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沟通活动中,不仅涉及符号本身的意义,或者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还包括其他复杂的方面。人类社会的信息沟通具有明显的过程性,它在时间序列中发生和发展,以矛盾运动的方式完成历史演化,它在空间结构上包含多种要素和环节,以普遍联系的方式客观存在。在人类沟通活动的过程性中,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传播者的意义、受传者的意义、沟通情境的意义等。
传播者的意义。在沟通活动中,发起沟通的那一方,即“传播者”往往要通过符号来传递意义,这是一种符号化操作的行为。但是,传播者的意义并不是总能得到完整和准确的表达,作为符号化过程结果所形成的符号系统未必能彻底代表传播者的本意。“因为符号是人为确定的、含义模糊的和抽象的,因此它们的含义不是不证自明的或绝对的。相反,我们必须阐释符号的含义。我们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或是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的对话中建构意义(Duck,1994a,1994b;Shotter,1993)。这个建构意义的过程本身就是符号化的,因为我们是借助词语思考事物的含义的。如果一个同事说‘我们下班后一起去吃饭吧’,对这个建议可以有多种理解。它可能是一种从工作关系变成朋友关系的邀请;也可能是要继续讨论工作中的一些事情的含蓄的请求;也许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个要求是表示有意发展出浪漫的关系。‘我们下班后一起去吃饭吧’不会在任何时候都表达同样的意思。‘I’m sorry’意味着对我所做的事情表示歉意吗?还是说,我为某事的发生感到遗憾,尽管它并不是我的错误?我们花费精力去解释词语,并且把某些含义与它们对应。推而广之,有影响力的传播者警惕可能的误解,他们不断地核对,以确定合适的含义”。
受传者的意义。所谓“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者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林妹妹”,对同一个或同一组符号,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时代的人们也会因人而异有不同的读解,符号本身的意义与受传者接收到的意义未必是一致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是符号本身的意义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二是由于每个受传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经历以及与对象事物的利益关系等社会背景来理解和解释符号的意义的,这些因素不同,每个人从同一文本中得到的意义也就会存在差异”。 鲁迅先生在论及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时曾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人际沟通领域,“对你而言非常清楚的信息,却使其他人困惑或误解。你告诉你的发型设计师‘头发修一点就好’,然后你非常惊讶地发现她的‘一点’竟然是你的‘很多’。当你针对女权主义的价值激昂地辩论时,并没有领悟到你和其他人口中的‘女权主义’竟然呈现完全不同的意义。诸如此类的误解提醒我们:意义不在字眼里,而在心眼里”。
沟通情境的意义。人类所有的沟通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情况之下,沟通不会在事实的真空中进行,它一定是彼时彼地、具体环境下的产物。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语境”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从文学的角度看,“语境”是一切影响对文体(或文本的一部分)理解的条件;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境”指语言成分出现的环境;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语境”是确定某种话语或文句的意义时所依赖的外部世界的特征或者因素。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1896~1982年)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借用“语境”的概念,沟通情境就是沟通时的“语境”,指的是对特定的沟通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事物、条件或因素的总称。沟通情境包括具体的场景,如人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与什么人在一起;还包括沟通行为的参与主体所处的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规范、语言、文化等较大的环境背景。在很多情况下,沟通情境会给符号本身带来新的意义,并对符号自身意义的表达产生制约。“在大学课堂、家族成员的葬礼、重要的面试场合、政治性集会或赛前动员会、朋友聚会上或家里陪伴父母时,你在用词和语法的选择上会有微妙的或不甚微妙的差别。基于我们会自然地改变我们的语言,这涉及他人的心理特点和爱好,涉及他们分享我们文化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行为的程度……有效的沟通者会学着使他们的语言适应沟通语境”。
概括地说,符号本身具有意义,但意义不只存在于符号本身,它也渗透在人类沟通的全部过程之中,存在于人类沟通的时间序列和空间结构之中。因此,沟通中的意义表征更为复杂。
第一,能以符号表达的是意义,不能以符号表达的称不上意义。符号和意义是有机的统一体,意义不能脱离符号而存在,意义与符号的有机结合可以传递信息。不能以明确的符号形式表达出来的意义不是确定而清晰的意义,最多算是意义的潜发状态或者意义的胚芽。例如,人们在头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这个念头一时还说不清楚,既不能用语言表述,也不能画出来、写出来、示意出来,那么这个念头就是模糊的,不是真正的意义,没有确切而具体的精神内容。
第二,符号相对稳定,意义复杂多变。符号与意义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作为形式的符号一旦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作为内容的符号则与生动、丰富的社会实际紧密联系,往往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以语言为例,普通语义学研究指出,语言是静态的,而实际是动态的;语言是有限的,而实际是无限的;语言是高度抽象的,而实际则是丰富多彩的具体事物。据《中国教育报》报道(2015年10月17日),教育部自2006年首次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以来,10年间提取如微博、中国梦、微信、正能量等新词语共计5514个。这些新词语反映了人们在语言使用上的创造力,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热点与焦点;这些新词语在原有语言符号的基础上,融入了人们社会实践的智慧结晶,体现了语言使用的鲜明时代特征,也传达了人们对自我状态及社会公共事件的判断、评价和感受。
第三,人们把握意义的有限性造成了沟通障碍。从长远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随着人类智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整体驾驭符号表述意义和读解意义的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作为个人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主、客观因素制约下,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人际沟通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词不达意”或者“言不尽意”等现象,也难免会造成对意义解读的偏差,带来沟通上的隔阂。驾驭符号表述意义和读解意义的能力是当代人的基本沟通能力之一,是人们沟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沟通情境的意义由沟通情境符号所构成。沟通情境的意义由一系列情境符号及其相互结合所构成,它包含了由参与沟通的时间、地点、人物、场景、氛围等伴随性情境要素符号,这些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会对符号本身的意义产生影响,并对沟通效果形成制约。
总而言之,人类沟通的社会实践性决定了符号和意义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