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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一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对于亚非拉许多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国家而言，它也是一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与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同样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在人民中间确立起新的民族认同，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凝聚力，以确保新独立的国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稳定，并进而解决新国家未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长期处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其不同派别的独立运动就纷纷对如何确立新的民族认同进行了各种探索。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这些探索的发展，另一方面战争的进程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探索的方向。总体来说，这段时期朝鲜独立运动在确立新的民族认同方面进行的探索，是由三支相互之间联系较少的力量分别进行的，它们是朝鲜本土的精英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代表的朝鲜民族主义力量、以朝鲜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左翼力量。本文将分别对它们在这一方面进行的探索、努力做一概括叙述。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的反日独立运动也立刻随之爆发。以1919年的三一运动为界，朝鲜独立运动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19年以前的独立运动，所追求的是重新恢复李氏王朝的统治；从民族认同上来说，李氏王朝当时就被视为整个朝鲜民族的象征。而1919年的三一运动以后，朝鲜独立运动的目标是要建立近代化的民族民主国家，然而不同派别的独立运动力量并没有就“民族民主”达成统一的定义。朝鲜独立运动在确立新的民族认同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可以说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朝鲜半岛本土的精英阶层在确立新的民族认同方面的探索是由该群体自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与日本吞并朝鲜之后大批流亡海外（主要在中国东北、苏联滨海省和美国夏威夷等地）的朝鲜人相比，仍然留在本土生活的朝鲜人，一方面最直接地感受到日本殖民政府各项政策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最清楚地感受到近代工业文明对传统文明的优势。因此，朝鲜本土的精英阶层在确立民族认同的探索过程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他们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不可能接受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特别是文化同化政策，而抛弃自己的传统文明；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传统的儒家文明在对抗近代工业文明时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成了朝鲜半岛本土精英阶层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为了把朝鲜变成侵略中国的基地，力图进一步巩固它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在“内鲜一体”的旗帜下，日本开始推行更加严格的文化统制政策，其目标是要使朝鲜人自我认同为日本帝国的臣民，从而对朝鲜进行更加充分的剥削（日本将之称为“总动员”）。随着对中国战争的继续，日本的政策也日益严酷。1939年，日本殖民当局要求朝鲜人采用日本式的姓名，并且禁止朝鲜人参加神道教（日本宗教）的祭祀仪式。1940年，日本殖民当局下令封闭朝鲜语的报纸，在公众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越来越普遍地采用日语。1942年出现了语言协会事件，当时参与编写第一部朝鲜语词典的朝鲜语言协会成员以阴谋反对帝国罪遭到逮捕、监禁和拷打，有两人死于狱中。
[1]
朝鲜半岛本土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朝鲜的传统文化做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是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巨大压力下，朝鲜本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面临着要么使用日语写作，要么完全放弃写作的困境。当太平洋战争进入高潮的时候，朝鲜传统文化的生存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朝鲜本土的精英阶层也注意到宗主国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的飞跃发展。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为了掠夺朝鲜的资源而建立的各种近代工业设施，给传统的朝鲜社会造成了冲击，而随着日本对外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冲击也日益强烈。一方面，日本对朝鲜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使它在朝鲜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近代化工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本工人应征入伍，使殖民当局只好用朝鲜人来接替他们工作，因此在工厂中工作的朝鲜人数量迅速增加。朝鲜工人的人数从1937年的20万增加到1943年的37万，其中绝大多数是从农村征募来的；在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936年的9.9%增加到1943年的24.6%。 [2] 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应对这种近代化或工业化造成的冲击方面表现出的无力感，也令朝鲜本土的精英阶层感到担忧。
因此，对于朝鲜本土的精英阶层来说，在确立新的民族认同过程中进行的探索，主要就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协调朝鲜传统文化与近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应该反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统制政策，尽力维护朝鲜的传统文化，还是应该在追求国家近代化的过程中确立一种新的文化？近代化国家与传统文化二者能否并存？这个问题几乎渗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朝鲜学者的所有作品中。
