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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新城是以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建设，反过来城市建设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型区域经济开发模式，体现了城市与产业双向互动，协同发展的理念。其形成路径与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的进程密不可分，堪称我国城镇化的缩影。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产业园区化是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集约型发展模式。
图5-1 产业新城形成路径
同样，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园区作为最基本的区域经济发展载体，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要素需求。此时发展和要素不匹配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显现，也是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过程中，园区城市化的发展路径确立下来，参见图5-1。园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园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城市功能，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配套方面，这一时期的产业园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产业聚集。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现代化起到了加速聚合的作用，技术不断革新、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都促使城市功能日臻复杂和完善。园区走向城市，城市融合园区，产城融合的一体化要求城镇化要有新的发展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新城应运而生，将产业、城市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开启了园区的新时代。
不论是从全球范围内还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征来看，城镇化都是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主要环节。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产业园区化的特征十分明显。产业园区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地域和时期内，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产业摆脱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桎梏，形成规模集聚的区域化整合发展的趋势。产业为什么会趋向园区化？这其中既有内在的自然经济发展规律的引导，也有外部驱动因素的影响作用。
图5-2 产业园区化的形成路径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产业园区化的内在经济规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理论从马歇尔时代开始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不论从外部经济、成本优势还是规模经济理论来分析，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都极大地提升了区域的竞争力，实现了“1+1＞2”的布局可能。正是由于产业集聚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将其视为获得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并在制定经济政策中将其放在战略规划的重要位置，参见图5-2。
但是市场因素主导的产业集聚自发形成不仅需要长久的过程，同时发展方向也具有不确定性，为了最大化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各方主导因素试图介入。产业园区的出现为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等多主体提供了一个最便捷高效的对话和平台，产业集聚进入了产业园区的新型空间发展阶段。
二是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的新模式，统筹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的融合发展，园区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统一的管理制度、政府的公信背书以及企业高效便捷的沟通对话，都是加速产业实现融合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园区这个平台在企业层面上进一步被接受和推广，产业园区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招商问题得以便利解决，产业园区化的示范效应降低了产业融合的成本，进一步提升了产业融合的效率。
三是产业生态。产业生态是基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分配产生的理论。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天然因素之一，因此实现产业的可循环、可持续、高效运转是产业实现良性生态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园区化是产业生态的微型版本，一方面产业园区的空间集约效应有助于产业生态的统一管理和统一规划，实现园区内的产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产业园区作为一个微型生态样本，为产业生态的发展提供了研究价值。从这一意义出发，产业园区是实现产业生态的现实需求。
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和产业生态的内在要求促使产业走向园区化，但是这种自发的内在因素是长久且缓慢积累的过程。在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流动的过程中，必然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促使着产业园区化的质变。分析产业园区发展的历史，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显然是这样的外在驱动因素。
