鼻祖、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嫡传或再传弟子，因此将兰克的史学思想带回美国，带动了科学派史学在美国的成长。科学派史学强调历史是一门科学，认为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找到历史的真相。美国的著名科学派史学家埃梅尔东（Ephraim Emerton，1851-1935）就说过：“历史可以位列科学是基于其科学研究方法的事实。” ^[11] 如果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界，那么历史科学所研究的就是原始的历史材料。他们坚信，通过对原始材料的深入审察，努力消除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色彩，就可以找到历史的真相。美国科学派史家还把兰克创造的Seminar研讨班形式复制到美国。这种形式打破了史学著作由个人（尤其是贵族）独立完成的传统，开创了历史研究的合作方式，促进了美国史学家群体的专业化。如果说在19世纪下半期赴德留学、接受德国专业史学训练的史学家是美国的第一代专业史学家，那么在这批史学家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美国本土史学家就是美国的第二代专业史学家。 ^[12]

很多进步主义史家都是受过科学训练的第二代专业史学家。著名的“边疆论”的创始人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就是科学派史学家向进步主义史学家转变的最好例证。他1861年生于威斯康星州，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888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著名科学派史家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攻读博士学位，1891年获得博士学位。赫伯特·亚当斯是最早将兰克的Seminar研讨班形式带回美国的人物之一，使他任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科学派史学的重镇。特纳，以及他的同学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就是在赫伯特·亚当斯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史家。但新一代史家并没有完全接受老一代史家的思想；相反地，他们在很多观点上向老一代史家发起了挑战。

特纳对赫伯特·亚当斯的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导师的“胚芽论”（Germ Theory）。亚当斯认为，古代条顿民族的民主“胚芽”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到英国，继而传到美洲，融入新英格兰城镇民主，最后体现在美国宪法中。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文化“欧来说”。特纳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美国政治制度并不是来自欧洲的民主“胚芽”，而是来自美国的西部。他在代表作《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1893）一文中明确说：“美国制度的特殊性是，它们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一个越来越扩张的民族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越过一个大陆，征服广大的原野，以及在进入一个区域以后把边境地带的原始经济和政治条件发展成为复杂的城市生活。” ^[13] 二是反对导师从政治制度与宪法的角度考察美国历史。亚当斯在他的研讨班教室内挂着这样一句格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今的历史” ^[14] ，可见他对政治史的笃信。但特纳认为，政治并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社会生活的某一部分脱离了其它部分就无法理解，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相互碰触，修正与制约。就是宗教生活也需要连同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一起加以研究，反之亦然”；“所以历史研究的范围应包括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宗教史等，它们都是人类通过了解过去来了解自身所作出努力的真正的组成部分”。 ^[15] 对美国制度“欧洲起源论”的反对、对政治史研究取向的不满，正是进步主义史学（新史学）的“嚆矢” 。所以，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称特纳为“进步主义史家第一人” ^[16] 。

虽然特纳向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但通过仔细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特纳的挑战对象中，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似乎并不在其列。实际上，特纳不仅没有反对，甚至还继承了上一辈史家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强调。他曾经这样描述史学家审察史料的方法：“作者首先要确定它是否属实，然后确定它是否是当时的记录或写作的年代。接着需弄清记事的人有什么样的机会去发现真相，记事人的个性如何？他是否能睁大眼睛不带偏见的讲述呢？如果不能，那记事人的偏见是什么？他的局限又在哪儿？其次是最困难的任务：解释事件的意义。原因必须弄清，结果必须看到。地区性事件必须联系世界性事件来加以叙述。一切都必须用适当的选择、强调和观点来加以叙述，要有历史的想象力与同情心，不以现在的信条判断过去，也不把现在的观念塞到过去之中。” ^[17] 可见，特纳并未抛弃历史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只不过，他在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解释事件的意义”这一层，这是与传统科学派史学迥然不同的地方。

作为“进步主义史家第一人”，特纳吹响了“新史学”运动的第一声号角。继特纳之后，将“新史学”理论发扬光大的是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鲁滨逊比特纳小两岁，生于1863年；188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赴德留学，在弗莱堡大学师从史学家爱德华·霍尔斯特（Hermann Eduard von Holst，1841-1904）攻读欧洲中古和近代初期史，1890年获博士学位。1891年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895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史教授；1919年辞去教职，在惠特尼（Dorothy Payne Whitney）的资助下，与比尔德（Charles A. Beard）、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杜威（John Dewey）等人共同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后改名为新学院大学），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至1921年退休。鲁滨逊的代表作就是他的《新史学》（ The New History ）。该书问世于1912年，与特纳的代表作《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相比，晚了近20年。但20年的时间也让特纳开创的“新史学”在鲁滨逊手中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

