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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解读阐释，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不能仅仅依靠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解读，毕竟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更多地关注到国家间关系或者国际组织或者重特大国际问题等相关事务，也涉及包括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等现实性问题。但同时，结合“一带一路”现实与趋势分析，也结合“一带一路”发展所面临的主客观形势，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解读需要关注更为有效的理论解读模式。对此，建议考虑以国际战略学作为理论分析的框架，进一步明确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理解。即明确阐释以国际战略学作为理论基础，阐释“一带一路”建设之前，可以尝试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理解，这不仅有利于明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一带一路”建设在理论层面的缺陷与实际层面的某种荒谬，也有利于依托国际战略学尤其是内政外交的全面统筹、协调与发展的综合治理视域下解读“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必要与必须。
在结合国际战略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学理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国际战略学视域下“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的相关理论解读。大致明确从国际战略学的整体研究与评估分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落地阶段”与“规范建构阶段”层面，应考虑落实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主导国家的中国，在实现更为有效的内政外交全面统筹、协调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多边合作进程。
威廉·扎特曼在其著作中对合作的定义为，在合作被定位为在付出一些代价时作为一种各方同意开展共同工作以取得对参与者的新收获的一种条件，这对于这些参与者采取单独行动是不可能获得（这些收获）的。
结合对于合作的理解，进一步明确对于国际合作的基本认知为：在对于国际政治结构限制合作形式的研究中，肯尼斯·沃尔兹提出，一国也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以及商品和服务等交换而变得依附于他国。
进而，他进一步提出一国的进出口额越大，对他国的依赖越深。如果劳动分工能够更为细化，世界的整体福利都将得到增长，但是国家也将因此处于更深的相互依赖之中。
这一定位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合作的理解。
同时，结合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考虑，从相互依赖的不断发展到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合作不断推进、基于国际合作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与拓展，类似国际组织模式的治理，“称为现在支配世界的政治结构”
。结合对于国际合作的研究阐释，国际合作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博弈所具有的影响已经相当显著。
但更为重要的是，来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分析，对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国际关系现实演变的说明与阐释，往往很难实现必要的契合。“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主张的国际合作以及对于国际合作的相关见解。“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的提出与推进，在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导向的背景下，有效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其他参与国、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为国际关系理论在合作领域从国际关系实践到理论发展、升级所提供的贡献所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解读的偏颇之处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与演变，是基于西方国家的霸权与强权的持续演变。结合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历程看，无论是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还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者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新自由制度国际关系理论，这些源自欧美国家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互动历程与现实的解读，更多地与欧美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密切相关，也与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密切相关。这些相关所展现的是，欧美国家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关系演变的基本释义，对于霸权与强权自身的解读势必具有相应的色彩。此外，对于包括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与和平学等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对于国际关系演变的基本释义，也并未脱离来自西方国家战略思想的种种局限。无论是对于霸权与强权的释义，还是对于西方国家战略思想的局限，其相关缺陷性表现在于：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对于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认知，同时否认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中非西方国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偏见在于：西方国家所固有的西方优越理念，认为世界的主宰是西方国家——这不仅在于西方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互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于西方国家对于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影响。这一影响的作用在于：第一，西方国家能够在当代国际关系的演变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尤其是在涉及诸多重特大国际问题的应对中，西方国家的影响相当显著；同时，借助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有效掌控，西方国家能够实现相应的议题设置、话语建构等，影响乃至主导国际秩序的运行。第二，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相应的主导性，这一主导性影响着西方战略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基本判断。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战略研究中，非西方国家往往被视为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中的另类。这些国家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也往往被视为不具有积极作用。
