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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京汉
在中国展开的韩国独立运动是从辛亥革命前后大举开始的。1910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韩国失去国权并沦为殖民地。韩国的志士纷纷亡命海外，展开独立运动。中国成为这些亡命韩人志士展开独立运动的中心活动地区。特别是1911年爆发的中国共和革命即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亡命韩人建设独立国家的新的方向指南。因此可以说，韩人志士流亡中国是从1911年末之后大规模展开的。
这样在上海、南京等地形成的韩人社会，成为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辛亥革命是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建立的直接性契机。
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韩国临时政府，从成立初期就是以中国方面的积极支持为基础的。尤其是1920年代在中国展开的国民革命中，反帝成为国民革命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与韩国之间形成了反帝连带，双方积极探索“中韩互助”的连带模式。比如1924年6月成立的黄埔军官学校，其中就有很多韩人青年接受军事教育，并积极参加北伐战争等国民革命运动。当时很多韩人志士把参与中国革命牺牲自己，视为为祖国独立而进行反帝即反日实践的实际性方案。
可以看出，虽然中国革命指导者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关心和支持是从辛亥革命的最高指导者孙中山开始的，但是若从1920年代国民革命之后的阶段来看，是通过孙中山去世后掌握了政治主导权的蒋介石来实现的。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官，蒋介石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从接受韩国青年进入黄埔军校的过程，以及之后的北伐过程中，与韩国临时政府指导者保持密切关系等方面，都可以得到确认。虽然四一二政变后在分共和对共产党及左派的镇压过程中，牺牲了众多的韩人青年，但韩国临时政府与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因其重要性而得以继续维持。
蒋介石是“事事亲办，大权独揽”，对政治、外交、军事等诸方面政策一一过问的，
在被称为最重要的民国史研究资料的蒋介石日记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充分。国民政府或蒋介石对韩国独立问题的立场，作为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在其日记中也常常被提及。在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韩国独立问题乃至韩国临时政府的内容虽然不多，但从整体上看，蒋介石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关心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1932年4月的虹口公园爆炸事件。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开始对韩国独立运动积极支援的契机。第二是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后。开罗会议上韩国独立问题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提出。第三是针对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韩国临时政府归国问题的内容。本文欲对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前后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从而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基本立场及如何理解这一时期中韩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为此，本文欲集中考察蒋介石日记和《蒋中正总统档案》等相关的档案资料，以及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等韩国独立志士的回忆录和当时在中国及韩国发行的报纸等资料。
九一八事变发生两个月前的1931年7月初，在长春市郊区的万宝山三姓堡地区发生了一次中韩农民间的冲突事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入中国东北，动员韩国农民在东北进行开垦移住，而中国农民对此进行抵抗而爆发的冲突。事件的本身虽然是中国人与韩国人的冲突，但是其背后却是日本为对东北地区进行经济侵略而动员和诱导韩国农民的奸计。比万宝山事件本身更严重的是，在日本关东军特务队周密企划下，韩国国内的舆论界对这一事件进行恶意的歪曲报道，
从而引起大规模的排华事态。1931年7月，在仁川等主要城市发生的排华暴动导致230多名华侨死亡或失踪，540多人受伤。
在这一惨剧的后面，隐藏着日本欲利用中韩之间的冲突引起战争从而进入中国东北的阴谋，同时也有朝鲜总督府和日本警察有意消极对应的因素。万幸的是，事后中韩双方都认识到这一事件背后有日本的阴谋，并要求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道歉，并且在中国开始积极展开反日运动，
