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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在中外史学的不断交流中进行的。“不管是新思潮的萌发、新学派的诞生、新思想的出现，还是新方法的运用，都不免与外来的思潮、学派、思想和方法相关联，甚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戊戌变法前，中国对西方史学了解甚少。”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留学生的不断回国以及中国教育体制、学术体制的不断变革与更新，西方史学开始涌入中国，逐步推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在浩浩荡荡的外来史学大军中，美国史学是一支劲旅。从晚清时期的《迈尔通史》，到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新史学派”，美国史学在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图景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 研究对象
美国史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无数前辈同人孜孜以求的问题，也是本书意欲探究并期望获得一些突破性结论的问题。探究任何一个问题都需要一个切入点，本书的切入点就是史书——在中国传播的美著史书。在那个经历了数百年闭关锁国、交通不发达、尚没有互联网、两国史学家不能直接对话的时代，史书成为承载史学交流的重要媒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传播的美著史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握美国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脉络。
无疑，在中国传播的美著史书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谓“传播”，包括翻译出版、评述介绍、用作教科书等形式，亦即美著史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中国学者通过期刊对美著史书的评述与介绍、中国高校课堂对美著史书的使用等。通过对这些史实的分析，考察在中国传播的美著史书对中国史学的具体影响（包括思想、学科等层面）。而“传播”的主体——美著史书，则指的是由美国专业史学家撰写、原版于美国的史书，不包括19世纪在华美国传教士撰写的、面向中国读者的史书。之所以把在华传教士撰写的史书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有两个原因。首先，传教士不是职业史学家，撰写史书并非出自学术自觉，而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其次，其所传播的历史知识也较为浅显，不能对中国史学产生根本性影响。当然，部分传教士回美后转型为汉学家，撰写了一些汉学研究著作，其中传播到中国的部分也是本书需要考察的内容。
在时间范围上，本书的研究覆盖20世纪上半期，亦即1900～1949年。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也是基于中国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如上文所说，1898年戊戌变法以前，大部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还停留在历史知识层面，即通过在华传教士撰写的史书和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西方史地书籍了解西方各国的历史知识，对于偏重理论性和学术性的史学知之甚少。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人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热潮。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通过留日学生进入中国，直接引发了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旗手的新史学运动。1900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学制改革，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与学科制度，以学堂教育取代科举制度，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同时，鼓励翻译西书作为可供学堂使用的教科书，并派遣学子赴海外留学，有力促进了西方史书在中国的译介以及西方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美国史学就是伴随着中国人的这股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进入中国的。
在研读相关研究成果、查阅史料的过程中，笔者渐渐对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传播的美著史书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当时进入中国的美著史书，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史书。这类史书规模最大。自1924年何炳松将鲁滨逊《新史学》翻译到中国，“新史学”就成了中国史学界人尽皆知的一个名词，新史学派的各种著作随即大量进入中国，风行一时。二是美国的汉学研究著作。虽然它们很少有中译本问世，但是通过节译以及期刊评述等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三是美国传统的科学派史学的著作。这类史书的流传范围很小，大体限于某位学者通过期刊进行“书目推荐”的范围，影响甚微，故本书略去不谈。
四是几部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美国历史教科书。这类史书有《迈尔通史》《万国史要》等，由于篇幅不大，不作专章讨论，故放在第一章加以说明。五是美国的通俗历史读物，包括历史知识普及读物、人物传记等。这类史书的译介规模很大，虽然对中国史学的学术影响不大，但它们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因此，美国新史学派史书、美国汉学研究著作以及美国的通俗历史读物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二 选题意义
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本书是对20世纪上半期传播到中国的美著史书的整体研究，不仅包括为学者们所熟知的美国新史学派史书和汉学研究著作，也包括在中国学界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美国通俗历史读物。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上半期美国史学在华传播与影响问题形成整体且系统的认识。进而，通过美国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具体影响，我们可以对20世纪上半期的中美史学交流以及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其次，从研究视角上看，本书是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角度研究史学史的一种尝试。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是对传统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可以使史学史研究走向全面、走向深刻。正如张广智先生所说：“史学史的研究，既包括对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等）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包括对历史学家（或历史学派等）及其思想向外界传播，为异域所接受的过程的研究。……一位史家、一部名著、一种史学流派、一股史学思潮等，它何时传入他处，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输出后在输入地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都应当引起关注，都应当从输入地的接受环境与读者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中找到解释。”