因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朝鲜的著作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似乎同时并存。一种感情是对正在消逝的东方传统文化的怀念。在这种怀旧情绪的感染下，中国唐代以后的文化，特别是古代诗歌以及佛教思想成了朝鲜学者热衷研究的对象。李白的诗歌作为东方传统文化黄金时代的象征，被视为“东方思想状态”持续存在的证据。当时朝鲜著名文学家李光寿（音译，Yi Kwang-su）的作品集《东方感情》（ Eastern Sentiments ）就充满了这种怀旧情绪。在这部文集中，作者将自己的怀旧情绪寄托于对父辈大量使用过的旧物件——一盏油灯、一支毛笔、一个滴水勺——的描写之中。从这些描写中，作者意图传达这样一种信息：自从清朝满族统治确立之后，朝鲜就是正统儒家文化的唯一继承者。所以在父辈的世界中，朝鲜处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然而，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这个世界正在令人遗憾地逐渐消失。对于朝鲜的知识精英阶层来说，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将传统文化精髓保存下来。正是出于这种思想，李光寿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朝鲜的古代诗文，指出这是朝鲜本土文化足以与任何国家媲美的证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用我们的语言写作的诗的确出现过，而且流传到我们的手中，尽管它是支离破碎的。” [3]
如果仅仅是单纯地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怀恋，那还不足以概括这个时期朝鲜精英阶层在确立新的民族认同方面探索活动的特征。甚至早在19世纪中后期，当朝鲜迫于外国压力而开埠时，就出现了以传统文化为旗帜抵抗外来势力的运动。1860年创立的东学道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然而，与19世纪不同的是，经过了20多年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这个时期的朝鲜精英阶层已经对近代工业文明的巨大能量有了切身体会，并且认识到朝鲜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闭关自守的道路上去了。所以他们对于近代的工业文明（即所谓的西学）并不像19世纪末那样抗拒，而是逐步地加以接受。李光寿的文集《东方感情》在充分表达对儒家文化时代的怀旧情绪同时，也有大量关于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及当地朝鲜移民村的近代化社会情况的记述。该文集的最后一篇《满洲游记》就是记录作者1938年前往当时伪满洲国的一次旅行的经历。 [4] 这就出现了旧的亚洲文化圈与日本统治下的“新”的亚洲帝国并存的奇怪现象。李光寿作为生活在殖民地时代朝鲜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实际上体现了朝鲜本土精英阶层对新的民族认同的构想：将儒家文化的哲学思想与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经济结合起来，以此为核心创立一个新的朝鲜民族。然而，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统制政策之下，朝鲜本土精英阶层在这方面的探索只能局限在文化研究领域，根本不可能考虑怎样根据这种理想在朝鲜创建一个新国家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探讨较多的则是当时流亡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如前所述，1919年的三一运动标志着朝鲜独立运动进入了以建立近代民族民主国家为目标的新阶段。三一运动之后，立刻出现了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建立的代议制流亡政府。当时，流亡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外国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承认与支持、统合不同派别的独立运动力量、安置流亡海外（主要是中国）的朝鲜人民等。但它在从事这些大量的具体事务性工作时，仍然对新的朝鲜国家将来的发展道路有着长远的思考。临时政府所代表的，主要是独立运动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他们相信，独立后的朝鲜应该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发展道路，其具体的思想则是所谓的“三均主义”，即通过普选制度以均政权，通过国有制度以均利权，通过免费教育制度以均学权。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进行，在统合朝鲜不同派别的独立运动力量以及制定建国纲领的过程中，三均主义的建国思想被越来越明确地提出来。对于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来说，三均主义不仅是未来的建国方针，也成为新独立的朝鲜国家民族认同的核心。
1940年5月8日，朝鲜独立运动的三大政党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和韩国独立党——宣布解散，另行组织一个统一的新韩国独立党。在该党的《创立宣言》中，明确规定其政治纲领是：“（一）完全光复国土主权，建立大韩民国；（二）保全有关我民族生存发展基本条件的国土、国权、国利，并发扬我固有的历史文化；（三）实施普选制，韩国国民参政权平等化，不分性别、教派、阶级的差别，在宪法上确定国民基本权利之均等化；（四）收回土地及大生产机关为国有，以求国民生活权之均等化；（五）实施公费的义务教育，以求国民修学权之均等化，而普及充足国民生活之基本知识及必需技能；（六）实施国民义务兵役，以编成国军；（七）联合以平等互助之友谊待我国家民族的友邦及其民族，共同促进人类的和平幸福。”
这一纲领明确体现了这个新党是以三均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三均主义的建国思想与中国国民党奉行的三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因此很容易被中国国民政府所接受。韩国三党合并之前，负责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联系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就在1940年1月26日给蒋介石的呈文中声称：“光复阵线者三党，思想与三民主义比较接近……站在本党立场，扶植金九领导之团体比较稳妥。”他建议“应采取积极主动之态度对彼等表示切实具体之主张，以便促使统一运动早日实现”。
因此，在三党合并为新的韩国独立党之后，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援助力度也有所加强。三党合并之后不久，在朱家骅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就拨款6万元帮助临时政府由綦江迁往重庆土桥，以便利双方的联系。
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韩国临时政府相信在盟国的共同努力下，朝鲜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已经为期不远。以金九为首的临时政府领导人着手制定能够体现韩国独立党党纲的《建国纲领》。1942年11月，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最终确立了《建国纲领》，并在28日正式公布。《建国纲领》共3章24条，在总纲中明确指出，以临时政府的执政党韩国独立党的三均主义作为其思想基础。《建国纲领》声称，三均主义是：“韩国之建国精神”，“吾民族所当遵守之最高公理”，也是韩国临时政府的最高理想。它给三均主义所下的定义是：“社会各阶层之智力、权力及富力，应为均等。”要实现三均主义，就必须“实施普通选举制度，以均政权；采用国有制度，以均利权；采用免费教育制度，以均学权。对国内外，保障民族自决权，以革除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平等”。《建国纲领》要求临时政府“采用革命的三均制度，在复国与建国阶段中，实现此一贯之最高公理即政治、经济、教育之均等”。