在《新史学》一书中，鲁滨逊仔细剖析了“旧”史学的弊病，阐述了“新史学”的价值、性质及研究方法。在鲁滨逊看来，旧史学存在三种弊病：毫无意义的人名地名记载、偏重政治军事、排斥普通事实。这三种弊病有违历史学的根本价值。因为，历史学的根本价值不是记录无用的历史知识，而是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理解同胞、理解人类的问题与前景；因此，要变革旧史学，践行“新史学”，即跟随社会变化和社会科学进步的步伐，改变历史学的观念与目的，使历史学在我们的思想生活中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关于史学的性质，鲁滨逊是这样表述的：史学是科学的，但史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它能够像物理学、生物学一样变成一门纯粹的科学——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直接观察人类过去现象的方法；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历史是历史的（historical），即历史具有延续性（the continuity of history），而追寻缓慢变化的事业本身就是一个科学问题。其意很明显：历史学虽不是一门纯科学，但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手段可以是科学的。他进一步说，不能将历史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某个种类（如政治史）里，因为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范围广阔，包含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为了尽可能地对“包含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形成全面的认识，历史学就必须同其他关于人类的各种新科学——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等——联合，才能增强它的力量、发挥它的进步作用，并对人类有所贡献。此外，鲁滨逊还论述了历史学对普通人（common man）的价值，即历史学的社会教育价值。他认为，教育应该为普通人的生活服务，而当时的“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厂中的普通工人，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使工人成了最普遍的社会群体；因此，针对工人的工业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工业教育的目标在于让工人消除压抑，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并升起对未来的希望；而历史教育恰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因为只有历史学可以告诉工人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存在理由；当工人掌握了这些历史知识，他们就可以在改善地位的同时，消除经济效益与生活福利的矛盾，进而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 ^[18]

对比特纳与鲁滨逊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继承与发扬的关系。特纳反对单纯政治史的研究取向，强调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作用；鲁滨逊更进一步，不仅强调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更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中，并提倡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同特纳一样，鲁滨逊没有抛弃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而且表述得更为准确。此外，鲁滨逊强调历史的教育价值，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早在特纳身上就已体现出来。特纳曾经说过，历史的价值在于“为培养优秀的公民提供训练” ^[19] ；我们“认识过去不是为了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为了从现在去预察未来；写历史是为了用历史” 。总之，“新史学”理论发展到鲁滨逊时期，开始显示出成熟之势。并且，随着鲁氏门人的不断增多，这种新理论开始跃出哥伦比亚大学，流传至美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学子，使“新史学”群体不断壮大。

鲁氏门人中，对“新史学”理论继续添砖加瓦的是他的学生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他于1913年毕业于美国锡拉丘兹大学，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导师就是鲁滨逊。他1918～192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历史，后成为自由撰稿人，偶尔在一些小学校兼职。巴恩斯是一位多产学者，先后出版了30多本书、100多篇专业论文、600多篇文章和书评。1925年，他与他人合著的《社会科学的历史与未来》（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一书出版，该书共10章，由10位专家分别论述10种社会科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生物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理学、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该书导言（Introduction）与第一章“历史”（History）都由巴恩斯所作。他在导言中说，此书的问世，是为了给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实用性的指导；因为，思想变革和科技变革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于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进步。 ^[20] 明确将历史学也纳入社会科学的范畴，可见巴恩斯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的强烈意愿。在第一章“历史”中，巴恩斯提出了一个与“新史学”对等的概念，即“综合史学”（Synthetic History），重申了鲁滨逊关于扩大历史研究范围的主张。他指出，史学应当涵盖对于文化或文明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的解释，即思想、习俗、艺术、自然科学、物质文化、经济形式、政治社会团体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这最接近史学客观性的目标。他还说，“新史学”或“综合史学”孕育于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及工业革命和社会变动；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之下，思想史、科学史、技术史、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制度史、法律史、地理知识在历史学中的应用、世界史、文化史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几大发展趋势；而“新史学”最根本的特点之一是强调历史对于现实的价值，即将历史学作为帮助人类摆脱过去羁绊、求得美好未来的有效途径。 ^[21]