据此，可以结合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解读加以明确：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中往往被奉为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模型阐释，地缘政治理论框架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被视为中国对于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东半球进行战略控制的诉求。比如，罗伯特·沃尔特斯“地缘政治学能够提供一张与现实更相符的世界地图”
的论断，认为按照地缘政治学的理解，“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控制与政治影响。进而，以此为基础，建构与强化对于亚欧大陆的中国地缘霸权。同时，鉴于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所建构的地缘权势，能够进一步强化中国在整个东半球的地缘优势。这种依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其相关论断的基本失当在于——运用西方国家所谓的霸权思维阐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这一霸权思维的困境在于，当地缘政治思想能够解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前后的列强争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集团对外侵略扩张与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博弈背后的权力角逐时，甚或可以解读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在亚欧大陆的霸权经营，但却无法解读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毕竟，当前者致力于霸权与强权的分析、对比与评估时，后者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解读致力于共同发展。
可以进一步结合这一荒谬的研究逻辑加以明确的是，地缘政治学解读“一带一路”建设的固有缺陷在于难以在真正意义上摒弃权力政治的思维与逻辑，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积极致力于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无法通过带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色彩的地缘政治学说加以解读。具体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项目阐释，以地缘政治学说解读“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似乎可以被视为中国强化在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度洋地区权势的战略布局。尤其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将得到有效落实，进而强化中国在南亚的霸权。依据地缘政治学说的这一理解，能够进一步将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所建构的国家形象为中国追求在南亚地区的霸权。但是，带有西方霸权与权力政治色彩的地缘政治学说，并不能充分解释，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中巴两国经济建设的实现、中巴两国互利互惠的落实，能够使中巴两国和南亚地区乃至更为广泛的其他地区获得相应的收益。与之相类似的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对于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所带来的收益，也是地缘政治学说所无法有效解读的。
与地缘政治学说无法有效解读“一带一路”建设相类似的是，同样具有西方霸权与权力色彩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抑或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对于权力的追逐与对于安全的过分热衷等，往往造成西方国家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博弈中所采取的相关举措视为与西方国家争夺霸权相类似的行为。进而，在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解读中，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中国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视为对霸权的争夺，进而将中国对于世界发展、对于人类进步所具有的贡献，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建构为对于世界的威胁等。
当以带有霸权与强权色彩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一带一路”建设时，这一解读往往从理论层面将中国视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图谋。其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颠覆与丑化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就，同时，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实人为地制造障碍与困境。进而结合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现实为例加以分析——当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所谓“南海仲裁案”的风波，在西方国家的有意炒作下，将中国对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积极贡献、对中国自身合法权益的积极维护等，更多地被人为建构为中国对于南海地区航行自由的干扰与影响、建构为中国对于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威胁。然而，南海地区国际关系互动的现实表明，正是美国等国家的有意而为，尤其是人为编造所谓“航行自由”的借口，在南海地区屡屡发起军事挑衅，并造成南海地区安全局势的普遍紧张。即南海地区所谓的仲裁案风波，加剧了南海地区国际形势的紧张程度，进而对“一带一路”建设在南海地区的推进构成的国际环境构成损害。
但是，按照西方国家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相关解读看，中国似乎应该强化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霸权优势并采取更为积极的军事行动应对所谓的南海仲裁，甚至采取相当必要的措施实施针对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制裁。中国针对南海局势以及南海仲裁案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种种冲击所采取的举措在于：强化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并积极致力于从双边层面到多边层面的国际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引导下的共同发展，助力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家关系的改善。在南海地区，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实，实现对于南海地区局势的有效改善。这一系列举措，既有效应对所谓“南海仲裁案”带来的被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助力南海地区国际形势的改善，更为有效地实现了在“一带一路”建设得以有效推动下中国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积极互动。
进一步结合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与现实行为的分析，追根溯源，需要关注西方国家、西方社会所出现的新保守主义回潮局面。所谓新保守主义回潮，意指自21世纪初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在西方社会所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相继在西方世界出现回潮，这种回潮最初体现为在西方国家再度出现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政府和执政理念。结合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以来，西方国家出现新保守主义回潮基本状况分析，这一趋势尤为突出地体现为新保守主义的回潮并不单纯地意味着具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政党或政府开启执政历程，而是更多地意味着具有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在相当普遍的西方国家内部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影响。比如，针对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有分析提出，自从11月8日（2016年）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自由倾向的评论就对国际秩序的命运发出预警的呼声：美国治下的和平终结了。