根据这一思想，《建国纲领》详细规定了复国运动的三个时期和建国运动的三个时期的不同任务，勾画了新朝鲜国的蓝图，这是临时政府对于三均主义最为全面的阐述。
需要指出的是，三均主义表达了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建国方针，但是并不能完全涵盖他们在确立新的民族认同方面的内容。三均主义所体现的是，在新建立的朝鲜国家内利益与权力的分配原则。这是确立新的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仅仅依靠利益和权力分配的纽带还不足以将全国人民凝聚成一个紧密的整体，还需要血缘、文化、语言和宗教方面共同性的补充。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与朝鲜本土的精英阶层一样，也非常重视朝鲜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金九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日本战败之后，他开始认真思考即将成立的朝鲜国家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朝鲜确立新的民族认同。1947年，金九发表了《我的愿望》一文，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金九指出：“我们民族任务的最高目标是：首先建立不受别人牵制，也不依赖别人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待建立了这样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后，其次才创建天下一家共享和平安乐的思想，并且应该首先由我们国家来实现推广这种思想。”由此，金九得出的结论是：“在人类世界中，必须要发现一种新的生活原理和实践的方法，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民族的使命，也是我们民族所必须有的自觉。”
在金九看来，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依赖的并不是近代的工业文明，而是朝鲜的东方传统文化。在《我的愿望》中，他说：“我盼望我国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而非期望我国变成最富强的国家……我们的富裕只要能使我们的生活丰足，我们的强大只要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就足够了，唯一期望的是高度的文化力量。因为文化的力量能使我们自身得到幸福，并且进一步也可给予别人幸福。现在人类所感不足的东西既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力……人类现在不幸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缺乏仁义、缺乏慈悲、缺乏博爱的缘故。”为此，金九提倡新成立的朝鲜国家应该充满祖先的“仁厚之德”。他呼吁：“唯有文化才能培养人类的这种精神，我希望我们不要专门模仿别的国家，而要成为崇高而新颖的文化的根源、目标及模范。”
由此可见，以金九为代表的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确立新的民族认同方面与朝鲜本土的精英阶层大体走的是相同的道路，即以朝鲜的东方传统文化为核心，与近代工业文明相结合，创建新的朝鲜民族。而在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建立起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框架方面，临时政府则有更为具体的思考。可惜的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将力量集中在争取国际承认和援助方面，与朝鲜本土的精英阶层缺乏联系，同时受国内外政治局势所限，在开展对日武装斗争方面成就较少，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思想的影响力。这些也正是以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独立运动左派力量抨击临时政府的主要内容。
与朝鲜半岛本土的精英阶层和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同，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他们在这方面的探索行动的。他们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争取国际承认和援助作为其独立运动重点的做法称为对大国卑躬屈膝的“事大主义”，认为应该依赖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斗争，独立运动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首先体现在对三一运动的不同评价上。尽管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也承认三一运动是朝鲜独立运动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但是他们认为三一运动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以恢复李氏王朝统治为目标转向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而在于它意味着朝鲜独立运动开始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开始进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正如金日成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三一人民起义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深刻的教训：人民群众要想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有组织地开展斗争，必须彻底清除事大主义，建设自己的坚强的革命力量……以三一人民起义为转折点，我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宣告结束，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20年代，朝鲜独立运动中开始出现共产主义思想萌芽。1925年初，一批主张革新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北山脚下召开会议，认为需要建立一个能统一领导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从而开始了组建高丽革命党的工作。一年以后，北山会议的参加者与朝鲜国内的天道教革新派代表、横平社代表以及苏联滨海省的朝鲜流亡者代表一起举行联席会议，宣布成立高丽革命党。高丽革命党的党纲规定，它的宗旨是：“消灭现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现有国家组织，根据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世界统一的国家。”