产业园区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西方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快速扩张，欧洲以英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出现了工业聚集区雏形。二战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各国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产业园区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从世界整体产业园区化进程来看，产业园区化的区域变迁史就是全球产业转移、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基本遵循了“欧美国家—亚洲四小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路径，参见图5-3。
图5-3 产业园区化的国际区域发展路径
相较于国外产业园区发展历史来看，我国产业园区起步晚，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蛇口工业区的创办才拉开了我国产业园区发展的大幕。这一阶段是我国产业园区化发展的起始阶段，深圳特区乃至整个长三角依靠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劳动成本，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的优势作用，创造了沿海地区造富的奇迹。除了要素成本优势以外，蛇口工业区对外资的大力引进和国家政策的倾斜也是深圳快速发展崛起的重要推动力。蛇口工业区的成功，为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产业园区化逐渐成为一种全国化的现象。整个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退二进三”政策的实施，我国主要城市的内部工业企业开始纷纷向城外和郊区搬迁，新建项目也顺势布局在人少地多的新开发区。据统计，自1984年我国开始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截止到1990年，共设立了14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如表5-1所示。
表5-1 1984～1988年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录
由于远离中心城市，传统的产业园区发展基础薄弱，也无法利用中心城市已有的产业资源。并且，这一时期的产业园区多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重工业为主，资本利用率和技术创新率并不高，运营经验几乎为零，只能是比着外国园区和国内先建的园区探索摸路。
1990年之后，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国家一系列开放政策的推进，我国园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和快速扩张的时期，外资企业的入驻功不可没。一方面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提升了园区生产率水平；另一方面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建立基本的招商程序，提升了园区的运营效率。园区成为我国城市和区域的经济增长极，产业聚集效应凸显。至1990年末，我国产业园区带来的经济收益已经占到全国GDP总额的33%。但随之而来的还有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业园区与中心城市的土地价格、人口密度呈现出巨大差距等问题。很多产业园区配套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园区发展增值空间有限，在土地红利释放之后，发展进入瓶颈期。
至此，产业园区已经发展了近20年。随着国家政策收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台一系列监管政策，我国园区开始进入产业升级阶段。加之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我国加入WTO，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更是迫在眉睫。高新区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据悉，2000年以来我国共建立了113个高新区。截止到2017年，我国已有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共500多个，省级园区1600多个
。高新区的出现表明了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我国产业园区在完成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之后开始注重质量。
总体来看，我国产业园区化进程与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变迁以及产业升级路径相对应，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90年的产业园区模式探索阶段，1991～2000年的产业园区快速发展阶段，2001～2008年的产业园区升级变革阶段，2009年至今的产业园区新城模式阶段，如表5-2所示。尽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区域的产业转移动因具有差异性，但是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是集群产生的外在推动力，从而诱发产业园区化的强烈需求，而产业园区化的结果，也将导致新一轮的产业转移。
表5-2 产业园区化阶段及特征
产业园区化为我国城市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降低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成本，实现了土地、能源的集约化利用，同时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演变，进一步将工业化生产和产业培育功能从城市中剥离出来，推动了产业园区化进程。
产业园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产业园区化过程中的同质化严重、管理效率低、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依旧存在，“有产无城”的产城分隔现象制约了我国园区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从我国产业园区的长远发展趋势来看，加强产业园区和中心城市的互动，促进园区城市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同时，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推动了产业园区的升级进步，指明了产业园区今后的发展方向——园区城市化，参见表5-3。
表5-3 园区城市化的形成