也许对特朗普执政所具有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界定，到2017年乃至2018年仍然存在疑虑，但是，这并不影响特朗普政府在执政进程中所明确强调的“美国优先”、推翻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方案、奉行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对外政策诸如退出巴黎气候框架协定等，其中所蕴含的新保守主义色彩已经相当鲜明。对此，明确具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小布什政府，其单边主义色彩显著的对外政策实施，与特朗普政府到2018年初春尚未成型的对外政策具有相当显著的相似性。继而，从新保守主义回潮的现实考虑，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回潮整体演变进程呈现为，新保守主义思潮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得以彰显，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得以落实等，构成新保守主义思潮回潮的基本表现所在。其实，早在特朗普执政之前，新保守主义回潮的进程已经在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中得到凸显。
比如，2012年日本安倍政府的再度执政，开启了日本新保守主义回潮的基本进程。安倍晋三的再度执政，不仅标志着执掌日本政坛三年之久的民主党政府执政进程的终结，而且也开启了新保守主义回潮引导下的安倍政府执政进程并构成对日本国家战略的显著影响。自安倍主义作为一种外交理念在2013年提出以来，随着安倍政府执政进程的推进，安倍主义已然逐步演变为日本国家治理的整体理念，并展现出相应的新保守主义色彩：不单单体现为安倍政府主导下的日本国家战略所呈现出的一系列调整与更新，包括出台新版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2013年）等，而且在日本对外战略的实施中也得到充分落实，尤其是展现出相应的日本对于国际事务积极参与、对于中国的积极遏制等。
与日本相类似但却存在显著不同的是，欧洲的新保守主义回潮更多地在选举政治中得以彰显并随着难民危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持续发酵，造成欧洲新保守主义回潮的不断凸显。无论是在属于西欧的法国、荷兰还是在中东欧国家，新保守主义回潮更多地表现为在选举政治中新保守主义的色彩渐趋浓重。比如，在法国，尽管马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并未赢得选举，但屡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的“国民阵线”背后所蕴含的新保守主义回潮的趋势已经在法国政坛的现实互动中得到彰显。
在新保守主义回潮的影响下，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西方国家理论界、战略界，对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等相关理念，其解读本身也蕴含着相应的缺陷。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乃至西方的理论界、战略界看来，中国所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更多地表现为：第一，这是中国对于国际战略博弈中原本属于西方的权势的争夺，或者说“一带一路”建设意味着中国权势的扩大与西方权势的缩小。然而，这种观点的根本缺陷在于，这一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并非重视中国积极倡导“一带一路”意在落实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这一发展进程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会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反，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分析，尤其是共同发展的落实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反驳来自西方的某些误读、误判。第二，西方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意误解，客观上造成了误判“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根源——西方国家并不认可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于世界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落实现实考虑，当中国积极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引发西方国家的质疑甚至阻碍。尽管英国等西方国家作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国参与其中，但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更多地反映出西方国家的种种质疑等。以对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加以怀疑为基础，进一步检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相关的“一带一路”理论解读，其中对于中国所发挥作用的理论误读，往往构成在理论解读“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相关误判。从这一误判出发，可以更为明确地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种种误读误判，进而影响到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更为客观的学理研究、战略分析与政策评估等。对此，以中国持续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到2018年）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尤其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有效推进作为基础，阐释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相关进程，需要剥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带来的种种制约等，并结合更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现实的国际战略学分析作为基础，有效阐释“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理论解读并能够以此为依托，进一步明确推进国际多边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解读。
进而言之，从21世纪初乃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当代国际关系的演变已经说明，西方国家对于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影响并不具有百分百的决定性。相反，由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在内的非西方国家所积极推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积极促进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变化呈现为更为积极的态势，尤其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落实与不断完善，已经实现对于西方国家以新航路开辟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全球事务局面的某些改变。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对全球国际关系互动的参与，正在改变全球范围国际关系生态——以往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互动中主宰一切的境遇正在发生改变。这些改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而为中国国际战略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