但是中韩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巨大的创伤。
当时在南昌督促“剿共”的蒋介石，于7月3日第一次接到有关万宝山事件的报告。接到日本警察以中韩农民间冲突为借口，对中国农民进行射击，从而造成死伤者的报告后，蒋介石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已不成国矣。吾之责任更大而吾个人之痛苦复何言哉。”
7月5日，他又得到因万宝山事件韩国产生的排华暴动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日本驻长春领事会见吉林省外交部门，要求对受害韩人进行补偿，而且态度非常强硬。报告还提到在韩国发生了有组织的排华暴动，平壤受害最大，5000多名韩人聚集起来，对华侨进行了7个多小时的攻击，有30多名华侨被杀，数百人受重伤。蒋介石看到报告后叹息道：“张学良对应此其能力胜任否，吾外交部提出抗议后再定，呜呼！总由国弱被人欺也。”
7日和8日，外交部发函给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重光葵，要求其立即停止韩国人的排华暴行。对此，重光派代表去南京，解释信函中提到的问题，并递交日本内阁的说明。日本的立场是，一方面表示要严惩韩国暴徒，另一方面又表示从国际法上看日本没有任何责任。对此蒋介石表示：“韩人之愚可怜，而日人之险恶可恨也。”
9日，蒋介石接到因排华暴动而导致的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的报告，主张“一面严与交涉制止之，一面当派人密查真相，使我人民之冤得白”。也就是说，蒋介石一方面认为万宝山事件和韩国发生排华暴动是由日本人的奸计而引发的，另一方面认为韩国人是受日本人奸计的诱惑而行恶的愚蠢的人。
蒋介石对万宝山事件和韩国排华暴动的这种立场，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外交部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立场一致。国民党中执委员蔡元培在7月20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主张：“这次事件（万宝山以及韩国排华暴动）是日帝为了掌握满蒙的野心和一贯企划下发生的（被这一奸计所迷惑的）愚昧的韩国人发动暴动后，日本警察以无力制止为借口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国民党宣传部也将事态发生原因归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及对韩国人的移住政策。
为了呼应这种立场，民间以学生、商人和文化界人士为中心，也发表了抵制日本的声明。
其实，可以看出以上对万宝山事件和排华暴动的这种立场与当时除了部分舆论以外的大部分韩国人的基本认识相一致。比如与《朝鲜日报》夸张地以号外报道韩国人损失，从而激起激烈的排华暴动的情形不同，以《东亚日报》为代表的大部分舆论都强调万宝山事件发生当初，并不是韩、中之间的冲突，而是在日本“无形的手”推动下发生的。另外对各城市的暴动也表明了“中国人与朝鲜人有相同的处境，因此有必要保持亲善关系，抑制激发民族感情的言行”，并强调“韩国同胞有必要具备远虑与自重的态度”。
7月9日，排华暴动最为激烈的平壤商人和工人团体致电国民政府表示道歉，同时请求国民政府能够理解此次事件的“复杂的内幕”。
所谓的“复杂的内幕”，指的正是日本的奸计。同样，7月9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以上海韩国临时政府的名义发表的声明，号召韩国人保持镇静。
不论是蒋介石或是国民政府，还是有良知的韩国舆论和上海韩国临时政府的这些努力多么恳切，万宝山事件及韩国排华暴动给中韩之间的传统友谊关系造成了巨大伤害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一些中国舆论认为“发起万宝山事件的韩人移住者是借助于日帝的力量发动非法事件的不良者，其中部分人与土匪勾结对商人进行掠夺”，“所以没有必要可怜那些沦落为殖民地百姓的韩国移住民”，
进而表达了批判性的立场。之后，中国国内出现了排斥韩国人的这种负面乃至批判性的立场。在上海也出现韩国商人毫无理由地被解除商业合同而遭受经济损失的情况。
万宝山事件和韩国排华暴动成为批评南京政府外交政策无力的导火线。有舆论批评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非现实性，即无力外交，强调要培养实行自主外交的实力。
甚至有些市民团体根据万宝山事件和韩国的排华暴动，认为其事先没有采取对策，事后也没有处理好事件，要求问责国民政府并罢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
可以看出经历这次事件后中国人对韩国人的态度。无论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被日本人的奸计所蛊惑的可怜的韩国人”的观点，还是部分舆论与市民团体的“借助日本的力量对中国人实行恶行的坏人”的观点，总之都是负面的或是批评性的，甚至还有批评外交部对策及批评国民政府的言论。
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面临巨大的困境。正在上海领导韩国临时政府的金九，针对在中国的韩国人和独立运动者所处的困境指出：“从1931年前后，临时政府的独立运动处于停滞状态……倭贼为了离间中韩两国的民族感情操纵了所谓的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引发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导致众多中国人被杀，在之后的九一八事变中，有些不良韩国人狐假虎威对中国人施以恶行，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最后达到在上海街边都发生中韩劳动者之间的冲突的程度。”