也是在1925年，巴恩斯同时出版了自己独立撰写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 ）一书，重点论述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全书共10章，除第一章讨论历史学的过去与未来（即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外，余下几章分别讨论历史学与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科技史、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几种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学与社会思想的关系。巴恩斯说，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所孕育的现代文明，必须由社会科学来解释，甚至加以指导与控制；要达到这一目的，各种社会科学必须有效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对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他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新史学”的目标就是重建人类多样化的活动：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只有根植于多样化的社会科学，这一目标才能实现，因为社会科学是揭示多样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状况的必要手段；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只有带着历史眼光与历史方法，才能深入地研究各种社会现象。 ^[22]

从“新史学”理论的建构历程看，鲁滨逊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美国后世史学家在讨论进步主义史学时，对鲁滨逊大多着墨不多。这或许是由于其专业研究领域的缘故。鲁滨逊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史，不是美国史，终生都没有写出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美国史著，因而在美国的本国史研究领域影响不大。毕竟，“每个民族都有文化本位主义，总是对本民族的或研究本民族的有所偏爱，美国人未能逃脱这一文化上的局限。欧洲对美国而言是外国，因而研究外国历史，就不如研究美国历史受学术界的重视” 。此外，鲁滨逊虽然“在理论上的建树颇多，但实际的研究较少……他曾有过宏大的计划，但由于在开办新式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面，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没有付诸实践，因而没能产生一项经典性的研究成果” ，这也是影响其学术地位的一个因素。

三 特纳、比尔德、贝克、帕灵顿：美国史研究的巨擘

相对于鲁滨逊，美国后世史家讨论得最多的进步主义史家是比尔德、贝克、帕灵顿，当然也包括特纳。这几位史学家之所以受到如此密切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他们立足美国史研究，并开创出全新的研究路径。特纳所开创的美国史研究理论被称为“边疆论”。他在1893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论述了“边疆”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性。他在文中提出，17～19世纪的美国史，就是美国人从东部不断向西部边疆拓展的历史。在他看来，边疆的拓展不仅仅是土地的拓展，更是美国文化远离欧洲文化、逐渐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过程与结果。具体而言就是：在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中，不但欧洲不同种族的移民在边疆地带经历了“美国化”，成为混合的种族（mixed race），促进了美国民族（American People）的形成，并且边疆地带那种重视自由平等、强调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促使美国的民主政治从杰弗逊式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转变为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总之，在特纳眼中，边疆在美国史上的意义就如同地中海对于古希腊人的意义，是一个民族突破旧习惯、产生新经验以及追求新制度与新动力的关键所在。 ^[23]

除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特纳还撰有《美国历史上的问题》（Problems in American History，1892）、《历史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1891）等其他文章。综合这些文章，可以看到特纳在美国史学研究上的一些基本思想。首先是“边疆史观”，即对边疆重要性的强调。这与他对亚当斯“胚芽论”的反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挣脱欧洲文化对美国的束缚，关注美国自身的因素，塑造美国的独立性以及美国史学的“主体性”。其次是“冲突史观”，即美国不同地理区域间有不同的特质，当这些区域的移民向西部边疆拓展时，各自不同的学校制度、政府体系、文学与思想便开始在交汇处发生冲突。 ^[24] 再次是“经济史观”，即对历史上经济因素的重视。他发表了大量关于美国经济史的文章，讨论经济因素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

特纳的“冲突史观”在他的学生贝克那里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贝克（Carl Lotus Becker，1873-1945）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本、硕、博阶段一直师从特纳学习历史，其间还一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奥斯古德（H.L. Osgood）和鲁滨逊进修，可以说是第二代进步主义史家中的代表人物。他完成于190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纽约政党史，1760～1776》（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1760-1776 ）就是从阶级冲突的角度解读1776年美国革命的一部作品。贝克指出，革命前夕的纽约殖民地可以划分为三个阶级：极少数的土地与商业贵族阶级、数量稍多的中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的穷人。从当时纽约政党的运作看，1776年美国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从外部看，革命是掌握殖民地议会的极少数贵族，寻求中下阶级人民支持反抗英国，争取殖民地的自治（home-rule）与独立（independence）的斗争；从内部看，革命则是中下阶级人民在反抗英国的同时，受到民主思想的启蒙，向掌握殖民地政治的极少数贵族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斗争。 ^[25]