再次，从实践层面上看，对20世纪上半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与影响问题的考察可以为当代中美（外）史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与20世纪上半期相比，当代的中外史学交流可谓更为频繁，也更为复杂。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时代环境中，甄别外来史学的精华与糟粕，取其合理成分为中国史学所用，为面向未来的中国史学注入发展动力，是值得所有史学工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通过20世纪上半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与影响这一个案，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可资参考的答案。
三 研究综述与分析
目前，对20世纪上半期在华译介与传播的美著史书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还未出现。从现有成果的研究取向上看，学者们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与专题性的特点。所谓阶段性，说的是纵向上将20世纪上半期的美著史书译介划分为晚清与民国两个历史阶段；所谓专题性，指的是横向上将20世纪上半期的美著史书译介划分为专题进行研究。例如，晚清时期的美著史书译介研究侧重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译介活动，也涉及历史传记等通俗历史读物；民国时期的美著史书译介研究则侧重于美国新史学派以及美国汉学研究著作的译介，在研究方法上都倾向于以人物、思想为主体的学理研究。不论是阶段性的研究还是专题性的研究，关于美著史书译介的研究更广泛地见于各类以西方史学在华传播或中国近代史学发展问题为宏观对象的研究中，作为展现近代中外史学交流或中国史学发展整体面貌的一部分。
目前，从整体上对晚清时期美著史书在华译介与传播问题有一定研究的是潘喜颜，她的博士论文《清末历史译著研究（1901～1911）——以亚洲史传译著为中心》（2011年）全面收集了晚清时期的历史译著，发现了很多之前被忽视的书目资料以及译者信息，大致为学界描绘了一幅晚清历史译著的全貌。文中所收资料包括了一些来自美国的史书，有历史教科书和人物传记等，对晚清汉译美著史书研究极具资料价值。但该文的论述重点在亚洲史传译著上，对美国方面的书目虽然介绍详细，但论述不足。
从研究取向上看，学界对晚清时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问题的关注多集中在以《迈尔通史》为代表的历史教科书上。这方面，李孝迁做了比较细致的工作。他在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专列一章讨论“清季汉译历史教科书”，其中论及美国维廉斯因顿著、张相译《万国史要》，美国迈尔著、黄佐廷口译、张在新笔述《迈尔通史》以及美国彼德巴利撰、陈寿彭译《万国史略》三本美著史书在中国的流传与传播情况，并指出这些来自欧美的西洋史、万国史著作对于培养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肖朗、吴涛《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教材建设（1895—1912）》［《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一文也介绍了天津中西学堂使用美国学者雷努夫（V.A. Renouf）所著《世界通史纲要》与山西大学堂以《迈尔通史》作为教科书的情况。
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中外史学交流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也是后世学者用力最多之处。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根据与主题关系密切程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台湾学者杜维运先生是较早关注鲁滨逊新史学派在华传播问题的学者，他早在1976年就写了《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6年第3期）一文，讨论了何炳松在输入美国新史学派史学上的贡献，认为何炳松所译鲁滨逊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界所译有关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的第一部书”，对中国史学界重视社会科学之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杜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其开拓之功有目共睹。
大陆学界较早关注此问题的是张广智先生，他在1984年发表的《美国“新史学派”述评》（《世界历史》1984年第2期）一文，介绍了鲁滨逊的生平，归纳了新史学派的历史观，分析了新史学派产生的历史环境及其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指出新史学派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曾广泛被用来作为当时大中学校的教本”，同时，“在中国流传的一些《历史哲学》或《历史概论》之类的书，也多是鲁滨逊及其弟子们著作改头换面的翻版”。张广智撰写此文，其实是为了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被学界攻击为“反动学派”“无耻谬论”的新史学派正名，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新史学派乃至整个现代西方史学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张广智先生此文对于引导学术界重新认识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价值具有很大意义，而且对于鲁滨逊新史学派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也描绘了一个基本面貌。
1993年，张广智先生又撰写了《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鲁滨逊著作在内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著作的引进及其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影响，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鲁滨逊这派史家译作的大量出版，这些译作或原作被广泛用作大中学校的教材，30年代前后中国学术界出版的许多“史学概论”一类的书大多数是鲁滨逊及其弟子学说的改头换面或“重新包装”。与前文相比，此文对新史学派在华影响的论述又深入了一步。此后，张先生又连续撰写了《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史学》（《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两文，基本延续了《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中关于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观点。
进入21世纪以后，张广智先生开始站在中西史学交流史的宏观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写于2004年的《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一文，深入分析了民国时期中美史学交流的相关情况，认为胡适、何炳松、陈衡哲等留学美国的人物，为中美史学的会通与交融做出了贡献；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和杜威的实验主义被引入中国，促成民国时期美国史学理论直接输入中国的高潮。此外，他还撰写了《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两文，思考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一些理论问题，很值得阅读体会。