从当时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无论是“愚昧的韩国人”，还是“投靠日本人的不良韩国人”，对其都很难予以接受或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期待中韩连带或中方为促进连带而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都是非常困难的。
1932年1月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由中国人在九一八事变中形成的抵抗意识强烈作用下，上海市民殴打日本僧侣事件引发的。但实际上，这一事件是日本军部为了隐瞒九一八之后非法拥立傀儡伪满政府的野心而导致的。
虽然有蔡廷锴麾下的第十九路军和市民义勇军的勇猛抵抗，然日军凭借优势的火力在3月初占领了上海的一部分，然后提出令中国屈辱的谈判条件。
“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后，国民政府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的延续和扩张，是日军为了占领包括上海和南京的长江流域而实施的军事行动。考虑到日军对首都南京的军事威胁，国民政府于1月30日把洛阳定为战时陪都，并决定把中央机关转移到洛阳。
蒋介石在淞沪抗战爆发之前定下了“一面交涉一面抗战”的基本方针，
所以在淞沪抗战爆发后，与九一八事变时一样，他仍然维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基本方针，仍然以“剿共”为主而未全面实施抗战。实际上，他是对事件的外交解决寄予了较高的期待。因此，虽然第十九路军和市民义勇军的抵抗和国民的支持都非常积极，但实际上这种抵抗仍有着巨大的局限性。
可以确认，当时在上海活动的一些韩国独立志士也积极支持了淞沪抗战。在上海居留的韩国侨民团成立了慰劳队，筹备棉布和医药品等救护用品送给第十九路军。韩国独立党特务队在2月1日发表声明，将援助中国军队打击日本军。2月27日，在上海的韩人团体与台湾人团体一起，揭露日军侵略上海的事实，散发主张成立被压迫民族间连带的传单。在上海留学的部分韩国学生也积极参加各大学里组织的义勇队，参加义演募捐等活动。也有部分韩国青年直接报名参加中国军队。
前文也说过，为了恢复万宝山事件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的连带关系，韩国临时政府方面采取了特别对策。如金九所言：“如果不能进行军事行动，就要进行特务活动。”
就是说，如果无法以正规军的形式抗日，就不得不采取暗杀等特务行动来参与抗日，恢复中韩连带。1931年11月，金九创立韩人爱国团一事就是表明当时情况的最好例子。临时政府接受了金九的建议，决定任命金九为特务队队长并全权委任其行动指挥权。韩人爱国团是1931年10月前后开始活动的，之后推动了1932年1月8日东京李奉昌暗杀日本天皇、2月中旬爆炸日舰“出云”号、3月初爆炸上海机场等未遂行动。
同年4月29日，在虹口公园发生了韩国青年尹奉吉向日本军首脑投掷炸弹的事件。这是韩人爱国团最具代表性的活动。
25岁的韩国青年尹奉吉在两年前即1930年3月初决心献身于独立运动而流亡到中国，经丹东、青岛于1931年5月初到达上海。他在上海与金九会面，针对他体验到的中国状况，也就是万宝山事件、日本人对东北的占领（九一八事变）、此后的日本人侵占上海（淞沪抗战），以及当时处于低潮的韩国独立运动，请求金九把机会给予自己。
当时占领上海的日本军部和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团体，发表了将在4月29日即日本天皇生日的当天，举办大型胜战庆祝活动的消息。金九和韩人爱国团计划借此机会向日军首脑投掷炸弹。尹奉吉成为合适人选。通过当时第十九路军后方情报局局长，同时也是上海兵工厂兵器主任的韩人军官金弘壹（中国名字王雄）的关系组装了炸弹。组装炸弹有中国人的积极帮助，
从这个角度看，虹口公园爆炸事件也可以认为是中韩合作的成果。
尹奉吉将组装成水桶及便当盒形的炸弹，在4月29日虹口公园的纪念活动中向主席台上投掷，造成炸死两人（上海居留民团长河端贞次与上海驻军司令官白川义则）、重伤五人（驻华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第三舰队长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上海居留民团书记长友野盛）的“大捷”。
对于虹口公园爆炸事件，西方舆论的第一反应多是“非人道性暴举”或“反人类性蛮行”等批评，或有揭示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日军侵略上海的事实。
[1]
中方首先也认为是“极其不幸的事件”，或对日方牺牲者通过外交渠道表达“慰问”之意。特别是南京政府担心这一事件会对双方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带来负面影响，也担心日军会以此为借口大举进行全面的侵略战争，所以对爆炸事件采取了批判性的立场，外交上也表示“慰问”。
但是中国人内心的实际反应却不同。上海一些进步媒体报道称：“听到韩国人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伤多数日本帝国主义的文武要人的消息，上海的所有中国人无不难掩兴奋之情。”也有主张“尽管除去了个别日本帝国主义的要人，如日本帝国主义的体制本身不颠覆，那针对中国的日本侵略是不会停止的”。《上海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要更紧密联络与我们同仇敌忾的朝鲜人形成联盟，为完成我们的任务而努力。”