园区城市化的特点之一是园区和城市要统一规划，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园区的公共服务功能和生活配套功能，园区建设有了城市功能雏形。这一趋势的转变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在我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建设中，一度出现了一些为单纯追求政绩而建设的“空城”“鬼城”。园区建设呈现巨大的泡沫，盲目扩张建设、重招商轻配套的现象层出不穷，导致了产业集聚水平低、产出效能落后、生活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大量工业园区的建立，也导致区域发展的产业结构不平衡，工业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发展落后，造成了一些区域出现“产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的现象。比如，杭州青山湖科技城，建设初期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基础住房需求无法保障，导致通勤人员住在杭州市区，却要在临安市工作。近几年这一问题有明显的改善，当地政府开始关注现实问题，规划建设了25平方公里的现代服务和综合生活配套区。交通配套也进一步落实，至杭州西环高速10分钟车程，至杭州西湖30分钟车程，至萧山国际机场50分钟车程，真正实现了与杭州中心城区的无缝连接。此外，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人才、积极推进外来员工子女就学保障等各项工作同步进行，青山湖科技城的“科技新城、品质新区”的城市功能特征开始显现。
当然，除了产业发展跟不上城镇化进程的现象外，由于城市规划不落地，产业发展架空于城市之上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产业发展过于迅速，城镇化跟不上，无法提供完善的周边配套，也会出现“城镇化落后于产业发展”的现象。最典型的是我国发展较为落后的一些省市，像云南楚雄的园区建设，虽然引入了新产业，但是城市发展跟不上。新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制约，仅仅停留在园区新产业口号上。打着新兴产业的名号，实则园区招商进行困难，并没有实质上的发展，更不用提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了。
可见，顶层设计在园区的开发中非常重要，注重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园区是园区城市化的重要一步。这一设计应综合考虑中心城市与园区的地理位置、产业互补程度、要素禀赋优势以及周边区域的产业条件等，同时还要兼顾招商工作的进度和规划。此外，“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园区城市化进程中应贯穿始终，人口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园区就失去了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关注园区的发展质量，就一定要把人口要素考虑进去。这就进一步要求园区要具备初步的城市服务功能，交通配套和公共服务的基础建设、园区的基础生活必须得到保障。在塑造园区品牌形象方面，园区建设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听取公众有益建议，实行园区的动态化管理，对园区和相关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行定期评估，及时调整发展方向。
园区城市化的进程在上述问题的治理中进展明显，尤其是园区配套问题，在初期的园区建设中，对于配套的规划基本没有，配套的建设更是鲜见。但是近些年来的园区建设明显有所改观，比如苏州工业园，1994年设立，2007年开始规划建设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明确了园区要均衡配置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各类生活服务设施，实现科教文卫体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园区城市化过程中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园区建设没有明确定位，盲目复制，迷失了园区是培育产业竞争优势的初衷。在我国以往的园区建设中，由于缺乏规划意识，靠着直觉摸索和模仿学习建设园区，园区开发一度出现了同质化严重的问题，造成了为追求土地红利的最大化，随意开发中心城市外围土地，没有规划，不考虑后果的现象。这样粗放式的开发过程最终导致了大量的园区空心化现象。2013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明确指出了园区建设中存在随意圈占大量耕地和违法出让、转让土地，越权出台优惠政策，导致开发区过多过滥，明显超出了实际需要，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等问题，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其中，仅重庆市就清理出176个开发园区
。
经过清理行动，园区同质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看，还是要对园区单一产业集聚功能做出调整，避免“孤岛式”的发展。政府在园区建设前做好规划和实地调研，合理规划园区功能布局和政策设计，与周边地区实现产业互补发展，摆脱恶性竞争。此外，政府应积极引入高校、研究机构，与专业的产业规划团队合作，推动园区产业升级。在园区整体规划上，还应创新招商模式，实现产业链特色招商，明确招商目标。对于创新型企业要积极引进，争取将技术要素的量变输入转化为质变输入，为园区发展注入活力，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中，园区除了配套功能的进一步完善之外，还承接了城市的产业转移和文化旅游等功能。通过充分挖掘园区文化特质，打造园区特色文化、特色精神，充分利用旅游资源等途径，园区与中心城市完成有效互动，共同发展。园区的文化发展体现了城市的文化更新和进步，以东莞园区文化建设为例，东莞主要有五个园区，即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虎门港、长安新区、东莞产业生态园和广东粤海装备技术产业园。一方面，东莞园区十分重视产业创新和企业创新，形成了特有的金融创新文化，对当地经济转型、投资环境改善、产业调整和升级贡献巨大；另一方面，注重社区文化建设，与社区的配套服务建设相得益彰，也为园区留下了许多人才。
最后，园区本身具备一定的产业生态集中保护功能。但是在我国园区的建设中，由于速度过快，不注重规划等问题，产业园区在生态建设上并没有呈现出集中优势，反而由于我国园区产业多集中布局在制造业，对生态环境影响十分严重。同时，园区建设定位不明确对生态建设也有所阻碍。园区在招商引资中，不注重企业间的产业互动，盲目引入企业，一方面企业无法获得产业优势，另一方面园区也无法获得资本回报，最终导致园区经济效益差，企业流失率高，营商环境评价低等问题。
要解决园区生态的问题，首先在形成产业生态上要注重企业间的共生和产业循环问题。首先，一个成熟的园区，园区内部循环经济产业链应相对完整，这样不但治污成本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应该也具备市场竞争优势。其次，在环境生态上，园区应坚持制度激励和行政约束，把握好企业准入门槛，对重污染企业坚决抵制，对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创新企业应给予政策优惠，从而维护良好的园区生态，为园区内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再次，良好的环境对留住人才以及园区长远发展都极具意义。最后，园区和城市应实现良好的生态互动，产业要素流动相对自由，环境自主修复能力强，这也是园区城市化的生态标准。
经过产业园区化的快速拉动以及园区城市化的初步结构调整，我国产业园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技术变革汹涌而至、产业迭代加速升级的新时期，产业园区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融合，产业园区和城市的良好互动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城市现代化对于产业新城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的驱动因素：其一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导致的不均衡，迫切需要新的城乡互动模式推进其改革；其二是城市现代化加速催生了产业升级和人口需求的多元化，要求园区和城市的互动中要更多地考虑人的作用，建立产城人一体化的新型发展平台。