在张广智先生的引领下，大陆学界开始有一部分学者加入到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研究队伍中来。胡逢祥是较早加入的一位。他在1987年发表的《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介绍了鲁滨逊的学术生平和主要译著，并论述了何炳松在介绍与传播鲁滨逊新史学方面的活动。与张广智先生的《美国“新史学派”述评》一文一样，这篇文章也是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完全否定的鲁滨逊新史学派正名的。胡逢祥指出，新史学理论“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对于冲击和改变当时史学界有着相当势力的封建陈旧史学观念，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1996年，胡逢祥又发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一文，将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派归类为反传统史学思潮，与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如胡适等人引进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史学方法）并列为“五四”时期输入中国的两大西方史学潮流，并分析了实证主义史学较之“新史学派”思潮影响更加深远的原因，即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有契合之处，而“新史学观念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式差距较大，一时难以找到较切实的结合点”。这一观点得到一部分学者的认可，李孝迁、陈锋等人都采纳了这一说法。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有很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和论著出现，且都会论及鲁滨逊新史学派。于沛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论述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影响，他发表于1996年的《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指出20世纪初进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中，“以鲁滨逊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最为突出”；他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也认为“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于沛更撰写了《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一文，从四个层次阐述民国时期美国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回响：一是何炳松、陈衡哲等留美生在大学讲授世界历史课程；二是鲁滨逊等美国史家的著作和历史教材被介绍到中国；三是杜威的实用主义、鲁滨逊的综合史观等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四是李泰棻、陆懋德等学者借鉴美国史学理论编写自己的史学理论著作，并指出“新史学派”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呼应了当时中国史学正在进行的“革命”，因此很快便有积极影响。从这几篇文章可以看出，于沛对于鲁滨逊新史学派及其对华影响的认识是逐步走向全面、走向系统的。
此外，朱政惠、李江涛《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回顾》（《史林》2004年第5期）一文也介绍了20世纪中美史学交流的相关情况，将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归纳为三点：蒋梦麟较早主张新史学，何炳松积极推行新史学，新史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陆续被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吴志洁《五四时期输入我国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一文，则将由胡适发端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和由何炳松倡导的“新史学”都纳入实用主义的旗帜之下，认为实用主义这一派是五四时期输入我国的西方各派资产阶级史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派。这一观点也较有新意，观察到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哲学思想渊源，比较中肯。当然，对于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评论也不完全是肯定的，张越《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就提出，鲁滨逊的“新史学”是当时西方比较浅显的一种理论，其在中国引起的广泛影响恰说明中西史学交融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2004年，大陆学界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鲁滨逊新史学派及其在华传播的专著，即李勇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一书。该书重点论述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学术渊源，以及鲁滨逊、比尔德、巴恩斯、贝克、桑戴克、绍特维尔等主要学派成员之间学术观点的继承关系与异同之处，在最后两章则讨论了何炳松、蒋廷黻、胡适、陈衡哲、张荫麟和《史地学报》有关人员如陈训慈、向达等人对传播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贡献。书中部分内容经过整理后被收入张广智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2007年）一书。该书大大拓宽了读者对于鲁滨逊新史学派及其在中国传播的认识，被誉为“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进程中的标志”
。但著者认为胡适“在国内所宣传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主要的也是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与方法”
，这一论断似有待商榷。胡适的史学方法和鲁滨逊的史学理论都得益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因此两者都显示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色，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胡适的史学方法来自鲁滨逊；况且，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鲁滨逊对胡适的影响。此外，著者在“一时还找不到直接的证据”的情况下，就断定“张荫麟对进步史观的批评是受了新史学家鲁滨逊等人的影响”
，这也有些不妥。毕竟，不能因为两个人物在学术观点上有相似之处，就断定两人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2005年，还是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的李孝迁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此文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专题方式论述西方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路径，全面收集了文集、日记、笔记、讲义、译稿、档案以及报刊文章等各个途径的史料，是迄今为止梳理西方史学在华传播过程最为详细的著作之一。诚如张广智先生所说，该书“是一篇材料翔实、分析细致，深入研究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及其影响的佳作”
。该书第五章专论“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在华的传播轨迹”，用详细的史料说明了《新史学》一书的早期流传和翻译过程，论述了鲁滨逊、比尔德、巴恩斯、绍特维尔、海斯、蒙、桑戴克等新史学派主要人物的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过程，谈论了鲁滨逊新史学派理论对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建设的贡献，并发现了一批过去为人所不知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中国学生（以何炳松、蒋廷黻、黄文山三人为代表），阐述了中国学人在输入鲁滨逊新史学派中的贡献，再一次加深了我们对于鲁滨逊新史学派及其在中国传播的认识。一年后，他将这部分内容再做整理，发表在《东方论坛》上。
