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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顾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周可真
摘 要 广义的儒学概念是指儒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和表达其学术成果的经论以及后儒对先儒的经论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与述论。假定“文化儒学”是标志某种特殊儒学观和某种特殊研究方法的概念，则“文化儒学”作为一个学科应有儒文化史、儒文化学、儒文化哲学三个分支。据此来反思笔者自己的顾学研究经历，拙著《顾炎武年谱》当属“儒文化史”范畴的作品，《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和《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当属“儒文化学”范畴的作品。从“儒文化学”意义上去理解后两件作品，其思想实质乃在于将儒文化理解为以“仁”为价值标志的德性伦理文化。在此基础上，还可在“儒文化哲学”层次上对顾学做进一步研究，这就意味着可以把儒学当作以“德性”来制约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一种文化思想来理解。依笔者之见，这种文化思想是基于一种循环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作为“儒文化哲学”的思想指导，否则将导致极端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的泛滥。笔者主张“儒文化哲学”以现代进化论世界观作为思想指导，对儒文化思想做“返本开新”的“综合创新”研究，其实质就是通过“温故知新”的历史活动来实现“继往开来”的文化创造。
关键词 文化儒学 儒文化史 儒文化学 儒文化哲学 顾学
“文化儒学”是一个新概念。由于这个概念涉及“文化”和“儒学”两个概念，所以首先应该确定本文中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的意义。
哲学范畴的文化概念，通常是指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殊生存方式，即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通常是指使一个民族成为这个民族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本文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根据这个文化概念，文化人类学范畴的文化应该被理解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具体形态，它们都属于人类的生存方式。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在创造自己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人类的生活目标。人们总是以他们的生活目标作为标准来判定某种社会现象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凡接近或越来越接近于其生活目标者，则被视为进步的；反之，凡离开或越来越离开其生活目标者，则被视为退步。在此意义上，人类的生活目标是标志人类生活发展方向的文化因素，它是文化的本质内容。
与文化概念关系密切的另一概念是文明概念。文明与文化是同类概念，在两者的关系中，文化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围绕着一个生活目标来创造自己生活所形成的与该目标相应的生活形态，文明概念则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围绕着一个生活目标来创造自己生活所达到的与该目标相应的生活高度。进而言之，文化是一个形态概念，它表示由一些性质相异的生活要素所构成的复合体，这些各具特质的生活要素作为该复合体的构成要素具有某种稳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它们共存于一个特定性质的结构中，并在这个结构中各有特殊功能，正是这些特殊功能的协同作用，造成了该复合体在一定环境中的运行。文明是一个高度概念，它表示一种生活形态与另一种生活形态的势位差距，势位较高者占有相对优势，势位较低者处于相对劣势，如果把人类生活理解为一个进化过程——一个人类对自然界越来越具体而全面的认识过程，从而人类的生活越来越与自然界本身的秩序相一致的无限过程的话，那么，占有相对优势的生活形态就是进步文化——这是积极意义的文明，处于相对劣势的生活形态就是落后文化——这是消极意义的文明。
如果承认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而承认人类在追求其生活目标的过程中永远都面临着其与环境的矛盾，就必须承认人类在适应和改变环境的过程中总是需要根据自身和环境的变化而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做出相应的自我修正，由此导致文化形态的变化和发展。故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一成不变和永恒不变的。
儒学概念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儒学概念是指研究儒家经书的学问——经学。经学是儒学之本，离开了经学，就无所谓儒学。广义的儒学概念则是指儒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和表达其学术成果的经论以及后儒对先儒的经论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与述论。本文所使用的是广义的儒学概念。
据涂可国说，“文化儒学”最早是李维武在《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转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按李维武的文章的描述，文化儒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以李先生之见，儒学在从先秦至20世纪的发展中依次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形态。涂可国在他的文章中列举了当今学术界关于“文化儒学”的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以陈来为代表的“文化儒学”、以陈明为代表的“文化儒学”和以李承贵为代表的“人文儒学”。涂先生评论说，这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阐发了文化儒学的本质内涵、时代背景、主要特点和地位意义，但又都不是那么精到和周延。涂先生认为，文化儒学应该是从属于社会儒学的特殊儒学形态，所以，文化儒学理应包括四个层面：作为思想内容的文化儒学、作为功能实现的文化儒学、作为存在形态的社会儒学和作为象征图像的文化儒学。其研究内容则应包括五个方面：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阐释、对儒学与文化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对儒学文化功能的阐发、对儒学文化遗存的阐发和对儒学文化图像的探讨。