结合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实，国际战略学在21世纪初以来的有效运用，尤其是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得到全面建构的基础上，国际战略学的发展得以充分落实，为从理论层面解读“一带一路”提供了相对有效的理论范式之一。对此，还需要明确国际战略学自身发展所具有的相关优势：
第一，中国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肯定。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经为中国国际战略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国际战略学自身的发展轨迹，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战略学的发展正在进入更为全面与深化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显著特征与趋势在于，正在接近国际舞台中心的中国，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较之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浅层次参与、较之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中国已经以更为强大的综合国力、更为明确的国家自信，实现对于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同时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领域，中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参与展现出中国具有的主导地位与作用。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落实进程，“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通过国际战略学的解读能够充实相应的理论性与现实性，并实现理论性与现实性的积极互动。
第二，中国国际战略学自身发展的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实。中国国际战略学的学科建设得以发展的整体背景在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得到更为充分与有效的落实，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相关学科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国际战略学的学科建设。同时，人文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历史学等学科的发展，对于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助力作用也值得肯定。
国际战略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到国际战略学自身属性的明确。其中，最为显著的属性在于国际战略学所具有的方法论属性。这一属性主要表现为通过国际战略学的理论解读，能够有效明确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内外的战略互动之间所具有的规律性、规制性的相关梳理。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理解，运用国际战略学作为理论工具，能够有效地诠释“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内容与前景。
第三，结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互动的现实，也结合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落地阶段”与“规范建构阶段”的相关进程与前景，国际战略学的相关学理论证与分析，能够在相对广泛与普遍的程度上落实“项目落地阶段”与“规范建构阶段”的具体理论解读等。这一理论解读进一步表现为，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具体落实的进程中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指引——能够更为有效地从理论层面实现对于国际战略学的相关解读。
同时，依托相应的理论解读为基础，“一带一路”建设自身的积极推进，是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积极构建的明确落实。“项目落地阶段”与“规范建构阶段”，在其具体实践进程中的推进，能够在相对普遍的意义上展现出“一带一路”建设自身进程的强化与优化。进一步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国际合作进程分析，“项目落地阶段”与“规范建构阶段”相关进程落实中对于国际多边合作的相关实践，来自国际战略学的理论解读，能够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从国际战略学的相关理论解读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战略学理论解读在于：“一带一路”建设展示为，国际战略学在统筹协调内政与外交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结合国际战略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依托国际战略学所落实的基本内容在于：以内政外交的全面统筹作为出发点，有效明确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的中国内政外交实施，对于落实中国自身的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同时，鉴于中国的支持，能够更为明确与全面地解读“一带一路”建设。此外，从战略理念的传播阐释，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理念传播，能够进一步诠释中国内政外交的积极作为。
在阐释“一带一路”建设理论认知的同时，国际多边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重要范式之一，能够有效充实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解读。同时，基于国际多边合作的“一带一路”建设分析需要关注到：将国际多边合作置于国际战略学的理论解读下，拓展与优化国际多边合作的理论理解。国际多边合作的理论理解表现为，为“通过整合各种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确立相应的国际合作目标、进程与规则等，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提供相当有效的理论支持。
这一理论支持也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与落实中，国际战略学的理论解读从学理层面阐释“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的理论意义——这不仅是作为国际关系互动的现实理论，而且是作为国家治理的现实理论。从国际关系互动的现实理论阐释，“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国际合作，是对于现有国际交往、国际关系博弈的提升与优化。考虑到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博弈，“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国际合作能够作为良性国际关系博弈的基础与出发点。“一带一路”建设所展现的是，基于合作的国际关系博弈及其优化进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读中，更为明显的现实在于“事实上，关于具有支配地位的合作理论，较之其实际的表现，其研究更加晦涩”