与大部分人的研究视角不同，叶建的《近代汉译名著与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求索》2007年第9期）一文是从汉译名著的角度谈论西方史学理论在华传播问题的文章。该文归纳了“近代汉译史学理论著述的内容及其类型”，总结出在20世纪上半期出版的汉译史学理论著述中“最占优势”的两类译著：一类以介绍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为主，另一类就是鲁滨逊“新史学”流派的史学理论汉译本。该文还论述了“近代汉译史学理论著述的出版状况”以及“译者的构成及其变化”。此外，文章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或鲁滨逊新史学的相关论述会有大量的学者从事翻译、出版”的三点原因：一是时人把这两种理论当作代表当时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流，二是这两种理论在深度和语言运用上的差异性在客观上满足了读者不同层次的需要，三是当时的学者把相对主义史学理论等方面的著述视为这两种理论的余波。该文有将史学史研究与出版史、社会史相结合的趋势，为中外史学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多，且很多都会涉及鲁滨逊新史学派，笔者在此无法一一论述，只能择其要者加以说明。刘俐娜、张书学、朱发建、王东等人都从史学思潮或历史思想的角度论述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论述了五四时期西方新史学潮流在中国的传播，指出“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界介绍得更为系统，影响也较深”，并将此“归功于何炳松的努力”。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一文认为，近代中国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由梁启超、何炳松首发其难，朱谦之、张荫麟等随继其后，强调史学的主观性，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建构，倡导史学的实用性。朱发建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进程研究（1902—1949年）》从“科学”思潮的角度论述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提出：“五四”前后，社会科学化的“史观派”史学异军突起，强调史学研究应从注重“科学方法”转向以“科学理论”解释历史材料与史实、探求历史发展的“理法”、构造新史体系上来，由此开辟了近代史学科学化的另一条路径，其中之一就是鲁滨逊的“新史学”。王东《历史主义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则探讨了20世纪上半期西方历史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指出历史主义学说在20世纪上半期通过美国“开始了在中国的系统传播过程”；其中，“何炳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以首先介绍和传播鲁滨逊的‘新史学’而知名于时，而鲁滨逊‘新史学’的哲学核心，正是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
桑兵的《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一文对近代中国新史学流变的考察非常详细，文章论及鲁滨逊《新史学》一书在破坏旧史学、建设新史学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胡适没有替《新史学》作序的原因，即胡适与何炳松在学术理念上的差异（如何炳松主张史学纯属主观，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与胡适的看法差异较大）。陈峰《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的社会科学化路向概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也很有新意，从近代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的视角，将20世纪中国史学划分为两种基本路径：一是自然科学化，二是社会科学化，指出“实证史学、新历史考证学或曰史料学派基本因循的是自然科学化路径，唯物史观史学、社会经济史学应归属于社会科学化路径”；而美国新史学派理论的传入（包括《新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等史书的译介）促进了社会科学为史学同盟军、以社会科学治史的观念的普及。这种“社会科学化”的视角也体现在赵世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一文中。该文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讨论了鲁滨逊《新史学》一书对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认为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即倡导多学科的方法，以适应上述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下移等方面的需求）在20世纪初就已体现出来，这正是得益于以《新史学》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新史学方法的引进。
新史学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中国学人的大力宣传。这批传播者也是学界集中研究的对象。
首先是何炳松。他是新史学派的首倡者，受关注最多，相关研究成果当然也是最多的。金毓黻早在1941年就在《最近史学之趋势》一文中指出了何炳松对中国新史学建设的贡献：“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何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何炳松曾取美国鲁滨逊博士之《新史学》，译为汉文。”
大陆改革开放后，有大量关于何炳松的研究成果问世。大部分学者都肯定了他在传播鲁滨逊新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及其将中外史学理论融会贯通、更新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努力。谭其骧、胡逢祥、张书学、洪认清、刘家辉、吕强、刘馨、蔡家勇、杨永胜、王姝等人都有类似观点。
也有学者专门讨论何炳松在中国历史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活动，如李春雷《传承与更新：留美生与民国时期的史学》（2005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文论述了何炳松在大学介绍西方史学方法的贡献以及他在教材的译介和加工方面所做的工作；房鑫亮《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一文重点论述何炳松在史学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认为他的史学史研究思想和方法很多都来自鲁滨逊新史学派；周文玖《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求是学刊》2000年第7期）则探讨了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对史学史的研究，指出何炳松之翻译《新史学》标志着20世纪初通过日本介绍西洋史学理论的终结，认为何炳松在介绍新史学派等西方史学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并“比较早地把中国史学史看成一门专史，并对此进行了有计划的开拓性研究和探讨……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此外，还有很多研究何炳松历史教育思想的学者，如朱煜、张天明、黎文俊、岳颖等人。
何炳松在传播鲁滨逊“新史学”等西方史学理论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学者看到其存在的不足，甚至对其工作提出质疑。胡逢祥《何炳松与鲁滨逊的“新史学”》（《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一文提出，何炳松的史学方法论主要仍停留在介绍和移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水平上，这是“五四”以后我国多数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通病。洪认清《评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介》（《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也认为，何炳松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其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李孝迁的观点更加大胆，他在《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上）》（《东方论坛》2005年第6期）一文中怀疑何炳松是否是最初将《新史学》输入中国之人，因为何炳松所译《新史学》有疏漏之处，何炳松本人也直认不讳，而且他翻译所用的底本是北大出版部的翻印本，由此推测他本人可能没有英文原书。