该报另一篇社论认为“让全世界惊愕的这一事件无疑是件不幸的事件。但是考虑日本对我们的侵略蛮行，这一事件也许是我国人民心中所期望的……所以我们应该替众多的我国军人，对此人感到惋惜和惭愧，因为我们军队作战的最高目标对象已经被此韩国人除去……众如群星的军人和自称为爱国者的革命青年，到最后竟然不如流浪异国的亡国者尹奉吉一人，如何不让人感到惭愧”。
因此，韩人爱国团主导的这次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的中国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如同金九所言“在缓和（没有充分认识日帝奸计的）下层中国人的反韩情感方面应该有相当的贡献，这一点是无疑的事实”。
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4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通过新闻报道得知了事件消息，他在日记里借用司马迁的话来写道：“昔者司马子长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而国家之怨雠古人尤谓为不共戴天，穷兵黩武好行侵略者其亦有所悟否。”
也就是说，蒋介石把这次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归结于日本成为其他国家（韩国）的仇敌而招来的后果。虽然希望侵略成性的日本通过这次教训能够反省，但是认为这种期待毕竟是比较渺茫的态度充分体现在了日记里。
但是值得注目的是，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发生20多天后即5月22日，蒋介石开始研究支持东北义勇军和朝鲜的方案。
最后，他指定主持国民党东北地区党务的齐世英为联系东北义勇军的负责人，指定三民主义力行社成员滕杰和黄绍美为联络朝鲜的负责人。
众所周知，三民主义力行社是1931年10～12月期间，由黄埔军校的右派学生团体，即孙文主义学会出身的部分军官为中心成立的小规模时局讨论团体。在淞沪抗战进入停战谈判阶段的1932年2月末到3月初，这个组织得到蒋介石的正式承认，成立为一个秘密情报机关。三民主义力行社虽然标榜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终目标，但实际上是以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为第一目标的。在这个团体内部设立民族运动委员会，就是蒋介石实现“攘外”即“抗日”，支援朝鲜、越南和印度等周边国家民族运动，从而图谋共同抗日的手段。
蒋介石开始考虑对东北义勇军和朝鲜的支持方案并指定了负责人，说明了与这种政策的关联性。
力行社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援，是通过与来到南京希望取得国民党支持的朝鲜义烈团团长金元凤（金若山，1898～1958）的联络而具体实施的。金元凤于1918年到南京留学，后来到东北，于1919年组织了义烈团，是主张采取以暗杀和破坏等为主的极端方式的独立运动家。他在1926年1月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四一二政变后他去了武汉。他还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八一南昌起义等左翼活动。
之后，由于内部分裂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酷镇压，义烈团活动处于低潮。1931年10月，金元凤和义烈团干部在北京召开了义烈团临时代表会议，针对日本占领东北的新情况，他们确定了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方针。1932年初，金元凤来到南京。
金元凤在1932年5月前，与其黄埔军校同期生力行社书记滕杰接触，说明了义烈团的活动和计划，并要求予以支持。
滕杰把这些要求报告给蒋介石，并得到了蒋介石同意。
根据当时与金元凤一起活动的力行社成员干国勋的回忆，为了讨论具体行动方案，力行社召开民族运动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决定：“自从韩国被日本侵占以来，安重根、尹奉吉两位烈士分别处决了伊藤博文和白川义则，取得的了不起的成果。为了对朝鲜民族不屈的抵抗和民族自尊心表达敬意，决定积极支持朝鲜独立运动。”
如前所述，蒋介石自5月22日始在考虑对东北和朝鲜支持方案时，选定了支持东北和朝鲜的抗日运动组织的负责人。在这一背景下，力行社决定支持金元凤。
通过力行社对金元凤的支持，后来落实到朝鲜政治军事干部革命学校（简称“革命干部学校”）的开设。他们从1932年开始大量召集中国各地和韩国国内的青年人，并于1932年10月20日，在南京近郊汤山的善寿庵举行了革命干部学校的开校仪式。经过6个月的培训，于1933年4月1日培训出第一期学员40名。直到1935年9月的第三期，共有140多名韩人青年接受了培训。
革命干部学校毕业的韩国青年或者潜回国内，针对日本侵略者展开暗杀和破坏等武装独立运动，或者参与设立独立运动组织。但遗憾的是，大部分潜回国内的学员多被日本警察逮捕，被投入牢狱或被处刑。另外，毕业生中相当多的学员根据力行社的要求，前往东北地区参加抗日义勇队，或与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团体合作，展开抗日武装斗争。