同样秉承“冲突史观”和“经济史观”的还有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1874-1948）。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尔德将这种对美国历史的解释发挥到极致，成为影响整个美国史研究领域的标杆。在进军美国史研究领域之前，比尔德的兴趣是欧洲史。这或许与其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经历以及鲁滨逊的影响有关。虽然比鲁滨逊小11岁，但比尔德与鲁滨逊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的朋友与合作者” 。鲁滨逊1895年至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比尔德于1902年入读该校，可以说是鲁滨逊的学生。190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比尔德即留校任教。至1919年，比尔德与鲁滨逊等在纽约共同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同事期间，比尔德与鲁滨逊合作撰写了几部广泛流传的欧洲史教科书，如《近代欧洲的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1907）、《近代欧洲史阅读材料》（ Reading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908-1909）等。这些教科书贯彻了鲁滨逊对于历史“实用性”的主张，试图建立起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使过去从属于（subordinate）现在，给予近期历史更多的论述空间；同时，减少对政治、军事事件的论述，增加对经济因素的论述，如工业革命、商业与殖民地、欧洲国家改革及科学进步等。 ^[26]

在欧洲史领域研究了几年以后，比尔德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美国史。他对美国史的考察，贯彻了他在欧洲史研究时期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在1912年出版的《最高法院和宪法》（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 ）一书中，他虽然赞扬了国父们制定宪法的能力，但仍然认为：美国宪法由“顽固的、保守的、商业的和金融的利益”所主导，没有代表大多数“债务人”的利益。 ^[27] 1913年，紧随《最高法院和宪法》之后，《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问世。这部书深化了《最高法院和宪法》一书中的观点，批判美国宪法的制定在根本上是少数人士为了争取经济利益私心运作的结果。他指出，当时拥有参政权的美国人可以区分为两类：拥有动产（personalty）的人和拥有不动产（realty）的人；由于“拥有动产的人”深恐手中掌握的政府公债有贬值的危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护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在1787年制宪会议中积极运作，促成了美国宪法的诞生，并塑造了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 ^[28]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成为美国史学界的热议话题，并以一种创新姿态被迅速接受。在1915年的《杰斐逊民主的经济起源》（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一书中，比尔德重申了他对经济利益在政府行动中的重要性的强调。 ^[29] 一直到1927年，在比尔德与夫人玛丽·比尔德（Mary R. Beard）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一书中，他对经济因素的强调都没有改变；不仅如此，之前一直隐藏的“冲突史观”开始显现出来，成为解释美国历史的又一尺度。在这本书中，比尔德夫妇将美国内战视为继1776年美国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是“工业的北方”与“农业的南方”经济利益冲突的结果；并且，由于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在内战结束后的快速发展，最终导致美国国内外的多种冲突：在国内是农民与劳工阶级的反抗，在国外则是海外扩张与国际冲突。 ^[30] 虽然这本书遭到很多批评，但比尔德所开创的社会经济研究取向（socio-economic approach）确实为当时的美国史研究开创了一种新范式。

由特纳开创、贝克继承、比尔德发扬的“经济-冲突史观”，到了帕灵顿手中，更增加了一个新的视角——思想视角。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在恩波里亚学院教英语和法语；1897年至1908年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英语和现代语；1908年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助理教授。在华大期间，帕灵顿与政治学家詹姆斯·史密斯（James Allen Smith）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史密斯的代表作《美国政府的精神》（ The Spirit of American Government ，1907）将美国宪法称为一份由“财富和文化”阶级的代表起草的、阻止民众的“反动文件”，并探讨了这份“反动文件”与具有浪漫的平等主义精神的《独立宣言》之间的对立。这一想法深深影响了帕灵顿，他在1927年出版的《美国思想的主流》（ Main Currents of American Thought ）一书的扉页中，声称“将此书献给James Allen Smith”。《美国思想的主流》是帕灵顿的代表作，共三册，论述1620～1920年三百年间的美国思想史。与特纳之关注边疆、比尔德之关注宪法不同，帕灵顿的关注点是美国的思想。思想是一个极其广大的范围，不仅涵盖政治，也涵盖文学、哲学、艺术等其他领域。换一句话说，只要是文字（包括艺术品），就可以成为思想的承载体。因此，帕灵顿在导言中说，他要考察的是那些已经被认定为传统美国思想的“胚芽思想”（germinal ideas）在美国的文字（American letters）中产生和发展（genesis and development）的历程。对于这段漫长的历程，帕灵顿的观点是：三百年来美国思想发展的历程就是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冲突（conflict between progress and reaction），亦即“理性、乐观主义、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共同对抗“非理性、悲观主义、贵族政治、宗教教条主义”的斗争。 ^[31] 然而，他并不是就思想而论思想，而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层面，论述它们如何诞生、如何被反对，以及对国家精神和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说，“思想”是一条线索，牵动这条线索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