何炳松之外，蒋廷黻也是备受关注的新史学派传播者。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一书对此有专门论述，指出“蒋廷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海斯而成为鲁滨逊的再传，其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诠释主要依据海斯的族国主义的观点，其史学观念几乎是鲁滨逊及其弟子巴恩斯等人相关理论的翻版”。宋俊的硕士学位论文《蒋廷黻史学研究——兼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也认为，“蒋廷黻选择中国近代史作为研究方向，首先是受湘湖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影响，其次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海斯和接受的近代史训练有关”，其史学观与史学实践明显受到美国“新史学派”思想的影响。
其次是陈衡哲。朱煜《历史意识：20世纪20年代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分析——以顾颉刚、陈衡哲编纂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为例》（《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5期）一文提出，陈衡哲深受美国“新史学”理论熏陶，并以此作为“标鹄”指导《西洋史》的编纂。李长林《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纪念陈衡哲先生诞辰120周年》（《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一文也指出，陈衡哲在留学期间攻读历史时深受“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熏陶，其《西洋史》充分吸纳了鲁滨逊“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于沛《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文史知识》2013年第8期）一文也持相同观点。
再次是陆懋德。郭福生的硕士学位论文《陆懋德学术研究》认为，陆懋德的综合史观是力图找到一条合理的解释历史的途径，这明显受到了美国史学家巴恩斯的影响；例如，他非常欣赏巴恩斯《新史学或综合史学》一书中关于“综合派”的提法，并多次引用。武树轻《陆懋德的综合史观》（《宜宾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一文也注意到，陆懋德的综合史观是一种多元史观，他强调“物质和心理并重，用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盟的综合观点来解释历史”，以推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和结果，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种史观受到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史学系与清华大学史学系的学科建设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鲁滨逊新史学派理论有关。北京大学史学系在1920年由朱希祖主持课程改革，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等基本社会科学纳入课程体系当中。对此，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一文提出，朱希祖的理念完全是受提倡综合史观的新史学的影响，包括美国鲁滨逊关于历史时间连贯性的主张和德国兰普雷希特关于空间普遍性的主张。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一文也认为，朱希祖接受了德国兰普雷希特和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推进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改革，为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也持相同观点。至于朱希祖的改革为何没有成功，尚小明认为，原因在于他的改革“淡化了历史学的专业色彩，而且与当时大学应当以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的普遍理念相冲突”，“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所以无法进行下去。
清华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发展与蒋廷黻、罗家伦、陆懋德等人关系很大，而这几人都是留美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理论进行课程改革。吴兴星的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历史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5）》论述了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早期发展，指出早期清华属于留美预备学校性质，以美国大学为标准，因此历史课程设置也带有强烈的美国特色；早期三任系主任陆懋德、罗家伦、蒋廷黻都是留美生，更是将美国的历史教育思想、历史理论引进中国，一步一步推进清华大学历史学科的完整建制。刘红、刘超《老清华史学共同体之命途——从梁启超到雷海宗》（《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一文则从教育学的角度介绍了罗家伦和蒋廷黻对清华大学史学系的贡献。
鲁滨逊新史学派理论对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史学系的课程改革上，更体现在中国的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史学史以及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上。世界史方面。张广智《略论世界史在二十世纪的重构》（《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5期）一文论及美国世界史著作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影响，包括海斯、蒙等人合著的《世界史》以及《迈尔通史》等。张家唐、杨学新《中国世界史学科初创时期述论》（《历史教学》2003年第6期）一文指出，我国早期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多是有欧美留学经历的教学人员，如何炳松、陈翰笙、雷海宗、齐思和等，他们在执教过程中翻译、编辑了一些外国历史的书籍和资料，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者。陈琼的硕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以北大、清华的世界史学科为考察对象》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世界史学科为例，考察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初创和发展，指出留美派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沈军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中学外国史教科书初探》以中学外国史教科书为对象，考察了民国时期美国（历史）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方面。刘超《清华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一文，论述了罗家伦、蒋廷黻两位留美学人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中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罗、蒋二人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较系统的训练和新史学理念，回国后联手推动清华大学史学近代化，使清华大学史学系成为新史学的重镇。罗珍《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5期）一文观察到“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受到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如留学美国的蒋廷黻、张忠绂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形成了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建立（1931—1949）》（《团结报》2014年4月10日第7版）一文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兴起的途径之一是受过西方史学训练的史学工作者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方法进行研究，代表者是留学美国的蒋廷黻，他建构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中国史学史方面，学界的讨论集中在何炳松对中国史学史建设的贡献上，详见上文。