这表明，朝鲜独立运动中一部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开始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看待朝鲜的独立运动了。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认为这对于独立运动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日本为了进行战争，将会在朝鲜加强殖民统治，更加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从而推动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到极限，为他们将民族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提供良好的条件。此外，日本的侵华战争也将朝鲜的独立运动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开始积极投身中国的抗日战争。
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参加中国的抗日斗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关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运动，联合华北地区的朝鲜流亡力量进行抗日。武亭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40年，中共中央将转移到华北、陕北地区的朝鲜革命者组织起来，成立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由武亭担任会长。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强调“中国抗日战争与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联系”，号召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打击日寇，促进朝鲜民族解放事业”。1942年8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改组为朝鲜独立同盟，并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大改编为朝鲜义勇军，选举金枓奉（金白渊）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在朝鲜独立同盟的成立宣言中，明确宣称它的主张是：“巩固与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民族革命……为保护在华北20万朝鲜同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而斗争，望华北的朝鲜同胞不要忘掉朝鲜人的立场和朝鲜人的灵魂，参加革命团体，组织革命武装，发挥应有的斗争精神……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已与全世界革命浪潮汇在一起，因此，我们要和国际上联系，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之一员，完成朝鲜民族解放。我们积极拥护并支持东方反法西斯同盟，并联合日本各反战团体做抗日工作。”
宣言清楚地表达了将朝鲜独立运动视为世界革命浪潮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
另一部分则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朝边境开展组织活动。1926年10月17日，金日成等一批青年学生组织成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其纲领规定同盟当前的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最终目的则是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1930年7月3日，在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他们的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时，沿用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纲领和章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朝边界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相信，他们面临着有利的时机，可以将朝鲜的独立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也实现阶级解放的任务。于是，他们开始了在中朝边界地区创建武装部队的工作，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由此可见，不管是华北地区的朝鲜独立同盟，还是在中朝边界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在阶级革命的基础上确立新的民族认同的，将朝鲜的独立运动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希望用阶级纽带加强朝鲜人民在血缘、语言、文化、祖先等方面的认同，并以此为核心将独立之后的朝鲜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上面的梳理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一运动之后，朝鲜的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在确立新的民族认同方面开始进行探索了，并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遗憾的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同时也受到各自不同政治观点的局限，这三种探索行动之间未能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更不用说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达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一致的民族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西方国家在安排战后世界方面的斗争日益激烈，在这种国际局势的影响下，朝鲜的民族主义者在民族认同方面的分歧被进一步放大。无法在民族认同方面达成一致，成为战后初期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建立统一国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的一个重要原因。
[1] Janet Poole， When the Future Disappears：the Modernist Imagination in Late Colonial Kore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10.
[2] Soon Won Park，“Korean Factory Worker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Hyung-Gu Lynn ed.，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Colonial Period of Korea 1910-1945，vol.2（ Leiden：Koninklijke Brill NV，2013），p.330.
[3] Janet Poole， When the Future Disappears：the Modernist Imagination in Late Colonial Korea ，p.108.
[4] Janet Poole， When the Future Disappears：the Modernist Imagination in Late Colonial Korea ，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