。实际上，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解读，无论是基于共同利益还是应对共同问题等，较之合作的现实呈现，也许理论层面的解读看似并不重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读，可以被视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实践阐释，回顾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的整体进程，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线已然在发挥着相当显著的主导性作用。通过合作所展示的国际交往，尤其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内涵的丝路精神作为国际交往的核心理念，是对于现有国际关系互动的积极优化，其理论意义在于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涉及国际交往的优化。
结合21世纪以来，尤其是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国际战略博弈的现实演变中，如何解决发展问题，构成各国面临的现实性境遇。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客观上为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相当有效的应对进程与范式。
较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推进的国际合作更为显著地展现为：以互利互惠为基础的共同发展——进而展现为“丝路精神”引领下的国际合作。回顾近现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丝路精神所展现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看似容易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达成共识，但从国际关系博弈的基本现实出发，“矛盾与对立、冲突与战争”仍然在国际关系博弈的整体现实中屡屡出现。
因而，结合国际交往的现实考量，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战略学的相关理解解读在于：在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内容的丝路精神指引下，为“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国际合作提供理论支持。在国际关系现实互动中，国际战略学的相关解读能够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引并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国际合作，进一步推进与实现理论创新。
从国家治理的视角阐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实现，对于各国国家治理的提升与优化，具有相当积极的助力意义。从国际战略学的基本要义出发：注重国内国外双向统筹与全面布局的国际战略学理念，展现对于国际国内事务的双向并重。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双向并重意在以国内治理为基础，依循“外交是内政延续”的逻辑，在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国际关系博弈的同时，也关注到“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国内治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国际战略学的相关理念加以解读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能够有效推动中国沿海沿边地区以及内地更为全面的发展。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结构优化，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民族关系等，都可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落实而得以彰显。此外，“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实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也对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进程、对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相关进程，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助力中国自身的发展、实现以中国的发展支持世界的发展。
因而，结合国家治理的现实考量，国际战略学的相关理解解读在于，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具体实践，有效落实与充实“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国家治理具有的积极影响。这一积极影响，对于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相关进程具有显著的支撑性意义。进而，通过国际战略学国内国际的双向统筹与全面布局，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在具体落实中的理论解读相当重要。
通观国际战略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的理论解读，国际战略学的理论理解在于结合国际交往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密切相关、联动，解读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交往和国家治理进程中所具有的布局、实践、影响与评估。除了上述基于国际交往、国家治理等层面的国际战略学解读“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战略学解读“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多边合作，还需要加以明确的是国际战略学自身的学理发展说明，合作作为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主题，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项目提出与落实、项目落地和规范化建构等阶段需要突出合作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从“一带一路”建设在“提出与落实阶段”的发展历程、在“项目落地阶段”和“规范建构阶段”所面临的现实，“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明确依托包括国际多边合作在内的国际合作进程作为主导性方向与路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落实，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真正意义上推进共同发展、惠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上述论述，为进一步明确“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与国际多边合作的对接，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同时，对于各种各样的国际纷争等，仍然贯穿于国际关系博弈的整体进程。比如，在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尽管自特朗普2017年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并形成了相应的共识，但是中美两国在经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领域仍然存在着相当显著的矛盾与对立。诚然，这是国际关系复杂性的体现，但需要明确的是，倘若中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制定、落实能够依循丝路精神具有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中美关系的发展很可能实现相当显著的提升。到2018年初春，由经贸纠纷所带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国内通过所谓“台湾旅行法”等，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再度蒙上阴影。这一局面直接造成中美关系的对立持续升级，进而影响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领域的合作进程。