西方史学史方面。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美国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尤大，表现在大量译著的出版：一类是专门阐述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作品，如美国史家亨利·约翰生、巴恩斯等人的著作，影响了本土史学概论书籍的编写；另一类是西方史学史的译著，这方面的知识大多来自美国“新史学派”的著作。其《西方史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述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一文持有相同观点。张洁《20世纪20年代中国西方史学课程建设研究——以留美学人为考察对象》［《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一文提出，20世纪20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中国西方史学课程正式开设，胡适、何炳松、陈衡哲、余楠秋、蒋廷黻等留美学人通过讲坛授课、翻译西方史著、编写教材等途径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让西方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与建设的重要参照，使中国史学与世界接轨，对中国西方史学课程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应宪《民国时期西洋史学史课程检视》（《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介绍了胡适、朱希祖、何炳松、陈翰笙等人在输入西方（美国）史学成果方面的贡献。陈恒《西方史学史的诞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也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史学》《西洋史学史》《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史学方法概论》等鲁滨逊新史学派著作的汉译“为未来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汉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王晴佳、张铠、侯且岸、仇华飞、朱政惠、吴原元、赵晨诗、范志慧、顾均、孟庆波、元青等人都有相关论著问世。大部分人的关注点都在美国汉学本身，重点论述了美国汉学的发展历程以及重要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近年来，关于美国汉学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化。部分学者在关注美国汉学本身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美国的汉学研究成果如何“回归”中国以及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关于20世纪上半期美国汉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桑兵、李孝迁、吴原元、朱政惠、王宪明、孙长芳、王杨红、袁剑等学者做了很多细致而深入的工作。
桑兵于1996年发表的《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一文论及近代中美汉学交流的一些情况。文章提出，近代国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领域，都是与欧美、日本的考古学、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发达的情形相对应的，体现了中西学的融会贯通；许多著名的国学大家（如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留美生）有过留学经历或学习、传播过西学；“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与个人也十分注重了解欧美、日本等国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动态，并积极加强与国际学术同行及组织的联系交往”，如李济与美国毕士博合作到山西等地考古；“在欧美、日本汉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近代国学研究造成学术风格与重心的三方面转变：一是发现资料由专注于文献转向趋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二是由专注于上层精英正统下移到民间地方社会……三是各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实际上已经开始”。
《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一文是国内学界较早关注近代美国汉学与中国国学研究之间关系的文章。14年后，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桑兵又出版了一本论述近代中国国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研究的专著，即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与汉学》一书。该书设有专篇“新大陆的影响”，专门论述美国汉学对中国的影响。文章指出，20世纪初美国的汉学研究总体成就不高，但对中国的影响却不小，这不仅指留美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影响近代中国的整个思想与文化至深且远，更重要的是美国汉学界在几个特殊领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相关研究：一是考古学的建立；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研究室主任魏特夫来华在北京进行研究，得到陶希圣、邓之诚等学者的极大帮助；三是20世纪30年代起，由于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的成立等机缘，来华的美国学人日渐增多，其中不少人主动与中国学者交流。作者认为，一战以后美国的中国研究能够后来居上，超越欧洲正统，除本身条件使然，中国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而来华学者学人得到中国同行的帮助，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继桑兵之后，对此论题有进一步研究贡献的是李孝迁。他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便有意收集与汉学相关的材料，并在毕业以后陆续发表研究成果。其《民国时期国际汉学史研究》（载2009年《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指出，“二战以前美国汉学研究基础薄弱，还没有对我国的学术研究构成较大的冲击，但对美国个别汉学家及其著作的评论还是时有所见”。其《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一文，详细讨论了美国汉学家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渊源，指出他的治学方法（以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虽在中国有一些推崇者，但各派学者对他的批评并不少见，且中国主流学界并不认可他的成果。其《北京华文学校述论》（《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一文，则深入考察了北京华文学校在近代中美学术交流以及美国汉学发展中的作用。文章认为，华文学校在华存在36年，培养了大量的杰出汉学家、外交官、军事人员；美国第一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大多曾在此学习生活，学校教职员如马尔智、恒慕义、明义士及其学生如富路特、毕乃德、费正清等，对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尤为凸显，开创了日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而华文学校之所以对美国汉学界贡献甚大，在于它不是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它不仅非常重视文化课程，还广邀中外著名人士演讲，“让青年学生听到有关中国问题的不同声音，有助于他们开阔视野，全面了解中国，为研究汉学储备丰富的知识”。这些文章后经过整理被收录进作者2014年出版的《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一书。
