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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底，随县（今随州市）城郊一座小山包上，曾侯乙墓“横空出世”。墓中共出土各类随葬品15400多件，青铜器宛如刚放入地下，漆木器鲜妍如新，竹简墨迹清晰，尤其是配套完整的编钟、编磬等乐器更是世所罕见，以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上的辉煌成就而震惊世界。整套编钟数量之多，做工之精细，气魄之宏伟，令人惊叹不已，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
40年过去了，《文化发展论丛》编辑部有幸约请到冯光生先生为本刊撰写了《曾侯乙编钟与周代礼乐——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四十周年》专稿。冯先生是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馆员、中国音乐学院东方音乐研究院首席专家、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副会长、国际音乐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是曾侯乙墓发掘的亲历者。40年来，虽经工作岗位、工作单位的变化，但他始终是“曾侯乙编钟的研究者、传播者、侍奉者”，成果累累，获得多个奖项，具体如下：主持“战国曾侯乙编磬复原研究”，1985年4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科技成果三等奖；参加“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复制”，1985年4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科技成果一等奖；主持“五度双音石编磬的研制”，1996年3月由湖北省文化厅颁发湖北省文化科技进步特等奖，1996年5月由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6年12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文化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7年12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参加撰写《曾侯乙墓》，1991年4月由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颁发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基金会颁发首届郭沫若历史学二等奖。
一年多的时间里，编者与冯先生就《曾侯乙编钟与周代礼乐——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四十周年》的写作有过多次沟通和切磋，亦不乏对我们青春时光的温情回味。谢谢冯先生的文字，让我们的读者看到了古老编钟的再现与重生，更看到了一种“文化托命之人”砥砺岁月的韧劲与守望。
本期“高端访谈”两篇文章的来由值得一说。
2017年年底，编者专程赴深圳探望胡经之先生，请他为《文化发展论丛》撰稿。先生当即拿出《文化亦要真善美——文化美学对话》的未刊发文稿，同意我们编发。胡经之先生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30余载，由本科生、副博士研究生、助教、讲师、副教授而教授。师从杨晦先生攻文艺学，又随朱光潜、宗白华、蔡仪诸先生习美学，致力于熔文艺学和美学于一炉，倡导文艺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亲历者，也是美学领域里著名的领军人物之一。胡经之先生耄耋之年，仍然钟情于美学研究和深圳文化的创新研究。2018年年初，先生又花费很多精力，对此篇访谈做了诸多修订和增补。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编者感佩不已，特在此向胡先生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
《跨越太平洋的“宿缘” ——张少书先生访谈录》一文，得之颇有机缘。二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的官邸里挂有一幅中国画《百鸽图》，图中故事坊间多有流传。后来读到华裔美籍历史学家张少书先生的著作，并在新闻里看到他回故里省亲的许多报道，才得知《百鸽图》的作者张书旂先生竟是他的父亲。更巧的是，编者的好友邹浩，去美多年，先在金融行当里打拼，两年前，他想换个活法，便到斯坦福大学拜张少书先生为师，研究历史。为了把“高端访谈”栏目办得更有气魄，他花了许多时间，收集张少书先生的各种学术信息并进行研究，觉得很有趣。张少书先生研究中美关系史，虽涉及许多政治经济的话题，但兴趣最浓厚的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曾耗费大量时间收集史料，撰写出美国华裔艺术史的著作。2017年年初，编者萌生出做一个张少书先生访谈的想法，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刊物，理应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多维度呈现思想的不同面相，便与邹浩联系，谈了我的打算，先征求张先生的意见，说《文化发展论丛》想请他做个访谈。邹浩向张先生说明我对他的研究很有兴趣，也有一定的了解，很想把他的研究成果向中文读者做个介绍。张先生对我们的计划很有兴趣，之后编者便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做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访谈文案，再请邹浩译为英文文本，征求张先生的意见，几经反复，终于确定了访谈的基本问题，然后约定时间，最后在斯坦福大学张少书先生的办公室里，张先生一一回应了邹浩的提问。之后，邹浩把张先生的回应整理成英文文本，经张先生认可后，又译为中文文本，连同英文文本一并发给编者。编者和邹浩就中文文本反复推敲，再三斟酌，这份文稿，寄托了大洋彼岸华裔深切的文化情思，传递出跨文化沟通的积极信息，为此耗费时间和精力，无疑是有意义的。