上述分析表明，对于涉及诸多领域的中美关系，其发展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为诸多不可预测性。这一不可预测性在2017年至2018年初春的演变说明，对于中美关系的有效把握之于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是复杂的甚或需要给予必要的警惕。继而从国际战略学的学理分析阐释，中美关系的这一复杂变化是对于当前国际战略整体变幻的缩影。审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国际战略学解读，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第一，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实现，难以一蹴而就。这不仅源自中美关系自身构成的诸多复杂变量，而且也源自美国国内相对复杂与多变的国家治理环境。第二，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存在相应的复杂性。尤其是台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美经贸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相互关联，造成中美关系在战略层面的困局渐趋显著。第三，在针对中美关系的战略评估中，不应忽视在全球国际战略博弈中对于中美战略互动的理解。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不断缩小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这使得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逐步强化，并进一步造成美国对华政策长期存在的“接触+遏制”呈现出“遏制”渐趋显现的局面。
较之中美关系的复杂演变，对于全球范围内国际战略博弈的复杂局势也需要给予更为明确的认知，这是解读“一带一路”国际多边合作的关键背景所在。这一复杂局势尤为突出地表现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西方世界所出现的“再国家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造成西方国家在内部治理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保守化倾向，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影响下的全球治理失灵，也进一步造成全球战略博弈的复杂乃至更多的不确定。
比如，整体上审视英国的特里莎·梅与美国的特朗普对于其国家治理的相关布局，特里莎·梅与特朗普有所类似的执政理念可以被视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后期，西方国家在国家治理中所呈现出的“双T主义”。结合两者执政后的相关政策布局与审视的现实，特里莎·梅和特朗普执政进程中“双T主义”的相关理念，其定位与阐释为：“双T主义”是在经贸领域，注重再国家化、反全球化与反区域化的相关理念体现；其相关的政策理念，更多地考虑本国而有意忽视或对抗他国、全球与区域，进而在世界经济领域进一步激化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已有的矛盾与对立。
结合英国与美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阐释，“双T主义”所带来的效应在于：英国与美国等某些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实施相关进程中，在更多注重本国利益的同时，可能对他国利益、对全球治理构成相应的损害。从“双T主义”的影响范围阐释，“双T主义”的执政理念，很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全球治理的诸多领域，诸如对环境领域全球治理的冲击、对安全领域全球治理的冲击等。以国家治理的视角审视“双T主义”的演变，“双T主义”更多地意味着西方国家在世界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中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进而造成西方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对立、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对立与对抗的持续升级。这一局面的出现与持续相当程度上展示为，在全球治理的推进中，由上述对立与对抗所带来的困境已经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
继而在整体长期主导全球事务的西方国家的作为中，随着“双T主义”对西方国家施政进程的不断影响，西方国家治理的相关进程，更多地展现为对西方国家“再国家化”进程的思考与实践。所谓“再国家化”，意指在国家治理的整体进程中，更多地顾及本国的战略利益并有意限制本国对区域治理、全球治理的相关参与；“再国家化”，也意指在国家治理的理念中更多地倾向于保守理念，与新保守主义思想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回潮密切相关；“再国家化”，还意味着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实施更为强硬的甚或缺少弹性的政策，诸如强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往往会带来更多的矛盾与对立。比如，2018年3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这是对于这种矛盾与对立的反映。
结合西方国家治理的现实阐释，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进程，因受到“再国家化”的影响，其国家治理进程中，尤其是内政与外交层面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呈现为：强化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对外贸易、强化对本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就业与至关重要的产业）加以保护、抵制外来移民（尤其是大量难民入境）等。同时，在对外政策领域，相对明显地限制乃至制止本国对于区域治理与全球化治理的参与。比如特朗普政府重新审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等；再如特里莎·梅政府推进英国退欧进程。而在法国，即使作为在野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也宣称要对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公投。
对“再国家化”的关注，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些西方国家在自身国家治理的进程中强化对本国的治理与弱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还应当关注到西方国家对某些国际事务进一步加以强硬应对的措施。比如，在反恐领域，尤其是在应对“伊斯兰国”问题上，即使美英等西方国家积极推动所谓“再国家化”进程，但对于积极打击恐怖主义、打击“伊斯兰国”，却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并进一步开展西方国家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相关合作与协调。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国家所谓的“再国家化”进程中，很可能推动更多的西方国家在包括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进一步合作与协调。因而，对于全球治理视阈下的“再国家化”认知，需要更为全面与深入的理解与分析。
与“再国家化”所密切相关的是，借助“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回潮，西方国家“极右”政治思潮与势力得以不断提升，在西方国家看来，从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执政，再到法国的“国民阵线”影响扩大，从特里莎·梅接手英国政权到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些西方国家内部“新保守主义”回潮进程的出现，使“极右”政治势力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得以显著拓展与提升。需要明确的是，以全球治理的视角加以分析，“极右”政治势力在西方国家影响的不断扩大，即使并不直接掌控政权，但其在国内的影响已然得到显著的提升并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乃至作用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对于任何首脑和政府，当“极右”政治势力在本国的影响得以扩大时，就不得不在施政的进程中顾及“极右”政治势力的相关主张。