在中外汉学交流的宏观历史图景上，朱政惠注意到雷海宗这位中国史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的《80年前雷海宗对国际汉学研究的关注》（《中华读书报》2012年9月26日第15版）一文，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雷海宗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数篇对国际汉学（包括美国汉学）著作的评论文章，分析了雷海宗此类书评的特点，如：（1）“从大局上关心当时有重要影响的汉学著作，关心那些能体现学术前沿、有突出特点的成果，包括学术活跃度相当高的学者的作品”；（2）“关心原创程度的分析，即在西方相关研究中的原创程度，与中国同类成果相比较的原创程度”；（3）“看重这些著作的编纂框架、谋篇布局、详略安排，认为能反映出学者的编纂意图，是学术主旨的体现，得失分析的窗口”；（4）“用心观察这些著作的史料运用、作者的中国历史认识及其相关理解的准确程度，他认为这是学者基本功的反映，也有个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问题”。朱政惠认为：“这些评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有道理……今天适当回顾，仍有其借鉴意义。”
如果说桑兵、李孝迁、朱政惠都是从中外汉学交流的视角论及美国汉学，那么吴原元则从美国汉学的视角专门论述了民国时期美国汉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反响。他的《民国学者视野中的美国汉学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一文收集了很多民国学者撰写的美国汉学研究著作的书评，以此考察民国学者对美国汉学研究著作的态度，认为民国学者在面对海外汉学著述时“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尽可能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批判方面表现在“美国汉学存在研究者中文修养薄弱、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有误、材料搜集和审别难以博雅、观点或结论难求其情真理得等局限”；肯定方面表现在“公开合作之精神、新颖之视角和方法、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等”。吴原元的这项工作很有价值，是美国汉学成果在华传播之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
以上学者都是从宏观角度论述美国汉学研究成果在华传播情况，还有一些学者从个案入手，论述个别人物或个别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著名汉学家马士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是较早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王宪明在2004年就发表了《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以所受“新史学”及马士的影响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一文，论述近代中国史学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受到马士的影响。作者通过对比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指出蒋著在四大方面受到了马著的影响，即“近代中国的时代定位及随之而来的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主题的确定”“近代历史的起点以及近代史的分期”“对档案史料的重视”；虽然受影响的痕迹很明显，但作者也指出，这种影响“不是简单地承袭，而是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并在档案文献的使用等方面补正了马士的缺陷，为此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孙长芳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及其影响》也是考察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对近代中国学界的影响的文章。该文在前述王应宪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书在写作布局、史学方法、现实关怀、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国内士大夫阶级的批评以及对在外交上熟悉外情的官吏的推许等方面都受到马士的影响；此外，作者进一步提出，除了蒋廷黻，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一书在编写方法、相关问题的叙述以及评判方面也借鉴了马士的著作。
同样受到关注的个案还有美国汉学家夏德和柔克义翻译的《诸蕃志》译注以及拉铁摩尔汉学研究成果的在华传播问题。王杨红《〈诸蕃志〉译注及其近代“回归”中国故土》（《史林》2015年第6期）一文详细考察了夏德、柔克义所作《诸蕃志》译注的价值及其“回归”中国故土的过程。这一“回归”的过程始于1914年进入近代中国学人之视野，到2000年《诸蕃志注补》整理出版，先后经过罗振玉、叶华芬、张星烺、冯承钧、李长傅、温雄飞、方豪、韩振华等数代先贤的努力；这一过程不仅是一部著作的简单流传，而是“中国中外关系史相关领域的研讨不断得以推进、完善、提升”的体现。袁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的在华接受史——以民国报刊与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一文则详细梳理并分析了民国时期与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相关的报刊与文献，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及其理论被国内学术界及相关舆论介绍并逐步熟悉的过程，认为拉铁摩尔理论的在华接受史可以“折射出当时国内学术界对于边疆与中原关系的相关认知层次”；通过这一个案，作者提出：“在传统的舆地研究传统之外引入国际学术界的地缘政治、环境论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视角，可以更为清晰地揭示当时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共通与分化，进而从中心-边缘内在关系角度重新梳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史，重新勾绘出一幅凸显‘边疆’空间与结构的中国知识图景。”
从以上综述看，目前学界对于美著史书在华传播情况的研究还是很丰硕的，涉及清末汉译历史教科书、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以及美国汉学研究著作等方面，为笔者进一步探究此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综合上述成果以及笔者所掌握资料，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第一，对美国新史学派在华传播情况的研究仍有完善的必要。虽然美国新史学派代表性人物（如鲁滨逊、巴恩斯）与代表性著作（如《新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在华传播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笔者通过研究发现，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物和著作隐藏在人们的关注范围以外。对于那些隐藏在历史资料碎片中的人物与著作，我们有义务把它们发掘出来，并进行仔细的梳理和研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新史学派史书在华传播情况形成一个全面的认识。
第二，对美国新史学派及其在美国的学术地位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李勇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一书对鲁滨逊新史学派内部成员的师承关系以及思想异同都做了十分细致的归纳，是笔者前期学习的重要书目。但此书论述的是美国新史学派中的鲁滨逊一支，并未论及其他一些史学派别，例如特纳（F.J. Turner）的边疆学派，不能使读者了解到20世纪上半期美国新史学派的全部面貌。因此，笔者认为有进一步说明新史学派及其在美国的学术地位的必要。这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美国新史学派的来龙去脉，也可以使我们对于“当时进入中国的新史学派是否具有落后性”这一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