图5-4 1949～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变化趋势
在我国将近70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城镇化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根据1949至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变化走势，我国的城镇化率从最开始的10.64%发展到如今的58.52%，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要实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0%”的目标，确实还有一段距离，参见图5-4。
从图5-5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呈现快速递增的趋势，但是城镇现代化过程中的显著特征除了速度快，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也很严重。截至2017年末，中国各省域的城镇化率可以分成四个层次。
图5-5 中国各省域城镇化率分层四维象限
第一层次：包括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城镇化率为80%～90%；
第二层次：包括辽宁、重庆、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7个省区，城镇化率为60%～70%；
第三层次：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青海、宁夏、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海南13个省区，城镇化率为50%～60%；
第四层次：包括甘肃、新疆、西藏、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8个省区，城镇化率不足50%
。
可以看出，一级城市和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省份城镇化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在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城市和新区、郊区的差异，超级城市和周边区县的差异等问题也是城镇化过程中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从人口总量来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或将超过10亿，这意味着农村人口将只有5亿多。随着农业人口的退出、土地要素的释放，农村经济将发生重大变化。现今，县域经济一头连着城市，一头紧抓农村，是我国目前城镇化的重要经济源头。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速度和均衡的矛盾激化，县域经济是最好的沟通纽带。据研究，如果中心城区属于一级城市，县是次一级的城市，小城镇则属于三级城市。在这样的区域格局下，构建合理的发展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县域经济明显是维系该区域生态体系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可以平衡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承接一些转移产业，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可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大城市和农村联系起来。因此，县域经济的崛起是产业新城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产业新城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小城镇和中心城市的协调发展，缓解了区域经济不平衡的问题。
高度的城市化需要更加多元和完整的产业链支撑，产业升级的压力因此更加显著。实现高速发展，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不能缺少的便是支柱性产业。产业升级的过程、产业园区的城镇化过程，都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城市功能的越来越完善，同时还有城市现代化在主要中心城市带动下的向外辐射和扩张。此外，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不能缺少的另一个要素是人。在城市现代化迅速扩张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社会资源分配和生态环境等都会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城市中的主体——人，也会有新的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对生活有更高的要求。人开始审视城市和产业的环境，关注自身发展，考量人居生活环境优劣，对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舒适度有更多需求，对基础设施的有效支撑有更多依赖。当人的发展需求被忽视，城市和产业留不住人，就会造成劳动要素尤其是高质量劳动要素的缺失，阻滞城市和产业的发展升级。因此，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要关注人和城市功能、产业空间的发展协调，避免出现城市、产业的发展跟不上人的发展的现象，参见图5-6。
图5-6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产城人一体化
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是传统城镇化的主要表征，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更加强调城镇化的速度与均衡，也更加注重产业、人口和城市的共同发展。顺应时代要求，平衡各要素在新兴社会空间下的相互关系，这既是城市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城市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步的社会中，产业、人口的发展和整个城市的发展应该是息息相关的，产、城、人发展不协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自城市起源开始，最初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求水平和层次不断提高，社会公共配套的进一步细化，最后形成城市。有了城市以后，进一步形成了城市群，城市群之间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对不同城市群以及各个城市的分工进行明确，明确之后城内城外产业都要有升级和调整，人也要和产业的升级调整相适应，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载体——产业新城。