从特纳到贝克，到比尔德，再到帕灵顿，“经济史观”与“冲突史观”在两代进步主义史家的本国史研究中得到了贯彻。在他们的引领下，很多立足美国史研究的史学家都以这种取向解读美国历史，其影响一直延伸到20世纪40年代。20年代的响应者有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Sr.，1888-1965），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曾受到比尔德的影响。他的著作，如《1763～1776年间的殖民地商人和美国革命》（ The Colonial Merchan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76 ，1918）、《美国人民的政治和社会发展，1865～1940》（ Political and Social Growth of the American People，1865-1940 ，与Homer C. Hockett合著，1925）、《美国社会史》（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与Dixon Ryan Fox合著，1928-1943）等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强调经济与社会因素的鲜明特点。30年代的继承者有柯蒂（Merle Curti，1897-1997），他是特纳在哈佛大学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生，博士论文则由施莱辛格指导。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大学正式开设美国思想史课程的人。通过《美国教育家的社会理想》（ The Social Ideals of American Educators ，1935）、《美国思想的成长》（ 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 ，1944）等著作，柯蒂将社会史与思想史完全结合起来。他注重的不是思想内部的流变，而是思想与外部社会的联系。“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是他最常用的概念。可以这么说，他的书不是美国思想的历史，而是美国思想的社会史，关注的是思想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力量。 ^[32] 40年代依然有跟随者，如纳文斯（Joseph Allan Nevins，1890-1971）。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对经济因素与“冲突史观”的强调。他为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所做的传记《洛克菲勒传》（ John D. Rockefeller：The Heroic Age of American Enterprise ，1940）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洛克菲勒家人提供的原始材料、报纸文献，以及众多人物的访谈资料等），旨在探讨企业家洛克菲勒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 ^[33] 在与康玛格（Henry Steele Commager，1902-1998）合著的《美国：自由人民的故事》（ America：The Story of a Free People ，1942）一书中，纳文斯仍将自由（Free）观念的发展以及孕育自由观念的社会环境作为美国历史发展的主题，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个智力发达的国族渴望自由、愿意为自由而抗争的发展史。 ^[34]

四 “新史学”理论与美国史学

从上述几位史家对“新史学”基本理论以及美国史研究理论的构建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进步主义史学或“新史学”在思想内容上的基本要点：（1）历史研究的范围包括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不限于政治史；（2）历史学必须与社会科学结盟，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对人类社会整体的认识；（3）历史虽然不是一门科学，但历史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4）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现在，不只是记录过去发生的事：（5）在美国史研究方面，侧重于“经济-冲突”角度的解释。如果再将此与传统科学派史学的理论进行对比，我们更会发现，“新史学”理论虽然以科学派史学为箭靶，但二者之间也有一些继承关系。首先，“新史学”虽然否认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但并未否认历史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这与传统科学派史学是一致的，如特纳、鲁滨逊对科学历史研究方法的强调。其次，“新史学”虽然批评传统科学派史学单纯政治史的研究取向，但自己并未放弃政治史，它强调的是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是从“文化及社会史的角度，进一步诠释政治史的议题” ，如贝克、比尔德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关注。恰如美国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所说：美国进步主义史家或“新史学”派史家是接受了19世纪末美国“科学派史家”的基本原则而不自知。 ^[3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主义史学开始走向衰微。孕育进步主义史学的社会土壤是19世纪末以来激烈的社会冲突。但在二战爆发以前的40年代初，美国经过了三四十年的发展，社会冲突逐步缓和，经济空前繁荣，社会也基本稳定。改革的使命基本完成，人们不再需要剧烈的社会变动，持续了几十年的“农民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历史主题已经无法唤起人们的共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的研究兴趣回到外交、军事史和政治方面来，并引导人们去注意目前和刚过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倾向扰乱了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削弱了进步的信念，削弱了人们相信美国人赋予特殊的使命。在广岛事件和欧洲集中营事件揭露之后，只有那些最顽固的乐观主义者继续咕咕着关于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陈词滥调”。 二战结束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带来严重挑战，美国一时间“谈赤色变”，反共意识形态弥漫于整个社会。时代的主题由追求“进步主义”转变成反对“共产主义”。因此，倾向于维持现状、肯定美国的价值观的保守主义便成为二战以后的主要社会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史学也开始发生转变。新一代史学家对进步主义史学发起全面清算，他们否认进步主义史学的“冲突观”，强调“一致性”（Consensus）是美国历史的主流，他们因此得名“一致论学派”或“新保守主义史学”。 4As8FtzAR3N0SyYcJxKwARCF2U8qCU6w+zxnBfAXIzluftL6HMGQkYh4P3ZcLS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