第三，对美国汉学研究著作在华传播情况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显不足。桑兵与李孝迁的研究倾向于人物交往，以书籍的译介与传播作为其研究资料。吴原元《民国学者视野中的美国汉学研究》一文的研究范围偏重中国古代史与古代文化研究的著作，没有论及偏重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著作。其他人的关注点则集中在个别人物身上，如马士、夏德、柔克义、拉铁摩尔等。这些专题性的知识使我们对美国汉学研究著作在华传播情况有了一个初步认识，但不足以描绘20世纪上半期美国汉学研究著作在华传播历程的全貌。笔者力有不逮，当然也不能给予读者一个细致入微的全貌，但通过所掌握资料，至少可以描绘一条相对清晰的脉络。
第四，对美国通俗历史读物的研究尚处于一片空白之中，有填补空白的必要。据笔者考察，20世纪上半期被翻译到中国的美国通俗历史读物规模不小，包括一般历史读物、儿童历史读物、人物传记等。虽然通俗历史读物对史学的学术影响很小，但它们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当时中国的社会诉求有很大关系。例如，晚清时期汉译美著史书的译者经常会提到“自由”“民主”“女权”等概念，这正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渴望实现独立自主、民主自由、性别平等的体现。再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多部美国人撰写的日本史被译介到中国，也恰是那一时期中国对日本集中关注的体现。所以说，是近代中国的“需要”召唤着这批美国通俗历史读物从大洋彼岸来到东亚大陆。对于它们在华传播历程的研究，是美著史书在华传播历程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考察20世纪上半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与影响，重点在于美著史书在华传播历程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传播历程方面，要勾勒出美著史书传播的基本脉络：哪些史书通过哪些渠道进入中国？哪些中国学者关注到哪些美著史书，并对其做出哪些评价？这些都是本书需要厘清的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分析进入中国的美著史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哪些美著史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其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关于这些问题的考察，对于我们认识中美史学交流具有重大价值，因此是本书需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重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难点。考察美国新史学派史书和美国汉学研究著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应该从哪个方面着手？这是本书需要解决的一大难点。无论是新史学派的著作，还是美国的汉学研究著作，它们在中国的传播规模都是很大的，简单的概括是不够的，必须在全面深入研读原著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类别划分，从不同层次考察它们的具体影响。例如，新史学派的很多著作都是史学理论著作，因此可以考察它们对中国史学理论的影响；再如，很多著作都是大学课堂的世界史教科书，因此可以考察这部分著作对中国世界史教学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难点，即资料搜集的困难。要厘清美著史书在华传播的基本脉络，必须对其传播痕迹进行地毯式的全面搜索，任何与之相关的传播渠道，如出版史资料、教育史资料、期刊资料，都是笔者需要考察的范围。在如此广阔的资料海洋中搜索与美著史书相关的信息，工作量很大，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搜索技术，花费大量的时间。
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与可利用的文献资料，本书的创新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本书是对20世纪上半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历程的综合性研究，不仅包括已经受到学界关注的晚清时期进入中国的美著历史教科书以及五四以后进入中国的美国新史学派史书，也包括学界关注较少的美国汉学研究著述与通俗历史读物。这种针对这一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既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吸收，也是对已有研究成绩的补充与推进。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发掘了大量之前未被关注的史料，并加以合理运用。目前学界对20世纪上半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问题的相关研究，虽已用到很多民国书籍、民国期刊以及教育史资料等，但还不够充分。本书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史料搜集范围，不仅全面搜集了20世纪上半期与主题相关的中文史料（包括出版史料、期刊史料、教育史料等），对美国方面的英文史料（包括在华传播的美著史书的英文原著，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的书评文章等）也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和研究，尽量扩大本书的史料范围。
第三，在研究结果上，通过对原始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本书得出了一些关于20世纪上半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问题的独立结论。试举几例如下：（1）20世纪上半期在华翻译出版的美国新史学派史书规模很大，不仅包括学界所熟知的鲁滨逊、巴恩斯、绍特维尔、亨利·约翰生、傅舲、海斯、蒙、桑戴克等人的著作，也包括之前关注较少的斯温、多玛士、哈模、汤姆生、沙比罗、马克尔洛、纳文斯、康玛格、葛德沙尔克等人的著作；（2）美国新史学派世界史与国别史著作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影响很大，很多中国高校的世界史课程都使用英文原本新史学派著作作为教科书或参考书，促进了新史学派的“综合史观”在中国高校的传播；（3）20世纪上半期“回归”到中国的美国汉学研究著述也有一定规模，它们为中国学者看待本国历史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他者”视角。
五 研究思路与方法
如前所述，迄今系统论述20世纪上半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问题的专著还未出现，但相关专题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并有很多成果问世。因此，笔者将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在大量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展开对20世纪上半期美著史书在华传播问题的系统研究。本书的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安排如图1所示。
图1 本书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安排
文献分析法：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资料，研究将无从谈起。本书将在占有大量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美著史书在华传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归纳法：对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必须按一定的主题进行归纳。资料固然有用，但如果不经过归纳与整理，就是一盘散沙，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主题形成系统认识。
统计法：统计法是现代史学研究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本书将采用统计法中的描述统计法，在讨论某些主题时，将以图表形式进行呈现，更直观地展现美著史书在华传播的基本轨迹。
比较法：对于相互关联的历史现象和概念，进行比较对照，判断异同、分析缘由，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本书尝试在中美史学、历史教育、不同学者间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其内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