产城一体化是指在一定阶段和地域空间上，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相辅相成，城市发展依托产业为支撑，产业发展依托城市环境培育，二者将城市功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融为一体，实现产业不断升级、城市功能完善、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欣欣向荣的新型城市空间格局。
产城一体化强调由产业与城市功能向人本主义回归，强调在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求基础上，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复合、产业布局与城市规划相融合、产业体系与城市发展相匹配、宜居宜业的产城发展模式。因此，产城一体化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人为本、功能复合、产业生态、市场和政府共同运作四个方面
。首先，以人为本是灵魂，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求是产城融合发展的终极目标；其次，功能复合是必要条件，这一模式打破了以往的产业功能和城市功能不能完全融合的常态，是产城一体化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再次，产业生态是基础，应该突破单一产业结构，以一种或多种产业为驱动力从而带动整个城市发展；最后，市场和政府共同运作，产城一体化涉及政府、企业、园区开发商等多方主体，三者可以各有侧重点，但不能完全缺失，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应该是同时存在的。
产城一体化的主体是产业园区和城市功能，二者在实现融合的过程中主要驱动力量有两种，一种是市场力量为主的驱动，另一种是政府力量为主的驱动。市场力量的推动主要作用在园区的产业集聚、资源要素分配和产业升级等阶段。在市场主导下的产业园区有着自发的产业集聚效应，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产业园区的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并进行再分配，极大化地促进了生产效率提升。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的硅谷，政府作用相对较弱，以企业的自主发展为主导。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硅谷的主导产业一直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变化，也可以说是引领产业的发展。这在政府主导下的园区发展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园区和城市功能的融合相对更有规划，园区的选址和产业的培育目的性都很强，招商引资相对也更加苛刻，由政府统一筛选决定。在这一发展模式中，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是在园区初期建设还是后期运营中。典型的政府主导型产城一体化开发模式案例就是台湾的新竹产业园，其在政策上对产业园区的强力支持，实施租税减免等优惠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后来我国发展产业园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图5-7 产城一体化的驱动机制
产城一体化实质上是基于之前的三种演变状态作用下的多要素动态发展过程，不同时期要素的组合状态和作用力量不同。“产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产城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着要素聚集型、功能完善型、产城互动型和产城融合型等四种类型。相较于产业园区化时期的简单工业园区配套，园区城市化阶段的园区基础服务，城市现代化阶段的商业中心，产城一体化阶段的园区城市功能已经非常完善，既有中央商务区，也有文化会展、科教医疗、高端社区等的配备，园区完全实现了产业和城市功能的结合，打破了产业和城市长久以来的分块对立状态。完备的城市功能更加注重人性化设计和高端个性服务，居民也多为企业员工，没有巨大的通勤压力，职住高度融合，园区已经接近于产业新城的概念。
表5-4 产业一体化发展路径梳理
无论是产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还是城市现代化、产城一体化的进程，都可以看到城镇化的身影，城镇化的主题贯穿了整个产业新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产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实质上就是城镇化发展到现阶段的外在表现。如果没有城镇化的发展作为外在支撑要素，产业发展和城市升级很难统一。同样，在产业园区化、园区城市化以及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的同步进行对于一个城市的全面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要同时进行还要相互协调。如果产业和城市的配套发展出现脱节，就会出现一系列发展问题。因此产业和城市的双轮驱动发展是产城一体化的核心要求。产业升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首先，产业升级本来就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其次，产业升级会形成一定的资本积累，为城市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本要素；最后，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聚集和技术外溢效应，大大推进了城市发展进程。而城市发展是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城市发达程度越高，其为产业升级提供的配套环境相应也会越完善，高水平的城市功能意味着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发达城市带来的虹吸效应向周边园区扩散，从而保证园区的人才素质，为产业升级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本。
产城一体化并不能解决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发展模式，能够为解决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实际问题提供思路。产城一体化一方面可以协调产业和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城市和产业的适度化开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升级发展，保障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产业新城的演进路径不是一蹴而就的，就目前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至少在之后的几十年内，产业新城的建设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至于未来的城镇化去向何方，时代和历史的潮流将不断裹挟我们向前，答案等待我们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