同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也在积极地展开。研究发现，国民党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积极促进与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独立党之间的联系。陈果夫方面负责与金九联系的是萧静，而实际与金九接触的是其助理贡沛诚。
1932年7月初，贡沛诚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书中对韩国独立运动势力的分裂情况进行了介绍，同时对与藏身于嘉兴的金九的会面经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报告。贡沛诚说金九是韩国独立运动各方都很尊敬的革命领袖，并转达了金九的意见：“哪怕支持1000支步枪，也可以组织韩人独立军，以东北热河的边境地区为舞台，与当地的中国义勇队联合起来，共同展开抗日作战。”建议蒋介石对金九予以支持。后贡沛诚还报告说自己就要动身去东北，希望给自己派遣几位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
几天后，作为对贡沛诚报告的回应，蒋介石发电示力行社书记滕杰：立即派3名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给贡沛诚，直接接受他的指挥。
至于金九要求的武器是否得以提供，其是否利用这批武器在热河地区展开中韩联合抗日斗争都没有任何线索。但是，蒋介石的电报里包含着对金九的支持和对东北地区抗日运动的支持，这一点可以得到确认。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基本意图是动员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独立运动势力，来支援东北地区的抗日运动。
1933年春天蒋介石与金九的会面，促进了以陈果夫为中心的对金九的支持计划。根据金九的自传《白凡逸志》，在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后，与金九一起藏身于嘉兴的临时政府要员朴赞翊，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与国民党要员保持紧密关系。利用这一条件，通过陈果夫的引荐，金九得到与蒋介石会面的机会。但是如前所述，可以看出蒋介石与金九的会面也有可能是国民党主导的决定。不管怎样，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蒋介石公馆的会面中，金九提出：“如果国民党政府方面能够支持100万元，两年以内，可以在日本、朝鲜和满洲三地区发起大规模的暴动，从而破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桥梁。”对此，蒋介石要求提交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第二天，金九简单草拟了一份书面报告转给蒋介石。蒋介石通过陈果夫给金九的答复是：“（金九提出的）特务行动要暗杀天皇，那还会有新的天皇出现，如果暗杀大将，还会有其他大将出现。（比起那个方案）为了将来的独立，是否可以考虑培养武装人员。”金九答辩道：“固所愿不敢请，还有地带问题和物力问题。”
对于金九进行特务行动需要财政支持的要求，蒋介石应该说是否定性的。蒋介石认为，这种针对要人的暗杀等特务行动也许可能有一时性的效果，但从长期看没有多少效果。他的基本立场是，从长期的角度看，为了独立或抗日，应该促进培养军官等相对系统的阶段性准备工作。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如前所述，对虹口公园爆炸事件，蒋介石评价的实质是什么。当时他引用古人的“国家之怨雠古人尤谓为不共戴天”之言，认为侵略他国导致如此事态。可以说，蒋介石并没有对此事表示明确的态度。但是事发一年之后，在与金九的会面过程中，对于金九关于特务行动的支援请求，蒋介石没有表示支持的态度，正表明其实际性的评价。蒋介石对虹口公园爆炸事件这样的特务活动其实采取了批判的立场。
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决定对金九予以培养军官的支持。这是因为在其内心里，如前面贡沛诚的报告书所言，希望可以实现通过金九势力来支援和振作东北地区抗日运动的目标。因此可以看出，在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因担心爆发与日本的全面战争，采取“一面交涉一面抗战”的基本立场。
同时为了进行“长期抗战”，
他开始考虑东北和韩国的抗日运动。笔者认为作为这一战略的一个环节，蒋介石才开始考虑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两大中心势力金元凤和金九。
通过蒋介石与金九的会面，国民党对金九的具体支持内容是，1934年2月开始开设洛阳军校韩人特别班。经过一年的培训，到1935年4月初培养出第一期毕业学员62人。韩人特别班由金九主导。在东北地区领导韩国独立军的李青天、李范锡、吴光鲜、赵擎韩、尹敬天等人作为教官参与教学，安重根的弟弟安恭根和安定根负责特别班的管理工作。
但是洛阳军校的韩人特别班随着第一期学员毕业也结束了其使命。这是因为日本特务收集了相关情报，日本驻南京领事针对洛阳军校韩人的军事训练，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特别班关闭之后，金九把毕业生中的一部分人安排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让他们继续接受培训；之后又安排为数众多的韩国青年以个人名义进入中央军官学校和各个分校，接受军事训练。洛阳分校韩人特别班的韩国军人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反“满”（伪满）抗日工作别动队中。