基于“再国家化”的定位，进一步阐释“再国家化”对于西方国家实现国际参与的进一步影响。“再国家化”的影响还在于某些西方国家在推动其“再国家化”的进程中，其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呈现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即结合对“再国家化”相关的诸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相关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构成针对国际秩序的颠覆，诸如退出或准备退出现有的区域治理架构。
在西方七国集团中，“再国家化”进程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治国模式在日本，即2012年再度执政后的安倍政府所推进的国家治理进程，更多地可以被视为“再国家化”的典型进程之一。安倍政府的“再国家化”进程，是以“安倍主义”为名的国家治理理念加以推进。从日本国家治理的整体进程阐释，“安倍主义”所推动的国家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在于：推动新保守主义回潮背景下的日本国家治理进程，更多地考虑展现强化与优化日本的国家认同，诸如构建“强有力的日本”的提出，以进一步强化安倍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首先，在国家治理的整体进程中，积极强化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其次，在安倍政府具体的国家治理理念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对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构建，尤其是致力于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再次，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对外战略布局与实施，尤其是通过“俯瞰地球仪的外交”有效强化日本全球外交的战略优势；最后，在特朗普政府执政进程开启后，安倍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对美外交，进一步强化美日关系。继而，对于安倍政府的“再国家化”进程，通过上述措施得以有效实现——可以被视为日本国家权力的积极强化。显然，较之英美的所谓“双T主义”，包括安倍经济学等诸多理念在内的安倍主义，在其国家治理中更多地表现出相应的模式化进程。
在阐释当前西方国家中典型代表美国、英国、日本所积极开启的“再国家化”进程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再国家化”整体进程的演变历程与影响。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主权国家成为数百年来国际关系演变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主体之一；主权国家的相关构成要件，诸如领土、人口和政府等，渐趋在国际关系的相关互动中发挥着相当关键与重要的作用。比如，在1814年影响欧洲国际关系的“维也纳会议”上，会议的核心意在讨论拿破仑战争后关于欧洲领土分配与国际秩序，其中关键变量之一在于对于主权的认可。然而，到20世纪中叶，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对国际事务的思考与参与，更多地注重重新评估主权国家相关构成要素。随着1967年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也随着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开启一体化进程的欧洲，实现了经济、政治、货币、防务等诸多领域的整合，主权国家的相关理念得以淡化。然而，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深入与西亚北非地区危机的爆发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欧洲一体化进程逐步陷入相对紧张的状态。继而，随着希腊退欧的提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危机得以凸显；到2016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欧洲一体化的危机持续深入。随着这一危机的持续，“再国家化”的趋势得以明确彰显。
对于上述局面，“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推进所面临的国际战略背景在于：一方面，国际合作已然成为当前全球范围内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流理念。这一理念更为有效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的推进，在相应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态势与进程。因而，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落地阶段”和“规范建构阶段”推进与落实相应的国际合作，已然成为明确的共识。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所呈现的“治理失灵”，继而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具有浓重保守主义色彩的“再国家化”，或显性或隐性地影响或冲击着21世纪西方国家在战略博弈中的基本态势与进程。因而，这一战略背景逐步演化，在国际合作得以推进的同时，西方国家未必能够实现有效参与；在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西方国家的“再国家化”很可能迟滞国际合作；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的同时，来自美国等国家的作为未必能够真正意义上助力这一合作的推进。结合国际战略互动的现实审视，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以国际合作为导向的相关态势与进程，其推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因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博弈而呈现某些对立乃至对抗。
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推进的国际战略博弈的背景审视，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博弈构成“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现实状况。在国际合作获得相应共识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来自西方国家的某些非议甚或阻碍也得以呈现。比如，来自西方国家的典型观点认为：二战的灰烬中诞生的自由国际秩序维护着大国间的和平、促进经济繁荣与减少自由传播的障碍，对于其未来轨迹的担忧在于，对于一个以开放的规则为基础的体系遍及世界的挑战，全球秩序面临着来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和他国主权的暴力、“伊斯兰国”的崛起和对中东长期以来边界的破坏、中国对南海和更多地区海洋秩序的挑战。
这一观点的荒谬之处在于，尽管其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阐释符合客观历史的现实，但是，这一观点对未来的分析，基本不符合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同时，将俄罗斯、中国与“伊斯兰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加以等同，这是对国际关系现实的基本违背。以中国在南海问题的举措为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相关举措比如岛礁建设等，客观上可以视为推进南海地区国际区域治理的公共产品，进而能够有效保障南海地区的国际局势稳定、海上交通安全等。与之相类似，即使中国未来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这也是对于南海地区国际安全的有效保障。
结合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的国际战略学学理分析，国际战略自身演变已然说明，国际合作共识达成是否得以有效推进与来自西方国家的战略掣肘，构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现实性进程的基本背景。从这一背景出发，应明确考虑在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多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的“项目落地阶段”与“规范建构阶段”，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与国际多边合作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