笔者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过以上学者的相关论文，难以对他们的观点做出理有所据的具体评论。仅就“××儒学”这类组合词所表明的一般意义而言，“文化儒学”可能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儒学观”意义，一种是“儒学学”意义。“儒学观”是指对儒学的总体看法。由于儒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儒学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从而形成不同的儒学观。“文化儒学”就有可能是标志某种特殊儒学观的概念。“儒学学”是指以儒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其对象既定情况下，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他们可能采用不同方法来研究其对象，从而使该学科生成不同的分支。“文化儒学”也有可能是标志对儒学的某种特殊研究方法的概念，即标志儒学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的概念。
自1990年以来，笔者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围绕顾炎武来展开的。顾炎武是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明清之际“三大儒”之一，这“三大儒”与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王守仁一起，曾被《旷世大儒》
丛书同列于“旷世大儒”之林。毫无疑问，顾学研究属于儒学研究，是儒学研究的一种具体形式。我的第一部顾学研究论著是《顾炎武年谱》（1998），这是属于史学范畴的作品；第二部是《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1999），这是属于哲学史范畴的作品；第三部是《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2006），这是属于思想史范畴的作品。这三部作品的出版时间顺序表明，我的顾学研究是从史学到哲学史再到思想史，这个过程于我的意义，就是以史实研究为基础，由此上升到哲学史层面，再扩展到思想史范围。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我先后采用了史学方法、哲学史方法和思想史方法。而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取决于我对史学、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理解或看法——如果把上述三部作品都当作儒学研究作品来理解的话，则我的儒学研究方法取决于我对儒学的理解或看法。按照这种理解或看法，儒学至少可以从史学、哲学史和思想史三个角度来加以审视：在史学视域下，儒学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哲学史视域下，儒学是一批哲学家对于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的探索过程及其成果；在思想史视域下，儒学是一批思想家对于现实世界的理性沉思过程及其成果。
因此，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文化儒学”概念所标志的是一种特殊的儒学观和儒学研究方法的话，那么，这种儒学研究方法应该是依据这样一种儒学观：儒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按照这种儒学观——可名之曰“文化儒学观”，既然儒学属于文化范畴，儒学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自然应该是文化研究方法，包括文化史方法、文化学方法和文化哲学方法，运用这些方法来开展儒学研究，便可形成一个可以称为“文化儒学”的学科和该学科的三个分支。
（1）儒文化史——运用文化史方法来研究儒学所形成的文化儒学分支。在文化史视域下，儒学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事件，儒文化史是运用文化史方法，对这一系列文化事件进行历史学描述。
（2）儒文化学——运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儒学所形成的文化儒学分支。在文化学视域下，儒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儒文化学是运用文化学方法来揭示这种特殊文化的本质、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
（3）儒文化哲学——运用文化哲学方法来研究儒学所形成的文化儒学分支。在文化哲学视域下，儒学是一系列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儒文化哲学是运用文化哲学方法对这一系列文化思想进行反思性研究，以揭示反映在这些文化思想中的普遍价值——它们所共同应许的生活目标。
按照我对“文化儒学”的上述理解，若将顾学研究纳入“文化儒学”范畴，则在顾学研究领域，就可以创建一门叫作“文化顾学”的学问了。
“文化顾学”首先表示这样一种顾学观：顾学是顾炎武作为一位“文化人”——一位特殊的“儒文化人”参与到儒文化创造过程中所开展的独特创造活动及其成果。根据这种“文化顾学观”来反思我自己的顾学研究经历，我以为《顾炎武年谱》应该是属于“儒文化史”范畴的作品，《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和《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则都是属于“儒文化学”范畴的作品。
说《顾炎武年谱》属于“儒文化史”范畴的作品，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该书原本就是关于顾炎武生平事迹的一部编年史，这些事迹也就是这位“旷世大儒”——曾被梁启超赞誉为“既是经师又是人师”的特殊儒文化人——一生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事件（主要是顾炎武参与儒文化创造的个人活动事件），《顾炎武年谱》便是对这一系列文化事件的一种历史学描述。
但是，说《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和《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都是属于“儒文化学”范畴的作品，这就需要做更多的说明。
文化通常被区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种基本形态。顾炎武思想（含哲学思想）属于精神文化，是儒文化的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形态。在《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我首先是把顾炎武思想当作一个过程来探究贯穿于其中的基本精神，并依据其初萌忧国之心、救亡之意，继立保国之愿、复国之志，后沉亡国之痛、亡国之思，再起救世保天下之心的心路历程，将其基本精神归结为爱国精神，进而认为，以爱国精神贯穿于其活动过程始终的顾炎武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之“礼”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损益新要求的伦理思想，具体表现为三个基本方面：启蒙思想——与当时市民价值观相适应的有条件地承认“私”的伦理合法性的新仁道观；爱国思想——顺应市民阶层本性要求而人道主义地化“忠”为“耻”的新忠君观；实学思想——要求学者尊“耻”德而道问学的新学术观。这三个基本方面也就是顾炎武思想作为儒文化的一种具体精神形态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把顾炎武思想概括为“明清之际新仁学”。在“儒文化学”意义上，这也就是把儒文化本质地理解为以“仁”为核心价值观的伦理文化。