这也反映了支持东北地区抗日运动的国民党当初的计划。这些人后来在各地的独立运动团体中都成为主力，从而对独立运动的活跃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的讨论概要如下。1931年7月初爆发的万宝山事件和相继在韩国发生的大规模排华暴动是近现代中韩关系史中最为悲剧的事件。万宝山事件和韩国的排华暴动后，虽然有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势力双方对两国国民的冷静的积极努力，但中韩两个民族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的创伤，使依赖于中国支援的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也经受了巨大的消沉。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停战谈判进入尾声的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韩国青年尹奉吉向日军首脑投掷了炸弹。这一事件是上海的韩人独立运动势力，为了恢复处于低潮的在华独立运动和中韩连带关系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举措。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取得了造成包括白川义则大将在内的多位日军首脑和日本外交官死伤的“成果”，也激起中国民众的热烈响应，从而对万宝山事件带给中国人与日俱增的嫌韩情感起到了一定的和缓作用。
但是，对虹口公园爆炸事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反应却不是一边倒地予以“赞扬”。一方面，从表面上看，爆炸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方面马上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的“受害”表示“遗憾”。另一方面，爆炸事件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昔者司马子长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而国家之怨雠古人尤谓为不共戴天，穷兵黩武好行侵略者其亦有所悟否”的立场。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显露大举侵略中国意图的事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考虑到双方显著的军力差别，采取了“一面交涉一面抗战”的方针，同时准备进入“长期抗战”。可以看出，在蒋介石日记中体现出的对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的消极评价，正是来自其“一面交涉一面抗战”的方针和“长期抗战”的战略和立场。爆炸事件发生一年后的1933年5月，在与金九的会面中，蒋介石对金九提出的给予特务行动（暗杀和破坏）以财政支持的要求表示反对，反而劝说金九要准备进行长期的独立运动，并提出帮助培养韩人军官的方案。这一点也反映了其立场的差异。
即便如此，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可以视为1932年5月以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对韩国独立运动支持方案的一个契机。实际上，在虹口公园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国民政府就着手积极研究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政策。这一支持从两个方面得以展开。其一是通过三民主义力行社下属的民族运动委员会，对以金元凤为中心的朝鲜义烈团的支持；其二是通过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对韩国独立党的金九的支援。对金元凤的支持具体以在南京汤山设立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为中心而展开；对金九的支持是通过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设立韩人特别班，培养韩人军官而具体实施的。通过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和洛阳分校韩人特别班培养的韩人青年，之后或在东北地区与抗日义勇队联合行动，或潜入国内进行多样的抗日活动，从而成为中韩连带抗日斗争的基础。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0年代前半期形成的这种中韩连带的宝贵经验，在当今21世纪的东亚地区形成和平连带的过程中，也应该成为值得借鉴的极其珍贵的历史遗产。
[1] 在上海刊行的英国报纸《中国快报》在事件发生后发表社论，主张“虽然这样的暴力行为应该予以最强烈批判，但是考虑到是发生在引起众多国民激愤的国际争端的有关事项上，因此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非常性事件”。参见“（Editorial）Hongkow Park Incident，” The China Press ，April 30，1932。另外，路透社引用了伦敦发行的《早间新闻》，并评论道：“这一事件是1914年在塞尔维亚发生的对奥地利皇太子的狙击事件以来世界现代史上最为冲击性的暴力事件。”见《大公报》1932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