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沟通最伟大之处莫过于拥有完备的符号体系，在这其中，“语言”是最基本的一种符号体系。因此，研究人类沟通，也可将人类使用的符号分为两大类：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

现代语言学立足于将人类的语言行为，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沟通行为加以研究。由于人们认知水平的局限，20世纪以前的研究者，往往把语言等同于思维，将语言看作思维的直接现实，以文献校勘和文字训诂的方法研究语言。这些研究，忽略了对语言自身发展的历时性考察，也不太重视考察语言演变与人类社会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生物信息系统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最初建立起来的以语言为核心的信息沟通系统，是一个体内信息功能“体外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对比来看，生物或动物依靠体内的遗传和变异因素来适应环境，这是一个时间漫长、效率低下且充满风险的进程，进化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生物物种的生成与寂灭，说明这种基于遗传机制的信息系统在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面前十分脆弱。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最终具备了不仅依靠遗传信息，而且依靠体外化、社会化的信息系统来适应环境，从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类能够将对自然和环境的认识作为经验、知识和文化，利用文字为代表的各种体外化媒介加以记录、保存和累积，并通过教育和学习传授给后代，这是一种效率极高的信息传播方式。”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语言是一种实践，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与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 语言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它的本质是一种交流信息的人际沟通活动。语言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语为基础素材，以语法为结构规则，是一整套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语言。在人类沟通的历史发展中，首先出现了感性的分音节的有声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音节有声语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能彻底满足人类社会生活的沟通需求，继而又出现了感性的有形书写语言，即文字。文字可以将转瞬即逝的声音语言记录下来，打破时空限制，极大地扩展了语言作为沟通工具的能力范围，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德国语言学家舒哈特（1842～1927年）强调，语言的本质在于沟通。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帕森也认为，语言是以沟通思想和感情为目的的社会活动。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1875～1960年）提出，语言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当人们有沟通需求时，语言也就应运而生。所以，在众多语言学家看来，“沟通”是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社会性”的集中表现。

索绪尔曾详细论述了语言符号的社会性，他进而把人类的语言行为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方面。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人类代代相传的语言符号系统，包括语法、句法和词语，是一定社会集团约定俗成的社会规约和意义系统；“言语”是说话者可能要表达或者思索的全部内容，是说话者为了阐发某个意思而选择一定的语言符号，并加以序列化的组合方式。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的理论成果对人们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沟通活动，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美国语言学家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认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活动的研究只停留在外部描述的层次上，没有深入揭示人类如何通过语言进行沟通的内在机制，只是一种“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表层结构是波动多变的，因而展现出无限多样的面貌；但其深层结构是具有客观普遍性的，它直接植根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所有人类语言有共同的“底层语法”。 他用“转换”和“生成”的概念，来阐释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内在机制：“句子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存在单一的对应关系，对某一段言语来说，句法形成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语义对这一深层结构进行语义说明，语音则对表层结构做出语音说明。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语言使用者所经历的是一个无意识的转换过程。”

20世纪30年代，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以“日常语言的作用”为主要内容的流派——“普通语义学”。普通语义学注重考察语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尤其看重语言的运用问题，从而揭示出语言符号的一些特性。

比如“迟滞性”。万事万物皆变动不居，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变化之中。但是，指涉永恒变动事物的语言，在一定阶段内却是相对固定、静止的。语言可以表述约略的时间段落，但不能穷尽时间长河中每一个变动的瞬间；语言可以表述一段时间中的事物状态，但不能纵览这些事物渐变的全部过程。

比如“概括性”。由于事物处在变化运动之中，随着事物的发展，必然产生海量的细节和丰富的特征，而语言只能指代事物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的细节和特征，那么这种指代关系只能算是一种提炼和概括，同时必然伴随对其他细节和特征的舍弃。而语言的这种概括性是分层次、有序进行的，被称为语言的“概括抽象阶段”。

对上述特性的认识，为人类沟通中的语言运用提供了诸多有借鉴意义的法则：关注语言概括层次的组合，高度概括与低度概括应比重得当、错落有致，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际沟通，“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

辨别语言概括阶梯的差异，避免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情况干扰语言概括上的阶梯次序；克服类别思维、过度概括；注意语言的渐变性质，考虑到事物发展及其存在方式往往是一种跨越界限的渐变过程，而语言中的对立概念不一定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考虑语言的主观倾向，作为象征符的语言与其指代的事物之间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也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受到主观倾向的左右，所以需要考虑这些主观倾向，尽量消除误解。

非语言符号泛指人际沟通中语言符号之外的其他符号形式。许多研究者认为，在面对面的人际沟通中，大约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复杂含义是通过非语言符号传达的。美国心理学家克特·W. 巴克将非语言符号分为三类：动态无声的、静态无声的、有声的。美国学者朱迪·C.皮尔逊将语言符号分为四类：面部和身体动作、空间和触摸、声音暗示、服饰和其他装饰品。在这里，试将非语言符号做简单的分类，即伴生符号、体姿符号、继承性象征符号。

伴生符号与语言符号相伴相随，也被称为“副语言”，是声音语言或文字的伴生物。如人们的声调、语速、音量、重音、停连、音色，也包括哭声、笑声、哼声、叹息、咳嗽、掌声等，还包括文字的大小、疏密、粗细、工整或潦草等。研究者认为，副语言不只对语言起辅助作用，它本身也具有自己的意义。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副语言往往透露着更丰富的信息。

体姿符号也被称为“体态语言”，包含了人的动作、手势、表情、目光、动作、姿势、情态、触摸等。克特·W. 巴克说：“光是人的脸，就能做出大约二十万种不同的表情。” 显然，人类丰富的面部表情在沟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人类很多心理状态和内心情感，都能通过面部表情体现出来。手势与动作也是如此，美国作家海伦·凯勒（1880～1968年）曾这样写道：“我接触过的手，虽然无言，却极有表现性。有的人握手能拒人千里……我握着他们冰冷冷的指尖，就像和凛冽的北风握手一样；也有些人的手充满阳光，他们握住你的手，使你感到温暖。” 在日常的沟通活动中，体姿符号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与语言一并使用。它参与营造沟通情境，传递出丰富的含义。

继承性象征符号是一种独立的、具有能动性的非语言符号，它或以个体面目出现，或以组合方式出现，但都是人类社会接续相传的观念体系，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实践化和程式化的符号。日本学者这样论述：“在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处于比感觉—运动更高的层次并代表高度表象活动的，无疑是语言。但是，语言并不是唯一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各种非语言的象征符体系如仪式和习惯、徽章和旗帜、服装和饮食、音乐和舞蹈、美术和建筑、手艺和技能、住宅和庭院、城市和消费方式等，都包括在其中。这些象征符体系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

在人类沟通活动中，非语言符号呈现出十分活跃的特性。它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即使一个人不说话也不写字，但还是会散发出大量的非语言符号，透过眼睛、神色、呼吸、表情、动作……表露内心世界。它真切发生，实用可信。如弗洛伊德所说，没有人可以隐藏秘密，假如他的嘴唇不说话，他也会用指尖说话。它汇聚多元的符号形式，形成符号系统，与人类沟通行为相互映照，互动增强，互为支持。它带有隐喻的特质，揭示背景信息，触及核心要义。 oUlxlz279fckAVeKvg7UUVmT28q7JFWVB+4HD/3oxNW9tJHzFs/iVROp4tqVtgab