按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哲学是文化的核心。
据此，也可以把顾炎武哲学思想理解为“明清之际新仁学”的核心。在《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中，我把顾炎武哲学理解为“明道救世”的“实学”——尽管其内容庞杂，但就其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关于宇宙人生之根本原理的思想以及着重于“探赜”“阐微”以求“明道”的思维形式来说，它完全可以当作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来看待。这种“实学”形态的哲学是在明末王学泛滥而流于禅释，乃至于“语德性而遗问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之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的学术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而作为其哲学文本形式的《日知录》，正是作者为倡导“尊德性”与“道问学”之统一而出示的典范之作。顾炎武曾明论其学术宗旨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这里“明道”属于道问学范畴，“救世”属于尊德性范畴，两者看似处于并列地位，其实“救世”是根本。顾氏有云：“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
足见他是很自觉且很明确地把“救世”作为自己学术的根本宗旨的。“救世”是顾炎武于国破家亡之艰难时世下尊德性的具体体现，是其所以道问学以求“明道”的出发点及其归宿。基于这样的认识，拙著分“德性”“问学”“修治”三篇来论述顾炎武哲学思想，这也就是将顾氏实学理解为由德性观、问学观、修治观三要素构成的哲学形态。拙著强调指出：“顾炎武哲学以尊德性为本，强调德性自觉对于从事问学的先在意义，认为没有德性自觉，问学之事便无从谈起。”“顾炎武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而倡导以尊德性为本的，同时，他主张尊德性，也主要不是从消极方面提倡寡欲养心，而是从积极方面提倡以经世致用之心来治‘修己治人之实学’的，这是同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学术宗旨大相径庭的。”
在“儒文化学”意义上，这意味着在哲学上可以将作为儒文化之核心价值观的“仁”纳入“尊德”范畴，换言之，按其文化内核而言，以“仁”为价值标志的儒文化乃是一种德性伦理文化。由此，我把儒家的“道问学”理解为追求一种德性知识的认知活动，形成了我在《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的后记中所阐明的那种“合真善”的知识观。
就顾学研究而言，“文化儒学”给予我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其实还可以在“儒文化哲学”层次上来做进一步研究，即把顾学当作一种文化思想来看待，并把这种文化思想理解为儒家德性伦理文化发展至明清之际所呈现的一种历史形态，由此来探讨这种特殊的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所应许的生活目标。
于我而言，这样的研究至今还没有正式开展起来，但是其前期工作还是做了一些。十年前，笔者曾撰《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把中国古典哲学理解为以“事”与“心”为基本范畴的天人关系论，并将这种天人关系论诠释为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同时将这种哲学置于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中来进行比较，由此得出结论，中西哲学各有其不同的生活目标：西方哲学是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中国哲学则是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这两种生活观念是可以统一而且应该统一的，如果把它们加以糅合、会通，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一种自制与外制相统一的生活。
上述拙文实际包括了“文化儒学”的一些内容：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重心不是考虑如何增强或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是考虑如何节制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相对说来，汉唐哲学比较强调社会规范（包括伦理规范和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外在节制作用，亦即重视对人的客观行为的制约，而宋以后的哲学（主要是宋明理学）比较强调人的德性对于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内在节制作用，亦即重视对人的主观精神的制约。在“儒文化哲学”意义上，这也就是把儒学（理学）理解为以“德性”来制约社会物质生活需求的一种文化思想。我曾将儒家的这种文化思想同现代管理联系起来。
以“德性”来制约社会物质生活需求，在这种关系中，“德性”是“理”，社会物质生活需求是“欲”，则“理”“欲”问题应是儒家文化思想的根本问题。然则，从哲学层次上来进行反思，就未尝不可以认为，这种文化思想所提倡的生活目标是指向自然界的本体的——这个本体显诸人类者，就是《中庸》所谓的“德性”，即宋明新儒学（理学）所谓的“天理”“良知”。以“德性”来制约社会物质生活需求，这不过是表明了这种文化思想具有这样一种生活价值取向：人类应该向着世界运动的原点回归。显然，这种文化思想乃是基于一种循环论的世界观。
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我们称为“文化”或“文明”的东西，因其基础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故应该被纳入自然史范畴，将文化和文明的发展理解为自然史的一部分。因此，只要承认自然界是进化的和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在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劳动起了决定作用），就必须承认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进化过程，并且这个进化过程是整个自然界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实际上，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最基本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进化观或社会进化观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影响而建立起来的。进化论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西方从弗兰西斯·培根算起，是经过了近代三百年的科学发展，才产生了进化论的。尽管进化论本身是一门科学，但这门科学的社会影响则远远超出了科学范围或生物学范围，而且其主要是影响了哲学和宗教的发展，对人类的信念和信仰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尤其表现在对人类的历史观、人生观的巨大改变上，它使人们相信人类社会也是一个进化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无限上升的发展过程。