本期“人文思潮”栏目的主题是文化视域里的美学研究。美学学科本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是时代和人类解放的感性呼唤，也是对人类社会、文化的诸多分裂的理性反思。张弓、张玉能先生撰写的《审美民族性与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和德国古典美学》认为：“是德国民族的分裂使得启蒙主义者们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他们也要求通过文艺来达到统一民族的伟大使命。这一使命一直是启蒙主义者们，从温克尔曼、莱辛、赫尔德，直到歌德和席勒的奋斗目标，莱辛、歌德和席勒等人在创作上做了极大的努力，而赫尔德则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对此做了阐述和论证。”张黔先生在《穆特修斯：德国现代设计美学的杰出代表》中指出：“穆特修斯所反对的新艺术运动的艺术符号的泛化，那是一种不健康生活方式、不正确审美观念的体现，而穆特修斯的理想中的艺术泛化是伦理与审美、设计与艺术、认知与兴趣的统一，是更高的审美品位的全面实现，这一目的实现之日，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革新任务完成之时。”崔莉女士翻译的日本美学家小田部胤久的研究论文《灵魂及其根底——从莱布尼茨到谢林的美学话语的谱系学研究》，学风严谨，对“灵魂根底”一词的谱系学分析表明：“灵魂根底”在发生学意义上不是过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作为艺术与生命的基底直到现在也在发挥作用，艺术和生命只有通过回到作为其根底的起点，才能在现实的存在中获得丰富和完满的品位。在此意义上，“经典阐释”里的一组文章同样是对上述命题的另一维度的互动。《〈景德传灯录〉中所记禅宗史前传说考》的作者指出：《景德传灯录》所述之禅宗史前传说，虽未必全为“事件的真实”，然其“意义的真实”不容否认，其于文化认同之整合作用，自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编者看来，这种“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基础即古今相通。《论“理一分殊”观念与熊十力体用哲学的建构——以〈新唯识论〉为中心》一文通过对熊十力体用哲学中对“理一分殊”思想的吸收与融会的深入分析，强调我们今天的文化立场应该“既立足于传统而又面向现代，既本于中华而又心怀天下，具有宏阔的视野、创生的精神及精微的哲思”，“以现代性的方式和世界性的眼光来开显古代的智慧，从而使传统文明在新的时代背景当中重燃生机、深度复活”。
本辑“热点聚焦”栏目里的两篇文章和“症候分析”栏目里的三篇文章，描述的文化场景各不相同，前者聚焦现代都市景观和都市人的活动样式，后者谈及的内容则是当下中国农村文化原汁原味的方方面面。在价值判断上，前者立足于理论的分析，偏向乐观的逻辑指向，认为“在正确的价值理性指导下的发展观，才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通途，可以感知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是国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真谛，而活动观以及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新的视野与具体实现途径”。“症候分析”栏目里的三位作者都是地地道道的乡土作家，对农村、农民有刻骨铭心的天然的情感依恋，他们对乡村文化近乎原生态的描写，有欢喜也有悲伤，有憧憬也有困惑和迷茫。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文化的价值何在？乡村文化的出路何在？三位作者的感性书写显然无意也无法回答这样宏大的问题。若两相比较，贸然做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显然是幼稚的。
英国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2013）中说：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是一场活跃的、直接的、持续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它触及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记录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复杂面相，乃是我们的职责之所在。
编排在“七纵八横”栏目里的两篇文章对地域文化文献和文化景观的解读，既有新意，亦有趣味，值得一读。
编者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