在笔者看来，科学与文明具有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人类文明本质上是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是一个永无穷期的过程，故科学今日之得，绝不容以自限也。科学永远有未得之理，而只要有未得之理，人类文明就还有进步之余地。
正是科学认识每一阶段的有限性和相应的科学认识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类文明有无限进步的可能性。社会进化观本质上就是对科学与文明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的把握。据此，笔者将社会进化过程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界越来越具体而全面的认识过程，从而人类的生活和实践越来越与自然界本身的秩序相一致的无限过程。
社会进化观并非简单地将达尔文进化论从生物科学领域推广到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产物，换言之，社会进化观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本是两回事。故正当地拒斥社会达尔文主义，绝不意味着连社会进化观也是应当予以抛弃的。但是，正如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是一个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在自然领域是唯物主义者，但一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陷入唯心主义，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许多人像费尔巴哈一样，只要一进入人类历史领域，立马就由唯物主义者转变为唯心主义者，这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和文明发展观领域，否定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是一个进化过程，并且是自然界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从而以一种超时代、超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问题，由此导致极端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泛滥于当今中国。
当年章太炎曾喊出“用国粹激动种性”的口号，表达了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他的这种思想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围绕“种性”概念展开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二是围绕“国粹”概念展开的国粹主义文化思想。在整体上，它可以被归结为文化民族主义。这不同于“义和团”式的本着极端仇外心理采取激烈排外行动表现出来的具有暴力倾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主要通过关于倡导和弘扬“国粹”的舆论宣传和包括著述、讲学等在内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来的平和的民族主义，亦即以文化方式来加以表达和展示的一种民族主义，它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在对待和处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方式上所具有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宽容性。章太炎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激发中国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忱，强化其民族自我认同感，增强其民族内在凝聚力等方面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作用，甚至把封建糟粕当作精华来吹捧，以及只讲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基本不讲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引以为鉴的。当今中国的“国学热”“儒学热”与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性”的主张本质上是一致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再度复兴，它也是平和的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拒斥外来西方文化和认同中国固有封建文化的价值倾向，反映了当今中国有一股逆流在阻碍改革开放进一步向前发展。笔者也早就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国电视剧领域皇帝戏十分火爆的现象，并曾撰文予以抨击。
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其实是这样一个文化哲学问题：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到底是不是一个进化过程？这是当代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决定着人们对当今和未来世界的文化与文明冲突的不同解决方式。要在“儒文化哲学”层面上深入开展对儒学的研究，就不能回避这个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不能不在中国传统循环论世界观和现代进化论世界观之间做出抉择。
如果选择中国传统的循环论世界观，则“儒文化哲学”只要按儒家的文化思想本来面目来“照着讲”就行了，而且为了做到严格的“照着讲”，更应该撇开外来的文化思想或文化思潮，特别是撇开长期以来对我国的文化研究影响深刻而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思潮，“让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让西方回到西方”，如此达到真正的“让中国回到中国”的“照着讲”！
但是，如果选择现代进化论世界观，“儒文化哲学”就不是简单地按儒家的文化思想本来面目来“照着讲”了，而是要把“照着讲”和“接着讲”结合起来，按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提“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进行“返本开新”的“综合创新”研究。
（责任编辑：涂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